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文化遺產旅游的ASEB分析

2012年10月2-7日，筆者及其小組成員街頭隨機訪談100位游客，并做了詳細的反彈筆錄記錄受訪者對西安市文化遺產旅游的感受、期望、體驗滿意度。通過對西安文化遺產旅游的整體評價，結合實地考察及對游客的隨機訪談，綜合分析結果（見表3）。從表3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西安市文化遺產旅游資源豐度無與倫比，但是在深度開發中游客對文化歷史的接觸式的體驗普遍是走馬觀花式的游覽，被動的接受信息，沒有深刻的認識和體會。（一）西安市文化遺產旅游的優勢和機遇西安市有著“天然博物館”的美稱，地下地上的文化遺產族譜體系豐富無比，既有各類型文物、博物館，又有以歷史遺跡遺址為載體的大型遺址公園、主題公園，還有以寺廟、道觀為基礎的佛教產品，與城市建成區相結合的民居、城墻等。僅在西安市的碑林區內分布著明城墻、湘子廟街、城隍廟、鐘樓鼓樓、張學良公館、清真大寺、北院門高家大院、關中書院、寶慶寺華塔等19處文化遺產景點。同時，不乏世界級、國家級的文化遺產，吸引著國內外游客。所有的文化遺產特點鮮明，與其他旅游產品的互動性結合良好。在調查中，86%的受訪游客普遍認為西安是一個良好的目的地接待城市，整體接待設施良好，居民的好客程度較高，總體滿意度達到90%。同時，2011年世界園藝博覽會的成功舉行，為西安的整體旅游品牌形象塑造了良好的口碑效應，高鐵項目的興建開通推動了河南、湖北、廣州等地游客到訪，關天一體化經濟區旅游產業的強強聯合也推動了西北地區游客自駕游。并且在文化遺產景點的調查中，近九成的游客對曲江新區的整體環境感到滿意，曲江文旅集團的文化產業模式得到了市場的認可。（二）西安市文化遺產旅游存在的問題1.“一家獨大”的局面長期的不到改善在受訪的游客中，首次來西安的游客中85%都去秦兵馬俑參觀，多次來西安的游客近乎100%去過秦兵馬俑，而如清真大寺、高家大院、張學良公館等景點則相對較少，嚴重客流分布不均。一來是因為世界級或者國家級的文化遺產在促銷和影響力上更容易吸引游客，二來西安的一些文化遺產如前所提到的高家大院、城隍廟等坐落于居民區內，景點與當代生產生活密切相連，散落分布、規模較小，長期得不到重視，并且承載能力較小。級別的高低與外地游客的到訪率呈現正相關，在調查中，兵馬俑、鐘鼓樓、明城墻、碑林、曲江等外地游客居多，旅游動機多為游覽觀光，其次為休閑度假，其他的景點則本地游客較多，偶然性進入。同時，政府著力打造的旅游品牌如大明宮、陜西博物館等成為游客的首選，而那些小而精但沒有得到重視的文化遺產在吸引游客的能力上較弱。2.游客的興趣、受教育的背景直接影響到體驗的效果受訪的游客中，一半以上的游客對碑林博物館的理解和認識都停留在表象上，并且只有不到5%的游客去之前對碑林做過了解看過相關資料，類似的情況普遍存在，文化信息越高的文化遺產的受眾要求游客的受教育水平較高，或者有專業的信息指導幫助游客體會其中的奧秘。在現實中，除了團隊游客有專業的導游解釋說明外，散客對文化遺產信息的獲取程度較低，僅僅通過景區游覽圖或者網絡信息。整個調查過程中，發現任何文化遺產旅游景區對文化遺產的解說系統都存在較大的缺陷，游客不能很好利用解說系統來體驗文化遺產的內涵。3.門票價格偏高，與體驗的真實感受存在差距受訪游客普遍對西安文化遺產景區的門票價格反映較高，游覽完成后心理存在落差：（1）66.4%的游客認為門票價格超過了預期，參與性的內容雷同化嚴重；（2）文化附會的現象普遍存在，文化信息的傳達過于粗制濫造，游客對文化遺產的原真性的高要求與現實之間的錯位；（3）體驗方式單一，能夠積極參與融合的項目不多，圖文并茂式的展覽占據半壁江山，大多都是文化遺產前有個解釋性說明的文字表述，并且外文翻譯并不是都有，影響到外國游客的理解；（4）文化遺產紀念品新意不足，仿制品比比皆是，質量參差不齊，具有當地特色的農民年畫、碑林碑石拓片、藍田玉雕、西安景泰藍等新品周期較長。

