一心為民。官員們真正保險的護身符”什么？那就是清正廉潔。

表面上貌似平靜，如今一些潛伏在官場的貪官。其實內心充滿恐慌，生怕有朝一日自己的罪行敗露，被“打落下馬”那個“本該去的地方”為了減緩內心的恐懼，一些潛伏的貪官們總會想方設法變著法兒為自己找“護身符”以求內心的安寧。筆者粗略觀之，發現一些貪官愛從四個方面找“護身符”

想方設法巴結、拉攏上級，一是將上級的保護傘”當做“護身符”一些貪官深知“背靠大樹好乘涼”道理。甚至不惜代價讓上級變成綁在自己貪腐繩上的蚱蜢，以此套牢上級，讓上級在關鍵時期”保護自己。殊不知能夠管貪官的上級多得很，并不是所有的上級都能為貪官所用，關鍵時刻”幫貪官一把，上級的保護傘”也可能被上級的上級摘掉。這樣的護身符”實在不保險。

對貪官們隨時都會造成巨大的威脅，二是將紀委、反貪部門某些人當做“護身符”紀委、反貪部門手執反腐利劍。為了求得平安，一些貪官想方設法拉攏、腐蝕某些紀委、反貪部門人員，甚至將某些紀委、反貪人員“拉下水”讓他變成自己的人”以圖筑牢腐敗利益同盟。殊不知建立在利益基礎上的同盟通常不牢靠，弄不好就會“內部反水”紀委、反貪部門的某些人也有上級管著，誰又能保證這樣的利益同盟有朝一日不被上級“一鍋端”這樣的護身符”也不保險。

熱衷于拜佛求神，三是將神靈、風水當做“護身符”一些貪官不信馬列信鬼神。玩風水的把戲，有的鬧出被巫婆、神漢欺騙的丑劇。殊不知正統宗教的神靈、佛、菩薩從來都是抑惡揚善、懲罰惡人的貪官干了壞事，怎能得到神靈、佛、菩薩的保佑？這樣的護身符”仍不保險。

有的貪官想方設法在各類媒體宣揚自己的政績和廉潔，四是將自我標榜和作秀當做“護身符”有的貪官在臺上喊反腐說的比唱的都好聽。有的貪官在上級面前談廉潔信誓旦旦，有的貪官想方設法爭清正廉潔的先進典型，有的貪官在工作生活中故做簡樸狀，等等，這些貪官們諸多作秀，無非就是為了往自己的臉上貼上廉潔的金，公眾面前裝廉潔，留下廉潔的好印象。殊不知“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貪官是真廉潔還是真作秀，群眾通常能一眼洞穿。這樣的護身符”還是不保險。

一、我國外逃貪官引渡現狀

最近幾年，隨著國家反腐敗力度的加大，貪官外逃現象也愈演愈烈，引起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同時貪官外逃成為嚴重影響中國國際聲譽的重大問題，也成為中國法治發展的嚴峻挑戰。余振東、楊秀珠、藍甫、高嚴……這是一串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他們無一不是斂財數千萬乃至十數億元的腐敗分子，他們中有人外逃多年后被引渡回國，也有人至今仍逍遙法外，在國外過著富豪般的生活。根據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在《離岸金融中心成中國資本外逃中轉站》報告中的不完全統計，我國外逃貪官目前有4000多名，卷走的資金約在500億美元左右。我們必須深刻反思難引渡這種現象背后的制度性缺陷，才能真正從制度上建構起遏制貪官外逃的法治長城。

二、我國在引渡貪官過程中遇到的障礙

在國際法上，引渡是指一國把在該國境內而被他國指控為犯罪或已被他國判刑的人，根據有關國家的請求移交給請求國審判或處罰。在現代國際關系中，引渡制度是一項國際司法協助的重要制度，也是國家有效行使管轄權和制裁犯罪的重要保障。然而各主權國家并沒有必須引渡的義務，引渡的法律依據主要為含引渡條款的國際條約、國際公約以及相關國內立法。我國在貪官引渡的過程中遇到各種掣肘，其中主要面臨兩大障礙。

