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基礎設施是為農村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及農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務的各種要素的總和。作為農村社會生產、生活活動的“共同生產條件”，基礎設施是農業經濟發展的基礎，是加快農村現代化、城鎮化建設的根本，是增加農民收入、緩解農村就業壓力、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的關鍵。但由于它具有潛在的高風險、農業自我積累能力弱、二元財政供給體制等原因，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投入不僅總量不足，而且結構不合理，以致農村基礎設施供給能力嚴重滯后于農業現代化、農村可持續發展的需求。本文試圖在評析農村基礎設施供給現狀的基礎上，運用公共財政相關理論，從制度創新、體制改革、融資方式創新、政策導向等角度探尋近期我國有效增加農村基礎設施供給的具體對策。

一、農村基礎設施供給的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農村基礎設施投資最關鍵的問題是投融資方式的選擇，因為投融資方式不僅關系到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的效率，還決定了農村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來源。從各國的實踐來看，農村基礎設施的投融資方式主要有：政府直接投資，無償提供方式；政府直接投資，非商業性經營方式；財政投融資方式；建設—經營—轉讓投資方式，即BOT方式。當前，我國農村基礎設施資金主要來自財政投資、農民集資（包括以工代資）等渠道。

（一）供給主體及其供給能力的基本判斷

1、財政資金正在成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的主要來源之一。過去，在“二元化”發展模式和體制下，形成了城鄉有別的差異性基礎設施供給體制和基本制度。這種供給制度主要表現為：城市基礎設施建設所需資金主要由財政預算安排，而農村所需的基礎設施政府提供較少，許多方面主要由農村基層負責提供，部分公共產品的供給責任落在了村委會的頭上，所需資金主要通過向農民收取公積金、公益金和管理費的方式籌措，成本支出主要由農戶或由屬于村民共同所有的集體企業承擔。并且，各級政府應提供基礎設施的責任及其界限不明確，從而造成了城鄉基礎設施供給的嚴重失衡，形成了很大的歷史欠賬。近年來，國家財政對農村基礎設施投入增加較快。就基本建設領域而言，“九五”以來，特別是1998年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國家較大幅度地增加了農業基本建設投資。1998年至2003年，中央累計安排農業基本建設投資總量超過3000億元，在國債及中央預算內投資中所占的比重均達到30％左右。在2005年的國債投資和新增中央預算內投資當中，用于大農業方面的投資比例比2004年提高了2.4個百分點，主要投向農業和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加強農村“六小工程”建設。但從整體上來看，我國農村基礎設施供給尤其是農業基礎設施的投資總量仍然明顯不足，從投資的結構看，仍偏重于大江大河的治理，直接用于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和農民生活條件的基礎設施的投資比重偏低。在WTO規則所允許使用的12類“綠箱”措施中，我國僅使用了6類，政府支持總量占農業總產值的比例遠未達到加入WTO時承諾的8.5％的水平。政府各部門對農業的投入總量不及美國聯邦政府農業預算的1／5.

2、以工代資曾經是農民參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的主要形式。由于機構膨脹、縣鄉財政困難、分稅制改革不徹底等原因，許多本應該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或物品的責任卻由農民承擔，提高了農民的生產成本。在我國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鄉鎮道路、農業技術服務以及農村醫療衛生事業的資金主要來自農業和農民，財政支出對這些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沒有顯著貢獻。近兩年，由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沒有多余的資金投資于農村基礎設施；同時農村基礎設施產權不明晰，部分項目沒有按照“誰投資、誰受益”的原則來運作，因而影響了農民投資基礎設施建設的積極性。再者，農村稅費改革以后，“兩工”在3年內逐步取消的政策，使農村基礎設施特別是小型基礎設施建設失去了原來的主要投入渠道。

