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學"視覺文化"課程和專業

晚近以來，視覺文化課程在歐美大學本科和研究生不同層次上開設，有的學校開設了視覺文化專業。以下我們選擇幾所西方大學的視覺文化專業或課程設計，以期了解這一領域專業和課程設置情況。

1.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ofWashington)的視覺文化課程(本科)

授課教師：

AlexanderCampbellHalavais(halavaisu.washington.edu)

課程說明：

1.早期經驗主義的傳播研究西方社會科學對大眾傳媒的關注，起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美國，也就是有聲電影開始盛行之際。由于美國的社會科學具有根深蒂固的實用主義傳統，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縝密與理論的貧乏成正比。社會科學的用途，不在于從根本上對社會進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決實際社會問題，最大程度地維護現有制度的穩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則無關緊要。因此，美國社會科學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對大眾傳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傳媒研究史上第一個比較有影響的調查報告，就是針對美國公眾對當時正在興起的有聲電影所抱的成見撰寫而成的。有聲電影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出現，就得到眾多青少年觀眾的青睞。很多家長因此擔心添加了聲音的銀幕更具吸引力，對青少年的道德行為會產生不良的影響。當時的社科學者們針對公眾的這種顧慮，進行了一系列包括問卷調查在內的實際調查研究，結果便是后來傳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結論，現在看來似乎多余而且膚淺，即電影的確對青少年能夠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學”的光環，這一結論在當時公眾中影響很大，對后來的傳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規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傳播與媒體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關注傳媒對受眾所施加的影響上，也就是所謂的媒體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從總體來看，媒體效果研究大都有意無意地落入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刺激－反應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該模式假定，傳媒一旦發出刺激信號，受眾（audience）必定會在態度或行為上有所反應，傳播研究的任務在于發現并測量這種受眾反應。這一模式在后來社會科學對不同媒體的研究中都得以體現，包括對廣播、電視以及連環畫冊的研究。其中，最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對兒童與電視的研究。與“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動機類似，兒童與電視的研究，也起因于公眾對電視這一“更新的”媒體的顧慮，人們擔心電視這一闖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電影院更容易教會兒童一些不良的行為。50年代中后期，電視正在普遍進入西方家庭，當時的研究得以采用實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經普及電視的社區與尚未普及電視的社區進行比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隨著電視的進一步普及，兒童及電視的研究便從社區轉向心理學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純量化研究成為一種不得已的時尚。此時在美國，公眾輿論的焦點越來越集中在反對電視中的暴力和性。面對這種輿論壓力，由政府資助的研究人員便開始企圖通過心理學實驗來建立電視內容與兒童行為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相當一批實驗研究似乎證明了其中的因果關系，但是也有少數得出恰恰相反的結果，即電視中呈現的暴力可以減少實際的暴力行為，亦即所謂的宣泄理論。這種相互矛盾的結論并非偶然，而恰恰說明行為主義心理學研究本身的嚴重局限性。因為它將研究對象從活生生的實際生活中抽出來，放在人為的實驗室里去觀察，得出的結論也只能是虛擬的。

這種局限性也正是后來英國的傳媒社會學批判和超越的對象。狹隘的經驗主義對傳播媒體研究的壟斷，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體。它們常被后來的批評者戲稱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彈理論”（bullettheory）。當然，這并不等于說，在此之前的幾十年里就沒有其他非主流的傳媒研究存在，只是它們影響甚微。從60年代末70年代初開始，當時在西方世界方興未艾的批判社會學（criticalsociology）將其矛頭指向了大眾傳媒。批判社會學的興起和發展與其歷史背景和社會基礎是分不開的，亦即戰后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結束。一系列社會動蕩取代了平衡發展，包括人們熟知的西歐青年學生運動，美國黑人公民權利運動，以及反對越戰示威游行。突如其來的社會動蕩，進一步動搖了長期以來作為英美社會科學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從而也將社會學從安于現狀的結構功能主義中解放出來，迫使其成為社會批判的工具。在西歐，馬克思主義以及后來被統稱為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流派，為批判社會學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國，以威伯倫（ThorsteinVeblen）和米爾思（C.WrightMills）為代表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本土批判傳統也得以宏揚。當時正在蓬勃發展中的大眾傳播媒體自然也成了社會學批判分析的對象之一，批判傳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從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發展壯大起來④。

2.英國的文化研究

一、大學"視覺文化"課程和專業

晚近以來，視覺文化課程在歐美大學本科和研究生不同層次上開設，有的學校開設了視覺文化專業。以下我們選擇幾所西方大學的視覺文化專業或課程設計，以期了解這一領域專業和課程設置情況。

1.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ofWashington)的視覺文化課程(本科)

授課教師：

AlexanderCampbellHalavais(halavaisu.washington.edu)

