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在談到防災減災時，大多談的是其經濟價值或是政治價值，卻很少談到防災減災的文化價值。有的人說：“文化不就是那么回事嘛，能有多少價值?”這實在是一種認識上的偏見與誤解。我們固然應該對防災減災的政治價值和經濟價值予以高度重視，但是同時，防災減災的文化價值更應該引起人們的關注。

何謂防災減災的文化價值?防災減災事業(yè)作為一種文化的產物，它的客觀文化價值體現在人們或社會的物質與精神需求作出貢獻的大小、。貢獻大，則文化價值高；反之，則文化價值低。說得通俗一點，就是人們在目常生活中用到了多少防災知識和設備，這些知識和設備起到了多大作用。這些“作用”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化價值。

以消防文化為例：消防的文化價值，有著它的特殊意義。消防文化作為政治、經濟在觀念形態(tài)上的一種反映，既抽象又具體，既有形又無形。消防文化往往表現為人的精神和意識、觀念和理論、知識和素質、情操和品格，是社會精神風貌與精神內蘊、美學情趣與美學追求、價值尺度與價值取向的高宴凝聚。消防文化是中華火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消防的文化價值絕非僅僅是保護幾座名勝古跡不受火災侵害，或是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它的文化價值更在于引導人們選擇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以先進的文化思想塑造人的靈魂。試想，那些消防隊員、那些赴湯蹈火者們，如果沒有高尚的人生觀、生死觀，怎能面對熊熊烈火，舍己救人，義無反頤?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防災減災的文化價值之所在。

我國安全文化有著悠久的歷史。為了牛存、繁衍和發(fā)展，人類祖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了對付災害的經驗，找到了保護自身生存、維持自身發(fā)展的方式。人類對安全或災害的認識經歷了無知、盲目、被動的階段，才發(fā)展到局部有知識、有意識、有系統(tǒng)的階段。

需要指出，現在倡導的大安全觀的安全文化絕不單單是“文化安全”，而是一種隨著社會發(fā)展而出現的安全信息化、安全產業(yè)化、安全科教化的現代化文化形態(tài)。這不是過去安全管理的簡單翻版，也絕不是故意要將安全文化這一實踐性專題搞得神秘化，更非另起爐灶，而是控制事故的新探索，是實踐的新需求。

文化營銷的含義文化營銷的必要性在不同文化的商業(yè)活動中，營銷的最重要因素就是理解消費者觀念、價值觀和社會需求的差異。由于營銷本身是基于滿足客戶的需求，當這個需求在很大程度上以文化為基礎時，成功的營銷應該努力去理解所要開拓的市場文化。如果產品不被接受是因為產品的價值觀或習慣沒有充分滿足人們的需求或者沒有充分滿足特定社會文化的價值觀。文化營銷是企業(yè)在營銷活動中所建樹和表現的獨有思想、道德、倫理、價值觀念、人際關系和精神財富，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組織和行為等，是企業(yè)營銷的目標和貫穿于營銷全過程的價值理念。

企業(yè)營銷競爭加劇國內、國外市場競爭的加劇，使營銷競爭成為企業(yè)競爭的主要手段。企業(yè)要取得成功，必須在滿足消費者需求和欲望方面比競爭對手做得更好。營銷觀念出現了多樣化的發(fā)展趨勢。專家們從各個角度提出了新的營銷觀念。如：關系營銷、網絡營銷、整合營銷、綠色營銷等等，營銷觀念不斷發(fā)展變化，營銷工作的廣度和深度不斷擴大，同時也加大了市場營銷的難度。營銷的發(fā)展表明，推動營銷理論發(fā)展的兩個動力是市場競爭和消費需求的變化。消費者的需求趨勢，正越來越顯示出21世紀是文化營銷的時代。以文化為核心，打造文化營銷的利器，才能戰(zhàn)勝對手，在顧客心中強有力地確定其所提供的產品地位，以獲取戰(zhàn)略優(yōu)勢。

消費者追求形象的社會認同在現代文化的影響作用下，顧客會尋求特定的方式，確定社會對自身的認同。這種形象認同可以分為四類：價值觀的認同、自我定位認同、生活形象的認同及自我體驗的感覺認同。消費者在對產品的購買選擇中不知不覺地反映出對這四類認同感的追求。因此，消費者需求的變化將向文化型消費轉變，每一個體的消費心理都將體現對文化的需求。這種消費趨勢決定了21世紀的營銷重點是以滿足人的文化心理需要，即企業(yè)應該以某種文化作為營銷手段去開拓市場。

全球化經營的需要經濟的全球化已經使全球經營成為企業(yè)經營發(fā)展的必然趨勢。世界上有眾多的國家和民族’他們分別有不同的文化傳統(tǒng)’有時候風俗習慣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只有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了如指掌才容易被當地消費者接受而不被誤會。那些能融合各類不同文化價值觀差異’形成一體化組織文化的企業(yè)’將在競爭中處于領先地位。經濟全球化還導致競爭的內涵發(fā)生變化’競爭中的合作’使企業(yè)必須融合多元文化。因為“和實生物’同則不濟”’“有容乃大”。經濟全球化也為企業(yè)文化的融合鋪平了道路’讓身處這個時代的企業(yè)成為跨地域文化的人類群體組織’通過全球化把各種希缺要素掌握在自己手中’突破有限空間和社會結構實現優(yōu)勢互補和資源如何進行文化營銷重組!在更為廣泛的程度上完成雙贏或多贏的商業(yè)運作。

產品中的文化企業(yè)要想在消費者心中占據中心地位，必須要在產品的各個層次滲透文化理念，堅信自己不是在單純地銷售產品，而是在營銷某種價值觀念，只有企業(yè)堅持了這種營銷理念才能取得持續(xù)的發(fā)展。國外產品在中國市場的強競爭力同樣說明了這一點。而我國產品缺乏競爭力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其中缺少了文化內涵。從產品本身外形、包裝來說，我國企業(yè)生產的產品大多外形單一、缺乏創(chuàng)新，要么千篇一律，要么盲目模仿外國產品，但模仿的結果只能是“非驢非馬”。

廣告中的文化廣告是最廣泛的促銷手段。特別是進行生活消費品營銷時，大眾媒體廣告效果相當明顯。在美國，整個工業(yè)都依賴廣告，我國的廣告市場也呈明顯的增長趨勢。文化對于溝通和信息的反映方式是不同的，理解這些差異的廣告將取得成功，而忽視將會失敗。廣告需要在很短的時間內介紹一種產品，使消費者對該產品產生印象，并且激起消費者購買的欲望。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廣告是最能體現文化的。構思巧妙、含義豐富、風格雋永的文化型廣告總是能吸引人的注意，即使時間很短暫也能在人們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傳統(tǒng)村落的建筑文化價值

