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西方發達國家近年稅制改革的發展趨勢，將給我國稅制改革工作帶來諸多有益的啟示。

西方發達國家稅收制度的最新發展狀況，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各國宏觀稅負出現下降趨勢。發達國家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稅制改革的主旋律是減稅，然而減稅減的只是所得稅的名義稅率或邊際稅率。稅改開始階段，各國在降低稅率的同時，將所得稅的稅基卻相應拓寬了。這樣，發達國家初期稅改的減稅，實際上并沒有影響稅收收入的規模。相反，各國稅收收入的水平還普遍出現不降反升的現象。從上世紀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開始，隨著西方各國財政狀況的逐步好轉，一些國家在稅制改革中相應加大了對稅收優惠措施的運用，不再一味追求“寬稅基”的原則，這自然造成了稅收收入規模的下降。統計數字表明，2003年，美國的宏觀稅率已經由3年前的29.9％下降到了25.4％；同期其他一些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荷蘭從41.2％下降到38.8％，英國從37.4％下降到35.3％，瑞典從53.8％下降到50.8％。

第二，資本的稅收負擔開始減輕。一般情況下，政府課稅的稅基主要包括勞動力、資本和消費，而政府無論對哪種稅基課稅，都會給經濟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正如大衛·李嘉圖所指出的，各種稅收都是流弊和流弊之間的選擇。例如，如果一國對勞動力課征較重的稅收，那么，其就業形勢很可能會惡化：一方面，雇主會因勞動力成本提高而“用機器手替代人手”；另一方面，工人會因繳稅過多而自愿失業。因此，各國稅制改革的任務之一，就是要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調整稅收的總體負擔在各種稅基之間的分布。發達國家長期以來勞動力的稅負是比較重的，表現在勞動力的有效稅率（即稅額與應稅稅基之比）一般都高于資本和消費的有效稅率。由于勞動力的稅負已經很高，加之對消費的課稅具有累退性，以及人們擔心提高對消費的課稅會引發通貨膨脹，很多西方國家過去進行稅制改革時往往把保證稅收收入的著眼點放在增加資本的稅負上。例如，1995年～2000年，歐盟國家資本的有效稅率就從24％提高到了31％。特別是勞動力稅負較高的國家，更是把增稅的重點放在了資本這個稅基之上。然而，資本的稅負高并不利于增加儲蓄和投資，特別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如果一國對資本和經營所得課征高稅，就會導致或加劇本國資本以及所得稅稅基的外流。因此，近幾年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開始重視降低資本的稅負。例如，2000年～2005年，歐盟原有的15個成員國中，有11個國家降低了公司所得稅稅率。到2005年，很多發達國家的公司稅稅率（含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低于30％，如芬蘭為29％，瑞典、丹麥和挪威為28％等。

第三，稅制結構的變化日益顯著。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發達國家出于經濟效率的考慮，紛紛對稅制結構進行調整，出現了所得稅（尤其是個人所得稅）比重下降，社會保險稅（繳費）和一般商品稅（主要是增值稅）比重上升的趨勢。進入21世紀以后，稅制結構的這種變化在一些國家呈加快趨勢。例如，德國在1990年～2000年，所得稅在稅收收入中的占比平均每年下降0.7％，但在2000年～2003年，所得稅的占比平均每年下降3.1％；社會保險稅的占比在前10年中平均每年只增長0.4％，而2000年～2003年平均每年增長1.5％；商品稅在稅收收入中的占比前10年平均每年只增長0.52％，而后3年平均每年提高14％。目前，在許多西方發達國家，間接稅在稅制中所占的比重已經達到或超過了30％。

目前發達國家在控制傳統稅收增長的同時，越來越重視環境稅的調節和籌資作用，并開征與環境相關的稅收。這樣做一方面可以抑制經濟發展對環境的破壞，另一方面還可以為政府籌集一定的財政資金。特別是在所得稅、財產稅等傳統稅種難以加稅的情況下，加大環境稅的課征力度是一種一舉兩得的做法。例如，瑞典從2001年開始實施了一項稱為“環境稅轉換戰略”的10年計劃，目的是限制人們對能源的消耗，與此同時，用該計劃所籌集到的稅款來填補因降低個人所得稅和雇主的社會保險繳費而造成的稅收收入損失。