在全國煙葉工作座談會上，姜局長指出：“今后幾年煙葉計劃安排，重點放在結構平衡上，下力氣解決好等級結構和地區結構平衡問題，實現當年煙葉供給總量與需求相平衡、上等煙葉和優質煙區煙葉供給與需求相平衡”。何澤華副局長強調，為解決原料供需的結構性矛盾，必須堅持總量控制、綜合平衡、主攻質量、優化結構，提升原料保障能力。明確提出了把優化煙葉結構、提高優質煙葉有效供給能力放在突出位置。這是國家局領導在正確分析我國當前煙葉工作新形勢新任務以后作出的戰略部署。之后，云南省煙草局以及各煙區聞風而動、一馬當先進行了針對性地認真研究、狠抓落實，制定了一系列應對的積極有效措施，為各地煙區提供了可供借鑒的寶貴經驗，鼓舞和鞭策了廣大煙葉工作者。在此，百色作為廣西重點煙區，在“十二五”開局極其關鍵的重要時期，如何準確把握新形勢，理性估價自身的問題與不足，審時度勢，抓住機遇，采取有力措施，優化煙葉結構，提高煙葉品質，提高優質煙葉有效供給能力，確保煙葉生產穩定發展，這已成為煙區各級黨委、政府以及廣大煙葉工作者當前一個重要的緊迫任務。

當前優化煙葉結構的緊迫性和重要性

國家局把“卷煙上水平”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行業工作的基本方針和戰略任務。“原料保障上水平”是實現“卷煙上水平”的重要基礎。原料保障上水平，關鍵就在于增強原料保障能力，控制規模、調整結構正是這種能力的具體體現。從國家局提出的“百牌號”，再到“兩個10多個”到現在“532”、“461”品牌目標的提出，各工業企業為了爭奪更多的市場份額，為自己的品牌能進入到“532”、“461”序列，都在紛紛儲備煙葉原料，同時對原料需求的質量、結構等都產生了新變化。品牌規模擴張，客觀上需要大批量結構合理、質量均衡、穩定供應的煙葉原料，要求保證原料供應的均衡性、一致性。

近年來，煙葉生產取得了很大成績，發展前景令人鼓舞，但是煙葉生產的主要矛盾依然比較突出，“控總量、調結構”的壓力也將更大，產非所需、供非所求的問題仍然存在，尤其是煙葉的結構矛盾比較突出，優質煙葉的數量和質量都不能滿足卷煙品牌的需要。正如中國煙葉公司總經理趙振山指出的：

“首先是等級結構上存在矛盾。在前幾年卷煙結構較低的時期，上等煙的消耗比例長期低于收購比例，曾一度出現上等煙庫存偏高的局面。但現在，隨著卷煙結構的提升，上等煙的消耗也在加速。從到，上等煙的消耗比例每年遞增了4個百分點，去年達到了55.4%，大大超出了41%的收購比例，上等煙已經從供過于求快速轉變成供不應求，發展到今年，這一矛盾已經比較突出。

其次是部位結構上的矛盾。一般情況下，煙葉的部位結構是比較穩定的，中部煙大約占50%左右。近幾年，中部煙葉的消耗比例也在擴大。從到，中部煙的消耗比例每年遞增2個百分點，去年達到了60%。近兩年國家局根據生產實際確定了各產區上等煙和中部煙比例的“兩條紅線”，有效保證了煙葉等級合格率，卻也使得煙葉等級和部位的結構性矛盾表現得更為突出。

“藏糧于庫、藏糧于地、藏糧于科技”(以下簡稱“三藏”)都是平衡糧食供求關系、保證國家和地區糧食安全的重要手段。但建國以后，由于長期受糧食緊缺和計劃經濟的影響，一直對藏糧于科技和藏糧于地有機結合的問題研究較少，更缺乏這方面的實踐經驗。*總理在20*年全國農村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努力實現藏糧于庫與藏糧于地的結合。本文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以期探索建立新型的現代糧食儲備體系，提高糧食自給率，降低國際依存度，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諧，保證糧食產業可持續發展。