民居建筑是傳統(tǒng)村落的核心部分。四川地大物博，幅員遼闊，地形多樣。在眾多大大小小的傳統(tǒng)村落中，居民房屋建筑格局大都秉承著穿斗木、斜坡頂、薄封檐的風格。村民們在修建民居時，既考慮因地制宜、出入方便，又兼顧大方美觀、結實耐用。民居建筑往往就地取材，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和減少對自然環(huán)境的干擾；普遍采用穿斗結構，具有抗地震作用；充分利用地形地勢與周邊自然環(huán)境融為一體；部分村落建筑具有遮雨避日或抵御外敵等實用功能。如明清時期修建的犍為縣羅城古鎮(zhèn)，依據山頂地勢而建，酷似“船型”，被譽為“老四川文化扛鼎之作”，是中國惟一以“船型街”為核心的古鎮(zhèn)。整個古鎮(zhèn)，呈現出“十二道閘門”“九街四巷”“五宮四廟”的格局。“船型街”的兩側，是木質結構的長排舊瓦屋，門欄窗格，雕工精美，羅城人管這排舊瓦屋叫“涼廳子”。街道兩邊的雜貨鋪、絲綢店、茶館、酒樓、藥房等老字號店鋪鱗次櫛比。閑暇之余，羅城人就在這不怕風吹日曬雨淋的“涼廳子”下，乘涼、喝茶、擺龍門陣、掏耳朵，遠離俗世的煩惱，享受人間數不盡的清福。醇厚、質樸的民風民俗浸潤著整個古鎮(zhèn)。又如理縣桃坪村，是一座將古碉樓與民居合二為一的傳統(tǒng)羌寨。碉樓是整個寨子的標志性建筑，高數米到數十米不等，雄渾挺拔，屹立于阡陌交錯的村寨中。碉樓建筑形式有四、六、八角，以土、石、麻筋、木料混合建構，宏偉堅固、精巧別致，集居住與防衛(wèi)功能于一體，是古羌建筑文化藝術的典范。寨內地下水網星羅棋布，四通八達。水渠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形成網狀，通過暗溝流進家家戶戶，既可滿足生活用水之需，又可用于消防、降溫、灌溉之用，堪稱功能強大。再如敘永縣的木格倒村，民居具有非常鮮明的苗族特色。建筑多為苗族吊腳樓風格，房屋結構多為榫卯結構，依靠上千個榫眼，使柱柱相連、枋枋相接、梁梁相扣，建筑技藝之高妙令人稱奇。這種建筑不但可以承受較大的荷載，而且能減小地震的破壞力，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歷史上，曾有大批外來移民遷入四川，甚至有一部分外國人來到四川，他們帶來了外省和外國的建筑文化。面對這些外來的建筑文化，四川傳統(tǒng)村落在建筑設計上并不排斥，而是兼收并蓄，逐步形成了適合本地自然與經濟條件的、獨具特色的建筑文化風格。地處成都平原西部的大邑安仁古鎮(zhèn)，民國時期受西方文明和外省文化的影響，興建起大量的歐式建筑，如劉湘公館、陳月生公館、劉文彩公館、劉元瑄公館等等。其中原貌保存較好的公館多達27座。這種中外文化交匯、融合的古鎮(zhèn)建筑，既有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內涵和基礎，又有西方文化的滲入，構成了獨特的中西合璧、華洋雜處的文化氣質和文化景觀。當然，歸根結底，中華文明才是根性所在。安仁人始終保留著永不泯滅的根，這在古鎮(zhèn)街坊里弄的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整個古鎮(zhèn)建筑，處處體現出中華文明的質樸與和諧，且隨著歲月的流逝變得越來越有魅力，讓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底蘊在這里不斷豐富和弘揚。傳統(tǒng)村落的這些民居，在今天看來，不但具有巨大的實用價值，還具有珍貴的建筑文化價值、美學價值和旅游價值。曾說：“保護好古建筑，保護好文物，就是保存歷史，保存城市的文脈，保存歷史文化名城無形的優(yōu)良傳統(tǒng)。”[2]城市古建筑是城市的文脈，傳統(tǒng)村落就是鄉(xiāng)村的文脈。保護好它們具有重要的意義。四川的傳統(tǒng)村落民居目前的情況是：被列為當地文物保護單位的民居建筑和院落，原貌保存情況良好；未被列入者，則多在“新農村建設”“城鎮(zhèn)化”“商業(yè)開發(fā)”“旅游開發(fā)”浪潮中，由于認識不足、保護不當、缺少統(tǒng)籌規(guī)劃、居民空心化等原因，很多極具特色的建筑被拆建，被挪移了。新建的民居，常常呈現出千家一面、千村一面的情況，與傳統(tǒng)村落的原始風貌形成較大反差，破壞了傳統(tǒng)村落在千百年歷史進程中遺留下來的文化特色和內涵。民居建筑的破壞，讓傳統(tǒng)村落文化失去了依存的基礎，嚴重影響到村落文化的傳承與發(fā)展。

二、傳統(tǒng)村落的民俗文化價值

在傳統(tǒng)村落的文化構成中，民俗文化是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代表著一方風土民情。俗話說：“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不同的地方，民俗文化各不相同，各具特色，散溢出濃濃的“鄉(xiāng)愁”之情。民俗文化作為每個傳統(tǒng)村落重要的活態(tài)文化，因為地域環(huán)境、歷史沿革、文化底蘊、物產工藝等等的不同，于每個村落都凸顯出自己獨特的亮點。這個亮點就是地域標志性文化，也是這個村落的靈魂，如江油市青林口村的高抬戲，閬中市老龍村的“亮花鞋”民俗活動，青神縣南城鎮(zhèn)的竹編工藝，丹巴縣莫洛村的“兔兒”鍋莊舞蹈，敘永縣木格倒苗族村的“鼓舞”和“花山節(jié)”，磽磧藏族鄉(xiāng)的國家級非遺項目原生態(tài)多聲部民歌及省級非遺項目磽磧鍋莊，理縣桃坪村的羌族民歌“花兒納吉”等等。江油市青林口村民俗文化積淀深厚，高抬戲[3]是村落民俗文化中最有特色的民間藝術表演。青林口高抬戲起源于清代雍、乾年間，每年農歷二月初一在文昌廟會上表演。一臺一戲，以傳統(tǒng)戲劇、神話傳說、民間故事片段為背景，在特制的長寬高都是1米的厚實方桌正中央豎起一根中間曲折的鐵杵，將一對各種戲劇造型裝扮的童男童女固定于鐵杵上，巧妙地將鐵杵下半截隱藏于戲劇服飾里。鐵杵上方的女童腰裙下露出三寸金蓮繡花鞋，以金雞獨立的優(yōu)美舞姿站在刀、槍、劍、戟或其他道具上，驚險刺激，扣人心弦。2007年，由四川省民協(xié)組織選送的青林口高抬戲《白蛇傳》《穆柯寨》，在參加第八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民間藝術表演評獎活動中，一舉奪魁，獲得中國民間文藝最高獎“山花獎”。同年，青林口高抬戲被公布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亮花鞋”是閬中市老龍村自古以來就代代沿襲的一種慶賀新年的民俗活動。當地女子們一般都愛在農閑時扎花繡朵，做花鞋和花鞋墊。花鞋和鞋墊做好以后，除了送給父母兄弟親朋好友外，就仔細收藏在箱奩中。過新年時，便精心挑選出一雙繡花鞋穿在腳上，沒有訂婚的姑娘們還要貼身藏好一雙花鞋墊，從四面八方趕到古街上，投入到“亮花鞋”的民俗活動中。他們通過抬腳、舉步、伸腿等動作，比賽誰的女紅和鞋兒做得巧、誰的鞋面顏色鮮、誰的鞋花兒繡得多姿多彩。漸漸地，“亮花鞋”民俗活動成了姑娘與小伙們表達愛情的契機。2009年，“亮花鞋”民俗活動被列入閬中市縣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成為當地的名片。2018年，“亮花鞋”亮進了央視春晚。青神縣南城鎮(zhèn)的竹編工藝歷史悠久，享譽世界。不論是日常生活用品，或是工藝品乃至收藏品均遠銷海內外，其造型美觀多變，圖案紋樣豐富多彩，竹條色澤溫和明亮，具有獨特的審美價值和實用價值。在美麗的外表之下，竹編工藝所體現出來的“天人合一的造物觀”是其文化價值的深刻詮釋，充分強調了人與自然的和諧統(tǒng)一。南城鎮(zhèn)以陳云華、張德明等為代表的竹編手藝人，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創(chuàng)新、摸索、實踐，在各自的領域中達到了出類拔萃的藝術高度，成功開拓出一片廣闊的天地，為全國專家、行家和廣大群眾所稱道。其中，陳云華大師的竹編作品《苦樂清涼》獲得了第十一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并且?guī)赢數爻汕先f的農民通過竹編勞動致富。中央電視臺也曾多次報道青神竹編傳統(tǒng)技藝。那些有生產、有生活，得到立體、活態(tài)保護的傳統(tǒng)村落，它們的傳統(tǒng)民俗文化不僅豐富而且極具特色，在今天仍發(fā)揮著一定的作用，有的甚至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文藝產品，具有重要的文化價值。但是，隨著農耕文明邁向工業(yè)文明步伐的加快，農村人口不斷涌向周邊城市，大量村落被空置，房屋遭遺棄，村落“空心化”問題日趨嚴重。我國傳統(tǒng)村落正遭遇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依托于村落和村民之間的種種民間文藝和民俗活動等，將面臨消失的危險。這個情況勢不可擋，也是全球化發(fā)展進程中遇到的普遍問題，因此保護和傳承的行動刻不容緩。