（一）政治犯、死刑犯不予引渡原則。政治犯不引渡原則是一個很大的障礙。政治犯不引渡是引渡上的一項基本原則，是各國公認的一項國際法原則，即一國對于在其境內的某一外國人因民族、種族、國籍、宗教、參加某一政治團體或具有某種政治觀點而遭受其本國或居住地國通緝、審判或判刑而給予庇護，拒絕將其交給其本國或經常居住地國。該原則形成于法國資產階級革命以后西歐一些國家的國內立法和各國間的引渡條約的規定。1793年《法國憲法》中規定：法國給予為爭取自由而從本國逃亡到法國的外國人以庇護。這是關于庇護政治犯的立法的開端，也為政治犯不引渡原則的形成奠定了基礎。1833年，比利時制定了第一個禁止引渡政治犯的法令。后來，在歐洲國家間訂立的引渡條約中，大都有政治犯不引渡的規定。這樣，政治犯不引渡就逐漸成為各國普遍接受的原則，現在已成為各國公認的國際法原則。中國外逃的貪官往往因為以"政治犯"為由，避免被引渡。

此外，我國經濟犯罪的死刑問題是影響貪官引渡的重大障礙之一。在國際社會，死刑犯不引渡是一條傳統的原則。有些國家即便沒有廢除死刑，他們只要斷定你要判這個人死刑，通常情況下也不會引渡，以顯示他們對"人權"的保護。哪些條件可以引渡，哪些條件不可以引渡，更多取決于其本國法律的具體規定，各國之間法律存在的差異，也會造成引渡的障礙。與此國際潮流所不同的是，我國刑法中目前仍廣泛存在死刑。從學理上講，貪官的確未必都需要判處死刑。但實際情況是，由于出逃貪官的犯罪數額都特別巨大，如果按照既有的法律規定，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會被判處死刑。在這一點上，我們與許多國家存在制度上的差異，而且是較為嚴重的制度分歧。尤其是在特別強調人權保障的今天，死刑問題更加受到人們的關注和重視。許多國家以人權保障為由不向中國引渡或外逃經濟犯罪的嫌疑人，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因受賄*余萬元，違規放貸造成國家損失*億元，近日被法院一審以受賄罪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1：100，這是黃錦江受賄額與其受賄行為造成國家損失額之間的比例。為了一己之私，便置上百倍的國家利益于不顧，黃錦江，你的良知何在？德行何在？責任心又何在？

與自私自利的黃錦江之類的貪官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剛剛評選出的53名“全國道德模范”，以及254名“全國道德模范提名獎”獲得者——他們或助人為樂，或見義勇為，或誠實守信，或敬業奉獻，或孝老愛親。為了國家的利益、社會的和諧、公眾的幸福、別人的生命，他們愿意付出自己的辛苦勞動甚至生命而一無所求。他們是全社會的楷模，更是公職人員的榜樣。

面對道德模范的感人故事，那些已經被處罰的貪官，以及還潛藏著的貪官，應該感到汗顏。

道德模范助人為樂，比如河北農民林秀貞，30多年來贍養村里的孤寡老人，有的8年，有的14年，有的20年，使這些老人重享生活的快樂。而一些貪官呢，卻濫用職權貪污挪用被困難群眾視為“保命錢”的社保基金，讓人很不快樂。

道德模范見義勇為，比如江蘇52歲的小學教師殷雪梅，用瘦弱的身軀，在飛馳的汽車和6個稚嫩的生命中間，構筑起生的屏障。而她，則把生命寫入了永恒。一些貪官呢，卻是在收受賄賂后，放棄職責，導致安全事故頻發，使數十上百人喪生；導致教材教具價格虛高，讓很多孩子“上學貴、上學難”。

近日，北京市豐臺法院對2014年至2014年審理的貪污案件進行調查后發現，貪官趨向年輕化——平均年齡為44歲。貪污的手段也以直接侵吞方式為主，此類案件占案件總數的94.7%（2014年4月25日競報）。 分析起整治貪官的措施，

很多人熱衷于歸結為兩個方面：加強官員的道德修養和健全相應的監督機制。事實上這兩點也正是無數貪官在落馬之后的懺悔中老生常談的內容，為什么幾乎所有的人都知道這樣的預防措施，而貪污腐敗行為依然屢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呢？筆者認為其中另有原因。

越來越多的年輕干部初涉官場就出現貪污腐敗行為，至少說明在用人機制上還存在一定的問題。不少年輕貪官在任職之初就抱有一種很強的功利欲望，也正是憑借種種不法手段他們才得以爬上官員的寶座，為了挽回曾經的付出，勢必會變本加厲地貪污腐敗。在這樣的前提之下，黨員干部的道德修養教育對他們顯然收效甚微。道德修養本身就是一種自我約束力，那些一門心思想要腐敗的貪官們又怎能甘心自己去約束自己的行為呢？