西方國家的稅制改革給我們的啟示總結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點：

1西方發達國家電子政務的發展概況

1.1美國電子政務的發展狀況

政府電子網絡構建做的比較好的，是美國、新加坡，還有歐洲一些國家，如英國，法國等。其中美國是目前世界上公認做的比較好的，也最具代表性。美國構建電子網絡政府是1993年，由副總統戈爾提出一個國家資訊規劃，國會通過了方案，提出到2003年10月，政府機構要逐步消除市場化辦公，并且能夠在一定范圍內實現電子化的在線交易。為了推動政府信息化，美國在推動構建電子網絡政府時，甚至通過總統命令這樣一種形式來規范電子政務網絡建設，比如1997年12月，克林頓了一條命令，要求政府的信息不是根據機構進行組織，而是根據用戶可能尋找的服務，或者是信息的類型來組織，即政府要幫助公民一站式地訪問現有的政府信息和服務。

在應用領域方面，美國作為一個發達國家，在構建電子網絡政府開始時，也不是全面出擊，而是重點突出應用。但是這些應用是有選擇的，在推動電子政務應用時，更多關注的是政府對社會、對企業的服務，對公眾的信息服務。美國確認了重點應用：建立國際性的貿易資料系統。建立政府部門的電子郵寄系統。這是美國在推動政府信息化，構建電子網絡政府時，最初確立的一些重點應用領域。

1.2歐盟各國電子政務的發展狀況

歐盟15個成員國目前絕大多數都是世界上比較發達的國家，他們電子網絡政府的構建對世界的影響也是比較大的。按照歐盟提出的目標，這15個國家在構建電子網絡政府方面是統一步調的。他們提出在15個歐盟國家內部，重點或者部分推動20項幾乎全部是面向社會的具體應用。具體來講，有12項是面向社會成員個人的，有8項是面對企業的。而且要求在2000年底以前，歐盟15個成員國大體都要能實現這20項應用，也就是說這20項具體應用都能在網上辦理。通過對發達國家電子政務發展概況的了解，我們可以看到，世界各國都在不斷加大政府信息化的力度，推動電子網絡政府的建設，說到底他們的本意是要提高本國政府在國際社會中的競爭能力。

一、利用法律手段強制和保障各種力量參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為使各種力量都能參與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來，西方發達國家首先是從法律上加以強制和保障。如法國1989年頒布了《教育指導法案》，對學校、社會團體、家庭在青少年公民教育中的地位、作用、權利和義務作了全面而具體的規定。美國政府認為，凡是一切具有道德教育職能的組織或部門，如國會、州府、政黨、教會、傳媒、學校、企業、社區、家庭以及學生管理、心理咨詢、服務機構等，都與學校一樣，負有道德教育的職能。1990年頒布的《美國2000年教育目標法》，不但對學校提出了要求，而且還要求全社會都關心青少年的成長，比如社區，該法就要求其把校長、教師、學生、企業界、官員、新聞界、醫務界與社會服務機構、公民與宗教團體、執法機關、成年監護人和友好鄰居組織起來，為青少年的成長創造良好條件。

除了制定社會各種力量參與思想政治教育的總體上的法律以外，還針對每種類型的社會組織制定了具體的運作法規。如為了督促家長更好地擔負起教育子女的責任，西方國家大都通過了相關的法律。美國早在1994年制定的《目標2000年教育法案》中就將家庭參與學校教育列為8項國家教育目標之一；同年修訂公布的《改革美國中小學教育法案》明確規定，接受聯邦Title補助的貧窮學校所在的學區必須推行家庭參與教育伙伴計劃，鼓勵有關學校與家庭擬訂學校家長公約。與此同時，各州也制定了相關法律及行政措施，規定家長若未能協助學校管教自己的孩子，將會觸犯法律而被移送法庭，遭到高額罰金的嚴厲處罰。再如，為了發揮宗教組織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殊作用，西方發達國家一般是通過立法，使宗教教育獲得在教育體系中合法宣傳教義的制度性地位。這方面比較典型的是德國。德國對宗教教育的法律保障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個是聯邦層面的《基本法》，一個是各州的州憲法及其具體的教育法規。前者規定的是德國保障宗教教育權利的憲法原則，后者則主要依據各州的實際情況，制訂成文法律來具體落實。如：德國基本法第141條規定，“教會為軍隊、醫院、刑罰場所和其他公共機構提供禮拜和其他牧靈服務，宗教組織可自由履行宗教職責。”為了保障青年學生參加志愿者團體，美國20世紀80年代就通過了“國家社區信托服務法”，有的州專門通過法案支持甚至強行規定學生必須參加這類活動才能畢業，不參加志愿者活動的中學生不但不能畢業，而且難以進入著名高等學府。歐洲青年事務部長會議1993年維也納會議也作出決定，在促進青年的志愿服務時，“要明確青年志愿服務工作的相應法律地位”，等等。