三、傳統(tǒng)村落的生態(tài)文化價值

四川的傳統(tǒng)村落，大都選址在氣候宜人、土壤肥沃、山環(huán)水抱、林茂竹密的地方。其與周邊的山水林地等自然環(huán)境巧妙融合，形成了適合人類生存的聚居地。這些村落，在空間布局上非常講究，小到房前屋后盆栽植物的擺放，大到村落中房屋建筑、生活廣場、街巷村道等，甚至于村外的花草林木、梯田小溪都井然有序。它們與自然環(huán)境的融合往往構思巧妙，經歷長時間的傳承，顯示出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大智慧。如坐落于瀘沽湖亮海畔的木垮村，依江油市青林口村高抬戲山面湖，環(huán)境優(yōu)美，村內女神灣、情人灣、觀景祭神臺等都是瀘沽湖景區(qū)的著名景點。木垮村的自然山水與摩梭文化融于一體，既帶動了當地旅游，又寄托著先人天人合一的美好愿景，成為民族的寶貴遺產，是不可再生的、內涵豐富的旅游資源。田園風光、詩意山水、沃野環(huán)抱、密林簇擁——傳統(tǒng)村落獨特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在當今新時期城鄉(xiāng)一體化的進程中，越來越成為一種難得的稀缺資源。川西壩子的傳統(tǒng)林盤村落，在這方面堪稱典型。林盤是川西地區(qū)鄉(xiāng)村固有的一種生態(tài)聚居地。居住于林盤村落的居民，他們在田間、地頭勞作，在林下、溪邊休息，用竹子編制生產、生活用具，用土地里產的糧食果腹，用人畜糞便施肥。樹林成為雀鳥的棲息場所，雀鳥則成為莊稼地里的害蟲的克星……南宋詩人范成大有《新津道中》一詩道：“雨后郊原凈，村村各好音。宿云浮竹色，青溜走榿陰。曲沼擎青蓋，新畦藝綠針。江天空闊處，不受暑光侵。”是詩描寫川西林盤綠野平林的清幽環(huán)境，我們可從中看出村落生態(tài)價值的重要性。傳統(tǒng)村落有山有水、有林有地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在今天正是發(fā)展生態(tài)農業(yè)、觀光農業(yè)、休閑農業(yè)和康養(yǎng)產業(yè)的有利條件。農業(yè)生產的場地，成為人們觀光休閑的絕好去處；農業(yè)生產的方式，成為人們科普、體驗的時尚追求；農業(yè)生產的產品，成為人們渴求的綠色食材；農業(yè)生產的環(huán)境，成為人們體悟人生、享受生活的理想之地。岳池縣的傳統(tǒng)村落顧縣鎮(zhèn)，便利用良好的生態(tài)環(huán)境，大面積種植茱萸等中藥材，走上了一條康養(yǎng)產業(yè)加生態(tài)旅游的綠色發(fā)展道路。

著名學者錢穆曾經在《靈魂與心》一書的序中這樣表述他幼年時所生活的鄉(xiāng)村：“余生鄉(xiāng)村間，聚族而居。一村當近百家，皆同姓同族。婚喪喜慶，必相會合，而喪葬尤嚴重，老幼畢集。歲時祭祀，祠堂墳墓，為人生一大場合。長老傳述祖先故事，又有各家非常奇怪之事，夏夜乘涼，冬晨曝陽，述說無衰。遂告鬼世界與人世界，緊密相系，不可相割。”費孝通教授1999年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講中曾經非常中肯地說道，他之所以無法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完全因為小時候在鄉(xiāng)間聽到太多“聊齋”故事。由此可知，中國民間的文化就是滋養(yǎng)我們中國人最初的學堂，幼年的記憶中充滿了民間文化與民間習俗的內容，并會潛移默化地成為中國人文化血液的一部分，不論將來的職業(yè)選擇如何。

這就是民間文化，民間文化的傳遞實際上讓我們感知到中國文化之所以薪火不息的原因。因為鄉(xiāng)間不識字的老太太會把儒家的道理像講故事一樣講給自己的孩子聽，而尊老的孝道也就隨著“烏鴉反哺，羊跪乳”等成為鄉(xiāng)間最樸素的道德觀。

中國民間文化是如何塑造了中國人和中國文化了呢？這是一個非常歷史而又復雜的問題。人類學家李亦園這樣描述傳統(tǒng)中國民間信仰中的宇宙觀及其運作原則：表現大傳統(tǒng)儒家的理念時，則成為“天人合一”“致中合”以及“與天地合”“與人合”“調理四時，太合萬物”等形而上哲學概念；表現在小傳統(tǒng)及日常生活，則見于實物醫(yī)藥習慣﹑姓名系統(tǒng)﹑祖先崇拜儀式﹑擇日占卜﹑風水地理﹑神明儀式以及符箓咒法等方面，這些正是一般中國人世俗生活的前提。其實很多中國人都能夠在上述的內容中找到與自己心靈中契合的點。

中國文化的重要根基在民間文化，她是中華文明的起點，許多基本的思想和活動至遲始于漢朝，在充滿理性色彩的精英文化產生之前，民間文化已經存在，并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不斷地吸收其他各種文化資源；民間文化之所以能歷經千年流傳下來，表明其具有很重要的社會和文化功能，否則的話早就湮沒在歷史之中；而在精英文化受到各種異邦文化沖擊而發(fā)生變化時，民間文化就像永不移動的河床一樣，依然乘載著中華文明。民間社會的文化內碼

任何文化都由其自身發(fā)展出來的象征和符號來表現，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茲（CliffordGeertz）認為：“文化是一種通過符號在歷史上代代相傳的意義模式，它將傳承的觀念表現于象征形式中，通過文化的符號體系，人與人得以相互溝通、綿延傳續(xù)，并發(fā)展出對人生的知識及對生命的態(tài)度。”

文化象征的符號(symbol)抑或在一個共同的話語系統(tǒng)中人們得以溝通、彼此了解并代代相傳的人生知識和生命態(tài)度以文化內碼（culturalcode）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些具有意義的象征符號或文化內碼對了解一個社會的文化非常重要。在這個共同的系統(tǒng)中，人們擁有共同的目的﹑策略和對生活一致的看法。