西安市文化遺產旅游開發對策研究

通過上述ASEB柵格分析法對西安市文化旅游開發的現狀分析，應確立以保持歷史文化原真性和體現娛樂休閑性為主體的旅游格局。（一）凝練已有資源優勢，構造完整的文化遺產旅游產品族譜結合西安市現有和潛在的文化遺產資源，一方面要體現西安作為13朝古都的文化底蘊，充分體現秦漢唐明文化特色，另一方面體現文化內涵的外在表現方式多樣化，飲食、演藝活動等都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的生產生活的景象。（二）創造不同層次的體驗項目力求滿足不同要求游客的需求，細分市場西安市的文化遺產旅游市場中一些專項內容對游客的吸引力不強，或者游客的參與興趣不高，除了活動內容自身設計的問題外，需要游客對該內容有一定程度的認識和理解，例如碑林博物館以收藏、陳列和研究歷代碑刻、墓志及石刻為主，成為在中國獨樹一幟的藝術博物館，并不是所有的游客都碑帖、石刻都理解欣賞的。設計出符合不同性別、年齡、心理、社會地位的游客需求的項目產品，細分各目標人群的需求差異性。在旅游方式上注重可選擇方案的多樣性和活動的融合性；內容上充分考慮到參與性強弱、體驗效果的滿意度，提供不同內容的文化遺產旅游活動內容；檔次上根據客源的消費水平差異，對體驗內容進行高、中、低端的細分，設計不同檔次的旅游商品。（三）突出主題，打造旅游文化產業集群西安的文化遺產旅游近些年最引人注目曲江文化產業新區，這里凝聚寒窯、大慈恩寺、曲江池、秦二世等遺址公園，大唐芙蓉園主題公園、開元廣場等標志性的旅游文化產業基地，2011年曲江新區成為國家級文化產業示范區，5A級景區和生態區，為西安市現行的文化遺產旅游的典范地區。從生態環境、配套服務、人文情懷、歷史沉淀都較好的詮釋了文化遺產及其所在地的風貌，成為了游客和當地居民休閑文化生活的必選之地。（四）體驗方式的多元化，參與方式多樣化，文化的原真性將文化遺產旅游的體驗從單一的游覽觀賞方式拓展成為集觀賞游覽、參與體驗、娛樂休閑為一體的多產品組合方式，利用“冷熱點”組合，“長短線”結合，“晝管夜賞”模式，拉長逗留時間提高游客的娛樂休閑消費水平。打破傳統的展覽式的解說系統，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立體化的展示提高體驗的直觀感受。在體驗項目的設計上堅持文化遺產的原真性原則，避免文化附會現象，定期更新活動參與內容特別是大型實景演出，提高重游率和當地居民的到訪率。

通過運用ASEB柵格分析法對西安市文化遺產旅游進行了剖析，指出了目前西安市發展文化遺產旅游的機遇和問題，在保持原真性的原則下提出了西安市文化遺產旅游的產品族譜，以及開發對策建議，以期在建設國際一流目的的過程促進西安市文化遺產旅游業的持續健康發展。

本文作者：蘇琨郝索工作單位：西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國外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關注旅游形象及其傳播的研究，豐富的理論成果對我國旅游業發展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理論界、旅游行業、各地政府都將旅游形象有效傳播作為提升旅游吸引力的重要途徑。筆者以“旅游形象”為關鍵詞，在“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中進行模糊匹配檢索，僅2000年到2011年就有相關文獻1067條。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對形象概念的界定、影響因素、策劃與設計上，近幾年研究者關注的重點更加深入和細化，旅游形象測量[1]、旅游品牌塑造和城市旅游系統設計[2-3]、目的地旅游競爭力[4]等方面的理論趨于完善，“雙篩法”[5-6]等基于旅游市場調查基礎提出理論的更加關注旅游者、目的地社區居民的感受。對西安旅游形象傳播的研究以定性分析居多，大多注重中心城市的定位[7]，從傳統文化的角度進行設計[8]，雖然已經提出了西安旅游形象傳播的建構路徑和方略[9]，并從多個角度分析形象傳播的影響[10]，但在國外的形象傳播已經拓寬到旅游俱樂部、顧客價值體驗及績效評價等領域[11]的背景下，針對西安這個著名的遺產旅游城市僅從文脈、地脈角度分析是不夠的，本文試圖從旅游者角度出發，通過定性與定量結合的市場調查手段，探究影響西安旅游發展的關鍵因素，提出探索性的解決途徑，對西安旅游發展理論進行補充，為政府相關部門的旅游實踐提供參考。