二、利用財政支持與稅收等社會政策引導各種力量參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從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社會力量，由于其工作性質的限制，其經費對外界支持的依賴性相當大，因而財政支持，就成為政府引導社會力量參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力手段，政府通過有選擇的、針對性比較強的具有傾向性的財力支持，對各種社會組織進行調控，使其在不同領域、從不同角度充分發揮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比如美國，教育的分權體制使思想政治教育的課程設置、教材編寫都是學校自主，政府不加以直接干涉。但是，美國聯邦政府并沒有對其放任自流，而是通過財政投入資助比較有權威性的專業協會進行大量研究工作，并根據研究成果，經常公布對學校課程設置、教材編寫的建議或者樣本。由于建議和樣本具有較高的價值而多數都能被采納，從而使美國思想政治教育的內容基本上保持了一致，充分地體現了國家意志。財政支持的積極引導作用，使西方發達國家對這一手段的運用越來越重視，近年來政府不斷加大財政投入力度。以法國政府向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投入為例，1996年，科研中心人文與社會科學部的科研經費為9.5026億法郎；1999年提高到12.1089億法郎，增幅為27.4％；2000年又提高到16.636億法郎，比1996年增加了75.07％。在德國，馬普學會是德國的四大科研組織之一，在社會科學人文的研究方面居全國之首，學會科研經費主要來自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撥款。在西方發達國家中，德國政府對非營利部門的資助比例最高，在非營利部門的總收入中政府投入高達70％。除了財政支持這一經濟手段以外，西方發達國家政府還通過一系列的政策進行鼓勵和引導，其中，比較明顯的是免稅政策，主要是企業或個人向非營利性組織捐款或捐物，經核準可以抵扣交稅稅基；非營利性組織開展有償服務所得的收入不需上稅，該組織從事社區服務時所購買的商品，也不需交價外的消費稅。此外，還有其他方面的具體政策，如西方國家志愿者服務團體是社團中影響較大的一個，參與這個項目的青年人可以得到各種政策方面的優惠。在美國，志愿者服務期間，會得到一定的生活補助；之后上大學期間，會得到政府的資助完成學業；在稅收方面，還可以用志愿服務的時間來抵稅。

三、建立社會合作機制，主導思想政治教育社會化趨勢

本文主要概念

高等教育體制是高等教育機構與相應規范的結合體或統一體。它由高等學校這個實施機構與相應規范相結合而形成的高等學校教育體制，由高等教育行政機構與相應規范相結合而形成的高等教育行政體制，由高等學校內部的管理機構與相應規范相結合而形成的高等學校管理體制三個子體制系統所組成。

高等學校教育體制所要解決的問題是，處理好各級各類高等學校之間的關系，高等教育行政體制所要解決的問題是，處理好中央辦高等教育與地方辦高等教育、政府與高等學校、高等學校與高等學校之間的關系，高等學校管理體制涉及的是高等學校內部領導體制、執行體制、咨詢體制和監督反饋體制的問題。

本文寫作框架

本文考察西方發達國家高等教育體制對中國高等教育體制改革的借鑒意義，首先從高等教育體制的兩個要素，即高等教育機構與相應的規范來考察，其次從由不同的高等教育機構與相應的規范所組成的高等教育體制所包含的三個子體制來考察。

中國高校：政府？企業？社會？西方高校：關注學術品味

[摘要]績效化是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內部管理改革的主線，也是取得較大成效的改革領域，它推動了以結果為基礎的責任機制的探索。探討當代西方政府內部管理改革的動因，它的主要內容，以及有哪些成敗得失，可以為我國政府內部管理改革的深入提供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西方政府；內部管理改革；績效化取向