課程說明：

首先，這里的“框架”(fames)與“語境”(context)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語境”是事實的一種外在體現;“框架”指的是一種內在的心理狀態，在很多情況下并不是字面意義，它構成了我們觀察世界的一種圖式;因此，“框架”并不是“真實的”，就好似我們認識世界的圖式并不是實際區域環境真實、完整的再現［3］(P34)。例如:“Ihateyou”從表層意義上來看，是說話者在表達對聽者的厭惡之情，但是這句話的深層意義可以是“Iloveyou”;即表層意義“Ihateyou”是深層框架“Iloveyou”的戲謔之語，這種“框架”反映了表層意義(surfacemeaning)與深層意義(deepmeaning)之間的差距。除了對于真實世界的內在的心理再現，“框架”也包括人們心理預期的一種典型范例或原型(Prototype):它是人們自己理想化的、意中的一種具體形象，是抽象的具體化，是典型的反復出現的意象;為了交際的進行，人們自然而然地會把自己的內在心理圖式與真實場景中的事物進行一定形式的匹配。不同的文化對于同一事物或概念會有不同的理想原型，即使處在同一文化大背景下、不同民族和區域的群體和個人，也會產生不同的心理預期。例如:當提到“鳥”時，美國成年人首先會聯想到“知更鳥(robin)”，但是十二歲左右的兒童則會想到“鸚鵡(Parrot)”，而我們中國人則想到“麻雀(sparrow)”。顯然，這種“框架”是由文化決定的(cultur-allydetermined)，也可以稱之為“文化框架”(culturalframes):即把文化視為一個框架體系，在這個框架內部，人們可以對外部事物進行理解和闡釋;所以，框架對于文化具有闡釋的輔助作用。Tannen［3］(P125)則從文化翻譯的視角，將其定義為“人們關于文本已有的知識、以及對該文本作出的概括和預期內容的集合體”。因此，文化翻譯者要特別注意的是:意義并不是內在固有的，而是不同的文化群體和個體經過自己的理解和闡釋而附加上去的;翻譯是不能過于強調字面表層意義，也不能過于強調內涵深層意義。(從認知學出發，“文化”被定義為一種共有的、觀察世界的心理模式或圖式(mentalmodelormapoftheworld);文化就是認知;認知不同，產生的文化也就不同。文化心理圖式是積淀著特定文化蘊涵的心理結構，或者說是一種文化無意識;它影響著在特定文化中生存群體的思維方式、感知方式和情感模式。1.影響因素。Hofstede［3］(P88)列出了影響人類感知世界的“感知過濾器”(Perceptionfilters)———人類活動過程中特有的三個層次，從低層到高層依次是:人類本性(humannature)、文化(culture)和人格特征(Personality)。Katan［3］(P88－89)在此基礎之上，加入了“語言”因素，從而總結出了四個影響人類心理感知的因素。首先是“生理因素”(Physiological)，這與Hofstede的“人類本性”是相對應的，屬于最低層次。此時，我們與外界唯一的接觸，就是解讀自我感覺接收器傳遞給我們的信息。一方面，人類的感覺器官在進化領域內并不是最先進的，如我們的聽覺和觸覺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不是永恒的;另一方面，我們對于這種感官上的局限是無意識的。其次是“社會工程因素”(socialengineering)，即對應Hofstede的“文化”因素。人類通過神經能夠感知、觸及的世界是非常廣泛的，因此我們必須根據自我的“感覺性需求”(Perceivedneed)對聽覺、視覺、觸覺等不同方面進行選擇這種。選擇過程就是所謂的“社會工程”(socialengineering);它不僅因文化而異，也因人而異。再者是“個體因素”(individual)，對應Hofst-ede的“人格”因素。這種因素不僅取決于先天性的、個體獨有的基因結構，也受后天教化的影響。最高層次的就是“語言因素”(language)。在很大程度上與Sapir－Whorf假說相類似:一方面，語言影響著我們理解和思考世界的方式;另一方面，語言在構建、反映事實的同時，也會有壓制和曲解。2.實現工具。既然真實世界(realworld)與人們感知的文化心理圖式不同，人們更傾向于文化心理圖式;而“文化心理模式”正是通過“元模式”(meta－model)這一工具在語言中加以應用。和地理結構圖式一樣，文化圖式也往往過于詳盡和繁瑣;為了提高其有效性，必須對真實世界進行一定程度的概括(generalize)、曲解(distort)或刪減(delete)，使文化心理圖式得以簡化。這種起簡化作用的模式就是“元模式”?！霸Ｊ健笔俏幕募夏Ｊ?，不僅明確了意義簡化模式的三種形式，也為我們的交際提供簡略的表達方式。第一種是概括(generalization)，是預知世界的最簡便、最有效的方法，只有人類才具有這種概括能力。第二種是刪減(deletion)，對于感知的事物，只能抓住其中重要的部分，不重要的內容就要有意刪除;例如“雞尾酒會現象”(cock－tailpar-ty)就是與會者有意刪減不必要的東西，即使在如此嘈雜的環境下也能聽見對方所講話語。第三種是曲解(distortion)，它可以是有意、也可是無意的:有時為了更方便地把握事件內容，便會故意曲解，把明知不是的那些事物變作是的東西———這在翻譯中時很普遍的，“意譯”就是一種曲解;而有時曲解完全是由于人類經驗的有限造成的。

