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曾國藩人力資源開發戰略思想

1、轉移風氣

曾國藩在京十年，他目睹了“士大夫習于優容茍安，愉修袂而養殉步，昌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覺察到清政府吏治腐敗和社會風氣敗壞的程度已很嚴重，對此“痛恨次骨”[1]。他提出的救世之道是選拔人才，整頓吏治，以轉移腐敗頹靡的政治風氣和衰萎茍安的社會風氣。在《應詔陳言疏》中，他歷數京官辦事退縮瑣屑，外官辦事敷衍泄沓的通病，詳細闡述了自己的主張，要咸豐皇帝以自己的行為取向，轉移習俗，陶熔人才。他稱道康熙盛世開設經筵，名士進講，圣主垂范，世風轉移。曾國藩認為,社會風氣的厚薄全由一二人之倡導而成，“此一二人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2]又說：“世多疑明代誅鋤縉紳而怪后來氣節之盛，以為養士實厚使然，余謂氣節者亦一二賢臣倡之,漸乃成為風氣，不盡關國家養士之薄厚也”。[3]

2、強國興邦

“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4]曾國藩將人才問題提到關系國家興衰的高度來認識。他在早期的文章奏議、家書日記中以大量的篇幅，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討人才問題。在同太平軍對壘的殘酷戰斗中，更重視人才的作用。他力避書生治軍不能親臨前敵指揮作戰之短處，充分發揮他“知人善任”的長處，前期主要是識拔和依靠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胡林翼等人，后期主要依靠彭玉麟、楊岳斌、鮑超、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荃等人。這既表現了曾國藩善于網羅識拔人才的膽略，也進一步說明了重視人才問題的重要意義。他說:“無兵不足深慮，無銅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后、忠憤耿耿者，不可多得……此其可浩嘆者也。”[5]曾國藩最終以自己多年馳騁政壇沙場的切身體會和經驗，得出了“制勝之道，實在人而不在器”[6]的結論。基于這種深刻的認識，曾國藩將治政、治軍、治晌等全系之于人，并形成了比較系統的人力資源開發思想。

3、尋找事業之替手與培養事業延續的種子

摘要：湘軍是一支針對綠營腐敗進行軍事體制改革而層層招募、層層隸屬的軍隊，它雖然克服了綠營的許多弊病，卻形成了各系備派和下級只服從直接上級因而難以統一指揮的格局。曾國藩作為湘軍的最高統帥，之所以能對湘軍指揮自如，主要是因為他在忠廉恕等方面的道德踐履和因此而形成的人格魅力。

關鍵詞：曾國藩；湘軍；道德踐履；人格魅力

清王朝依靠八旗兵定鼎中原。但入關后八旗兵逐漸腐敗，到康熙平定三藩之亂時，已不可用，只好依靠改編的漢人部隊即綠營。綠營在乾隆年間也和八旗兵一樣腐敗。到嘉慶年問，歷時九年的川陜白蓮教起義，就是依靠團練才鎮壓下去。咸豐初年太平天國革命爆發，清王朝也只有繼續依靠地方武裝，任命團練大臣辦團練。曾國藩就是咸豐帝任命的在湖南辦團練的大臣之一。后來湖南的團練由曾國藩統帥出省作戰，發展成為湘軍。

曾國藩對綠營的腐敗有深刻認識，他說：“以今日綠營之習氣，與今日調遺之成法，雖圣者不能使一心一氣，非別樹一幟，改弦更張。斷不能辦此賊也。”(《曾國藩全集》第21卷第186頁，岳麓書杜，1994年版)曾國藩徹底否定了綠營。按照新的建軍機制組建湘軍：由統帥挑選營官。營官挑選哨弁，哨弁挑選什長，什長招募勇丁。曾國藩把這種方式組建的湘軍比作“統領如根，由根而生枝葉，皆一氣貫通。”(《曾國藩全集》第10卷第6323頁，岳麓書社，1994年版)由于層層招募，組成“這棵樹”的是利害相關、思想相通、地域相同、社會關系相近的人。維系“這棵樹”生存的不是普通軍隊的組織紀律。而是家族、親朋、師生關系。湘軍的招募制，使“口糧雖出自公款，而勇丁感營官挑選之恩，皆受其么惠。”(《曾國藩全集》第10卷第6323頁，岳麓書社，1994年版)湘軍還有另一條原則，如果統領、分統、營官去位，其統部隊一般要解散。由新統領或新營官去重新組建。這就使得湘軍各護其長。心怕頭頭去位后在重新組建中地位降落影響前程，甚至被斥退失去升官發財的機會。湘軍的這種建制，雖然克服了綠營的許多惡弊，但也因層層招募、層層隸屬，造成只聽命于直接長官而難以統一指揮的困難。