貪官們直接侵吞為主的貪污方式令人震驚，這樣的方式幾乎已毫無“技術性”可言，為什么他們敢于如此明目張膽肆無忌憚？雖然我們不得不承認制度上確實還存在某些缺陷，但也決不至于淪落到一無是處的地步。據統計，十五大以來，全國省部級以上機關共制定黨風廉政方面的法律法規及其他規范性文件2014余項，其中中紀委、監察部制定的就有120余項。這么多的各項制度措施，難道沒有一條能觸及到貪官們的要害嗎？是什么原因讓這些貪官們竟然直視制度為無物？答案只有一種，那就是落實。懲處貪官所欠缺的不是制度，而是如何把這些制度落實到實處，真正對貪官起到一種震懾的作用。

“贛南第一腐敗大案”主角“三貪”局長李國蔚，在庭審現場頗為不服氣地說：“我犯這些事，是因為社會風氣不好。查到了我，算我運氣不好?！必澒俾漶R卻歸咎于“運氣不好”，一方面說明確實還有“運氣好”的人在，另一方面也表明制度在這些人眼中根本不算什么。制度缺乏必要的權威性與震懾力，其結果就是貪官們競相凌駕于制度之上，甚至就連落馬也只是埋怨自己“運氣不好”?！按嬖跊Q定意識”，這種心態所折射出的社會現實可想而知。

制度反腐被認為是解決腐敗問題的根本，因此每當腐敗現象出現，很多人總是傾向于從制度上分析原因、尋找對策，力爭使制度更加完善。但是在制訂出新的制度的同時，如果忽略了制度的落實，則很有可能使制度成為一紙空文，而那些貪官們顯然對此已經形成了“抗藥性”，因此難有實際收效。

黨風廉政建設，廣大人民群眾寄予厚望；黨風廉政建設，關系黨的事業興衰成敗和黨的生死存亡。

“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了黨同各種消極腐敗現象是水火不相容的”、“把反腐倡廉建設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懲防并舉、注重預防的方針，扎實推進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在堅決懲治腐敗的同時，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預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設”……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強調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對今后反腐倡廉作出了全面部署，引起了十七大代表的熱烈討論。

對腐敗現象絕不姑息，對腐敗分子絕不手軟

對腐敗現象，廣大人民群眾深惡痛絕；對反腐倡廉工作，我們黨一直高度重視?！包h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成效明顯”——在十七大報告這句話的背后，是我們黨同各種消極腐敗現象的不懈斗爭。

“我們黨的肌體從整體上看是健康的，黨員干部的主流是好的，腐敗分子只是極少數。就是對這極少數腐敗分子，我們黨也堅決嚴肅查處，絕不姑息養奸?！笔叽蟠?、來自四川的章小平說。

據中央紀委有關負責人介紹，2005年，共有11071人因為貪污賄賂行為受到開除黨籍處分，其中7279人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貪官的蛻化變質，既是在一定的腐敗心理影響和支配下，利用公共權力謀取私利的過程，也是在腐敗心理作用下的結果。其腐敗心理的形成則是腐敗者在動因和外在誘因相互作用、轉化的結果，是由量變到質變、部分質變到心理結構總體質變的結果?？v觀許多貪官的墮落，大凡經歷三個階段，稱為“三部曲”。

“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

看一看當今一些大大小小的貪官，一個個都是人模人樣的，要文化有文化，要能力有能力，要業績有業績。但是，隨著地位和職務的不斷升高，他們手中的權力越來越重，出頭露面的機會漸漸地多了起來，身邊逢迎拍馬之人應有盡有，奉承話、恭維話不絕于耳，還耳濡目染一些腐敗現象，在一個又一個所謂的土特產、紀念品、禮金禮品等糖衣炮彈的攻擊下，產生了消極從眾心理，也就理所當然地邁出了走向腐敗者行列的關鍵一步——“濕了鞋”。所以，原公安部副部長李紀周在悔罪書中寫道：由于放松了學習，思想覺悟越來越低，自我約束能力也是越來越差，最根本的是忘記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對社會上的不正之風、腐敗現象越來越缺乏警惕，以致麻木不仁，慢慢地自己思想上防腐拒變的防線開始崩潰，覺得自己接受朋友表面沒有什么明顯企圖的一些錢物也算不得什么，受這個“一念之差”左右出現的偏差，變得一發而不可收，最終陷入了犯罪的泥潭。

