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現代化的社會中，“依法治國”已經普遍代替了“以人治國”，這也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現如今，我國的法制建設依然處于起步階段，因此還有很多需要學習和改進的地方，而在此過程中，能否學會在本土化和西方化的法制建設中繼承精華，去除糟粕就成為了十分重要的工作。

關鍵詞：本土化；西方化；精華；糟粕

目前，依法治國是我國基本的治國方略，加快法制建設也是我國目前各項建設中的重點內容，然而在法治的具體構建上，目前卻存在兩種聲音，一個是本土化，另一個是西方化。其實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以及法制建設的逐步完善，任何一種單一的模式都無法滿足現如今依法治國的需求，因此，最明智的選擇就是博采眾家之長為我所用。

一、中國傳統文化對我國法制建設的影響

說到中國傳統文化對于我國法制建設的影響其實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講，一個是積極影響，另一個就是消極影響。

1．積極影響

摘要：在現代化的社會中，“依法治國”已經普遍代替了“以人治國”，這也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現如今，我國的法制建設依然處于起步階段，因此還有很多需要學習和改進的地方，而在此過程中，能否學會在本土化和西方化的法制建設中繼承精華，去除糟粕就成為了十分重要的工作。

關鍵詞：本土化；西方化；精華；糟粕

目前，依法治國是我國基本的治國方略，加快法制建設也是我國目前各項建設中的重點內容，然而在法治的具體構建上，目前卻存在兩種聲音，一個是本土化，另一個是西方化。其實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以及法制建設的逐步完善，任何一種單一的模式都無法滿足現如今依法治國的需求，因此，最明智的選擇就是博采眾家之長為我所用。

一、中國傳統文化對我國法制建設的影響

說到中國傳統文化對于我國法制建設的影響其實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講，一個是積極影響，另一個就是消極影響。

1．積極影響

摘要：在現代化的社會中，“依法治國”已經普遍代替了“以人治國”，這也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現如今，我國的法制建設依然處于起步階段，因此還有很多需要學習和改進的地方，而在此過程中，能否學會在本土化和西方化的法制建設中繼承精華，去除糟粕就成為了十分重要的工作。

關鍵詞：本土化西方化精華糟粕

目前，依法治國是我國基本的治國方略，加快法制建設也是我國目前各項建設中的重點內容，然而在法治的具體構建上，目前卻存在兩種聲音，一個是本土化，另一個是西方化。其實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以及法制建設的逐步完善，任何一種單一的模式都無法滿足現如今依法治國的需求，因此，最明智的選擇就是博采眾家之長為我所用。

一、中國傳統文化對我國法制建設的影響

說到中國傳統文化對于我國法制建設的影響其實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講，一個是積極影響，另一個就是消極影響。

1．積極影響

摘要：在現代化的社會中，“依法治國”已經普遍代替了“以人治國”，這也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現如今，我國的法制建設依然處于起步階段，因此還有很多需要學習和改進的地方，而在此過程中，能否學會在本土化和西方化的法制建設中繼承精華，去除糟粕就成為了十分重要的工作。

關鍵詞：本土化；西方化；精華；糟粕

目前，依法治國是我國基本的治國方略，加快法制建設也是我國目前各項建設中的重點內容，然而在法治的具體構建上，目前卻存在兩種聲音，一個是本土化，另一個是西方化。其實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以及法制建設的逐步完善，任何一種單一的模式都無法滿足現如今依法治國的需求，因此，最明智的選擇就是博采眾家之長為我所用。

一、中國傳統文化對我國法制建設的影響

說到中國傳統文化對于我國法制建設的影響其實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講，一個是積極影響，另一個就是消極影響。