一、“三藏”的內涵釋義

“三藏”是現代糧食儲備的三種形式。“藏糧于庫”是指通過倉庫儲存一定數量的糧食，在市場供求變化或糧價波動時，通過吞吐，增加或減少市場上糧食的供給數量，調節市場糧價，以此來維持市場糧食供需基本平衡和糧價大體穩定。目前，在我國“藏糧于庫”有三種形式，即政府(中央和地方)儲備、企業儲備和民間儲備。

“藏糧于地”是指在糧食供過于求時，采取休耕或輪耕一部分土地來減少糧食生產數量，在糧食緊缺時又將這些土地迅速用于生產糧食，通過耕地的增加或減少來維持糧食供求的大體平衡。實行土地休耕，雖然不生產糧食，但糧食生產能力還在，并且土地休耕后還可提高地力，實際上就等于把糧食生產能力儲存在土地中。

“藏糧于科技”是指通過研究開發糧食科技，用科技手段維持糧食供求平衡，堅持應用一代、儲備一代、開發一代的戰略，根據糧食市場的平衡狀態，適時地采用相應的技術’，始終保持科學技術的接續能力。

由于糧食產品生產周期長，受自然條件影響比較大，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飯”，導致豐歉年之間糧食產量波動較大，供給彈性大；而糧食產品消費又不同于一般的工業品，剛性強、彈性小、需求剛性與供給彈性之間的矛盾決定了要保持糧食供給與需求的平衡，就必須要進行糧食儲備。而“藏糧于庫”、“藏糧于地”、‘‘藏糧于科技”則是糧食儲備的三種不同形式，各有其不同的特點及其適用范圍。

一、市場經濟，一直處于左右之爭。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代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是右；主張消滅市場經濟，代之以不講商品與市場的計劃經濟，是左。平常的經濟政策，主張積極財政貨幣政策，或穩健的宏觀調控政策，是人們經常爭論的基本問題，它也反映了經濟取向的左右之爭。

這種爭論系于一個因素，稱為“市場景氣度”。如市場景氣度高則市場購銷興旺，企業產銷兩旺，社會投資高漲；但又潛存著經濟過熱風險。如市場景氣度低則市場購銷疲軟，企業產能過剩，產品銷售不順而使公司陷于困境；此時，人們要求政府刺激經濟使市場景氣度回升。

因此，市場景氣度高低是企業存活發展的環境與基本條件。市場景氣度是一個宏觀因素，它不被單個企業經營狀況所左右（雖然市場景氣度也不過是所有微觀因素集中匯合的結果），只能順從于它。在一定市場景氣度下，有些企業可以生存，但有些不能生存。比如市場景氣度為5時，50%企業能生存，50%企業不能生存。如市場景氣度下降到4，只有40%企業能生存，有60%企業不能生存。

這就產生問題。如市場景氣度下降太大使許多企業難以生存，就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將市場景氣度抬高，使市場狀況適于更多企業生存。這即是凱因斯主義的實質，它主張通過政府財政貨幣擴張拉動市場需求，使市場景氣度上升。但如果每個企業都患上“市場景氣依賴癥”，政府拉動市場需求的力量就要加大，政府就會耗費更多的財政資源，損耗更大的元氣。最終，政府背負越來越重的財政赤字負擔。財政赤字又誘發貨幣過量發行，造成通貨膨脹。相反，如果每個企業都可在較低市場景氣度下生存，就不需動用政府之力拉高市場景氣度。由此可知主張政府財政貨幣擴張的凱因斯主義的實質：它其實并非經濟自主行為所應有的內容，只是由于各經濟體在一定市場景氣度下無法生存，才人為抬高市場景氣度，讓它們得以生存。各個經濟體經濟自主行為所應有的內容是：自生能力。所謂自生能力是指一個企業能夠在更寬市場景氣變動程度下生存的能力，即既可在較高市場景氣度下生存，也可在較低景氣度下生存。如果每個企業都能這樣，在較低景氣度下生存，就不需損耗政府財政資源去拉動需求，從而抬高市場景氣度。當然，如果每個企業都能在較低景氣度下生存，市場景氣度就會因此上升，使每個企業生存發展得更好。市場景氣度能自主回升，就不需政府財政貨幣政策的人為拉動了。