“既然濕了鞋，就再洗洗腳”

如果說，腐敗者在第一次實施腐敗時，往往會產生矛盾心理，心中有些忐忑不安的話，但只要隨著時間的推移，其擔心會自然消失，特別是在感到“沒事”之后，心中僅存的那么一點負罪感、不安感消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慶幸，僥幸心理即便形成并占據上風，并驅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行使腐敗，胃口越來越大。貪官至此時，早已把黨紀國法拋到九霄云外，不斷地發出“當官的感覺真好”的感嘆來，而且不僅滿足于錢欲，又滋生出“愛江山更愛美人”的奢欲來，帶小蜜、養情婦、包二奶，制造出“十個貪官九個花”的鬧劇來。所以，“五毒”書記張二江出籠了。他從1989年至2001年7月的12年間，幾乎平均每個月都有一名女性被他玩弄，幾乎不可一夜空床。他經常指使自己的表侄及身邊工作人員充當“皮條客”，為其物色符合他標準的女孩供其玩弄，甚至多次與多名女性同床淫亂，與姊妹倆發生性關系，左擁右抱，毫無廉恥。當然，用來滿足他縱欲的大量錢物只能靠貪婪而獲得了。

“既然洗了腳，干脆洗個澡”

近段時間，我們集中觀看了警示片，閱讀了警示錄，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貪官者如此之多，范圍如此之廣，小到村級干部，大到部級干部，金額少的幾千，多的幾千萬，確實觸目驚心，雖然他們貪污受賄的方式、方法各不相同，有的利用手中的審批權，有的利用手中的審判權，有的利用手中的資金分配權，有的利用手中的人事調動、職位升遷權等等，但是他們有唯一性，那就是手中撐握著權利。因此，貪污受賄的罪魁禍首是權力，而不是貪官者本人，不信你們看看，受處理后的貪官者還有誰會去賄賂他們，難道人變了嗎？沒有，而是權力沒有了。因此，我們想杜絕貪污受賄就要從權利說起。貪官者利用手中掌握著權利謀取自己的利益危害人民，而他們手中的權利是人民給的，如果人民不給他們權利，我想他們也不會貪污、受賄，最終走向斷頭臺，也不會發生白發老人送黑發兒女，孩子失去父母那種傷痛的悲劇場面。如何杜絕權利存在呢？

一、要從思想觀念上消除權利存在

我經常聽到上級領導對剛上任的下級領導說，這是人民對你的信任，這是人民賦予你的權利，你要好好地為人民服務，我想這種觀念應該要改變過來，不能說這是人民賦予你的權利，就該說這是人民交給你的重任，是義務、是責任，而不是權力。當然要改變這種觀念很難，權利兩字在官場上用了幾千年，根深蒂固，但作為一名黨員、干部就應該去說、去宣傳，那怕是小石子扔進大海，起不了風浪也應該試試，我堅信扔到的地方一定能產生微波。

二、要加強監督力度。

看了那么多案例，一個個貪官者不是生來就貪，有許多曾經還是優秀人才，為什么導致他們走向墜落呢？失控——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權利失控，一旦權利失控，許多為官者為了權利，絞盡腦汁，偽裝自己，賄賂上級，欺騙人民，使自己的權利越來越大，個人利益越來越多，對國家、對人民的危害越來越嚴重。因此，要加強監督力度，使為官者在黨的領導下，在下民的監督下，履行自己的義務，承擔自己的責任。

貪官落入法網后其懺悔的調子大多相似，諸如放松了思想改造，放松了看書學習等。盡管這些并非其墮落的全部原因，卻道出了共同的病灶，原來貪官大多不讀書。

某些出事的貪官先前在大學里也讀過百十本書，學而優則官后，離書就漸行漸遠了。上班一是看報紙：大報看標題，省報看領導，本地報紙一是看幾套班子，而后是看本區鎮、本處局的消息，其余的則一帶而過；二是看文件：上下左右的文件、人民來信太多，只能選看略看，有的圈圈批批，有的轉轉踢踢，有的干脆不看。八小時之內忙開會、忙接待、忙政績、忙升遷、忙貪污，沒有時間讀書，也沒有心思讀書。八小時之外要接待、要應酬、要收禮受賄、要買官賣官、要喝酒唱歌、跳舞打牌桑拿獵色，就更沒心思讀書了。