傳統的翻譯方法采用的是“解碼－編碼”(decoding/encoding):先在源語內部對文本進行解碼，從文本表層意義揭露其深層意義;然后通過語際轉換成目的語的深層意義，并以此為基礎，在目的語內部編碼成表層意義，最終形成目的語文本。但是這種局限于語言層面的翻譯方法，無法解決不同文化框架內部、不同文化心理圖式作用下的文化差異問題，無法對抗文化沖突?！敖鈽嫛焙汀爸貥嫛弊鳛橐环N文化對抗策略，已成為文化翻譯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關鍵因素。解構閱讀是一種揭露文本結構與其西方形上本質(Westernmetaphysicalessence)之間差異的文本分析方法:文本不能僅僅局限于被解讀成單一作者在傳達一個明顯的訊息，而應該被解讀為在某個文化或世界觀中各種沖突的體現。一個被解構的文本會顯示出許多同時存在的各種觀點，而這些觀點通常會彼此沖突。若將一個文本的解構閱讀與其傳統閱讀來相比較的話，也會發現源文本中有許多被壓抑與忽視的觀點。在語言文化差異甚至沖突不可避免的文化翻譯過程中，若沒有準確的語義文化詮釋，就談不上文本的解讀［5］。因此，傳統的語言層面上的文本解碼已遠遠不能滿足譯者與目的語讀者的期望和需求，這也就更加突顯出譯者“文化協調者”的身份與作用———在實際翻譯活動開展之前，必須首先在源語文化框架內部，對源語文本實行“文化框架解構”，全面分析源文本語言中的文化信息分布，為有效的文化翻譯打下堅實的基礎。通過“解構”源語文化框架，充分掌握源語中的文化信息及其體現的文化心理圖式，并輸入到目的語大背景下，接下來“文化協調者”的另一個關鍵任務就是在目的語文化中“重構”文化框架?！爸貥嫛?reconstruction)是指編碼后在不更改代碼的外部行為的前提下，通過更改代碼的內部結構來改進代碼的過程。顧名思義，廣義上的“文化重構”(culturalreconstruction)就是文化的重新構建，它包含兩個層次:低層次的是同一文化背景下自身的“重構”，即對于已有某個文化現象的再加工、再創造，也是人們對于已有文化現象的再認知，例如對經典影視作品的翻拍、或者將某一文學作品改編為影視作品，都屬于重構;高層次的“重構”是跨文化交際視角下的“跨文化重構”(cross－culturalreconstruction)———即以保留再現源語文化功能為前提，在目的語文化框架內部對于某個已有的或缺省的文化現象的再加工、再創造，盡可能追求文化間的“留異存同”。在中國，“除夕”是農歷新年的前一個夜晚，而西方的“平安夜”(ChristmasEve)同樣也是西方新年“圣誕節”的前一夜;參照中西方在新年及新年前一夜這一文化現象上的共性，把中國的“除夕”譯為“ChineseNewYear’sEve”，既實現了“存同”———“eve”，又達到了“留異”———“Chi-neseNewYear”。而文化翻譯過程中的“文化框架重構”顯然隸屬于“跨文化重構”。鑒于文化差異性，必須關照目的語文化心理圖式，順應其獨特的思維方式、感知方式和情感模式，運用概括、刪減或曲解等一系列策略對新輸入的源語文化進行適當處理，以目的語讀者熟悉、可接受的語言方式，再現源語所承載的文化功能?？v觀整個文化翻譯過程，主要分為以下三個步驟:文化框架解構、文化框架轉換、文化框架重構。從操作內容來看，“文化框架解構”(decon-structionofsourcecultureframes)是在在源語文化框架內部全面分析源文本中的文化信息及其分布，“文化框架轉換”(shiftingfromsourcecultureframestotargetcultureframes)是采用適當的策略方法加工源語文化信息使其順利進入目的語文化語境，“文化框架重構”(reconstructionoftargetcultureframes)則是在目的語文化框架內依據其獨特的文化心理圖式創造新的文本并成功再現源語所承載的文化功能。從過程本質來看，“文化框架解構”和“文化框架重構”都屬“語內轉換”(intralingualtransformations)，“文化框架轉換”則是“語際轉換”(interlingualtransformations)。一種語言轉換到另一種語言的翻譯活動，必然涉及到文化框架的轉換，即從源文本解構后的框架到目的語文本重構前的框架，這就要求譯者必須熟知兩種文化各自的本質特征(包括文化框架和文化心理圖式)以及兩者之間的差異。總之，這一核心環節不僅是文化翻譯者作為文化協調者與傳統譯者之間的本質區別，而且譯者轉換文化框架的能力更是決定譯文成敗的關鍵。具體來說，框架轉換主要包括三種策略:歸納(generalization)、刪減(deletion)和曲解(distortion)。特別要強調的是，這里的三種翻譯策略雖然與元模式中的三種意義簡化形式名稱相同，但本質是不同的:在元模式中，這三者作為人們感知世界、認知世界的方法是抽象的、理論心理層面上的;而在翻譯過程中，作為處理文化異同現象的策略，是具體的、實踐操作層面的。