二、企業自生能力就是企業向市場提供有效供給的能力。如果企業能做到有效供給，就可在一定市場景氣度下生存；不能提供有效供給的企業，就難以生存下去。因此，有效供給是一個自主經濟體所應具有的內容；通過向市場提供有效供給而獲得生存發展，這是任何一個企業自主發展所必須。有效供給能夠創造相應的需求，為什么？因為供給是有效的，是根據市場的潛在需求而制訂的供給策略的結果。這種需求是內在的需求，而不是通過某種外在力量拉動起來的需求。政府財政貨幣擴張所實現的需求，就是一種外在力量所拉動起來的外在需求。前面說了，如果企業自生能力不強，有效供給能力不強，就不能開發潛在的內在需求，就需要外在需求的拉動。可見，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應著眼于增強企業的自主活力，而不是一味通過外在需求的拉動，去迎合自生能力不強的企業。政府宏觀調控的初衷是對過熱的經濟進行調控，這種過熱經濟往往是政府財政貨幣擴張所形成的結果。因此，政府宏觀調控，實質上是將企業導向具有自生能力的方向，而杜絕其對政府擴張政策的過分依賴，對經濟健康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講有效供給創造需求，會使人想起馬克思曾批判過的薩伊“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理論。馬克思的批判沒有錯，但這里強調的是供給有效性，強調“有效供給”，而不是所有供給。有效供給與有效需求實際上是同一事物的兩方面；有效供給意味著獲得需求的供給；有效需求則首先意味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這種需求正好從有效供給中獲得，因為每個人的實際需求能力，都作為生產勞動者向市場提供有效供給后所獲收入的購買力體現。但是，強調有效供給與強調有效需求仍具有不同意義。因為強調有效供給即強調生產企業的有效供給能力，強調它的自生能力，它的活力與競爭力。而強調有效需求則強調企業的外部需求環境狀況，而這就有可能忽視對企業自身活力的重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質是要增強企業活力與競爭力；但企業的活力與競爭力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增強到理想程度的，在這過程中，還需政府創造更好外部環境，即創造更好市場景氣度，讓企業在漸漸獨立生存的過程中得到發展。

［論文關鍵詞］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有效供給；福建省

［論文摘要］文章先探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有效供給統籌考慮的基本內涵、要素和評價標準，并以福建省為例分析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有效供給實踐上存在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進而提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有效供給的創新戰略。筆者認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有效供給是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在利用財政手段等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同時，還必須重視公共服務的有效供給，推動公共服務質量的持續改進。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讓改革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全民，是當前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設服務型政府的基本要求。本文探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有效供給的理論基礎與創新戰略問題。

一

公平正義是社會有序運行的基本原則，正如羅爾斯所說的，“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自尊的基礎——都要平等的分配，除非對其中的一種價值或所有價值的一種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個人的利益”。［1］正是如此，公平正義作為公共行政與公共政策的核心主題，也是公共服務供給的重要標準。［2］［3］即使是當代民營化大師薩瓦斯也曾指出，“公共服務績效很大程度取決于提供服務的設施、資源在空間上的公平分配”。［4］