然而，湘軍的這種建制，并沒有影響曾國藩作為最高統帥的統一指揮。如果不是這樣，湘軍就不能鎮壓太平天國，清廷也就不會對曾國藩既恨且忌。李鴻章在《曾國藩神道碑》說：“公治軍，謀定而后動，折而不撓，重如山岳。諸將化之，雖離公遠去，皆遵守約束不變”。這話并非溢美。曾國藩不僅在軍時將士聽從他的指揮，即使守制離開了軍隊，清廷的命令他們可以不聽，但曾國藩“一紙千里赴急”。(引自朱安東《曾國藩傳》第333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湘軍將士之所以聽從曾國藩的指揮。其原因當然是復雜的，如他見識遠大、高人一等的戰備眼光使人折服，如他的政治地位具有領銜奏事保舉官員的權力而使人隨從，但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他的道德踐履，是他的以德感人。對此不論是曾國藩同時代的人，還是后人，都有頗為一致的評論。如作為曾國藩幕府中的“通今之才”容閎。他在《西學東漸記》中評論說：“曾文正為中國歷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輩莫不奉為泰山北斗。……平定此大亂，為事良不易，文正所以能指揮若定，全境肅清者，良以其才識道德均有不可及者。”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被稱為晚清＂第一名臣＂，后來者推崇其為＂千古完人＂、＂官場楷模＂。他整肅政風、倡學西洋，開啟＂同治中興＂，使大廈將傾的清王朝又茍延了60年，其功業無人可以效仿，而他的著作和思想同樣影響深遠、澤被后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曾國藩是近代中國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是從清朝官吏到現代很多人都崇拜的主要偶像之一。青年時代的就曾說過：＂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可見曾國藩影響之大。

作為中國近代史上地位顯赫而又最有爭議的一位人物，其所著的《曾國藩家書》是研究曾國藩其人及這一時期歷史的重要資料。曾氏家書行文從容鎮定，形式自由，隨想而至，揮筆自如，在平淡家常事中蘊含真知良言。盡管曾氏著作留傳下來的太少，但僅一部家書足以體現他的學識造詣和道德修養，從而贏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稱譽，并使其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國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體現在他寫給兒子紀澤、紀鴻以及諸弟的家書中。曾國藩的家書，共有330多封，是歷史上家書保存下來最多的一個。全書分為治家類、修身類、勸學類、理財類、濟急類、交友類、用人類、行軍類、旅行類、雜務類，共10大類。

曾氏家族，向來治家極嚴，也很有章法。曾國藩受家風熏陶，對子弟也要求極嚴，并諄諄加以教誨。他的家庭教育指導思想中，有許多可取之處。諸如在教子弟讀書、做學問、勤勞、儉樸、自立、有恒、修身、做官等方面，都繼承和發揚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從政要學曾國藩，經商要學胡雪巖。＂自近代以來曾國藩就被政界人物奉為＂官場楷模＂。他熟讀中國歷史，對官場之道參深悟透，積淀了一整套官場絕學，用之于中國官場，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曾國藩是最好的兒子，能使父母寬心；是最好的哥哥，教導和照顧弟妹，體貼入微；曾國藩更是仁慈的父親，是兒女的好榜樣。他的家書講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養，在骨肉親情日漸淡漠、鄰里親戚形同陌路的現代社會里，確實有勸世化俗的價值，值得每個人一讀。大多數官宦之家，盛不過三代，而曾氏家族卻代代有英才，出現了像曾紀澤、曾廣均、曾約農、曾寶蓀、曾憲植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詩人、教育家、科學家和高級干部。