1．積極影響

一、“西方化”及其歷史

中國文學的現代化是從五四新文學革命開始的，按照胡適的總結，這個現代化在語言形式上以“白話文”為特征，內在精神上以“人的文學”為特征。胡適進一步認為，“白話文”的理念是他提出的，而“人的文學”的理念是由周作人提出的。無論是提出以“白話文為正宗”的胡適，還是提出“人的文學”理論的周作人，在當時都是西化論者，即主張中國文學的現代化必須走西方化的道路。周作人的“西方化”觀念主要側重在文學精神上，他認為，中國古代的東西就如同遺傳基因一樣是永遠地在我們的血液里的，所以用不著我們著意繼承或者模仿，而外來的東西則相反，“我們歡迎歐化是喜得有一種新空氣，可以供我們享用，造成新的活力”［1］，周作人希望借西方的新鮮血液使中國文學獲得新的精神動力，當然周作人也強調這種借鑒必須以“遺傳的國民性”作為“它的素地”［2］，也就是說周作人對“西方化”是有一定保留的。比較而言，胡適的“西方化”觀念主要側重在文學形式上，而且態度比周作人徹底、激進，“吾惟愿今之文學家作費舒特【Fichte】，作瑪志尼【Mazzini】，而不愿其為賈生，王璨，屈原”。

“西化論”者如何對待中國古代白話文學傳統呢？胡適從“白話語言”的形式角度對遼、金、元之后中國白話文學傳統做了肯定，對《水滸》、《西游》、《三國》推崇備至，不過他對上述古典古代白話文學作品的推崇是從“對歐洲中古路德、但丁反對拉丁文，建立本國的俚語文學的比附”出發的，其立意點依然是在鼓勵中國現代作家向西方人學習，做路德、但丁上，并非真的要人們向中國傳統白話文學靠攏。事實也的確如此，周作人、錢玄同換了一個角度－－從思想內容的角度－－就對上述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生出了否定的看法。周作人差不多將中國古代白話小說貶得一錢不值，在《人的文學》［3］一文中，周作人把《聊齋志異》看成是“妖怪書類”，把《水滸》、《七俠五義》看成是“強盜書類”，把《三笑姻緣》看成是“才子佳人類”，把《西游記》看成是“迷信鬼神書類”，并說“這幾類全是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東西，統應該排斥”。錢玄同，他一方面極贊成“語錄以白話說理，詞曲以白話為美文，此為文章之進化”，“小說為近代文學之正宗，此亦至確不易之論”，但是，一談到內容，他的觀點就立即來了個大轉彎，他說，“詞曲小說，誠為文學正宗，而關于詞曲小說之作，其有價值者則?庀省＃?］”錢玄同從“高尚思想”、“真摯感情”角度遴選中國古代白話小說，選來選取，卻幾乎把那些古代白話小說全部否定了。周作人、錢玄同者是從思想內容角度對中國傳統白話小說展開批評的，他們把小說定位在為“人本主義思想”做宣傳鼓動上，不約而同地把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看成是“才子佳人”、“誨淫誨盜”、“神怪不經”、“迂謬野史”而加以撻伐，主張中國文學必須在精神上西方化（啟蒙化）。

從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理解，為什么，五四時期西化派作家強調文學白話化，卻大多對中國傳統白話小說特別不感興趣。五四時期，中國文學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表征，是現代橫斷面式短篇小說的發達，與之相關的是中國傳統章回小說的式微。明清白話章回小說，大多有“擬話本”的形式特征，保留了小說作為“說書”的口語體式，但是，在中國小說的現代化過程中，現代小說家一方面強調小說要用“白話”、“口語”，另一方面恰恰在形式上革除了明清白話小說的“說書”特征，他們開始用白話文寫作，但是這白話文的“現代小說”卻恰恰不再具有中國古典白話小說因“聽－說”這一“說書”特征而發展起來的特殊的口語化表現技巧，而向著“純書面／案頭讀物”方向發展。這至少從表面上看是個矛盾。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矛盾呢？顯然，五四人是把“書面／案頭化”作為現代小說的標準之一來認識的，其來源是對由知識分子案頭創作，紙面媒體印刷出版發行的西方“書面／案頭小說”的觀察和比附。五四一代人以西方小說來比附中國小說的思維定勢，導致他們根本看不到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特別是話本小說的口語體長處。五四人不僅全面否定中國古代文言文學的士大夫傳統（從啟蒙的動機出發，五四人要求文學成為宣傳啟蒙理念的利器，因而他們要求文學通俗化），也否定中國古代白話文學傳統特別是話本小說傳統（啟蒙要求小說知識分子化，話本小說雖然是通俗化的，但卻是非知識分子化的），其核心動機是在“西方化”上。