當前，我國已經把公平正義確立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即是促進公平正義的關鍵。但是，必須看到，對于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而言，僅僅強調公共服務財政經費的劃撥與轉移仍遠遠不夠，對于公共服務的輸送機制、質量水平、效率效益和實際可獲得性的關注同樣至關重要。這是因為，對于公共服務的績效來說，效率、效益和公平是三個相互聯系而不可或缺的評判標準。［5］這意味著，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戰略目標的實現，不僅要依靠財政投入力度的加大，還需要公共服務有效供給的水平不斷提高。而所謂的有效供給，就是指通過公共服務制度體制的完善（如國家和地方的財政與事權配置）、提供機制與工具的改革（運用競爭性、志愿性的工具以及新型供給技術）、質量持續改善（服務質量改進、評估與監督）等來改善公共服務自身的體系，促使用于公共服務的社會公共資源得到充分的利用，保障公共服務高效、優質、準確地輸送給需求者。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程度主要取決于兩個變量：一是經濟發展能力（決定財政汲入水平），二是公共服務供給水平。目前我國在公共服務領域出現的問題，主要根源并不在于沒有提供公共服務的經濟能力，而在于缺乏合理的公共服務制度安排和機制工具，導致公共服務供給處于粗放狀態。如果沒有高效的制度安排、多元的供給主體、靈活的供給機制的保障，就不可能真正推進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從這個角度看，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調整和優化政府職能，改善公共服務體系，提高公共服務有效供給的水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有效供給的協同推進，意味著我們必須處理好以下關系：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造就有效的財務報告供給、需求主體；改革相關制度，減少財務報告粉飾的動機；完善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壓縮財務報告粉飾的空間；完善注冊會計師制度，發揮“經濟督察”的作用；強化政府對財務報告粉飾的監督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打造有效的財務報告需求主體、加強股東等財務信息需求者參與監控的動機和能力、完善上市公司的內部監控機制，以加強監控者對公司管理層行為的了解、打造有效的財務信息供給主體、完善業績評價機制和管理人員薪酬制度、完善股票發行制度、將提高會計信息的可靠性作為首要目標、正確處理統一性和靈活性的關系、強化注冊會計師審計的獨立性、加強注冊會計師審計的法制建設、加強對注冊會計師審計的監管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防范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粉飾問題是一項極其復雜艱巨的系統工程，本文分析其關鍵在于造就有效的財務報告供給、需求主體，并進而分別從供給、需求主體兩方面著重闡述了為此目標所需采取的諸項具體舉措，包括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升投資者素質等。同時，本文也指出、探討了在制度層面應進行的其他配套改革，這些制度主要分為會計制度、證券監管法規、注冊會計師制度三方面；并在最后對政府部門如何強化對這一問題的監督提出了建議。

財力報告粉飾一直是證券市場的“痼疾”，極大危害了投資者的利益以及證券市場優化資源配置功能的發揮，因而各國政府、學界均將其作為研究的重點。我國會計學者近年來也對這一問題展開了研究(黃世忠，1999；陸建橋，1999；劉杰，19995等)，這些研究側重于證實這一問題的存在，分析其表現形式。本文擬對如何構健上市公司財務報告粉飾防范體系談點粗淺認識。防范財務報告粉飾，提高財務信息質量，是一項極其復雜艱巨的系統工程，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提升投資者素質，造就有效的財務報告供給、需求主體、是其中的一條根本性措施；與此同時，也必須實施如加強對財務報告編報的監督、完善會計準則和審計準則、“以及建立健全相關法律制度等配套措施。

一、造就有效的財務報告供給、需求主體

上市公司管理層與投資者之間客觀上存在著信息不對稱，財務報告是消除這一不對稱的主要方式之一，或者說，財務報告是這兩者之間圍繞財務信息相互博弈的結果(Scott，1997)。因此，防范財務報告粉飾的根本性出路在于從這二者入手：造就恰當的主體，讓它們擁有足夠的理性、適度的手段。

1．打造有效的財務報告需求主體。當前上市公司存在財務報告粉飾現象的主要原因應在于需求主體缺位，即尚未形成有效的財務信息需求市場。因此，治理財務報告粉飾，必須側重解決這一問題、其關鍵性的舉措包括完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結構和提升投資者素質。