組織上每每要求干部們讀一點書，還要求寫讀書心得筆記。然而，親自讀書親自寫筆記的并不多，有讓下級找些資料來抄的，有的干脆讓下級代勞。至于上黨校、進讀書班、在職讀碩讀博什么的，自有秘書代聽代記代考論文，領導是不屑于親歷的。別看辦公室的書櫥里整整齊齊排出若干本書，那是布置環境營造氛圍、顯示學問，作“秀”而已。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書是人類進步的階梯。踏著這個階梯到達人生某個臺階后再撇開這個階梯，很難想象還能攀升到什么高度。而由臺上之官落馬為階下囚，恰恰說明沒有正確的讀書目的和持久的讀書生活，縱然學而優則仕，也會仕不學而劣，漸漸地厚黑化、倒退到比沒有知識還要骯臟的境地。

書籍乃是取之不盡的能源。對于人生，書是釋疑解惑、增知積德的良師益友；對于誘惑，書是抵御滾滾紅塵的鎧甲；可惜，如同做父母的教育子女讀書一樣，“父母”官們總是教育下級讀書學習，自己卻悠然、茫然、碌然乃至昏然于外，這是貪官們無可挽回的悲哀。

“廉者，民之表也；貪者，民之賊也?！秉h中央重拳出擊，貪官紛紛落馬，老百姓拍手稱快。一個個落馬的“貪官”，就是一面面鏡子，應年年歲歲引以為鑒；一聲聲警鐘，應時時刻刻長鳴耳邊。

“吏不畏我嚴，而畏我廉，民不畏我能，而畏我公。公則民不敢慢，廉則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古代的官員就有如此的境界，今天，作為共產黨的干部，更明白自己手中這權必須為民所用，要為群眾誠心誠意辦實事，盡心竭力辦難事，堅持不懈做好事，而不能以權謀私，以權謀利。一旦以權謀私，以權謀利，那么離“貪官”就不遠了。

“官”之“貪”，說到底，無非是一個“錢”字。貪到了錢，有些人就獵色，有些人便豪賭，肆意妄為，不一而足。所以，樹立“以不貪為寶”的信念，十分重要。

“以不貪為寶”，典出《左傳》。說的是春秋時宋國有一個人，把一塊美玉拿去獻給當時的一個名叫子罕的大官。子罕堅決不肯收。獻玉的人說：這是一塊世上稀有的珍寶，所以我給您獻上。子罕說：我把不貪作為珍寶，你把美玉作為珍寶，如果你把它給了我，那么我們就都失去了珍寶。與其這樣，還不如你我都各自擁有自己的珍寶。

子罕“以不貪為寶”，體現了一種寶貴的精神。把“不貪”作為一種“寶”，也就是把“不貪”作為高尚的情操而恪守之。子罕見稀世珍寶而心靜如水，潔身自好，何其難能可貴！

今天，我們仍要繼承這“以不貪為寶”的傳統美德，尤其是為官當政者。

國慶期間，與來自各地的朋友閑聊反腐敗問題，這時，我忽然發現，大家所談到的一些腐敗分子，盡管在臺上時職務有大有小，但都不約而同地有一個特點，就是在他們的“朋友”圈子里，既沒有無權無勢的底層老百姓朋友，如工人、農民、教師、手工業者等，也沒有一個層次較高的知識分子朋友，例如大師級的學者、著名科學家、資深記者、名作家、海內外有影響的藝術家等等。

這些腐敗分子當然也有“朋友”、也有心腹，但是些什么人呢？大致不外乎這么幾類：一類是與他們沾親帶故的人，如親戚、鄰居、老同學老同事等；二類是他們尚未發跡時交往過的社會小混混，大都是做生意的出身的，例如販魚賣蟹開小飯店，或者是“第一桶金來歷不明”者，然后想靠貪官發財的，因而關系拉得賊緊；第三類是海外來的、或本地財大氣粗的商人，例如房產開發商、大企業老板等；第四類是各種工程的包工頭，這就不去說了；第五類是腐敗分子的下屬，由于為貪官送錢、買官、介紹女人、陪賭，或一起干過貪贓枉法的事，這些人便逐漸成為腐敗分子的“鐵哥們”。上述這幾類“朋友”，在腐敗分子還在臺上時，會像蒼蠅圍追逐臭肉一般，整天圍著腐敗分子團團轉，而此等貪官在沒“出事”之前，也大都甘坐這群蒼蠅的“圍城”中，真心實意地將他們引為“知心朋友”，視為“鐵哥”，而共產黨人的原則、國家的法律政策、廣大普通老百姓的疾苦，則早就被他們拋在了腦后。