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英國、新西蘭，逐漸擴展到其他國家的行政改革運動一直持續了1/4個世紀，至今方興未艾。根據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依蓮。修拉。卡馬克的統計，世界上超過340萬人口的國家和地區的123個國家中，99個國家開展了行政改革運動，其中幾乎所有的發達國家都包括在內。

當代西方行政改革有兩條主線，即市場化與績效化。政府做什么以及如何做，體現的是市場化的主線，其背后的理論是公共選擇理論。政府內部管理改革體現的是績效化的主線，新公共管理理論是其指導理論。與中國行政改革側重機構調整不同，發達國家政府內部管理改革側重管理層次，其總的改革導向是績效化。

一、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內部管理改革的動因

1、財政、信任和管理危機是改革的直接動因。

【正文】

〔中圖分類號〕D0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4769(2000)06-0004-06

西方馬克思主義產生于本世紀20年代，是指由西方共產黨和西方進步的知識分子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西方社會，力圖尋找一條適合西方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和西方人民解放道路而形成的一股哲學和政治理論思潮。認真地分析和總結他們對西方發達國家社會主義革命道路探索的經驗教訓，是我們反思20世紀社會主義成敗得失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有利于我們正確認識西方社會的現實，促進社會主義運動的復興。

（一）

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西方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探索經歷了如下幾個比較大的階段：

第一階段是十月革命取得勝利后，蘇共在1919年成立的共產國際中推行教條主義，要求西方共產黨以蘇共為中心，聽從蘇共的指揮，嚴格按照蘇聯革命模式進行社會主義革命，這使得西方共產黨喪失了組織、政治和思想上的獨立性。然而，按照蘇聯革命模式進行的西方革命卻相繼失敗。蘇共這一做法首先引起了西方共產黨內先進的理論家，如盧卡奇、葛蘭西、科爾施等人的反對。在他們看來，當時革命的客觀條件完全成熟，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在于工人階級缺乏必要的主觀精神準備，導致了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的匱乏。由此他們分析了西方社會的特點，提出了不同于俄國的“總體革命”模式。在這個探索過程中，葛蘭西的思想顯得尤其重要。

【摘要】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掀起了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既有以知識產權、低碳環保和社會責任標準為名義出現的貿易壁壘，也有以技術性貿易壁壘、服務貿易摩擦、多樣化歧視進口產品政策為名義的保護措施，給中國對外貿易帶來了巨大負面影響。不僅外貿摩擦頻繁出現、出口環境進一步惡化，中國的對外貿易結構轉型升級也受到較大影響。應采取積極參與國際貿易規則重構提升中國的話語權、加快出口行業轉型升級提升中國產品國際市場競爭力、建立健全相關應急機制等措施，更好地應對西方發達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推動中國對外貿易持續健康發展。

【關鍵詞】西方發達國家;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受到較大沖擊。在此背景下，貿易保護主義思潮開始在西方發達國家泛濫。在全球經濟與貿易進入低增長的時期，發達國家國內就業壓力越來越大，貿易保護主義加劇，且表現出對傳統貿易保護框架的突破，覆蓋和滲透到經濟的各個領域，呈現出許多新的動向、新的特點，嚴重制約著全球經濟增長和國際貿易開展。加強對西方發達國家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的研判，堅決抵制貿易保護主義，維護開放包容的國際貿易秩序，不僅對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世界經濟早日走出復蘇乏力的困境也至關重要。