摘要：我國社會經濟的不斷提高，使公共體育服務質量得到一定的提升，但是公共體育服務規模在發展的過程中，設施與面積在增加的同時與財政支出比例嚴重失調，導致指導服務需求與承載力不足、國民體質監測服務站點減少現象的發生。此外，最為重要的是供給與需求出現了一定的矛盾，致使內部結構不合理、分布不均衡。為此，需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供需為基礎，對公共體育服務供給一體化模式進行有效的構建。本文以陜西省為例，對公共體育服務供給具體情況進行深入的分析，并為我國公共體育的發展提出幾點建議，僅供參考。

關鍵詞：陜西省；公共體育服務；現狀；策略

我國經濟在發展的過程中，大大提升了人們生活質量，人們觀念發生了較大的變化，這在較大程度上改變了日常行為習慣以及生活方式，其中體育文化是社會生活中較為重要的部分，對社會關系的有效協調起到較為關鍵性的作用，同時人們對體育參與動機以及行為的分層化，在較大程度上對公共體育服務系統的較好協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可以看出，公共體育服務供給的多元化發展對社會整體公共服務的有效構建起到較為關鍵性的作用，并且公共體育在發展過程中也需要不同的供給模式，這對陜西省體育事業的未來發展起到較為關鍵性的作用，同時也為我國公共體育的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1．陜西省公共體育服務供給現狀

1．1一些體育設施供給存在矛盾。由于不同體育設施的功能以及數量具有較大的差異性，會在一定程度上使體育設施供給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1，隨著人們健身意識的不斷加強，陜西省公共體育服務設施數量出現增長趨勢，雖然如此，一些市區中低收費的體育場館開放量相對較少，并且市民健身中心也需要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對于經濟收入相對較低的市民很難殘垣場館體育活動；2，陜西省在發展公共體育服務的過程中，增加了專門體育場數量，尤其是對足球的體育的發展較為重視，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他體育項目的較好發展，這在較大程度上易使體育項目的單一性；3，陜西省對農村體育的發展較為重視，構建了較多的鄉鎮健身中心以及農民體育工程，但是與城市相比具有較大的差距。1．2后期維護問題。據不完全統計，我國陜西省市級體育協會53個，縣體育協會163個，社會體育指導員1．8萬人［2］。此外，為了滿足人們體育鍛煉需求，陜西省在發展的過程中不斷提升了公共體育服務供給水平，建設了鄉鎮健身廣場以及社區活動室等，由此可以看出，公共體育設施正處于不斷完善階段。但是，體育設施在不斷增加的過程中，后期維護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問題，比如沒有對一些設施的安全性進行有效的檢修，并且沒有形成一定的監督機制，這在較大程度上會降低設施使用過程中的安全性。由于體育設施的數量的增加，導致維修人員數量與設施質量比例的嚴重失調，致使一些體育設施無法正常使用。

2．陜西省公共體育服務供給出現的問題

摘要：本文以“市場景氣度”為軸心引伸出了凱因斯主義與有效供給論的根本差別。指出有效供給是經濟體自生能力的內在要求，而凱因斯主義并非經濟自主行為所應有的內容，只是由于各經濟體在一定市場景氣度下無法生存，才通過政府擴張政策，人為抬高市場景氣度，讓它們得以生存。但如果各經濟體的自生能力強，能夠在較低市場景氣度下生存發展，就不需要政府擴張政策的刺激作用，從而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

關鍵詞：市場景氣度，有效供給，凱因斯主義

一

市場經濟，一直處于左右之爭。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代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是右；主張消滅市場經濟，代之以不講商品與市場的計劃經濟，是左。平常的經濟政策，主張積極財政貨幣政策，或穩健的宏觀調控政策，是人們經常爭論的基本問題，它也反映了經濟取向的左右之爭。

這種爭論系于一個因素，稱為“市場景氣度”。如市場景氣度高則市場購銷興旺，企業產銷兩旺，社會投資高漲；但又潛存著經濟過熱風險。如市場景氣度低則市場購銷疲軟，企業產能過剩，產品銷售不順而使公司陷于困境；此時，人們要求政府刺激經濟使市場景氣度回升。