一、西安旅游目的地形象與傳播測量分析

（一）問卷設計與調查實施

本次問卷調查采用結構法和非結構法結合的方法，使用中、英、日三個語言版本，調查對象75%為2011年7月至9月間到訪西安的國內外游客，14%為通過電子郵件接受問卷訪問的客源地居民，11%為西安本地市民。結構性問卷采用多屬性法（Multi-attributeApproach），用含21項的5分制李克特量表（LikertScale）形式設計。非結構性問卷參照艾特納和瑞奇測定目的地形象整體和唯一性的3個問題[12]設計。問卷發放1600份，回收1340份，有效問卷1053份，有效率78.6%。

（二）調查結果與分析

1.美譽度對結構性問卷統計數據采用因子分析，其目的在于濃縮數據，深入研究游客認知形象的內在結構并對比其各維度的評價。對因子的可信度即調查結果的穩定性進行了克倫巴赫α檢驗,所有因子的α值都超過0.7，說明測量可信度良好，見表1。旅游者對西安旅游形象評價最高的是“旅游資源”（4.900），進一步說明西安在旅游資源上的絕對優勢，不過這其中絕大部分是指文物古跡資源。評價最低的是“旅游服務”（2.483），反映出西安旅游紀念品缺乏特色，無法滿足旅游者購買欲望，也反映出西安旅游需要借助輔助手段才能實現深度體驗，旅游者自主游覽滿足程度較低。“旅游傳播”較低得分（2.490）反映出西安形象傳播上明顯不足。

內容摘要：梅西安的作品有很獨特的藝術特點，鋼琴曲集《鳥鳴集》正是能充分體現他創作特點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全部創作中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作品表現出他想正確地為鳥聲繪出肖像的想法。同時作曲家在創作技法上的很多創新使該作品成為20世紀不可多得的佳作。

關鍵詞：梅西安《鳥鳴集》音樂語言特點

梅西安ClivierMessiaen（1908—1992）.是法國作曲家，生于法國東南部的阿維尼翁市，1919—1930年就學于巴黎音樂學院，在這期間對鳥鳴產生興趣。這對他后來的創作如管弦樂曲《鳥的覺醒》《異國之鳥》等起了重要作用。1931年起任巴黎三一教會管風琴師，1936年起與若利韋、勒絮爾和博德里埃爾一起成立“青年法蘭西小組”，1942年后任巴黎音樂學院教師，擔任和聲學、音樂分析、美學課程。他從1947年設立音樂分析課程獲得年輕音樂家們的推崇，被譽為獨特的“高級作曲班”。1966年，他起任教授，其音樂分析講座具有國際影響。他創立了“序列主義”音樂是在20世紀占有重要地位的音樂形式。鋼琴曲集《鳥鳴集》是充分體現他創作特點的一部作品，也是他全部創作中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

一、作品的表現內容

梅西安1956—1958年為鋼琴而作了《鳥鳴集》，在此之前，他就花費大量的時間為記錄鳥鳴聲而多次旅游各地，經常出沒于森林山野中，記錄鳥叫的聲音。據說他可以辨認出約50種法國不同種類的鳥鳴。梅西安稱創作此作是“想正確地為鳥聲繪出肖像”。

《鳥鳴集》全曲共分7卷，13曲作品有：1.阿爾卑斯山；2.黃鸝；3.藍磯鶇；4.鹟；5.梟；6.林鷚；7.葦濱雀；8.卡蘭德萊云雀；9.歐洲鶯；10.巖；11.鵀；12.鹟；13.大杓鷸。