曾國藩具有高深的學問素養，是一個＂辦事（干出事業）兼傳教（留下思想學說）之人＂（）。他一生勤奮讀書，推崇儒家學說，講求經世致用的實用主義，成為繼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個＂儒學大師＂；他革新桐城派的文學理論，其詩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的文壇，可謂＂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被稱為晚清＂第一名臣＂，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后來者推崇其為＂千古完人＂、＂官場楷模＂。整肅政風、倡學西洋，開啟＂同治中興＂，使大廈將傾的清王朝又茍延了60年，其功業無人可以效仿，而他著作和思想同樣影響深遠、澤被后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曾國藩是近代中國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從清朝官吏到現代很多人都崇拜的主要偶像之一。青年時代的就曾說過：＂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可見曾國藩影響之大。

其所著的《曾國藩家書》研究曾國藩其人及這一時期歷史的重要資料。曾氏家書行文從容鎮定，作為中國近代史上地位顯赫而又最有爭議的一位人物。形式自由，隨想而至，揮筆自如，平淡家常事中蘊含真知良言。盡管曾氏著作留傳下來的太少，但僅一部家書足以體現他學識造詣和道德修養，從而贏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稱譽，并使其成為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主要體現在寫給兒子紀澤、紀鴻以及諸弟的家書中。曾國藩的家書，曾國藩的家庭教育思想。共有330多封，歷史上家書保存下來最多的一個。全書分為治家類、修身類、勸學類、理財類、濟急類、交友類、用人類、行軍類、旅行類、雜務類，共10大類。

向來治家極嚴，曾氏家族。也很有章法。曾國藩受家風熏陶，對子弟也要求極嚴，并諄諄加以教誨。家庭教育指導思想中，有許多可取之處。諸如在教子弟讀書、做學問、勤勞、儉樸、自立、有恒、修身、做官等方面，都繼承和發揚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

經商要學胡雪巖。＂自近代以來曾國藩就被政界人物奉為＂官場楷模＂。熟讀中國歷史，＂從政要學曾國藩。對官場之道參深悟透，積淀了一整套官場絕學，用之于中國官場，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曾國藩是最好的兒子，能使父母寬心；最好的哥哥，教導和照顧弟妹，體貼入微；曾國藩更是仁慈的父親，兒女的好榜樣。家書講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和道德修養，骨肉親情日漸淡漠、鄰里親戚形同陌路的現代社會里，確實有勸世化俗的價值，值得每個人一讀。大多數官宦之家，盛不過三代，而曾氏家族卻代代有英才，出現了像曾紀澤、曾廣均、曾約農、曾寶蓀、曾憲植等一批著名的外交家、詩人、教育家、科學家和高級干部。

一個＂辦事（干出事業）兼傳教（留下思想學說）之人＂（）一生勤奮讀書，曾國藩具有高深的學問素養。推崇儒家學說，講求經世致用的實用主義，成為繼孔子、孟子、朱熹之后又一個＂儒學大師＂；革新桐城派的文學理論，其詩歌散文主持了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的文壇，可謂＂道德文章冠冕一代＂。

摘要：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是曾國藩家庭教育思想之源，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主要涵蓋以下幾方面：“孝友”為德教之首；修身以達“天德”；首倡虛心的治學之道；包含老莊哲學的養生之道。曾氏家教思想啟示當代教育應以培養良好向善的人性為首要目標：曾氏家教思想昭示家庭教育是社會文明進程中需要編譯的“源程序”：曾氏家教思想啟迪當代教育實現其育人功能的“培養基”是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