腐敗分子的這些狐朋狗友，有一個鐵規律，即當腐敗分子在臺上時，這些人對腐敗分子比賽著獻忠心，對貪官交辦的事有求必應，不遺余力。平時，這伙人為貪官出餿主意、動壞腦筋，然而與腐敗分子一起干禍國殃民的事，大家抱成團，到了鐵板一塊的地步。但一旦東窗事發，落到紀委、檢察院手里，這些“鐵哥”們便一個個為乞求寬大處理而對貪官撕咬，向辦案人員來亇“竹筒倒豆子”般的徹底交代，用一句時尚語言講，叫做“井噴”，此時，貪官的秘書、下屬們早顧不得主子平時的情分，“噴”得主子們想逃也逃不掉；而貪官的那些商界“朋友”更可怕，有的會和盤托出行賄的賬本或小本本，有的會把過去搞賄賂貪官時的現場記錄即錄音、錄像帶子交上去，有的則把所掌握的未入賬的單據交上，還會口口聲聲稱：他們過去是“迫于權力的壓力”而不得不去迎合腐敗分子，所以早就把證據保留下來云云，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活畫出腐敗分子“朋友”的眾生相。而甘愿自己把牢底坐穿、把腐敗分子保下來的“真朋友”，則一個也沒有。這就叫做“壞得一點品位也沒有”，還不及舊社會的綠林好漢、江湖朋友。

凡此種種，官員們在交朋友時不可不察。

毫無疑問，領導干部當然也需要交朋友，譬如來自基層的、甚至生活困苦需要政府幫一把的普通老百姓朋友，每個領導都應當交一批這樣的窮朋友，不僅可以給一些需雪中送炭的老百姓以幫助，還可以了解民情、社情，這樣，才能真正實現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同時，我們也希望領導干部能交一些大知識分子的朋友，各界都要有，政治界、經濟界（不是老板）、史學界、文藝界、哲學界、社會學界、軍事界、科技界、新聞界的等等，在這方面，老一代革命家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在這方面就是楷模，他的朋友三教九流全有，例如人們熟悉的宋慶齡、程潛、張治中、章士釗、范文瀾、郭沫若、艾思奇、李達、鄧寶珊、錢學森、許德珩等，以及上海方面的陳望道、周谷城、談家禎、蘇步青、趙超構等人，常像老朋友一樣與他們談天說地，甚至連夜把這些上海朋友召到杭州暢敘。而已故總理的政界、知識界朋友就更多，像張治中、郭沫若、梅蘭芳、程硯秋、袁雪芬、白楊、張瑞芳、傅作義、屈武、錢學森、周培源等等，與這些朋友相知相識，十分貼心，至今引為佳話。試問：現在的某些領導干部，有幾亇人身邊交到了如郭沫若、梅蘭芳、程硯秋、屈武等這樣高層次的朋友？看來很懸乎，即使是某些比較高級的領導干部，恐怕也未必有幾亇當代屬大師級的朋友吧？

我們提倡領導干部交一些有較高文化學術成就的朋友，是有所期待的。首先，這些文化知識界的朋友，他們有較高的智慧，有豐富的知識、閱歷，這些都是社會財富，若能經常向他們垂詢，像老朋友一樣讓他們講真話，對領導干部肯定有益，可以集中他們的智慧成為自己的智慧，這有何不好？其次，這些高層次知識分子朋友大都十分了解國情、民情、社情，領導與他們成為朋友，實際上是最好的社會調查。三是這些人周圍大都有許多同等水平的朋友，平時他們會在一起議論學術、關心時政，與他們交往，可以通過他們團結更多的朋友，這就是和諧社會的一個重要方面?，F在講盛世，什么叫盛世？不僅是社會物質豐富，老百姓生活好，還要做到人盡其才，野無遺賢，與知識界多交朋友，才能實現這種境界。如果一方封疆大員身邊只有老板朋友、只有“忠心”的下屬、只與官場同僚為友，我看他們決策行政肯定非失誤不可。這些年某些地方傳統文化正在衰落，這與地方官員對文化不懂，而身邊沒有大文化人朋友、也不經常征詢他們意見有關，這種情況不應當繼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