本文作者：胡劍工作單位：西南交通大學

文化自信思想的產生原因

(一)中華民族燦爛文化的熏陶與對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的研習是具有文化自信的前提自幼年起就接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與教育。他從《三字經》、《百家姓》、《增廣賢文》、《幼學瓊林》等普及讀物入手,接受起儒家傳統(tǒng)文化。雖然幼年的對這些枯燥難懂的經書不甚喜歡,但是這些自幼爛熟于胸的知識,是很難抹得去的,成年后常會自然的使用。[3]6-7《水滸》、《西游記》、《三國演義》、《精忠岳傳》、《隋唐演義》等舊小說更是讓幼年的欲罷不能,這些小說的影響及于以后的革命和建設歲月。據統(tǒng)計,“選集”中引用最多的不是馬列經典著作中的原文,而是儒學經典論述。到一九六六年,的藏書已達幾萬冊,一些著名類書和叢書,如《永樂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備要》、《萬有文庫》(部分)、《古今圖書集成》等都收錄其中。[6]對中國史書讀得最多,四千萬字左右的《二十四史》他是通讀了的,有些部分不只讀過一遍,并做了大量的批注。通過廣泛而又深刻地潛心閱讀大量中國史書、古典小說、詩詞曲賦、各家經典,不僅批判地汲取了豐富的思想營養(yǎng),還造就了對中國歷史與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更培養(yǎng)起對本國文化的自信。(二)湖湘學派的經世學風與湖湘學人的驚人事功對文化自信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宋明以來,重內圣之道的理學和重外王之術的實學,在湖南交織扎根。學子們歷代相傳,不斷闡發(fā),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學、強調經世致用、主張躬行實踐為基本特征的湘學士風。[3]21這種學風對作為湖南人的影響甚巨。生長于斯,自然被這一濃厚的文化土壤所感染。在長沙求學期間,就曾認真研習過開湖湘一代風氣之先的著名學者———王夫之的學問。近代以來,湖南學人大多關心世事,熱衷投身于政治活動及各種社會活動,涌現出一大批有影響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如魏源、曾國藩、胡林翼、左宗棠、羅澤南、譚嗣同、黃興、蔡鍔、陳天華、宋教仁等,這些湘籍學人或闡發(fā)啟蒙思想與維新思想,或整軍經武、馳騁疆場;或兼“傳教”與“辦事”。雖則有些湖湘學人的所為有違歷史潮流,但從總體而言,這些湖湘學人在立德、立言、立功方面做出的功績極大地鼓舞了同樣身為湖南人的。早年對湖湘學人的驚人事功與杰出貢獻非常景仰,對自己身為湖南人極為自豪,這種感情也增強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三)西方列強的入侵與中國對西方文明的被動接受是文化自信思想產生的歷史背景總體而言,近代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是個被動的過程,是在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的刺激下進行的。從文化角度而言,也是如此。西方文明以武力做后盾,以一種入侵者的姿態(tài)進入中國,并對中華傳統(tǒng)文化造成了極大地沖擊。所以說,這一文化交流過程不是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每個中國人心間造成的苦痛必定在文化領域有所反應,這種親身經歷的苦難必然會造成每一個有覺悟的中國人對資本主義壓迫的反抗;必然會造成知識分子對西方文明在心理上一定程度上地抵制;必然會造成每一個關切國家、民族命運的中國人對西方文明的反思。也是生活在國家受帝國主義欺凌的年代,國家的現狀對早年產生了深深的刺激,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產生強烈的憤概。早年一方面如饑似渴地學習西方十八、十九世紀資產階級的代表著作,如盧梭的《民約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論》、斯賓塞的《群學肆言》等,研讀資本主義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識,但是學習和研讀的目的是為了探求解決中國的根本問題,是為了實現中國的國富民強。是以批判的眼光對待西方文明的,而他的內心是不贊成西方文明的。這從一九二O年為發(fā)起文化書社而撰寫的文章中可見端倪:“不但湖南,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fā)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幾年來風馳雨驟,成長得好,與成長得不好,還依然在未知之數。”[7]這一方面說明已經把中國和世界的希望寄托在馬克思主義上,另一方面說明對傳統(tǒng)西方文明表示否定。(四)西方文明日益顯示出的弊端從另一方面強化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西方文明所標榜的“自由、平等、博愛”相對于封建社會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在一段時間內也成為中國人民反封建的武器,但資本主義在經歷了早期的發(fā)展進入到帝國主義階段之后,資產階級在政治上日益反動,先前鼓動人民進行反封建的信條漸漸變成欺騙人民的空洞口號。對西方社會政治上的反動認識地非常深刻。在新中國成立的前夜,就寫作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如《別了,司徒雷登》、《為什么要討論白皮書》、《“友誼”,還是侵略》、《唯心歷史觀的破產》等,來揭露美帝國主義所謂“民主”與“自由”的虛偽面目。“美國也有‘民主政治’,可惜只是資產階級一個階級的獨裁統(tǒng)治。”[8]資本主義社會充斥著拜金主義,資產階級的逐利本性無處不在。“資產階級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其他的聯(lián)系了”、“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9]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倫理、道德秩序在金錢面前顯得蒼白無力。這些與中國人重倫理、講道德的文化傳統(tǒng)格格不入。對資本主義的唯利是圖本性深惡痛絕。自二十世紀之后,資本主義發(fā)展到帝國主義階段,其腐朽性、虛偽性、侵略性更加暴露無遺。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財富的集中及與此相對應的人民群眾的貧困、資本主義社會間歇性爆發(fā)的經濟危機、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放蕩腐朽、資產階級對國內人民的壓榨與對國外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瘋狂掠奪,這些成為帝國主義的主要特點。“這些特點使人必須說帝國主義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資本主義。”[10]這些不僅給資本主義國家的人民造成了苦痛,給全世界帶成了災難,而且增強了深受西方帝國主義壓迫的人民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五)解決中國根本問題的出發(fā)點與目的增強了對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早年即立志探求解決中國根本問題的大本大原。雖則早期理解的大本大原與后來的認識有差距,但是一生所從事的革命活動和建設活動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問題。如何才能解決中國社會面臨的根本問題,如何才能改變舊中國積貧積弱的面貌,如何才能實現民族的獨立、人民的幸福、國家的強盛,這些問題一直是思考和希望解決的根本問題。認為,從改造中國之目的出發(fā),中國問題之根本解決需要求得對中國問題的根本了解。早在一九一九年,他就指出:“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個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3]47在隨后的革命生涯中,愈發(fā)認識到研究中國國情這一問題的重要性與急迫性。時期,他指出,中國共產黨對于國內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個方面還是研究得太少。嚴肅批評了一些共產黨員對于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脫離實際的空洞的“理論”研究上的主觀主義的惡劣作風。認為,在中國從事革命和建設的同志不能言必稱希臘,而應該“不單是懂得希臘就行了,還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5]801號召全黨同志要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矢去射“中國革命與東方革命”之的。這種解決中國根本問題的出發(fā)點既是對本民族文化與本國國情進行研究的動力,也增強了對本民族文化與本國國情進行研究的決心和信心。

文化自信思想的當代價值

(一)對本民族優(yōu)秀文化的學習與傳承是一個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文化自覺’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fā)展的趨向。”[11]166可見,文化自覺的前提是本民族人民對本民族文化的了解、學習與掌握。黨和政府歷來重視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要全面認識祖國傳統(tǒng)文化,加強對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思想價值的挖掘和闡發(fā),加強國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遺產地、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歷史文化名城名鎮(zhèn)名村保護建設,抓好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傳承,廣泛開展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教育普及活動,發(fā)揮國民教育在文化傳承創(chuàng)新中的基礎性作用,繁榮發(fā)展少數民族文化事業(yè)。”[12]目前,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加強對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的學習與傳承。第一,要在國民教育中加強對傳統(tǒng)文化的學習與傳承。新中國成立以來,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文化事業(yè)不斷取得發(fā)展,文化建設不斷取得成就,國民教育對傳統(tǒng)文化的傳承力度也在增強。但從增強文化自信、建設社會主義主義文化強國的角度觀之,對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的學習力度似仍應加大。現在的一些學生言必稱美國,對韓流、日流也是趨之如騖,對待自己的老祖宗,則對不住,忘卻了。長期以往,不僅傷及國人的文化自信,甚或對國家的文化安全構成威脅。文化滲透固然是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之一,但也反映出對傳統(tǒng)文化的教育力度不夠。在國民教育中,應該更加注重引導學生學習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精髓,應該拿出更多的時間研讀經典。第二,要創(chuàng)新對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傳承的方式。一些人對傳統(tǒng)文化有錯誤的認識和感知。他們見到傳統(tǒng)文化就如同見到一位不拘言笑、刻板生硬的道學先生。這種面目可憎的形象必須除去。在新時期,必須要創(chuàng)新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表現形式與傳承形式,通過各種富有時代性、新穎性、樂趣性的形式傳承中華民族傳統(tǒng)文化。延安時期的文化工作者就通過貼春聯(lián)、唱民歌、挨家挨戶拜年、跳秧歌、寫墻報、畫壁畫、講民間故事等方式傳播先進文化,并取得了極大的成功。這些方式在現在仍然有很大的價值。當然,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文化工作者在信息社會中也應該積極利用網站、短信、微博、公共聊天室等方式去傳播先進文化,并應該積極努力思考如何開辟一些新的傳播媒介去傳承我國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13](二)吸取他民族文化的長處,以融貫中西的視野看待世界文明“‘文化自覺’不帶任何‘文化回歸’的意思。不是要‘復歸’,同時也不主張‘全盤西化’或‘全盤他化’。”[11]166文化自信即需要對本民族文化深深的熱愛與了解,也需要開闊的胸襟與世界的眼光。具體而言,第一,學習其他民族文化中的優(yōu)秀方面。文化自覺不是要求全面回歸我國傳統(tǒng)文化,不是文化保守主義,而是要求我們在學習、知道、掌握本民族文化的同時,以一種開放豁達的心態(tài)對待其他民族的文化。正是以這種曠達的心態(tài)學習、吸納中外文化中優(yōu)秀的因子,成就其淵博的知識和博大的胸懷。在世界各國聯(lián)系日益緊密的今天,經濟上的閉關會導致民生凋敝,文化上的鎖國將自絕于世界文化之路。各國文化上的互相借鑒、交流,甚至碰撞,是有益的,它即有益于本民族文化的發(fā)展,也有益于世界的和平穩(wěn)定。第二,抵制與擯棄其他民族文化中一些腐朽落后的內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與他國進行文化交流的過程中受益匪淺。但是,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間的沖突也不可避免。“在這個新世界中,區(qū)域政治是種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沖突取代了超級大國的競爭。”[14]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以經濟、軍事實力為后盾將一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東西做為普世價值在全世界推廣,任意貶斥其他國家優(yōu)秀文化。這是冷戰(zhàn)思維的延續(xù),也是西方中心主義心態(tài)的反映。我們應該正確認識和對待這一現象。早在新民主主義時期,就多次對西方國家腐朽偽善的一面加以揭露。這些言語至今仍有重要價值。我們應該堅決抵制一些腐朽落后文化的侵襲,堅決抵制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摒棄不符合我國國情的文化思想。第三,推動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走出去。走出國門、走向世界是發(fā)展民族優(yōu)秀文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個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現。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要“開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層次對外文化交流……增強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響力。”[15]推動中華文化走向世界已經初顯成效。目前孔子學院已在106個國家的350多個教育機構落戶,中小學孔子課堂數以百計,成為推廣漢語教學、傳播中國文化及漢學的全球品牌和平臺。當然,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充滿自信地走向世界仍需要一代代優(yōu)秀的中國人努力傳播中華民族優(yōu)秀文化的種子。(三)致力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融合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中國的指導思想,是經過實踐證明了的科學理論,是指引人民推動社會進步、創(chuàng)造美好生活的指南。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民族之魂,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動力和智力資源。在現階段,我們應該致力于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融合。第一,繼續(xù)推動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大眾化。馬克思主義是最好的真理,但是這一普遍真理若不能與中國革命、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中國革命、建設的面目就不會改變,各項事業(yè)就不能取得發(fā)展。我們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和時代特征結合起來,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研究和解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中的實際問題[24],也要用中國的語言、中國的形式、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來表達、發(fā)展馬克思主義,使之成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新理論,使之成為融合中國文化、中國傳統(tǒng)的新文化。第二,挖掘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新時代意蘊。中華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在幾千年的中華民族文明史中,勤勞智慧的中國人形成了異彩紛呈的思想文化寶庫。這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財產。雖則有些內容隨著時間的流逝、時代的變遷,已經在現實中無施用的可能,但是很多內容卻可以在新時期得以重新闡釋,可以煥發(fā)出新的生機。我們應該大力挖掘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時代意蘊,應該在今天豐富的改革、建設實踐中重新審視、發(fā)掘傳統(tǒng)思想文化寶庫,在新的時期賦予其新的闡發(fā)、新的意義與新的發(fā)展。