一、西方發達國家新一輪貿易保護措施的表現

（一）新型貿易保護措施。西方發達國家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首先體現在多種新型貿易保護措施上，這些措施突破了傳統的貿易保護范疇，手段更新、覆蓋范圍更廣，對國際貿易的傷害更大。一是圍繞知識產權展開的貿易保護。西方發達國家擁有技術上的優勢，往往利用其自身在專利等方面的壟斷地位，將一些不合理的壁壘強加給其他國家。以美國的337調查為例，近年來頻繁使用，成為美國打擊貿易競爭對手的重要手段。2010年、2011年，美國政府發起的337調查分別達到58件和69件，為2012年前最多的2個年份，2012年～2018年也保持在36件～59件（如表1所示），其中超過1/3是針對中國出口美國的產品發起的，已成為其打擊中國出口美國技術密集型產品的主要手段。二是以低碳名義實施的貿易保護措施。低碳發展是近年來全球經濟的一個重要走向，影響低碳發展的重要因素如資源、溫室氣體排放和環境等已經成為西方發達國家發起貿易摩擦的主要借口。[1]相對而言，西方發達國家在低碳經濟領域的研發更早、投入更多，其相關技術占據了壟斷地位。據此，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將低碳排放納入到國際貿易規則體系中，包括其發起的“碳標簽”“碳足跡”認證等，給發展中國家產品進入其市場設置了高門檻。近年來，美國一直致力于推行其在環境問題上的主張，并將達成綠色產品貿易協定作為其參與應對全球氣候變化行動的先決條件之一。這樣的條件對于剛剛進入工業化階段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是極不公平的，造成了事實上的貿易保護。三是以社會責任標準方式出現的貿易壁壘。其中，關于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標準和規范主要有歐洲BSCD、SA8000等，體現的是西方發達國家在勞工問題上的主張。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不斷強調要將勞工標準納入到國際貿易規則中來，包括TPP和TTIP的談判內容中都包括了勞工標準，目的就是要使其成為區域貿易協定的范本，甚至成為國際多邊規則的范本。從現實情況看，雖然西方發達國家在此問題上打著保護勞動者的旗號，但其真實作用是限制發展中國家對其出口，是實實在在的貿易保護措施。（二）技術性貿易壁壘。WTO框架下的貿易技術壁壘協議（TBT）和動植物衛生檢疫措施協議（SPS），是可利用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屬于合理手段。西方發達國家在技術領域具有極強的主導能力，在新一輪貿易保護中使用技術性貿易壁壘自然駕輕就熟。當前，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性貿易壁壘具有數量增加、覆蓋面擴大、擴散效應加劇的趨勢，實施技術性貿易壁壘的重點領域包括環境、安全、衛生等方面，多以保護本國國民身體健康、保護環境為由，通過制定品種、數量眾多的嚴法規、高標準和檢測手段，采取檢驗檢疫措施來限制其他國家向其出口。[2]考慮到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在技術掌握、技術檢測手段等方面具有明顯劣勢，技術性貿易壁壘明顯制約了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產品出口。據WTO報告統計數據，2014年以來WTO成員國每年提交的SPS通報超過1600件，每年提交的TBT特別貿易關注事項在70件以上，而歐盟、美國、日本和加拿大等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正是SPS通報和TBT關注的主要來源地，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西方發達國家利用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強度正在提升，給全球貿易制造的障礙可想而知。（三）國際服務貿易摩擦。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服務貿易發展十分迅速，年均增長率達到13%，高于同期的全球經濟增速和貨物貿易增速，服務貿易額在全球貿易總額中的占比不斷上升。全球服務貿易在高速增長的同時，發展不平衡問題日益凸顯。受到各國經濟實力、經濟結構、服務業基礎差異的影響，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服務貿易結構、規模及競爭力方面的差距越來越大，西方發達國家趁機借助國際服務貿易摩擦來鞏固自己的市場主導地位。統計數據顯示，通過WTO爭端解決機制解決的國際服務貿易摩擦主要集中在金融服務、通用服務和分銷服務等領域，當事國主要是中國、中南美洲國家等發展中國家和歐盟、美國和加拿大等西方發達國家。[3]當然，后者是起訴方，前者是被訴方，其中美國是發起訴訟頻率最多的國家，而中國是被訴訟最高的國家，這樣的結果反映出中國在服務貿易領域的弱勢。西方發達國家針對發展中國家發起的服務貿易摩擦，實際上是發達國家限制發展中國家服務貿易發展的一種手段，針對的就是后者服務貿易相對滯后、服務業法律法規不健全、相關制度性缺陷明顯。以服務貿易自由化為例，西方發達國家通過制定較高的技術壁壘來阻止發展中國家進入某些服務貿易領域，并通過制定相關規則打開發展中國家市場，以方便西方發達國家金融、咨詢、信息等高端服務業的進入。發達國家頻頻挑起服務貿易摩擦，給全球服務貿易發展帶來了極大的阻礙。（四）多樣化的歧視進口產品政策。近些年來，西方發達國家出于保護本國產業發展及就業的需要，實施了各種各樣的歧視進口產品政策或措施。限制貿易措施包括關稅措施、國家援助措施、貿易救濟措施、政府采購等，其中政府援助與貿易救濟由于隱蔽性和殺傷性強大得到大量使用。2017年5月～2018年10月，發達國家共實施了52項新的一般性經濟支持措施，其中大部分措施是為本國農業和制造業提供支持，相當于提升了其本國相關產品的競爭力。[4]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不斷完善其貿易救濟機制，同時強化對貿易救濟調查的執法。如歐盟加快了貿易保護措施改革，一方面放松貿易立案標準，另一方面強化雙反調查，并進一步收緊貿易調查裁決。美國商務部為了提升貿易保護措施的有效性，直接從貿易規則和政府執法兩個方面為本國企業保駕護航。澳大利亞對貿易救濟措施進行大規模改革，其針對發展中國家進口產品的指向性更加明顯。