因此，市場景氣度高低是企業存活發展的環境與基本條件。市場景氣度是一個宏觀因素，它不被單個企業經營狀況所左右（雖然市場景氣度也不過是所有微觀因素集中匯合的結果），只能順從于它。在一定市場景氣度下，有些企業可以生存，但有些不能生存。比如市場景氣度為5時，50%企業能生存，50%企業不能生存。如市場景氣度下降到4，只有40%企業能生存，有60%企業不能生存。

農村公共產品對發展農村經濟具有重要意義，其供給增加將使農戶增收。現階段我國農民對公共產品具有強烈需求，而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普遍不能滿足廣大農民的需求，農村公共產品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

農村公共產品供需矛盾的形成原因

（一）供給方：政府財政投入不足

1.政府財政實力薄弱。公共產品因其所具有的非競爭性或非排他性的特征，不管是純公共產品還是準公共產品的供給主體應該主要是政府，由政府通過公共財政加以提供才能保證公共產品內在的公共利益或福利的真正實現。近年，我國的財政收入規模擴大占GDP的比重雖有所上升，但仍不能滿足人們對公共產品增長的需求。和國際上其他國家相比，我國這一比重明顯偏低。如表1所示。

與中央財政相比，基層政府收入更為短缺，與其目前所承擔的農村公共產品供給所需資金相去甚遠。根據公共財政學，中央和地方政府應該分別承擔全局性和地方性的公共產品的供給，但是我國農村公共產品的供給有悖于此，大量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資金來源于縣、鄉和村。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調查，在農村義務教育的投資比例中，中央負擔了2%，省和地區負擔了11%，縣和縣級市負擔了9%，而鄉鎮負擔了78%。基層政府迫于眾多的事權壓力，在稅費改革前主要通過農業稅、農業特產稅、“三提”、“五統”及各種攤派來籌集資金。2002年以來實行稅費改革，取消了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限制了基層政府攤派、收費的權利，使基層政府收入大幅減少，在財力受到約束而事權沒有相應減少的情況下，基層政府減少部分公共產品的供給成為必然選擇，從而導致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的局面。

2.財政對農村公共產品的投入少。長期以來我國一直采取城鄉分割的公共產品供給體制，財政資源的城市化和工業化傾向明顯，對農村和農業的投入明顯不足。1992-1996年，財政經常性收入年均增長23%，財政支農支出年均增長只有16.8%；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份額也由1978年的13.42%下降到1999年的8.23%；財政支農支出占農業總產值的比重1978年為10.78%，2000年僅為4.36%。財政對城市的傾斜，造成農村基礎設施、教育資源和醫療衛生等方面的公共產品配給與城市差距較大。以教育為例，2001年城鎮小學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為95元，農村為28元，城鎮是農村的3.39倍；初中生均預算內公用經費城鎮為146元，農村為45元，城鎮是農村的3.24倍。公共產品供給的城鄉二元結構使得城鎮人口基本上免費享受財政供給的各種公共設施和社會保障,而農民則主要靠自己解決農村公共產品的供應,自己承擔養老、教育、醫療等費用，從而導致農民成本增加、減緩農村經濟發展速度，進而加深農村公共產品供給的匱乏程度。

摘要：制度供給是道德建設的重要保障，但在道德教育中制度供給過剩會僭越道德教育的本真，侵蝕道德教育的活力。在當代道德教育中，面臨著制度供給過度泛化、制度供給結構性過剩、有效制度供給不足等制度供給過剩問題，這些問題制約了道德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應增加制度供給的道德屬性，取締不合道德的制度供給，增加合乎道德的制度供給，以消解道德教育中的制度供給過剩問題。