一、西方真善相契的價值靈魂

（一）二元思維原生一致與世界的二元分野。《蜘蛛俠：英雄歸來》在其開篇即道出“世界真的和以前不同了”，這種言語道斷的不同，立即為影片中的對立建構劃出了一道正邪之間的清晰邊界。而旋即與政府勾結起來的壟斷集團，即霸占了據正規(guī)合同處理外星垃圾的企業(yè)，這也間接地在某種程度上成為了這家地下企業(yè)作惡的客觀推手。影片中的語言藝術顯現出了典型的西方式的“幽默為顯、針貶為隱、指涉為主、觀照為輔”的語言藝術表達特質。這種語言藝術表達特質，與西方文化價值之源，巴門尼德的“能被”和“能存”思維等，有著驚人的原生一致性，這種一致性更易快速揭示出感性世界的真理性。這種語言表達特質，遠比東方式的層層疊疊式的暗喻來得更加切近且直接，而這也恰恰是東西方語言藝術的感性世界與理性世界的二元化分野的根本性原則。這種快速切入的語言藝術，針對西方既得利益與黑惡勢力的隱性權力進行了無情的指涉，并由此開始在影片中建構西方文化價值的正確表達。（二）以真善相契表達的西方文化價值進階。作為西方文化源流創(chuàng)制者的巴門尼德，以其對于感性和理性的先驗性擘劃，而為人類建構出了一個，具足自足完滿與純一永恒的二分世界。此后的柏拉圖更以理性真實與感性虛幻而在2000多年前即造作出了概念相系的辯證法的世界，這種造作令思想獲得了概念導引與概念理性。西文文化價值的這種邏輯辯證與東方文化價值的傳統(tǒng)因果辯證相比，顯然既符合科學精神，亦符合人文精神，更符合人類社會根性靈魂，因此，才成為了西方由意識后發(fā)式快速崛起，進而成為由經濟而文化地向第三世界行規(guī)訓教化的元動力。《蜘蛛俠：英雄歸來》一片，由語言藝術進行了一種走偏鋒式的人物塑造、社會塑造、世界觀塑造，影片多重表達的戲謔方式，與影片中的表象化人物形象若合符節(jié)，同時，來自泛社會化的肯定更為世界觀的塑造提供了契合亞里士多德的由“本善”而“真善”，由“真善”相契而“至善”的西方文化價值的進階。（三）“三善”作為終極表達的西方文化價值標準界限。從西方文化價值的客觀本質而言，巴門尼德擘劃了顯在性的感性與理性分野，柏拉圖推進了理性邏輯本根，亞里士多德則確立了邏輯聚合為知識的形而上學，由此，西方文化價值得以實現了聚變式的復興，從而以世界主導者的地位，引領了整個20世紀乃至21世紀。回歸到亞里士多德的“本善”“真善”“至善”的“三善”尋根，在《蜘蛛俠：英雄歸來》中，以蜘蛛俠為代表的二元對立中的正義勢力，有著“能力越大責任越重”的“三善”進階式的正螺旋遞進，這種正螺旋式遞進基于真善相契的正確理性。[1]影片中的針對蜘蛛俠這一形象的演繹，亦由小事件逐漸升華為大事件，而影片中的語言藝術亦在這一過程中不斷地升華嬗變。蜘蛛俠是所有這一系列影片中語言藝術表達最切近于一個高中生的，而且其行為亦符合不刻意而為之的“善”，這種真善相契，為影片劃下了一道靚麗的西方文化價值標準界限。

二、西方二元價值主體嬗變制衡

（一）實在本質。《蜘蛛俠：英雄歸來》中的語言藝術有著西方文化價值中的實在本質特質，蜘蛛俠的語言有著這一系列影視藝術作品中的最為直接的表達，以及最為個性化的表達。例如，影片中所采用的語言藝術，即營造出了西方語言、思維、意識中十分典型切近的直通式的泛文化價值理念，諸如蜘蛛俠與其密友的對話中的充滿童稚意味的問題“蜘蛛咬你的時候會痛嗎？”“你會產卵嗎？”“你能召喚來一大群蜘蛛嗎？”“你能射多遠？”這些問題的直接表達，直指西方文化價值中的直通式文化，這種直通式文化體現了西方文化價值中的二元價值主體嬗變中的實在本質，這種實在本質具有客觀問題、思辯維系、精神實質的三位一體的最大限度的一致性，這也恰恰是蘇格拉底所宣稱的“認識自我”，由“認識自我”這一實在本質出發(fā)，才能夠進而實現更加形而上的認知層次。（二）名義本質。《蜘蛛俠：英雄歸來》中的實在本質，建構了一種符合現代精神的西方文化價值，然而，與這種實在本質不斷地構成沖突的則是名義本質。在影片中，以斯塔克工業(yè)集團的斯塔克為男主角所提供的那件蜘蛛俠的最新款式的戰(zhàn)衣，其實就是一種名義本質的抽象化象征意義的表達，同時，斯塔克與梅姨分別以長者的身份向影片中男主角不斷進行的各種規(guī)訓，其實也是一種名義本質的自上而下的表達。這些名義本質不斷地與實在本質建構著沖突，不斷地形成一種二元價值圍繞著一元主體的嬗變。在這種嬗變的過程之中，男主角不斷地獲得了成長，同時，亦不斷地獲得了作為二元價值主體的實在本質與名義本質之間的制衡。這種二元價值主體嬗變制衡，才是影片所欲表達的核心主旨，這種核心主旨就是，二元價值主體制衡下的正邪二元對立中的正義一方終將實現“三善”的嬗變，而邪惡的一方終將受到來自正義的制裁。（三）嬗變制衡。眾所周知，影視藝術屬于一種直擊心靈的藝術形式，在這種形而上的藝術形式之中，以影像所表達的內容更易實現其意象化主旨表達初衷，而以語言藝術所表達的聲音，則無論是作為一種實在本質，還是作為一種名義本質，在其二元價值主體的意象化實現過程之中，都較難達致意象化的升華。同時，語言藝術的升華亦是助力于影像表達的強有力的手段，因此，致力于語言藝術表達的升華，已經成為西方發(fā)達國家包括好萊塢在內的影視創(chuàng)制單位，所孜孜以求的重要目標，從西方二元價值主體嬗變原理而言，為達致這一目標則，必須依托于實在本質與名義本質二者的深度融合，從而由語言藝術這一看似簡單的表達，形成一種形而上的令語言成為與影像同體的感覺復合體，這種進階技法以休謨的表述加以形象化表達就是令觀眾感覺“整個世界就是一束光影知覺”存在。