這個“西方化”在當時是以文學的“啟蒙化”為特征的，在這種情形下，五四西化派把文學革命的參照系橫向地定位在了西方，而不是縱向的定位在中國古代某個（白話）文學傳統上。他們之所以強調中國古代文學具有白話傳統，只是在理論上玩了一個“白話文學古已有之”的論證策略（中國人特別欣賞“古已有之”的論證，這種方法近代維新知識分子也用過，例如《孔子改制考》），這個策略僅僅是出于為五四新文學革命提供輿論支持的目的而提出的，并不是真的要把它用在實踐中，對新文學發展起導向作用。由上述分析，我們可以這樣認為，五四西化派對中國文學現代化之道路的選擇，是令其“向西而去”，五四西化派對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語言理路及其現代化轉型的可能性是盲視的。五四西化派有一種中國“萬事不如人”的心態，中國文學要在形式和內容兩個方面雙雙“向西方學習”的心理。

內容提要：20余年來中國經濟學思潮的變遷表現為西方經濟學上升為主流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主導地位的丟失。西方經濟學前沿的變化主導著經濟學今后的發展路徑。西方經濟學帝國主義的觀念不僅在經濟學界愈演愈烈，而且在其他社會科學家的觀念中也產生日益重要的影響。但是經濟學的全面西方化無論對于經濟學自身的發展還是對于中國社會科學其他門類的發展都會產生負面影響。中國經濟學的出路在于正確處理經濟學西方化和本土化的關系。

關鍵詞：經濟學思潮中國經濟學

經濟學在國際上作為一門顯學的地位奠定至今已經有約一個世紀的時間。在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歷經了曲折的道路。1901年嚴復翻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至今剛好100年。100年來，中國的經濟學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主流的話語系統經常在轉換。在新中國，經濟學主流的變化可以劃分為三個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解放后到1978年以前，第二個階段是1978年到九十年代初，第三個階段是九十年代初期以后。第一個階段也即新中國成立到1978年以前，我國經濟學主流無疑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第二個階段，西方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交替著控制著主流話語權，政治經濟學仍然略勝一籌。第三階段，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地位開始凸現，并且日益加強。本文著重對第二、三兩個階段也即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基本潮流變遷的一些重要問題加以討論。

一、近20年來中國經濟學的幾大變化

綜觀這20多年來的經濟學思潮變化，可以梳理出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西方經濟學全面引進并且逐步占據主流話語的地位

共產黨人的價值觀，是無產階級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站在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的高度，對共產黨人的價值取向和價值行為的選擇做了正確的回答。當前，面對我國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大潮，人們的思維方式和活動方式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共產黨人的價值觀也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因此，在新形勢下堅定共產黨人的價值觀，是每個共產黨人必須認真思考和解決的迫切問題。