隨著城市居民消費水平的不斷提高,家庭旅游消費日漸成為國內旅游消費的主流。家庭是社會群體中最基本的單元,由于家庭成員感情的密切聯系、利益的深刻相關及家庭結構的變化,對個體的旅游行為具有最直接、最重要的影響[1]。家庭結構變遷直接帶來家庭內部消費決策模式的改變,呈現出種種具有中國城市家庭自身特有的消費現象[2]。

隨著時間的推移,家庭結構、家庭觀念、家庭成員間社會經濟地位的轉變,使家庭旅游的決策過程呈現出不同特點[3]。面對日益復雜化、多樣化、差異化的旅游者需求,對各類旅游者進行有效的市場細分和市場調查、了解旅游者的行為特征就成為旅游學研究的必然趨勢。營銷人員將家庭購買決策視為產品開發、定價策略以及媒體選擇的基礎[4]。因此,研究家庭旅游細分市場,了解家庭旅游者決策行為規律,對于完善區域旅游空間結構和產品結構、進行直接有效的市場營銷、完善旅行社的經營管理等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義。西安作為國內外知名的旅游熱點城市,又處于西部經濟大開發的龍頭地位,目前針對西安市家庭旅游市場的消費者決策行為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選擇該城市居民進行調查,研究家庭旅游決策行為規律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義。

一、數據獲取方式

本研究采用問卷調查法和訪談法,調查對象以家庭為單位,按家庭結構分為單身家庭、夫妻二人家庭、核心家庭和延續式家庭四類,既單身的青年人家庭、年輕夫婦沒有子女家庭、父母和未婚子女組成的二代同堂家庭以及三代同堂或四代同堂家庭。受調者為家庭核心代的家庭成員之一。問卷于2008年10月和11月在西安市主要居民小區、超市、公園、廣場向城市居民隨機發放,共發放問卷600份,剔除無效問卷,實際回收552份,有效率為92%。采用EXCEL和SPSS15.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

在本次調查的家庭旅游者中男性占總樣本量的52%,女性占48%,樣本性別基本平均;年齡上以18-44歲之間的中青年為主,其中,18-30歲的占35.0%,31-44歲的占38.0%,45-59歲的占19.4%,60歲以上的占7.6%;職業上工人占13.9%,專業技術人員8.9%,政府職員10.3%,文教人員14.1%,普通職員16.1%,商務人員15.8%,離退人員6.9%,家務勞動者4.2%,其他占9.8%;家庭結構上,以核心家庭為主,占44.9%,單身家庭占12.1%,夫妻二人家庭占15.9%,延續式家庭占26.9%。

二、實證研究

西安市招錄公務員報名進入第二天，報名現場競爭白熱化：39人拼搶1個職位！

“壓力小，待遇好”是爭報主因

昨日，記者在報名現場看到各個部門的咨詢臺前都圍滿了學生，報名處學生隊伍一直排到了門口。據西安市人事局的工作人員介紹，截至昨日，已經有2300余名大學生前來咨詢報名，成功通過報名審核程序的畢業生人數達到了1338人。

“比起企業來說，公務員壓力要小一些，而且工作很穩定，有歸屬感，各種福利待遇也都很規范。”正在填寫報名表的一名學生告訴記者，“我們班大部分同學都來了，現在工作這么難找，找個稱心的工作就更難了。現在公務員既穩定，工資待遇也不錯，誰不想進入政府部門！”

專門從江西趕來的王某告訴記者：“我聽朋友說西安公務員報名，就立即從外地趕回來了。我從2004年畢業后，在社會上混了一年，也換過幾個工作，但不是不適合，就是自己不喜歡，公務員工作很穩定，就來湊個熱鬧，希望通過努力獲得自己比較喜歡的工作。昨天沒趕上報名，今天一定趕緊把名報上。”

閻良區6個崗位竟無一人報考

摘要：中小企業對西安市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作用，無疑已成為大西安追趕超越發展的主力軍，但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仍制約其自身發展。本文從分析西安市中小企業融資現狀著手，得出其融資發展過程中存在融資方式單一、成本高等一系列問題，同時提出與之相應的對策，希望以此推動中小企業發展，從而為西安市經濟發展注入新活力、新動能。