為了更好地理解我們身處的環境、所經歷的事物，常常會通過語言對事物現象進行范疇化，即歸類:用某一上義詞(superordinate)來統領眾多的下義詞(hyponyms)，類似于“原型(Prototype)”理論;或者用已有的文化意識和觀念來引領對于未知事物和現象的觀點看法。這種歸納分類在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它不僅受文化的影響、與文化密切相關，且通常情況下是無意識的。不同的文化背景、即使同一文化大背景下的不同群體或個人，都可能會采用不同的歸納方式;有時這種歸納是不準確、以偏概全的，有時又包含了正反兩面觀點?？傊?，任何一種歸納法都只適用于特定場合下的目標群體，而非所有場合、所有對象［6］。這里“歸納”作為文化翻譯的一項策略，適用于文化不對等或文化缺省現象:即當源語文化框架中的某一文化現象，在目的語文化框架中不能夠找到與之對等的或近似的語言詞匯，就只能翻譯成語義范疇上更廣泛的詞匯———上義詞(superordi-nate)。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漢語文化中紛繁復雜的家族稱謂詞，如“爺爺”與“外公”，“奶奶”與“外婆”，“舅舅”、“伯父”、“姑父”、“叔叔”等等，在西方文化中沒有如此細化的上下義關系，因此可以歸納翻譯為“grandfather”、“grandmother”、“uncle”等漢語中對應的上義詞。在某一文化框架內部，人們往往會把大眾普遍認知的、已成慣例的文化信息省去，或者說這已經成為了該文化群體共享的文化心理圖式，甚至是一種文化定勢。這種隱藏在文本內部、看似缺損的文化信息，是可以通過文本以外的“文化語境”(contextofculture)推導并重新獲得的，對于文化翻譯者來說卻是至關重要的?！拔幕瘏f調者”一方面要憑借自己的素養敏感地感知這些隱含信息(implicitinformation)，使之從文本中突顯出來，另一方面必須采用一定的策略手段對這些信息加以處理，最后傳遞給目標讀者。1.從隱性到顯性:增譯/補譯。在一定場合下，如果目標讀者缺乏源語讀者特有的那部分文化信息知識，就無法準確地體會原作者所要表達的內容或情感，更無法了解和體會外來文化，這就違背了文化翻譯的跨文化交際宗旨與意圖。這時就需要采用“增譯/補譯”(addition)的方法，將原文本隱含的信息完整地呈現，即目標文化的讀者(tar-getculturereader)也能感知源文化讀者(sourcelanguagereader)享有的文化框架。例如:…WhenIshutthelastlunchboxandhadthehousetomyself…文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家庭女性，從“shutthelastlunchbox”(蓋上最后一份午餐盒)可以看出文中的具體時間是在為家人準備好午餐后，因此是中午以前，即早上;“hadthehousetomyself”是指“我一個人獨居家中”，結合前半句“為家人準備午餐”及以此推斷出的時間信息，可以進一步推測出這里隱含了“送走丈夫和孩子”的前提條件。若按照原文直接譯成“在蓋上最后一份午餐盒后，我獨居家中”，會讓人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為什么準備好午餐后就一定是一個人在家呢?這里必須將作者隱含的其“家庭婦女”的身份信息加以交代:“蓋上最后一份午餐盒，送走丈夫上班和孩子們上學后，獨居家中時……”2.從隱性到刪去:減譯/刪譯。在其他場合下，隱含的信息不一定能增加目標讀者對于源文化思維、處事方式的知識儲備，反而會使目標讀者在理解源文化框架核心內容的道路上南轅北轍。所以說，最捷徑有效的方法就是刪去隱含的信息不譯，或者減譯更多內容。例如: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這里隱含的源文化框架信息就是歷史人物諸葛亮，這在目標文化框架內是空缺的。如果直譯為“ThreecobblerswiththeirwitscombinedequalChukehLiang”，英語讀者根本不能明白這句諺語的內涵意義。但是，若將“諸葛亮”背后隱藏的信息補譯出來，那么譯句就會過于冗長，不像是諺語了。所以，完全可以大膽地采用“減譯/刪譯”方法，刪去“諸葛亮”和“臭皮匠”及其背后隱藏的信息，從而意譯為“Two/Manyheadsarebetterthanonehead”，這樣既短小精悍，又保留了原句所要傳達的“齊心協力、團結一致”的思想意圖。除了上述的文化缺省和空缺，對于文化差異現象，可以采用“曲解”(distortion)策略。這里的“曲解”是屬于中性詞匯，它是譯者把目標讀者導向說話人或作者所認為的重要內容的一種方式。通過這種翻譯策略，目標讀者僅僅聚焦于某些方面，而忽視了整個大背景下的其他部分。其具體方法主要是意譯、替換等。1.詞匯－語法重心轉移。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的語言會采用不同的詞匯－語法形式來表述同一個深層次意義或概念:不同的主語、不同的重心、以及不同的強調內容。例如:Althoughtheproductionofsuchtransgenicstrainsofanimalscarryingforeigngenesisnowarela-tivelyroutinetechniqueinmanylaboratories…盡管目前在許多實驗室里，培養這種攜帶異體基因的動物轉基因株是一種較常規的技術英語是一種“名詞優勢于動詞”(Preponder-anceofnounsoververbs)的語言，傾向于使用抽象名詞來代替動詞;漢語作為一種最缺乏屈折形態的語言，其語法結構在各個方面都表現出較強的象似性(iconicity)，即漢語“以動詞為中心”。英漢兩種語言文化在名詞化上表現的不同，又反映了兩種語言在意念、結構上的差異2.前景化。在文本翻譯中，譯者特別注重某些語言要素或句子成分并對此做特殊的處理，就能“突顯”(foregrounding)譯者認為的文本中的關鍵信息，并引起讀者的關注。例如:Ispentaninterruptedmorningwriting，whichIlove.我花了整個上午進行寫作，無人打攪———我非常喜歡寫作。譯者把“interrupted”一詞特別拎出來，放到譯句的最后，特別強調“不受人打攪”這一關鍵信息，并把它一下子突顯出來，瞬間抓住了目標讀者的眼球。3.操控。在大多數情況下，譯者的這種“操控”(manipulation)是有意識的、故意為之的，目的就是強調那些他認為重要的文化信息。例如:TocarrycoalstoNewcastle.運煤到紐卡索，多此一舉。紐卡索是英國的一個產煤中心地，如此煤礦豐富之地卻還把煤運往那里，言下之意不言而喻。但若是直接將之譯成“運煤到紐卡索”可能會給讀者造成相當的閱讀困難，因為大部分中文讀者并不了解這一背景預設，因此譯者相應的增添了一條信息“多此一舉”，從而更加強調原文的深層關系。4.替換法。有時譯者為了加強原文中所要表達的情感、語氣，更加突出作者的目的、意圖，譯者將某些信息“替換”(translationshifts)為目的語文化中具有同等地位和作用的文化意象。例如:IfyouareexpectingthestorktovisityourhomethisyearandhehastocomebywayofRoycecit-y，hewillhavetobringacheck－booktopayhisbillbeforedelivery.如尊夫人有喜，要來羅伊斯城留產，請備足款項交費，才能接生。特此通告。該句是德克薩斯州羅伊斯城兩位醫生所登的一則廣告，目的是為了預防經濟大蕭條年代的美國人產后賴帳。對原文的理解關鍵在于如何理解stork內涵。根據英國民間傳說，嬰孩是由鶴鶴stork帶來的，因此“expectingthestork”的表達意圖就是指“生孩子”，這是較正式的表達。在漢語文化中表達相同意義的正式說法就是“有喜”。因此，這種替換使得譯文與原文一樣符合特定的文本類型、具有相同的內涵作用。新形勢下的譯者必須重視文化翻譯，即通過文化輸入和文化建構，在目的語文化中再現源語所承載的文化功能。因此，譯者在文化翻譯過程中，與其說是翻譯者，不如說是一位“文化協調者”。不同的文化群體擁有不同的文化心理圖式，因而也構建出不同的文化框架。文化翻譯過程主要包含三個步驟:解構源文化框架，源文化與目的文化之間的框架轉換，重構目的文化框架。文化翻譯的關鍵，一方面是全面、準確詮釋源語語文化，因為有效的文化翻譯，必須首先充分掌握源語中的文化信息，若沒有準確的語義文化詮釋，就談不上對文本的解讀，也就不會有成功的譯本產生;另一方面就是框架轉換，從源文化框架轉換到目的文化框架，這一過程主要通過歸納、刪減和曲解這三種策略進行。綜上所述，文化框架是文化翻譯的充要條件。如果把跨文化交際比作一棵參天大樹，文化翻譯是主桿，那么文化框架就是肥沃的土壤;主干必須根植于土壤中，源源不斷地從中吸取充足的養料，從而輸送到全樹的各個分支丫節?？傊?，只有根植于文化框架理念、基于文化框架解構、轉換和重構的文化翻譯，才能真正傳遞文化信息，在目的語中再現原語的文化負載功能。