一、共產黨人價值觀的基本內含

共產黨人的價值觀的基本內含主要包括：一是以實現共產主義理想作為追求的價值目標。共產黨的最高綱領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制度，共產主義是共產黨人特有的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因此，共產黨人把實現共產主義作為最終價值目標，并把今日的努力同實現大目標有機地結合起來，在各自的崗位上實踐著共產主義的價值追求。二是把勞動創造、無私奉獻作為價值實現的條件。勞動創造是價值的源泉，為社會多做貢獻是價值的真諦，不能對社會做出應有的貢獻，就毫無價值可言。共產黨人對集體、對社會貢獻越大，他的個人價值也就越高。因此，勞動創造、無私奉獻是共產黨人價值觀和共產主義實踐的結合點，共產黨人的價值觀只有通過勞動和奉獻才能實現對共產主義的實踐功能。三是以個人利益與整體利益的融合作為價值實現的標志。共產黨人把個人利益融合在整體利益中，把個人利益的實現融合在人民利益的實現之中。四是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價值標準。共產黨的性質、宗旨決定了共產黨人衡量人生價值以為人民服務的態度、質量、效果為尺度，每個黨員價值的大小、正負都系于為人民服務的實踐活動中。這是共產黨人價值觀不同于其他任何剝削階級價值觀的顯著特征，它在指導共產黨人的價值行為時像一盞不滅的指路明燈，引導共產黨人在價值取向、價值評價時，不偏離正確的軌道。

共產黨人的價值觀是有史以來最先進、最科學、最合理的價值觀。一個共產黨人真正具有這樣的價值觀，他就能夠堅持正確的人生道路，經受住各種風浪的考驗，精神高尚，眼界開闊，胸懷坦蕩，生活充實；他就會徹底沖破追逐一己私利的精神牢籠，在億萬人民創造歷史的廣闊天地里找準自己的位置，為國家為人民的利益忘我地工作，毫無保留地貢獻自己的聰明才智。無數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跡，雷鋒、焦裕祿、孔繁森等先進人物的模范事跡，都證明了這一點。

二、共產黨人價值觀面臨的沖擊

在我們黨內絕大多數黨員牢固樹立了共產主義價值觀，他們的無私奉獻精神譜寫了一曲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凱歌，影響和教育著億萬群眾的行為和價值取向。然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共產黨人的價值觀面臨著嚴重的挑戰和沖擊。

一、法治下掠奪的演變及表現

（一）經濟基礎上的掠奪合法化美國是世界上經濟最發達的國家，美元在國際經濟、政治舞臺中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自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以來，美元和黃金掛鉤，成為世界性貨幣，這為美國推行掠奪合法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根據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理論認為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理論可知，美國的外交手段以及在國際組織中的策略通常是以經濟實力換取議題話語權，尤其在對待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扶持政策方面，在資金、技術輸出的同時，也在潛移默化中逐步對這些國家進行法律、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同化，這些不發達國家為換取經濟發展對這種掠奪也只有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了。

（二）意識形態中的掠奪合法化意識形態的控制是霸權國家推行掠奪必不可少的構成要件。掠奪的合法性在于使附庸者服從并接受這種思想的優越性。赤裸裸的暴力掠奪不僅會遭到被侵害國家的反抗，也會受到國際社會的譴責。所以，完全采取暴力手段不是長久之計并且需耗費巨額成本，思想控制才是以最小投入換取高額收益的最佳途徑。強權主體往往利用專業精英在國際社會的優勢地位來影響民眾，最終實現掠奪。伴隨經濟全球化發展，跨國交流日益頻繁，專家學者對思想意識的傳播也起到推波助瀾作用。其實，他們對其自身法治系統和政治系統不加批判本身就已經發揮了一種強大的意識形態功能，為附屬國家服從這種意識形態提供了合法化的理由。

（三）法律掠奪法律是保障權利的工具，而這種權利保障方式最終通過法院來加以實行。如果法院依附于政治甚至放棄權利保障時，法院就變成了壓迫性工具。在全球化視野中，對附屬國家進行直接或間接的法律統治是美國法律帝國主義的核心。如今，與掠奪相關的帝國主義法治已成為世界范圍內法治系統的主導層面。霸權國家在世界范圍內壓迫落后地區的法律，旨在使落后國家喪失法律決斷權，被動地捆綁在帝國主義強加的法治要求之上，以實現掠奪的合法性。盡管這種帝國主義法治絲毫不具有合法性基礎，但卻通過其宣稱的“民主”和“法治”來強加于落后地區并強制推行，其后果是落后地區的法治出現紊亂，這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美國對這些地區的法律霸權控制，為全球性掠奪中見不得光的活動提供了遮羞布。