關鍵詞：道德教育；制度供給；過剩；消解制度

供給是指為了規范人類的社會行為、實踐活動所創設的行動范型與規則體系，也是人們為社會提供的交往關系范型和行為規范體系。制度供給是制度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制度創新和制度演變的內在動力。制度供給與道德教育有著密切聯系，其中社會道德是制度建設的價值內核，能夠為制度建設提供價值指引；而制度供給能夠為道德教育提供有力保障，推進道德教育的良性發展。

一、道德教育中制度供給過剩的表現形式

制度供給是與制度需要相伴而生的社會現象，也是在制度成本與效益中做出的制度選擇。制度供給過剩泛指社會制度生產供過于求，許多失效的、過時的制度并未被清除和取締，仍規范和約束著人們的言行舉止和社會活動，它包括制度供給過度泛化、制度供給結構性過剩、有效制度供給不足三種表現形式。1.制度供給過度泛化。在道德教育中，制度供給并非越多越好，如果制度供給總量超過了制度供給需求，反而會影響和制約道德教育的健康發展與深入推進。當前道德教育中的制度供給過剩主要表現為制度供給過度泛化，即制度供給總量過剩，管理者將道德教育的每個環節都轉化為道德制度，將道德要求細化為名目繁多的管理制度。這種正式制度供給過剩問題違背了道德教育的內在本質，影響了社會道德的個體內化，不僅不利于提高道德教育的有效性，而且使制度成為道德教育的桎梏和束縛。在學校道德教育中，制度供給泛化問題也比較明顯，許多教育者都以封閉式、軍事化等為基本管理方式，想方設法把學生“管住”，生怕學生遭受各種不良誘惑的“侵蝕”。比如，許多中小學規定不穿校服不能進入校門，不準看與學習無關的書籍，不經班主任同意不能出校門等。這種強制式的道德教育很容易影響學生的道德情感，使學生產生道德疲勞、厭煩心理等。近年來屢屢發生的中小學生自殺事件就與這種制度供給泛化有著密切聯系。[1]對于這種制度供給泛化的負面影響，哈耶克提出獨特的見解：缺乏根深蒂固的道德信念的制度供給是無法獲得自愿遵奉的，只有當個體愿意遵循某些原則時，那些制度供給才是有效的。2.制度供給結構性過剩。在道德教育中制度供給過剩不僅表現為制度供給泛化，還表現為制度供給結構性過剩問題，即對某些社會成員的制度供給過剩，并成為束縛個體道德發展與個性成長的重要障礙。這種結構性制度供給過剩主要表現為過時的不合道德的阻礙改革發展的社會制度普遍存在，成為既得利益集團謀取不正當利益的重要途徑，成為開展道德教育、維護社會公正的重要障礙。在制度供給結構性過剩的社會環境中，許多制度受益者總是想方設法維持這種過剩的制度供給，以游說、行賄、部門利益國家化等方式增加過剩制度供給，以謀取各種非正義的、不合道德的社會利益。比如，許多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服務等公共服務部599期2019•04門利用手中權力制定“霸王條款”，增加行政審批環節，導致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個人化，這種異化的制度供給吞噬了官員的道德良心，導致官員道德墮落、生活腐化，直接影響了社會道德建設的深入發展。[2]3.有效制度供給缺乏。在道德教育中，理想制度供給應當是制度供給總量、結構與制度需求的總量、結構處于相對平衡狀態，如果這種平衡狀態被打破，就可能產生制度供給不足或制度供給過剩問題。當前，道德教育中的制度供給過剩還表現為有效制度供給缺乏，不能約束和規范各種道德失范行為，無法滿足道德教育的制度需要。比如，在社會道德建設中，管理者常將集體主義、理想主義、國家利益等作為制度供給出發點，將制度供給定格于開展道德教化、規制個體行為等，忽視了個人利益、個人價值、個人道德等方面的制度供給，這種制度供給違背了道德教育的宗旨，不利于受教育者的道德成長與個性發展。

二、道德教育中制度供給過剩的解決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