本文作者：張鈞偉工作單位：浙江工商大學

同志們：

今天延邊家庭文化研究會正式成立了，這是新時期婦聯組織發揮家庭工作陣地，不斷拓寬工作領域的重要舉措，也是深入挖掘延邊深厚的社會文化資源，推動和諧發展的有效載體。這是我州前所未有的工作探索，很有創意，非常符合延邊實際。首先，我代表州委州政府對研究會的成立表示熱烈的祝賀，向致力于延邊家庭文化研究的會員們表示親切的問候。借此機會，我就家庭文化研究工作談幾點意見：

一、把握時代性與規律性，充分認識開展家庭文化研究

的重要意義

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弘揚偉大的民族精神，推動中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都離不開家庭。當今社會體制機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出現了大量的新情況、新問題，比如留守流動兒童的家庭教育問題，單親家庭孩子的人格培養、心理健康和能力發展問題，社會轉型期的婚姻家庭倫理道德問題，等等。這些新情況、新問題，應對不當，解決不好，勢必影響家庭的和諧、社會的穩定，阻礙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家庭文化建設必不可少，家庭文化研究尤為重要。因此，希望廣大教育、文化和社會工作者，充分認識新形勢下加強家庭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全面把握新時期家庭生活的規律和特點，以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對那些我們有能力研究、又迫切需要研究的問題進行深入探討，引導樹立符合延邊地區特色的家庭文化理念，為構建文明和諧新延邊打下堅實的思想基礎。

二、突出針對性與實效性，準確定位不同時期家庭文化研究重點

摘要“自1994年6月勞動部李伯勇部長發表“加大安全生產宣傳力度，把安全工作提高到安全文化的高度來認識”的指導性文章以來，安全文化研究進入高潮。勞動部主管部門多次組織安全文化研討會；各主要安全報刊、雜志紛紛開辟版面，進行安全文化探討。全國一些專家和學者積極開展安全文化理論研究和實踐工作。

據不完全統計，到1996年12月底，共召開各類有關安全文化的研討會20余次，發表有關的學術淪文400多篇，出版專著10多部。理論研究對安全文化的傳播和建設起了巨大的推進作用。

1．全民安全文化現狀

(1)“安全生產周”活動主題鮮明，安全文化普及有聲有色。自1991年開始的一年一度“安全生產周”活動，主題鮮明．目的明確，得到了全國各地區、各有關部門的積極支持和熱烈響應，廣泛深入地開展了安全宣傳教育活動，使全民的本質安全素質得到普通提高。

“安全生產周”活動的主題體現了“安全第一”的哲學思想。自1991年到1996年，“安全生產周”行動已連續舉辦了6次。第一次要求落實“安全第一，預防為主”的方針，樹立‘安全就是效益”的思想；第二次的目的是“為國營大中型企業創建良好的安全生產環境和提高全社會的安全意識”；第三次的主題是遵章守紀、杜絕三違；第四次的主題是勿忘安全，珍惜生命；第五次的主題為治理隱患，保障安全，第六次的：主題為；遵章守紀，保障安全。“安全生產周”活動的主題都體現了安全文化的哲學思想。

“安全生產周”活動面向全國，重在提高全民的本質安全素質。以1996年5月13日至19口的第六次“安全生產周”活動為例．在活動舉行的兩個月后就有23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15個部門向領導和發起部門勞動部報送了總結?；顒觾热葚S富多彩，既有新聞會、電視節目專題報導、專題宣傳報導、座談會，也有街頭匯演、專場匯演。同時還進行安全文化學習和各項安全檢查?；顒颖M量做到了人人皆知，人人參與，既轟轟烈烈，又扎扎實實。第六次“安全生產周”活動情況體現在：

同志在十七大報告中指出：要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激發全民族文化創造活力，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會文化生活更加豐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風貌更加昂揚向上。提升連云港文化軟實力，是弘揚新時期連云港精神、發展先進文化的具體實踐，是加快建設國際性海濱城市的題中之義，是實現連云港跨越發展、崛起騰飛的重要載體，具有重大而長遠的戰略意義。

一、我市文化軟實力建設的基本情況

近年來，特別是市委九屆六中全會以來，伴隨著國際性海濱城市、現代化港口工業城市、山海相擁的知名旅游城市戰略決策的實施，全市文化建設得到空前重視，文化建設投入大幅增加，文化設施大量出現，文化發展的大環境不斷優化和改善，這些，無疑為我市的文化軟實力提升創造了很好的條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一）國際性海濱城市的文化建設框架初步拉開，適合創業人居的良好人文環境正在迅速形成