關鍵詞：曾國藩；家庭教育思想；傳統文化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影響的人物，也是一位頗有爭議的人物。一方面他率湘軍殘酷地鎮壓了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使腐朽的晚清王朝得以茍延殘喘，他也因而落下了一個“曾剃頭”的名號；另一方面他作為一代鴻儒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其道德文章、為官治軍可謂卓絕一世，特別是他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為后世所傳頌。歷朝官宦貴族之家，往往一代人便享用殆盡，由于教育不當，其子孫驕奢淫逸，放蕩不羈，最終走向墮落，家勢因而衰敗。曾氏家族卻代有英才，是海內極為少見的長盛之家。究其原因，就是曾國藩那套獨特的集傳統文化之精華而不同于傳統，有著開拓品質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之源

曾國藩自幼發奮讀書，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從其求學歷程中，我們就可以了解到曾氏獲取傳統文化之精深，接觸面之廣博，這在清代列臣之中，實屬罕見。他是清代的大儒學家，畢生信守儒學，信奉孔孟之道，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在他精心挑選認為足以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孔子就居其中，他對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是推崇備至的。但曾氏并不是一位儒家思想的純粹守望者，他并非一成不變地接納儒學，儒學思想在他身上體現出了傳承又發展，融匯又創新的特質。

他的儒學思想有其自己的特點：一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人世思想。曾國藩的人生態度是人世的，這從其奮斗不止的人生歷履及對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視中可看出來。當晚清政府面對勢如破竹的太平軍而束手無策時，曾氏以一介儒生，無權的在籍侍郎，苦心操辦團練，親自率領湘軍與數倍于自己的太平軍作戰，雖歷經挫折磨難，九死一生，但是屢戰屢敗、屢敗屢戰，最終取得勝利，挽救了行將崩潰的晚清王朝。“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曾氏是參透了這一道理的。他一生高度關注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視為自己的重要義務和職責，這與他人世的人生態度是密切相關的，這種積極人世的人生態度看重自身的社會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價值，他是按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目標來規范自己和家人的。他深知家族要興旺發達，要長盛不衰的道理：“……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眾之維持。”“知其不可而為之”出自孔子的《論語》，它是儒家思想的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一種永不服輸的進取精神，一種為人處世的至高境界，成為曾氏應對變幻莫測的社會人生，復雜詭異的官場宦海的至理箴言，也是他進行家庭教育的指導思想。二是“調和漢宋，博采眾長”的學術思想。此處講的“漢宋”是指儒學在不同時代產生的兩個學術流派，“漢”即漢代儒學，其特點是重視對五經的考證；“宋”即宋明理學，講求四書義理，討論身心性命修養問題。對于懦學內部的各種流派，曾氏力持博采眾長，無所偏倚的態度，因此他申明：“國藩一宗宋儒，不廢漢學。”除了儒學，他還吸納了墨家、道家的思想，他特別推祟老莊的道家思想，列莊周為圣哲賢人，盛贊其才，屢予征引。甚至對與儒學分庭抗禮的法家他也能擇善而從，他對法家思想的吸收，這也許是作為儒家“仁、義”思想信守者的曾國藩而日后為何會成為殘酷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曾剃頭”的最好注腳了。曾氏對傳統文化兼收并蓄，既表明他治學的博大胸懷，更是其家庭教育取之不盡的思想源泉。三是“經世致用”的實用哲學。曾氏在學術上整合了各家各流派的思想，他這種吸收眾長不是毫無原則的，其基本出發點就是經世致用，不論哪門學問、哪個流派，都要講求在實際人世生活中踐行的效用，這是曾氏所特別看重的。他認為治學應當循序漸進，踏踏實實，“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并騖，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這種治學態度便是他篤于實踐、勤懇踏實的實務精神的體現，更是他教育后代為人處世、治學為官所遵循的指導思想。四是“治國、平天下”為其人格理想的必然追求。自古以來中國人就有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聯的自覺，這是儒家的優秀傳統。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氣”就是其所謂“大丈夫”必須具備的理想人格，千百年來它一直影響著中華民族傳統意義上的仁人志士品格的形成，“浩然之氣”已成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自然也影響到了曾國藩。他是很富有民族憂患意識的，面對著積貧積弱的當時之舊中國，一再發出建立機器局，派遣留學生等倡議，主張學習西洋科學技術，這種主張在頑固保守、固步自封的晚清統治者眼中無異于“洪水猛獸”，將會受到朝野方方面面的排擠和打擊，而他不顧個人成敗得失和性命安危，力排眾議，堅持己見，并親自參與，這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而這種勇氣就源于他對“治國、平天下”始終有強烈追求的理想人格。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追求也成為曾氏家教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直接影響了子孫后代們愛國主義思想的鑄就。在這方面，他兒子曾紀澤就是一個典范，為收復新疆伊犁立下了汗馬功勞，這是清朝政府外交史上的唯一勝利。