三、西方形而上的價值架構空間

（一）文本的基本架構建構支撐。《蜘蛛俠：英雄歸來》雖然并非純粹改編自文學作品的影片，但卻是一部以文本彰顯西方文化想象的影片，同時亦是一部顯性上繼承了西方文化價值體系的影片。影片中的文本，有著源自西方精神家園的元語言的典型性特質。西方文化價值與東方文化價值有著極大的本質區(qū)別，東方文化價值更崇尚反求諸己的群體無意識的內斂式文化價值，這種強內斂性使得東方文化價值更加追求著一種群體整齊劃一性、個體同一性、個性一致性，而西方文化價值則更崇尚著一種外求諸人的外延超越性，這種外延超越性價值體系更崇尚個體的向外延展放射狀的心靈生活，與東方文化價值的安身立命的局限性恰恰相反，這種強外延性使得西方文化價值反而更具形而上學性。從這部影片來看，這種形而上學性主要體現在整個西方社會對于英雄的期待、理解、支持上，由此可見，西方文化價值的基本架構建構在形而上的外延文本支撐之上。（二）文學語言技巧的支柱支撐。西方形而上學的文本想象、文本支撐、文本弘揚，以其強處延性而由其文本基本架構生發(fā)成了支柱性的價值體系支撐。這種支撐小而言之對于個性張揚、個性期待、個性勃發(fā)有著強烈的驅策性，大而言之則對由個性心靈生活而整個西方價值體系精神世界等，都有著強烈的本根性。這種本根性恰如柏拉圖所言，不同地域的人類天性之中其實早已經具足了哲學的成分，這種哲學的成分以康德表述即如“吾之能知者何？”“吾之應為者何？”“吾之所期者何？”進而由此進階統(tǒng)攝“能知”“應為”“所期”三者，從而形成了一種強力支撐著西方文化價值的永恒根基，而這也同樣是斯賓諾莎社會價值空間架構的理論棟梁。當然，亦與海德格爾這位大哲的“基本本體”“無根本體”中的形而上的支柱支撐如出一轍。[2]而《蜘蛛俠：英雄歸來》這部影片中的語言深意亦恰在于此。[3]（三）文藝藝術化形而上的支撐。《蜘蛛俠：英雄歸來》由針對西方既得利益階層的辛辣嘲諷開篇，將黑惡勢力與既得利益兩種反社會力量并列加以剖析，由灰色勢力針對黑惡勢力的反擊制勝，而將這部影片一顯一隱的主題表達得淋漓盡致。在影片之中，語言藝術成為支撐這部影片意象的強有力的支柱，形諸于文本形式的劇本的基本架構，與訴諸于文學語言技巧的大量劇情對白表達，成為了影片意識流的主干部分。與傳統(tǒng)的英雄建構的動作基礎有所不同的是，影片中的英雄建構大量以對白方式進行，反而以這種文藝藝術化表達而實現了影片的意象化升華。由上述分析可見，文本支撐是這部影片的四梁，而文學語言技巧支撐則是這部影片的八柱，文藝藝術化支撐則為這部影片提供了形而上的升華，正是這種由文本而文學，由文學而文藝的全方位的語言藝術支撐，才使得這部影片具足了形而上的價值架構的四梁八柱的意象化完形。[4]

1.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討論自上個世紀初至今已有百年的歷史。百年來，各種學說、派別紛然雜陳、莫衷一是。可以斷定，對傳統(tǒng)文化的討論還將持續(xù)下去。本文不舛淺陋，擷取討論中的一個側面棗即從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取向及對主體價值的影響及其現代轉換的角度，闡述一點個人的管見。不當之處，尚請方家指正。

長期以來，在學術界流行一種看法，就是把傳統(tǒng)文化放在儒家文化的層面上來表述，似乎二者可以等量齊觀。這種觀點抽象看來頗有道理，但仔細分析卻十分片面，因為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傳統(tǒng)文化的外延顯然要比儒家文化寬泛得多，傳統(tǒng)文化是一個民族各種思想文化、觀念形態(tài)的總體表征，而儒家文化則僅僅是民族思想文化形態(tài)中的一種而已。傳統(tǒng)文化除儒家文化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文化形態(tài)，如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墨家文化，名家文化，佛教文化……等等。就儒家文化而言，在其歷史演進過程中，大量融匯、吸收了其他各種不同的思想文化內容，從而豐富了自己的思想體系，如荀子之集成百家，自成一系；董仲舒之重儒家、陰陽家，自立一說；宋明理學家更是融釋、道于一身，終使儒家達到較完備的形而上理論形態(tài)。同時，儒家思想本身也不斷被其他文化所融透和吸收，如魏晉以后的佛教思想，為能植根于中國大地并使廣大社會民眾所接受，都自覺不自覺地汲取儒家文化的內在精神，與儒家文化同流同調，這是儒家文化與其他思想文化相疊合的一面，我們一般把它劃歸到儒家文化的范圍。但是，如上所言，在中國思想文化發(fā)展史上，思想文化發(fā)展的多元性還表現在除了儒家文化外，還存在大量獨立于儒家文化之外的文化內容，這些文化內容都程度不同地滲透、影響著傳統(tǒng)文化的形成、民族心理素質、風俗習慣乃至人們的思維、行為、生活方式，譬如墨家主張的“兼愛”、“尚同”思想，千百年來不正是中國人民熱衷追求和憧憬的理想目標?道家提倡的自然無為、逍遙羈放的思想情趣和人生態(tài)度，不正是一些放達無為之士所終身尊崇的信條原則?這些思想意識對中國國民心理影響至深至遠，在意識形態(tài)上往往與儒家文化形成互補結構。這些內容不同、類型相異的思想文化與儒家思想文化相互激蕩、吸收、融合，共同熔鑄了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

如上所述，只是為了廓清傳統(tǒng)文化與儒家文化各自的內涵、外延。當然，我們也必須承認這樣一種事實，即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核心精髓還是儒家文化，這種界定與把二者等同起來是兩碼事。所謂“傳統(tǒng)文化”是指中華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思想文化為基線的、涵括其他各種不同思想文化內容的有機的構成體系。但僅這樣理解傳統(tǒng)文化顯然還不夠，這種認識不能告訴我們：傳統(tǒng)文化的東西何以能流傳下來?對我們來說，這個深層次的問題更為重要。人們常常認為，在“文化”前如有“傳統(tǒng)”二字為定語，便斷言，傳統(tǒng)文化即是指“過去之文化”。其實謬然。傳統(tǒng)文化不是靜態(tài)的存在，而是動態(tài)的觀念之流；不是靜態(tài)的積淀物，而是動態(tài)的價值取向。所謂傳統(tǒng)文化不僅僅意味著“過去存在過的一切”，其更深層含義在于：傳統(tǒng)文化是一種觀念之流，是一種價值取向，是肇始于過去融透于現在直達未來的一種意識趨勢和存在。被稱為傳統(tǒng)文化的東西，必定是在社會機體組織及人的心理椛斫峁怪杏兇徘看笊頹痹謨跋熗Φ畝鰨廡┮狄鴉砦說鈉氈樾睦項生理素質的因素時刻在規(guī)范、支配著人們未來的思想、行為，不具備這一特征，就不能劃歸到傳統(tǒng)文化的范圍。