連云港處于中國萬里海疆中部，是新亞歐大陸橋的東橋頭堡，是我國中西部地區最便捷的出海口，在全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大局當中，承擔不可替代的責任，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經濟社會的跨越發展，城市建設的迅速擴張，為建設一個具有鮮明濱海城市特征的文化連云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提供了持久、強大的動力和活力。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濱海城市文化建設，努力塑造具有鮮明時代氣息、地域特色的一心三極城市文化形象。重視城市的規劃設計工作，積極推進城市的環境綠化和生態建設，城雕、社區廣場、旅游景點、城區綠化注重特色，充分體現人文內涵，城市品位、文化價值和文明程度切實提高，城市公共空間和居住環境的文化含量不斷增加，連云城區和新海城區正在成為全市文化事業的示范和輻射源。

（二）新時期連云港精神已成為共同的精神認同和文化認同，發揮著其特有的凝聚力、親和力作用

建設和諧文化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中國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近日在京舉行“和諧文化建設若干重大問題研究”理論研討會。與會專家學者就和諧文化建設應注意把握的重大理論與現實問題進行了廣泛深入研討。

關于和諧文化的性質和內容。與筆者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種社會形態，和諧社會是一種社會狀態。與此相適應，和諧文化是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社會狀態相對應的一種文化狀態。和諧文化既包括先進文化，也包括健康有益文化。倡導和諧文化，就是要把和諧確立為社會發展的目標，樹立以非對抗的、對話協商的方式解決社會矛盾的思維方式，形成誠信友愛的行為準則，營造相互尊重、相互關愛、相互體諒、相互幫助的社會風氣，培育坦誠、大度、寬容、開放的社會心理。

關于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大家認為，黨的十六屆六中全會《決定》強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是建設和諧文化的根本。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對于進一步形成全社會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規范，打牢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道德基礎，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必須以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為前提，進一步提煉概括出既體現社會主義性質又包含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既體現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又包含社會主義榮辱觀具體內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會專家認為，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具體表述上，可以借鑒別國對價值觀的闡述方式，力求做到內涵豐富、言簡意賅，使廣大人民群眾樂于接受和踐行。

關于和諧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關系。***說，和諧文化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二者同屬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范疇。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是和諧文化的核心內容，在和諧文化建設中處于統領地位；和諧文化建設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供堅實的文化基礎和豐富的思想資源，對于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具有基礎性作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與和諧文化互為補充，共同發展，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之中，二者一道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思想保證、精神支撐和文化條件。

關于和諧文化建設應堅持的基本原則。與會同志強調，和諧文化重在建設。建設和諧文化，鞏固社會和諧的思想道德基礎，一是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要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武裝全黨、教育人民，用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凝聚力量、激發活力，倡導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加強理想信念教育。二是必須堅持“雙百”方針。和諧文化不是沒有矛盾的文化，建設和諧文化需要在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中向前推進，既要大膽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文明成果和進行文化建設的經驗，又要充分繼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同時還應該正確引導宗教文化、非主流文化等，并發揮它們在和諧文化建設中的積極作用。

1引言

閱讀推廣是促進閱讀、傳遞價值理念的重要手段。近年來，國家十分重視閱讀推廣工作，2014年以來，總理先后多次從國家層面倡導全民閱讀，要求圖書館乃至全社會創造良好的閱讀條件，提供優質的閱讀內容，引導人民群眾廣泛開展全民閱讀活動，進而實現傳承文明、創新知識，提升中華民族綜合文化素質的目標。作為閱讀推廣的重要分支，鄉土文化閱讀推廣不但可以激活讀者的閱讀興趣，喚醒鄉土情感，還能促進價值認同，實現地方經濟文化的有益互動[1]。筆者從社會學角度出發，結合傳播營銷學原理，以泉州為例，探討圖書館開展鄉土文化閱讀推廣的路徑。精心篩選泉州地方文化元素的精華部分，并根據各種文化元素載體形態的不同特點，創新表達方式，靈活采用紙質閱讀、電子閱讀、視聽閱讀和行走閱讀等多種分類閱讀模式，開展全方位、立體式的泉州鄉土文化閱讀推廣活動。力圖在中華文明的整體框架下系統梳理、解讀并普及泉州地方文化知識，促進廣大讀者開闊眼界，感受濃郁的泉州地方文化氣息，有序認知、了解泉州輝煌的歷史、璀璨的地方文化和先輩們的“帆起共潮生”的開拓精神，進而喚起泉州民眾心中的鄉土情懷和對家鄉的文化自豪感，共筑美好的精神家園。

2泉州鄉土文化閱讀推廣的內容篩選

2.1鄉土文化概述。關于“鄉土”，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經說過：“中國的傳統社會是鄉土性的，是基層民眾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2]。因此，“鄉土”也成為區域族群和基層個體的終身精神支柱，在人格塑造與自我認同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3]。而鄉土文化則是指反映某一區域生態空間范圍內的物產資源、經濟生產、生活方式、風俗習慣、民間藝術、宗教信仰、鄉賢名人、名勝古跡的各種文獻和物質載體，具有很強的地域特征、文化承載力和教育功能。2.2泉州典型鄉土文化元素的選取。泉州地處福建南部，是一個人文氣息濃厚的城市，于2013年獲評國內首個“東亞文化之都”。廣受好評的央視讀書節目《一路書香》的起始站就是泉州。筆者選取能充分展現泉州的風土人情，彰顯和傳遞泉州傳統文化本質精神的典型元素，即泉州“海絲”文化、泉州宗教與民間信仰、泉州歷史名人、泉州傳統戲曲、泉州特色服飾；結合現代閱讀推廣的先進理念和技術，開啟倡導泉州鄉土文化閱讀的書香之旅。