二、國際法下掠奪的合法化進程

西方國家的法律因其政治、經濟、軍事等因素的支撐而一直占主導性地位，而由西方國家推動的國際法也無形地提供了一個壓迫性的全球治理機構所應遵循的為西方國家量身打造的準則。以美國為首的霸權國家企圖通過聯合國安理會的軍事授權行動來為武力干涉其他主權國家尋求國際法依據。如在兩次海灣戰爭中，英美等國家通過安理會實現了對該區域的武裝干涉，進而對該地區的石油資源進行了有利于自己的處置。在這一過程中，原本非法的干涉行為變成了“正義”、“合法”的必要行動。他們打著國際人權的旗號來粉飾非法的干涉行為，并極力促使國際法的集權化以達到對國際法更加公開的意識形態利用的目的。在這場戰爭中，聯合國拒絕控制美國和聯合國軍，從而允許聯合國以使伊拉克倒退到工業化前水平的方式與發動無限制的戰爭正式聯系起來，最終造成了近乎毀滅性的破壞。在霸權國家的統治下，非霸權國家對國際法的正當運用被視為違反了國際法，一些國際性機構即使基于國家主權考慮也被認為偏離了西方國家制定的國際人權合法性標準。

摘要：市場經濟又稱為法制經濟，它是與計劃經濟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經濟形態。并且，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我國的市場經濟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需要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才能支撐它得以正常運行。

關鍵詞：市場經濟；法制建設；作用

目前，依法治國是我國基本的治國方略，加快法制建設也是我國目前各項建設中的重點內容，然而在法治的具體構建上，目前卻存在兩種聲音，一個是本土化，另一個是西方化。其實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以及法制建設的逐步完善，任何一種單一的模式都無法滿足現如今依法治國的需求，因此，最明智的選擇就是博采眾家之長為我所用。

一、中國傳統文化對我國法制建設的影響

說到中國傳統文化對于我國法制建設的影響其實可以從兩個方面來講，一個是積極影響，另一個就是消極影響。

1．積極影響

摘要：

本文通過對現代性的回溯發現，現代性作為人類理性化的必然結果，其發生的深層機制在于人類思維在把握外部世界的過程中有一種本能的自洽性預設，這也是現代性問題產生的主要原因。而超越這一問題的可能性就在于回到人類的原初自我，即前概念、前反思的“生活世界”。

關鍵詞：現代性理性化同一性自洽性預設生活世界

一直以來，現代性就是一個有著頗多爭議的概念。“現代性”顯然對應于西方歷史的一個特定時期，其中主要是指18世紀、19世紀和20世紀。“現代性”也牽扯到某種與傳統社會不同的社會模式，這種社會模式一般被稱為“工業社會”或“資本主義社會”。按照吉登斯的理解，“現代性指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大約十七世紀出現在歐洲，并且在后來的歲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圍內產生著影響”。①在今天，現代性的全球規模已經形成，它在給人們帶來健康、富足和繁榮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很多負面影響，以至于當今時代強調許多現代性策略的不良后果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時髦。

而且，在回溯現代性的過程中，由于后現代問題的出現，現代性與后現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糾纏在一起，使問題變得更為復雜。應該說，后現代性是隱含在現代性中的，因為現代性以及現代的時間性自身就帶著一種沖動，要突圍到與自身不一樣的一種狀態中去。從其構成看，現代性充滿著后現代性。二者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消除在人類自我可能性的擴展過程中的障礙。利奧塔就把“現代性”定義為“一種思想方式，一種表達方式，一種感受方式”。②這種思想方式是為某種“解放的觀念”所支配的。在利奧塔看來，“解放的觀念”實質上就是康德所說的“普遍的人類歷史觀念”，即所有人類歷史都趨向于一個終極目的，達到一種普遍的自由王國。

一、現代性的源起：理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