關鍵詞：西安市；中小企業；融資問題；對策

1西安市中小企業融資現狀

截至2018年12月末，西安市在冊中小企業總量為1481469戶（數據來源：西安市工商局），由于目前企業為加大技術創新，擴大生產能力、疏通產銷渠道，加上勞動力成本日益上升、原材料成本上漲等因素，大多數企業還是有對資金的需求。從融資總量上看：西安市不具備IPO、新三板上融資的中型企業數量龐大，加上很多小微企業如今并未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兩權未完全分離，企業信用低等，導致融資總量不足，供需不平衡，仍有缺口存在；從融資路徑上看：西安市中小企業融資路徑有銀行貸款、非銀金融機構貸款、內源融資、民間借貸等；從融資結構上看：西安市中小企業融資主要以內源融資和外源融資中的銀行貸款為主。就目前而言，融資難、融資貴仍是制約西安市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2西安市中小企業融資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成因

2.1中小企業自身資產規模較小，資本市場融資門檻高，融資方式單一，成本大西安市眾多的中小企業資產規模相對較小，發展之處其特點為流動資金有限、高資產負債率、低承債能力，這使得他們進行銀行貸款融資較為困難，故以內源融資為主。外源融資中西安市中小企業多數只能通過銀行貸款和民間借貸進行融資，目前西安地方性商業銀行和城鄉信用社的資金規模小，全國性的股份制銀行如招商銀行、光大銀行、華夏銀行等在陜西省設置的分支機構和網點數量較少，均難以滿足西安市中小企業發展的需要[1]。隨著資本市場的日臻完善，深市中小板、創業板加上新三板標準化，企業上市較嚴格，對于大多數西安市中小企業而言成本大、門檻過高，截至2018年12月末，西安市在滬深交易所上市企業僅為33戶（數據來源：wind）。究其緣由為西安的國有企業經濟占比高，國資控股的20家上市公司中，也只有2017年將曲江文旅和西安飲食劃歸華僑城，民營經濟活力不夠，西安市本地的中小企業多滿足于“小富即安”，無心于資本市場融資，同時從納稅指標、盈利情況、企業規模等各個方面衡量，上市或掛牌的后備企業數量少[2]。此外，如今在當前宏觀經濟總體放緩的背景下，中小微企業的抗風險能力相對較弱，風險溢價也就相對更高，“影子銀行”雖然利用其專業性風控操作使企業獲得資金，但此類非正規金融如民間借貸利率也因此高于銀行貸款，融資成本大也就成為必然現象，使得西安市中小企業直接融資難上加難。

西安譜寫現代服務業發展新篇章

有關專家指出，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全球產業結構呈現出“工業型經濟”向“服務型經濟”轉型的總趨勢。現代服務業正在成為服務經濟時代的主體和方向，其發展水平成為衡量一個國家和地區綜合競爭力和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志。

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大城市要把發展服務業放在優先地位，有條件的要逐步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

西安市市委、市政府從推進全市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戰略高度出發，提出在“十一五”期間，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現代裝備制造、現代服務、旅游、文化等五大主導產業，把現代服務業作為推動西安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強力助推器、西安經濟新的發力點，加快發展。

目前，各地因為實際情況不同，現代服務業發展方向和重點不一。我市結合自身實際，“十一五”期間，把會展、物流、金融、商貿等內容作為現代服務業發展的重點，通過發展金融、物流、信息、工程設計、會計等生產性服務業，為傳統裝備制造業向現代裝備制造業轉化、提高生產效率提供強力支撐，同時大力發展會展、商貿、餐飲等生活性服務業，提升城市綜合實力和服務功能，促進城市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2006年1月5日，西安市委十屆九次全會對《西安加快服務業發展實施方案》進行了研究討論，這表明，我市現代服務業發展正式拉開了帷幕。

[摘要]西安事變的爆發，引起了世界范圍的震撼和關注，也引發了強大的國際輿論。同時，無論是事變之前還是事變之后，中國的各種政治力量也在極力地爭取國際輿論。由于不明真相及自身的國家利益，西安事變時期各國輿論反應總體上是不利于西北地區的，與有關方面的事先期待有很大的反差。但是，歐美新聞輿論、蘇聯新聞輿論都傾向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國際新聞輿論從不同的側面、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程度影響了中國社會中的各種政治力量，尤其是事變的發動者張學良處理西安事變的立場、方法和決心。國際新聞輿論對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和平解決，起到了中國任何政治力量都難以起到的獨特作用。對西安事變的國際新聞輿論進行客觀和深入的研究，能加深對西安事變的認識。