3文史類泉州鄉土文化的閱讀推廣

作為泉州社會變遷和泉州文化發展的歷史縮影，泉州文史類鄉土文化元素主要包括泉州“海絲”文化、泉州宗教與民間信仰、泉州歷史名人。圖書館可將傳統圖書導讀與動態行讀模式相結合，為文化賦能，引導讀者深入探索泉州文化發展的規律，在閱讀中獲得內心的充盈。3.1泉州文史類鄉土文化元素概述。（1）泉州“海絲”文化。作為宋、元時期的“東方第一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起點，古代泉州同世界60余個國家存在貿易關系，因此泉州存在大量具“海絲”文化特征的古建筑和史跡。如反映泉州古代瓷器生產與海外貿易的梅嶺德化窯遺址；反映泉州海神崇拜的九日山祈風石刻、美山媽祖宮等，這些遺址經統計共有14處，共同構成泉州“海絲”文化重要歷史資源。此外，圍繞泉州“海絲”文化的古代詩詞更是不勝枚舉。如唐人張循之的《送泉州李使君之任》：“云山白越路，還珠入貢頻。市井十洲人，執玉來朝遠”[4]，反映了古代泉州“海絲”貿易環境下，各國商賈在泉州往來頻繁的景象；又如唐人陸龜蒙的《引泉詩》：“凌風捩桂柁，隔霧馳犀船”[5]；宋人王十朋的《提舉延福祈風道中有作次韻》：“大商航海蹈萬死，遠物輸官被八垠”[6]等，生動地刻畫了泉州人愛拼的商業冒險精神和敢于漂泊四海的英雄氣魄……目前，泉州“海絲”研究論著有十幾部，其中比較典型的有中國航海學會的《泉州港與海上絲綢之路》[7]、李玉昆的《泉州海外交通史略》[8]、李大偉的《宋元泉州與印度洋文明》[9]、吳遠鵬的《泉州與世界：文化交流與人物掠影》[10]等。這些研究論著從航海、造船、絲織、瓷器、貿易、天文、交通、海圖、宗教、華人華僑和海交人物等方面，生動地描繪了泉州作為宋、元時期世界東西方的貿易中心，帆榷濟濟、梯航萬國的繁華場景，展現了泉州“海洋文明”在崢嶸歲月里的興衰交替及其在中國對外“海絲”貿易的歷史地位和作用。（2）泉州宗教與民間信仰。在“海絲”貿易背景下，大量外國商賈往來泉州，他們所信仰的宗教也隨之在泉州播散，伊斯蘭教、喇嘛教、摩尼教、印度教等十幾個世界各系宗教均在泉州留下印跡，泉州也因此成為多元宗教文化中心。至今，泉州仍有清真寺、草庵、圣墓等保存完整的宗教遺跡以及大量宗教石刻碑文。此外，泉州民間信仰亦是繁盛，除關公信仰、觀音信仰外，還有清水祖師、玄天上帝、保生大帝等眾多閩南民間信仰，相應的祭祀廟宇，如關帝廟、真武廟、天后宮等更是香火不斷。其經典研究著作如吳文良的《泉州宗教石刻》[11]、吳幼雄的《泉州宗教文化》[12]對泉州的各種宗教碑刻做了詳盡地分析，展現了宋、元時期，泉州作為世界各系宗教的交匯中心，各系宗教與民間信仰在泉州和諧共處、文明競爭的歷史。（3）泉州歷史名人。泉州比較出名的歷史人物包括朱熹、李贄、李光地、鄭成功、余光中等，他們對泉州乃至整個中國都產生了較為深遠的影響。（1）朱熹（1130—1200），宋代著名儒學家、教育家，著有《四書章句集注》《周易讀本》等，朱熹早年隨父在泉州生活、講學，其泉籍門人云集，統稱“清源學派”。因此，泉州又稱“二朱過化”之地。（2）鄭成功（1624—1662），泉州南安人，中國民族英雄，作為南明大將軍，鄭成功率軍擊敗荷蘭侵略者，順利收復臺灣，有力地推動了祖國統一。（3）李光地（1642—1718），泉州安溪人，清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康熙朝文淵閣大學士。一生清廉恤民，開創了儒家易學派，并著有《象數拾遺》《榕村文集》等數十部經典著作。（4）余光中（1928—2017），泉州永春人，現代愛國詩人、散文家。其作品《鄉愁》入選中學課本，象征了兩岸民眾彼此牽掛、血濃于水的深厚情感。3.2結合泉州文史類鄉土文化元素的載體特點，靈活開展閱讀推廣。圖書館可圍繞以上泉州文化元素，集中采購相關研究論著、泉州名人著作，并結合地方志、人物志、藝文志、宗教志和族譜等泉州地方鄉邦文獻，分類建立“泉州‘海絲’文化”“泉州宗教與民間信仰”“泉州歷史名人”專題書架。邀請專家來館開展泉州文化專題講座，組織讀者開展讀書沙龍活動，引導讀者系統研讀各類泉州文獻并交流心得；營造品讀泉州經典、重溫中國傳統文化的閱讀氛圍。在此基礎上，圖書館還可根據各種泉州鄉土文化元素的不同特點，靈活開展導讀活動。（1）針對泉州“海絲”文化的閱讀推廣，圖書館可利用“海絲”國際文化藝術節，在館內開辟朗讀室，舉辦“泉州‘海絲’經典詩詞誦讀”大賽，讓讀者在吟誦中賞析和體味泉州人重義求利、勇于冒險的開拓精神；結合泉州“僑批記憶”，展示泉州海外華僑感人至深的回鄉書信，感受海外泉州人甘于奉獻、不忘初心、回饋桑梓的家鄉情[13]；進而引導讀者深入了解國家“一帶一路”的戰略布局，激發讀者奮發勇為的拼搏精神和對祖國的熱愛之情。（2）針對泉州宗教與民間信仰的閱讀推廣，圖書館可圍繞該主題開展攝影大賽，以圖文的形式在圖書館開展攝影作品展覽。展示泉州各大宗教廟宇的建筑風格及內部的楹聯、書法、繪畫等宗教藝術；引導讀者了解不同宗教和民間信仰的教義、教規、宗教儀式及其在泉州的傳播過程；感受泉州的多元宗教文化。（3）針對泉州歷史名人的閱讀推廣，圖書館應以延伸閱讀的方式，引導讀者系統了解泉州歷史名人的生平功績、經典著作、學術思想，培養學生希賢慕善之心。在此基礎上，組織學生以話劇表演的形式，再現泉州歷史名人在本地的逸聞軼事和重大歷史事件，講述泉州名人與其經典著作的故事。如表演朱熹在泉州傳道授課、開啟民智的故事；鄭成功不畏艱險、力排眾議，收復臺灣的故事；李光地與康熙深層對話、著書立說的故事；余光中的童年往事與思念故鄉的獨白……通過這些活動傳承和弘揚泉州偉大歷史人物的精神品格和人生追求。值得一提的是，在閱讀推廣的過程中，由于文史資料存在一定的理解難度，館員須對其適度加工，將學術性內容口語化、通俗化，并從現代認知格局的角度，客觀反映泉州各種文化現象、歷史事件和人物的面貌，挖掘其中的深刻內涵。3.3行走閱讀，實境體驗泉州文史類鄉土文化。在中國人的文化觀里，讀萬卷書還須行萬里路。為了給讀者留下更鮮明、直觀的知識印記，圖書館還可進一步組織讀者開展行走閱讀，實境體驗泉州文史類鄉土文化。走出去，在身臨其境的泉州文化旅程中，以親身所見所聞，與各種泉州文化元素親密接觸；在曠達的世界中，尋訪泉州文化的脈絡和韻味，感受其美感和情懷。引導讀者圍繞古老的泉州“海絲”文化印記，實地探訪梅嶺德化窯遺址、九日山祈風石刻、美山媽祖宮等歷史遺跡，感受千年不衰的泉州“海絲”文化魅力。走進清真寺、草庵、圣墓、關帝廟、真武廟、天后宮等各種宗教廟宇，觀看泉州各種民間信仰的迎神賽會、集體祈神、祝福儀式，體驗泉州的多元宗教文化的情感和溫度。徜徉于泉州名人故地，在朱熹講學的“小山叢竹書院”，探尋朱熹父子“二朱過化”、啟迪民智背后的動人故事；在李光地的安溪故居，打開李光地的文學地圖，體會李光地廉潔高尚的執政理念和嚴愛有度的家風家訓；到南安的“延平郡王祠”，感受鄭成功的錚錚鐵骨和鄉親對他愛戴與懷念；漫步于“新坂堂”的余光中故居，在“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的濃厚意境中，重溫余先生那道不完的濃濃鄉愁……此外，圖書館還可進一步引導讀者以“真人圖書館”的形式，走進一個個泉州尋常百姓家庭，與泉州的傳統閩南人交流，傾聽他們講述祖輩的艱辛奮斗歷程與人生感悟，分享他們與家中藏書的故事，從個體的角度“閱讀”泉州的傳統生活方式TUSHUGUANXUEKANNO.9，2019圖書館學刊2019年第9期與歷史變遷；親身體驗泉州沿海民眾養殖海蠣，與海為伴的生活，獲取泉州山地民眾地瓜采摘與保存技術；了解泉州的傳統經濟生產方式和生活習慣。這樣，在一系列滌蕩身心的行走閱讀中，讀者多角度深入體驗泉州歷史文化風貌，增強對泉州的文化認同與歸屬感。