2.筆者一直認為，文化形態(tài)的東西之所以能夠傳承下來，必須通過兩種途徑（或形式）：一是“民族凝聚的形式”，二是“個體轉換的形式”。這兩種形式彼此呼應，構筑成一個穩(wěn)固的觀念體系。任何形態(tài)的文化，首先是民族性的文化，它是適應民族生存的特點而形成發(fā)展的，是在民族身上體現出來的民族化的精神依托和力量，它往往凝聚為民族特有的國民性格和社會心理意識。不同時期的不同民族有著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文化傳統(tǒng)和文化類型。但是，民族精神和社會心理必須通過具體的活生生的個體生命的存在得以凸顯，一切自然的、社會的、歷史的、文化的、意識形態(tài)的歷史，都要從個體發(fā)展史中得到說明，馬克思說：“整個歷史也無非是人類本性的不斷改變而已”。[1]一切都經由“個體”的生命存在才閃現其應有的光輝，一切都經由“個體”思維的反饋、轉換、過濾、篩選……等活動，才能獲取其嶄新的思想內容和理論價值。缺少“個體”這一現實媒質，一切將變得毫無意義。在自然椛緇釛歷史所建構的三維文化背景中，與歷史發(fā)展相伴隨的文化成為對人們影響最大的文化背景，歷史形成的文化氛圍每時每刻都在塑模著符合文化類型的人格，每個個體也以自身的心智去建構、維系、支撐傳統(tǒng)文化的平衡與存在。傳統(tǒng)文化時時刻刻在影響人，改造人；人又在既定文化環(huán)境中保存、再造傳統(tǒng)文化，保存、再造的過程也就是傳統(tǒng)文化不斷得以延續(xù)流傳的過程。傳統(tǒng)文化與人之間構成一幅和諧圓融的畫面，久而久之，人們的政治態(tài)度、宗教情感、人生理想、藝術審美、價值評判乃至思想、生活、行為諸方式，都浸透著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我們不可能以物理的或化學的方法來證明傳統(tǒng)文化是怎樣滲透到個體心理和生理中的，但是，文化基質(或基因)總是以某種心理積淀和生理遺傳的方式貯存在人的心理椛砘浦校鉤山銜榷ǖ母鎏鍡生理模態(tài)，這卻是歷史事實。此模態(tài)能自我更新，依靠內在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來維系，前代人通過一定渠道把保存留傳下來的東西(物質的，精神的……)傳給下一代，下代人復通過一定方式接受、學習、領悟這些東西，世世相傳，代代相繼，傳統(tǒng)的東西在中華大地上就這樣延續(xù)了數千年。我們認為，在現代社會，所謂傳統(tǒng)文化與現代化的沖突，更多的是指思想意識、觀念形態(tài)的沖突，是傳統(tǒng)心理與現代心理承受力之間的沖突，而不主要是指物質層面上的沖突。因此，在對傳統(tǒng)文化研究過程中，除把握傳統(tǒng)文化的確切含義外，還應對它進行層次上的劃分，具體說就是，一切表現出來的、構成物質形態(tài)的文化，可稱之為“表層型文化”；潛植于人的思想觀念、積淀于人的心理—生理結構、并時時影響約束人的思想行為而毫不自覺的那種文化，可稱之為“深層型文化”。前種文化類型不能自己解釋自己，后種文化類型雖能解釋許多現象，但它自身也必須深入到經濟、政治結構中去尋找根據，正如同志所指出的：“中華民族的舊政治和舊經濟，乃是中華民族的舊文化的根據”。[2]這樣，傳統(tǒng)文化問題就不僅單純是平面的構圖，而是立體型的結構體系；它不僅是“傳統(tǒng)學”和“文化學”所研究的對象，而是成為生態(tài)學、人類學、社會心理學、民族學、歷史學所共同研究的對象。如何從多維學科的角度全面系統(tǒng)地研究傳統(tǒng)文化，切實解決現代化建設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實際問題，是我們拭目以待的重要理論課題。

3.每個民族都有構成本民族精神凝聚力的文化傳統(tǒng)，此文化傳統(tǒng)是由眾多層面構成的系統(tǒng)，在文化系統(tǒng)運行過程中，逐漸形成與此系統(tǒng)相契合的價值判斷關系，價值判斷系統(tǒng)往往對整個文化系統(tǒng)的發(fā)展軌跡和方向起著調控、制約的作用，價值判斷系統(tǒng)的這種調控制約性，我們稱之為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取向性。一般而言，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著與西方傳統(tǒng)文化迥然不同的價值取向，其差異性在相互參照比較中表現出來，如西方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取向中，強調人與自然的對立，強調人的獨立自主和進取精神……，求真求實的精神旨趣使得西方傳統(tǒng)文化中的價值判斷總是與事實判斷聯(lián)系在一起，美的東西總是與真實的東西聯(lián)系在一起，也就是說，只有真實的，才是美好的，這種價值取向使得西方文化不斷處于永恒的沖動和超越之中；與此相反，在中國文化的價值取向構成中，始終把謀求人與自然、社會的和諧統(tǒng)一作為人生理想的主旋律(這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德”觀念的體現)，反對人的獨立意志和銳意進取，培養(yǎng)人的群體意識、順從誠敬意識等，此種價值取向使得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一開始就具有很大的惰性，它所尋覓的是一種中庸的、調和的途徑。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價值判斷總是與事實判斷相脫節(jié)，而與倫理道德觀念緊密相聯(lián)，契合為一，就是說，美的東西總是與善的東西相聯(lián)為一體，只有善良的，才是美好的。兩種不同的價值判斷組合形式，導致中西方思想文化中非常不同的內容形式和思維方式：一方是對自然本體的追求，一方是對社會人生的探討；一方是純知識體系的建構，一方是道德規(guī)范原則的疊加；一方是理論性思想的突破，一方是直觀性思維的構想……。兩種不同類型的民族文化特征十分明顯。通過這種簡單的中西文化和思維方式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價值取向的一個重要特性就是具有濃厚的倫理道德傾向。對中國思想文化的這一特征，西方思想家也早有察覺，孟德斯鳩曾說過：“中國人把整個青年時代用在學習這種禮教上，并把一生用在實踐這種禮教上”[3]，黑格爾也指出：“在中國人那里，道德義務的本身就是法律、規(guī)律、命令的規(guī)定，……這道德包含有臣對君的義務，子對父、父對子的義務以及兄弟姐妹間的義務。”[4]這些論述從一個側面表明了倫理道德觀念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4.那么，人們一定會產生如下疑問：本來只屬調劑人際關系的倫理道德觀念為何能在中國文化中具有涵蓋一切的功能并最終構成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取向?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問題，從不同角度可以得出不同的答案。我們知道，在孔孟儒學那里，倫理道德只是用來維系家庭和睦的一種手段，其投射范圍至多達到社會政治制度的穩(wěn)定上，孔子所謂“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5]，就只限于這層含義。而在儒家后學，特別是在《易傳》那里，這種最初的倫理道德觀念發(fā)生了質的變化，倫理道德與宇宙自然，政治制度相互疊合，構成自然棗社會棗人倫道德三位一體的穩(wěn)固系統(tǒng)，人倫道德取得了本體論的意義，成為自然、社會的法則。《易·序卦》這樣來表述：“有天地然后有萬物，有萬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婦，有夫婦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禮義有所措”。這樣，在《周易》那里，以倫理道德為中心的三位一體的道德觀念系統(tǒng)的最初框架形成了。此三位一體的框架使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從未有過獨立于社會、人倫之外的自然宇宙系統(tǒng)，宇宙萬物只是人類精神生命及社會歷史的有機構成部分，宇宙本身就是生生不已的活的生命，它與人類生命融通為一，人倫道德中便體現著宇宙生命的精神，而宇宙中也打上了人倫道德的烙印，二者靠活的生命之流棗“氣”相為貫通，即莊子所謂“通天下一氣耳”。在某種程度上，對宇宙現象的描述在于昭示社會歷史、人倫道德的完美無缺，其出發(fā)點是人倫道德，投射向宇宙，然后折射回來，歸宿點仍在倫理道德。一切都圍繞著人倫道德而進行而展開，荀子所謂“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司馬遷所謂“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便是這種思想意識的突出體現。倫理道德觀念作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價值取向若僅僅限于三位一體的結構，還不足以有如此巨大的約束規(guī)范作用，我們還必須看到它自身所具有的雙重性質，即它在保護自身倫理道德特性的同時，對自身內容便進行了“外化”、“超越”，從而具有法律約束的功能。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倫理道德觀念在中國兩千年的封建社會中確實具有法律的功能。所謂“禮”，是中國封建社會倫理道德和封建等級制度的總稱，“禮”進一步制度化、法律化，形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獨特的法律內容，人們常常習慣于“禮”、“法”并稱，主張“隆禮尊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古代的法律，從來就有著濃重的倫理色彩，違背禮義道德也就是觸犯了法律，禮義道德同法律一樣，是一種外在的強制力量和行為規(guī)范，《新唐書·刑法志》說：“令者，尊卑貴賤之等級，國家之制度也”，如此，倫理道德脫離了原來的含義，而成為國家意志的體現，它從“應該”走向“必須”，從內在道德自覺走向外在行為規(guī)范，倫理道德觀念在雙重力量(三位一體的框架、法律的功能)的整合下，成為支配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主導精神力量。此外，對這一復雜問題，還可從中國古代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中去尋找答案。眾所周知，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農業(yè)型民族，農業(yè)耕作的特殊性，使人們長期定居于某一區(qū)域，依據氣候、季節(jié)的變化規(guī)律來從事農業(yè)生產，而不像游牧、商業(yè)型民族那樣經常大規(guī)模地遷徙流動。在同一空間區(qū)域內，要達到長期共存的目的，維持一定區(qū)域內家庭之間，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在我國整個古代社會，血緣氏族關系、宗法等級關系非常復雜，每個人都成為特定人際關系中的一分子，都有維持特點人際關系的義務，中國封建社會的社會結構就是以血緣、宗法關系為紐帶而建構起來的，在家庭內部，首先要確立父親的絕對地位，以父為中心，確定上下貴賤、尊卑長幼秩序，任何一級都不得有逾越行為。既定的社會秩序、人際關系的正常運轉只有靠道德規(guī)范來維系，儒家思想正是把這種倫理道德內容理論化了，成為亙古不變的道德說教。家庭的進一步擴大就是國家，君主是一國之主，是權力的化身和象征，統(tǒng)治者為達到永享國嗣的目的，竭力向國民灌輸封建道德意識，道德性原則被進一步國家化。中國封建社會這種家庭與國家同質同構的性質，造成中國倫理道德觀念十分穩(wěn)固，“孝”、“忠”成為貫通家、國一體化的煤質。中國的政治結構，從本質上說，就是中國封建社會結構的變生物。特定的社會結構塑造了相應的政治結構，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隸屬依附關系。實行人治思想的最有效方法，恰恰又是倫理道德原則。一個人的臧否廢黜、貶謫擢升，不是看他的實際才能、工作能力，而是看他的德行、品質操守；政治與道德密切相聯(lián)，道德的衰落意味著政治生命的死亡。中國獨特的社會結構和政治結構衍生出了中國封建社會較保守的意識形態(tài)結構，從而造就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獨特的價值判斷系統(tǒng)棗注重倫理道德關系的價值取向。這只是從幾個方面分析了倫理道德之所以能成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價值取向的根由。