[關鍵詞]張學良；西安事變；國際輿論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現代社會里沒有純粹的國內事件，任何集團、任何政府干一件事都要把國際輿論的反應考慮進去。這對當時情況非常特殊、又與周邊國家和世界列強有著特殊關系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所以西安事變一開始就是一個重大的國際性政治事件，各國“莫不異常重視”，尤其是“東亞各國之報紙輿論”，更是紛紛報道、評述和追蹤事變的發生和發展。在世界范圍的關注、傳播和溝通過程中，國際新聞輿論洶涌澎湃。與此同時，南京政府一邊向各駐外使館通報情況，一邊要求各使館注意搜集各國(尤其是日本和蘇聯)政府及社會輿論的反應；張學良無論是事變前還是事變后自始至終在為爭取國際輿論而努力著；中共中央也在請求共產國際在“世界輿論方面援助我們”。可惜的是，就像我們對當時國內新聞輿論的研究遠遠不夠一樣，我們對西安事變中國際新聞輿論的研究也是十分粗糙和膚淺的。

新聞輿論是社會輿論中最強大的部分，它不僅可以獨自發表意見，而且其他輿論也常常需要借助它表達，使其具有壟斷輿論的優勢。在一定時間內，新聞輿論可以左右、支配、指導整個社會輿論，充當社會輿論的全權代表。同時，人們獲得輿論影響大多也是來自新聞輿論。與中國國內的新聞輿論不同，有關西安事變的國際新聞輿論事實上早在事變發生前就已經開始了。這一點，以往研究似乎沒有注意到。

1936年10月3日，張學良接受了美國《密勒氏評論報》記者海倫·斯諾的采訪。當時，海倫·斯諾是張學良唯一能見到的外國記者。張學良打算通過海倫丈夫埃德加·斯諾常投稿的英國報紙倫敦《每日先驅報》擴大傳播西安的形勢。在采訪中，張學良暗示必須“遵從民意”，團結抗日，否則“人民永遠不會允許”，政府就“無法生存”。這是國民黨高級官員自九一八以來第一次表態，也是張學良在采取重大行動之前進行的新聞輿論準備。當時張學良幾乎得不到任何國內新聞媒介的支持，因而他不得不將注意力投向外國的新聞媒介。

10月8日，倫敦《每日先驅報》以《寧可要紅軍，不要日本人，中國將軍要團結》的大幅標題發表了海倫訪問張學良的詳盡報道。報道說：“在中國的‘西京’西安府，緊張局勢正在全面增長。最明顯的是在那些思念家鄉、遭受虐待的東北軍之中，反對日本、反對內戰的情緒日益高漲。人們不再空談‘和平與秩序’，一種嶄新的抗日氣氛出現了。張學良公開出面，企圖充當領導，以求‘收復失地’，左右中央政府開始抗戰。自1931年9月18日失去東三省繼承權以來，張少帥似乎第一次準備采取積極的步驟，‘打回老家去’。顯然，對紅軍的‘圍剿’，僅由中央軍進行。”報道還透露了當時西安最流行的口號是：“我們懇求政府領導全體同胞立即抗日!”美聯社把這篇報道發往全美國和全中國。10月9日，天津的英文報《華北明星報》轉載了這篇報道。10月20日，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也以同樣的方式刊載了海倫的報道。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為加強安全生產工作，防止和減少生產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眾生命和財產安全，促進經濟和社會協調發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以下簡稱《安全生產法》）和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結合本自治區實際，制定本條例。

第二條在本自治區行政區域內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單位和個人（以下統稱生產經營單位）的安全生產，適用本條例。

第三條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加強對安全生產工作的領導，將安全生產工作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實行安全生產目標管理；支持、督促各有關部門依法履行安全生產監督管理職責，及時協調、解決安全生產監督管理中存在的重大問題。

第四條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對本行政區域內的安全生產工作實施綜合監督管理。

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有關部門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對有關的安全生產工作實施監督管理。

名人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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