二、西方發達國家新一輪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對中國的影響

一、發展經濟學興起的背景和動機

經濟發展問題是一個古老的話題，因為人類的生存離不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被馬克思稱作政治經濟學體系的創立者的亞當·斯密在他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一書中就討論了經濟（國民財富）增長的源泉問題，生活在18世紀的斯密把一個國家經濟增長快慢的原因歸結為分工的發展程度和資本積累的多寡。古典經濟學家都力圖尋找經濟增長的根源，分析經濟變革的長期過程。西方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問題的興趣一直持續到約翰·穆勒。此后，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把邊際分析引入了經濟學，經濟學家們的興趣轉向了資源配置問題和交換理論，靜態經濟學支配著西方主流經濟思想。20世紀20年代的英國長期慢性蕭條和30年代世界性經濟大蕭條，引發了凱恩斯對資本主義經濟短期波動和長期停滯可能性的分析。從1848年約翰·穆勒出版《政治經濟學原理》到20世紀40年代中期，經濟發展問題在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差不多被冷落了100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才重新成為西方經濟學討論的主題。

當然，古典經濟學家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的西方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的對象、動機和目的的關注是不同的。古典經濟學家關注的是當時資本主義經濟的增長和發展問題。因為18世紀的資本主義經濟是一種年輕的正在成長的經濟，是一種“發展中的”經濟，古典經濟學家力圖找到國家經濟增長的源泉和一條促進經濟增長的途徑，通過加快經濟增長來確立和鞏固資本主義制度，在經濟上徹底戰勝封建主義。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西方經濟學家關注的是擺脫了殖民統治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簡單地說，古典經濟學家當時關注的是其本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西方經濟學家關注的是他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問題。

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西方經濟學家熱中于研究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他們是為了幫助發展中國家擺脫貧困、走向發展和富裕之路嗎？

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首先來考察發展經濟學興起的背景和動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原本是帝國主義列強為爭奪勢力范圍和重新瓜分殖民地而發動的戰爭，但是，與帝國主義列強的愿望相反，這場戰爭卻敲響了殖民主義的喪鐘，殖民制度隨著戰爭的結束而土崩瓦解，廣大亞非拉國家紛紛獲得民族獨立。在國家獨立以后，這些國家的領導人和政治家面臨的首要問題是如何擺脫貧困和落后，如何進行改革和發展。要解決這些問題，就需要制定一系列政策。那么，需要制定什么樣的政策呢？這就需要從經濟理論上做出回答，需要經濟學家參與經濟政策的制定和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的選擇。但是，當時在這些國家盛行的是殖民經濟學。這種經濟學是一種為殖民制度辯護和服務的理論，它力圖開脫殖民體系對不發達經濟所承擔的責任，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落后和貧困歸咎于熱帶氣候條件、人口壓力、資源匱乏或勞動者懶惰。顯然，這種殖民經濟學不符合發展中國家的需要。

【關鍵詞】發展中國家/西方發達國家/全球化/主權/正義

【正文】

［中圖分類號］A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441X（2001）03—0010—04

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世界各地。主權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正面臨全球化的挑戰，如何處理全球化與國家主權成為擺在主權國家面前的一大難題。為此，許多學者試圖以不同理論來研究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關系，但是真正能解決這一看似存在悖論關系問題的學者鳳毛麟角。實踐證明，只有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歷史辯證法來研究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關系，才能給主權國家的發展指引正確的發展方向。