一、中華和諧文化有著非常豐富的內容，可以多方面、多角度、多層次地去揭示，為我們今天的和諧文化建設提供寶貴的思想資源和歷史借鑒，但籠統地講“中國人從‘和’而來”是不合適的

我讀到過一些文章，有的是從宇宙之和（天地、陰陽、四時之和）、天人之和、人際之和、身心內外之和、內心之和等角度來闡述中華和諧文化的豐富內容的；關于人際之和，又可以從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系分別論述，具體表現為家庭和睦（父子、夫妻、兄弟之和、“家和萬事興”）、鄰里和順、上下和敬（君臣、君民、官民之和）、政通人和、協和萬邦、天下和平等等，都是講的“人和”問題。中國人做事情，經營工商業講究“和氣生財”，用兵之道講究“內和而外威”，解決民族矛盾往往采取“和親”政策，這些也是講的“人和”問題。

有的學者是從以“和”為貴、以“和”為善、以“和”為美的價值論角度來闡述中華和諧文化的政治學、倫理學、美學內容的。有的學者則集中論述了中國古代“適中為和”的“中和”思想。

有的文章分別研究了儒家、道家、墨家、易學、佛教的和諧思想，還有分別對某一個人、某一本書或某一作品的和諧主題進行個案研究的。

總之，這些研究都有助于揭示中華和諧文化的內容和特征，我認為還可以研究得更深入細致一些，更加系統化一些，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和諧思想資源實在是太豐富了。

抽象地孤立地講“中國人從‘和’而來”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的反命題也可以成立，我們也可以說“中國人從‘斗’而來”。不同大自然作斗爭，不從事艱苦的創造性的勞動，包括原始中國人在內的人類能夠產生嗎？神農氏“斫木為耜，揉木為耒”，教老百姓進行農耕；他還嘗百草，察咸苦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黃帝種植五谷，作宮室舟車，采銅鑄鼎，制定天文歷法，但仍“遷徙往來無常處”；因“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于是“修德振兵”，“習用干戈”，曾與蚩尤大戰于涿鹿之野。在炎黃始祖生活的時代，不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就生存不下來。說他們是從“和”而來，看不到他們艱苦奮斗的一面，顯然是不符合歷史實際的。中國人從哪里來？光和不斗不行，光斗不和也不行。和諧與斗爭是分不開的。我們現在需要探討的問題是中國人的和諧思想、中華和諧文化是從哪里來的。它是中國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經驗總結，包括對生產斗爭、階級斗爭、社會生活實踐和科學藝術實踐經驗的總結，總結出來后又運用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用以指導實踐。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闡明和諧的本質內涵及其與差異、矛盾、斗爭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