1引言

文化營銷已經引起理論界和企業(yè)界的關注。所謂文化營銷,就是企業(yè)在向客戶營銷產品過程中,滲透企業(yè)文化內涵,用企業(yè)文化提升品牌價值,影響客戶購買行為,達到促進業(yè)務營銷的目的。文化、產品和營銷的關系,可以比做是土壤、種子和播種的關系,文化是土壤,產品是種子,營銷是在土壤上播種、耕耘。通過文化營銷,培育出為客戶認同的品牌。因此,文化營銷的核心是促進企業(yè)品牌的升華。

2在電信運營中的運用

文化營銷在電信運營中的運用,主要要做好兩方面的工作,一是企業(yè)要構建文化營銷的核心要素,即企業(yè)文化,為開展文化營銷提供內容,二是在面向客戶銷售產品過程中,要用文化力引導和促進客戶購買產品。

（1）企業(yè)文化的構建文化營銷的核心要素是企業(yè)文化,如果沒有一個系統(tǒng)而優(yōu)秀的企業(yè)文化,是不可能進行文化營銷的。因此,建設企業(yè)文化,是文化營銷的前提條件和基礎。

(1)要樹立企業(yè)精神。企業(yè)精神是企業(yè)文化的靈魂。優(yōu)秀的企業(yè)精神是企業(yè)的活力之源,能夠在員工中產生強大的凝聚力,極大地提高員工工作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提高員工的素養(yǎng),使員工體現出良好企業(yè)精神風貌,使客戶通過員工的精神與行為,對產品產生購買的欲望和良好的印象。

摘要：從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歷史方位、當代價值和未來力量等方面闡述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形成了新時代傳統(tǒng)文化思想。他認為，新時代傳承和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必須堅持三個原則，做到三個統(tǒng)一。傳統(tǒng)文化思想對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文化強國建設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價值。

關鍵詞：；傳統(tǒng)文化；價值

中華民族創(chuàng)造了五千年悠久的歷史文化，中華文明成為世界文明史上一顆燦爛的明星。習從民族存續(xù)、國家發(fā)展和人類進步的多維視角，闡述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歷史方位、當代價值和未來力量，形成了新時代傳統(tǒng)文化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傳統(tǒng)文化思想的主要內容

（一）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全民族的精神家園。習從中華民族存續(xù)的角度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進行了定位。他認為：“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著中華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fā)展壯大的豐厚滋養(yǎng)。”［1］201在世界民族發(fā)展史上，中華民族歷經五千年奮斗歷程創(chuàng)造了輝煌的思想文化，形成了歷史悠久、獨樹一幟的中華文明。中華民族之所以能夠存續(xù)，固然有經濟、政治等方面的原因，但最根本的還是在長期的民族融合發(fā)展過程中形成了優(yōu)秀的民族文化，形成了維系民族發(fā)展、認同和團結的文化基因，以及形成了共同的民族價值觀。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在歷史的激蕩中沉淀下來，為中華民族提供了“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精神脈絡”［2］181。一個偉大的民族必須要有偉大的傳統(tǒng)文化作為支撐。因此，習提出一個民族要想發(fā)展壯大，就必須繼承而不是拋棄傳統(tǒng)文化，必須弘揚而不是貶低傳統(tǒng)文化。要高度重視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守護全民族的精神家園。（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國家發(fā)展的精氣神。習指出：“體現一個國家綜合實力最核心的、最高層的，還是文化軟實力，這事關一個民族精氣神的凝聚。我們要堅持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還有一個文化自信。要從弘揚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精氣神。”［3］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我們治國理政提供了豐富的歷史經驗。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包含了親民愛民、為政以德、施行仁政、勤政廉政、修齊治平、以法治國等思想，對今天黨的建設和國家發(fā)展都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因此，習在各種場合談到學習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性，要求各級領導干部都要學習掌握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思想精華，自覺樹立正確的政績觀、群眾觀和價值觀，克服“四種危險”、經受“四大考驗”。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文化自信的力量源泉。習提出要堅定“四個自信”，最根本的是要堅定文化自信，而中華民族五千年形成的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力量源泉。只有始終不渝地繼承和弘揚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發(fā)掘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價值，才能形成強大的文化自覺，最終堅定文化自信。（三）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是人類進步的精神動力。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既是中國的寶貴財富，也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蘊含了豐富的智慧，為推動人類進步、促進世界發(fā)展提供重要的精神動力，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和諧世界提供重要的文化保障。習從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中尋找人類發(fā)展之道，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概念，給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賦予了人類關懷和世界眼光。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妥善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環(huán)境問題、民族矛盾、宗教問題、發(fā)展問題以及國家關系問題提供了新的思路。比如，在國家關系方面，中華傳統(tǒng)文化倡導“和而不同”“求同存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協(xié)和萬邦”，這要求國際社會要文明交往，樹立“整體觀”和“和諧觀”。在世界文明多樣性方面，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強調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并存與融合，承認各文明發(fā)展的差異性，反對民族欺凌與文化侵略，倡導各文明形成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本共識。在全球治理體系方面，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提出要“先義后利、舍利取義”“以和為貴”“厚德載物”，為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價值引領，為化解全球性的矛盾和危機提供方法。

二、傳統(tǒng)文化思想的基本原則

一、釉彩的文化價值

釉是陶藝的外衣，豐富了裝飾內涵，提高了作品附加值，是藝術表現的重要形式，民族文化的象征。通過釉彩辨析，培養(yǎng)學生敏銳的感受能力、理智的認識能力、技能的適應能力。

1．綜合裝飾的文化價值

陶藝綜合裝飾的文化價值：發(fā)揮多種裝飾材料和工藝技術的特性，使釉上釉下相輝映，高溫低溫相輔助，雕刻繪畫相襯托，人工天然相結合，達到藝術創(chuàng)作的最佳效果。陶瓷釉上彩的綜合裝飾，多為高溫顏色釉、現代陶藝、刻花瓷胎。高溫顏色釉瓷畫，是現代陶藝釉上彩的新工藝。而色釉瓷胎即使不裝飾，也有繪畫美感，但白胎瓷如果不裝飾，就顯得單調沉悶。白胎瓷任何部位都可以裝飾，而色釉瓷胎只能選擇空白或淺淡的釉面稍作點綴，增加觀賞效果。色釉瓷胎繪畫，要以精美的紋飾襯托，不能出現與色釉不協(xié)調的畫面。釉中彩在1200℃高溫中，把釉上顏料溶進釉中，燒成后既有釉下彩的柔和秀雅，又有釉中彩的鮮艷亮麗。

綜合裝飾構思要精致，注意畫面與色釉和諧統(tǒng)一。色釉瓷適當裝飾，有“錦上添花”獨到的藝術效果。色釉瓷繪畫，常選用花釉、紅釉、結晶釉、烏金釉等，以局部繪畫襯托色釉，注重點綴、襯托、協(xié)調，忌諱繁雜、閉塞、充填。現代陶藝突破了傳統(tǒng)規(guī)范，出現了扭曲、變形、鑲接、切割等器型，但主要是異型花瓶、瓷雕，既有具象紋飾，也有抽象裝飾，多在色釉刻花瓷胎上裝飾，或在口足部位、主體部位、口足之間，采用砂地開光的形式作畫，產生深淺、厚薄、粗細、濃淡、素艷的線條和色彩對比，繪畫與雕刻的對比，體現作者的思想情感和審美特點。

2．單色裝飾的文化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