一、馬克思主義的主權觀念及其歷史實踐

主權作為一種觀念是在讓·博丹《六國論》中首次出現的。此后，洛克、盧梭、黑格爾等思想家又將主權的觀念加以引申，形成各種主權理論如“議會主權”、“人民主權”等。這里的“議會主權”、“人民主權”都是資產階級反封建的需要，是為了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19世紀下半期至今，許多西方資產階級學者又提出了“有限主權論”、“主權過時論”等觀點，主張限制或否定國家主權。由于這是資本主義主權國家已經有了足夠發展，進入帝國主義階段，為了獲取原料和銷售市場，需要進行侵略擴張，而廣大發展中國家卻十分落后，國力薄弱，因此資產階級學者為了利于資本主義國家的拓殖，提出了限制和否定主權的理論。從贊同國家主權到限制以致否認國家主權的轉變，說明了資產階級是以自己的階級利益作為標準的。贊同主權是由于資產階級反封建專政建立資產階級國家的需要；主張限制或否定主權是便于資產階級在世界范圍內侵略擴張的需要。可見，資產階級國家主權理論的流變完全是以本階級利益需要為標準的。因此我們說資產階級的主權理論是非正義的。

摘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十分注重各種力量的作用，并在實踐中采取了一些符合思想政治教育規律的做法，形成了輻射全社會、全方位、目標一致的思想政治教育網絡。

關鍵詞：西方發達國家政府/思想政治教育/力量整合

思想政治教育作為一定的階級、政黨對其成員施加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有影響的社會活動，主要反映了國家、社會對個體的要求，它的實施，不僅需要充分發揮學校的主渠道作用，而且還需要家庭和社會等各方面力量的相互配合。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對這一問題的態度非常明確，為了充分調動各種思想政治教育主體的積極性，形成輻射全社會、全方位、目標一致的思想政治教育網絡，采取了一系列舉措。

一、利用法律手段強制和保障各種力量參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為使各種力量都能參與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來，西方發達國家首先是從法律上加以強制和保障。如法國1989年頒布了《教育指導法案》，對學校、社會團體、家庭在青少年公民教育中的地位、作用、權利和義務作了全面而具體的規定。美國政府認為，凡是一切具有道德教育職能的組織或部門，如國會、州府、政黨、教會、傳媒、學校、企業、社區、家庭以及學生管理、心理咨詢、服務機構等，都與學校一樣，負有道德教育的職能。1990年頒布的《美國2000年教育目標法》，不但對學校提出了要求，而且還要求全社會都關心青少年的成長，比如社區，該法就要求其把校長、教師、學生、企業界、官員、新聞界、醫務界與社會服務機構、公民與宗教團體、執法機關、成年監護人和友好鄰居組織起來，為青少年的成長創造良好條件。

除了制定社會各種力量參與思想政治教育的總體上的法律以外，還針對每種類型的社會組織制定了具體的運作法規。如為了督促家長更好地擔負起教育子女的責任，西方國家大都通過了相關的法律。美國早在1994年制定的《目標2000年教育法案》中就將家庭參與學校教育列為8項國家教育目標之一；同年修訂公布的《改革美國中小學教育法案》明確規定，接受聯邦Title補助的貧窮學校所在的學區必須推行家庭參與教育伙伴計劃，鼓勵有關學校與家庭擬訂學校家長公約。與此同時，各州也制定了相關法律及行政措施，規定家長若未能協助學校管教自己的孩子，將會觸犯法律而被移送法庭，遭到高額罰金的嚴厲處罰。再如，為了發揮宗教組織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特殊作用，西方發達國家一般是通過立法，使宗教教育獲得在教育體系中合法宣傳教義的制度性地位。這方面比較典型的是德國。德國對宗教教育的法律保障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個是聯邦層面的《基本法》，一個是各州的州憲法及其具體的教育法規。前者規定的是德國保障宗教教育權利的憲法原則，后者則主要依據各州的實際情況，制訂成文法律來具體落實。如：德國基本法第141條規定，“教會為軍隊、醫院、刑罰場所和其他公共機構提供禮拜和其他牧靈服務，宗教組織可自由履行宗教職責。”為了保障青年學生參加志愿者團體，美國20世紀80年代就通過了“國家社區信托服務法”，有的州專門通過法案支持甚至強行規定學生必須參加這類活動才能畢業，不參加志愿者活動的中學生不但不能畢業，而且難以進入著名高等學府。歐洲青年事務部長會議1993年維也納會議也作出決定，在促進青年的志愿服務時，“要明確青年志愿服務工作的相應法律地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