本文作者：范曉明工作單位：邢臺學院

勉勵同儕，轉移風氣

曾國藩不僅注意自己做道德建設的表率，還十分注意利用樹立其他人做榜樣的方式來進行道德教育，他認為社會風氣不是恒常不變的，而是“隨人事而變遷”。要改變社會風氣，就必須“用一方之賢土，化一方之莠民。芳草成林，荊棘不鋤而自悴；鸞鳳在境，鴟梟不逐而自逃。”[7]強調良好風氣可以造就人才，而優秀人才又能以榜樣的力量正社會風氣。然而，道德建設和風氣的培養并非易事，曾國藩認為須從有一職之權的官吏做起，“引用一班正人，培養幾個好官以為種子。”[8]在這方面曾國藩是下了許多功夫的。在清人胡思敬的《國聞備乘》中有一則“陳右銘服膺曾文正”的記載，對于曾國藩的此種做法有生動地描述：“陳寶箴初以舉人謁曾國藩。國藩曰：‘江西人素尚節義，今顧頹喪至此，陳子鶴不得辭其咎。轉移風氣，將在公等，其勉圖之。’子鶴者，新城陳孚恩也，附肅黨，官至尚書，日營求入閣，故國藩及之。寶箴以資淺位卑，愕然莫知所對。國藩字而徐解之曰：‘右銘疑吾言乎？人亦貴自立耳。轉移之任，不必達而在上也。但汝數君子若羅惺四、許仙屏者，沈潛味道，各存一不求富貴利達之心。一人唱之，百人和之，則風氣轉矣。’寶箴謹佩不忘，對江西人輒傳述其言，且喜且懼，自謂生平未受文正薦達，知己之感，倍深于他人。”[9]陳氏一門三代皆對曾國藩推崇備至，良有以也。故爾，陳氏父子于一般政事外，不忘曾氏之言，特重開啟民智，轉移士習，其效卓著，影響深遠。

重視家教，鞭策后輩

清人家庭承擔著教育子女的主要責任，職業教育和倫理道德教育都主要由家庭完成。在這里，父親作為一家之長就責無旁貸了。為父者都重視子女的品質教育，尤其重視倫理道德的教育，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平江人葉祥珍訂的家訓五條，概括了家庭倫理教育的內容：第一條是忠君，所謂“家訓莫大于人倫，人倫莫先于君父”，要求子弟懂得政府法令，完納賦稅，不犯律條；第二是孝順父母，第三是和睦兄弟；第四是夫婦和合；末一條是善交朋友。他說人倫是人人每天所不能離開的，也是人人日日見到的，但是不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要勤于教育。由此可見清人是很重視三綱五常的家庭教育[10]。有的家庭在家庭教育方法上甚為講求，曾國藩就是個中的典型代表。曾國藩一生不僅在上述的家庭教育內容上傾盡其畢生精力，還有自己獨到的創新之處。不僅時時以“君子”嚴格要求自己以范于家人，而且還時時要求家人也做“明世理的君子”。曾國藩一生寫過大量的家書，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教育兒子及家人做“君子”的道德修養方面的內容。眾所周知，曾氏家書的影響之大是空前的。他的家書量大，內容又雜，不能一一說列，這里僅舉兩例說明之。曾國藩在咸豐四年七月二十一日《致澄弟溫弟沅弟季弟》中曰：“家中兄弟子侄，總宜以勤敬二字為法。一家能勤能敬，雖亂世亦有興旺氣象；一身能勤能敬，雖愚人亦有賢智風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功夫。今諄諄以訓吾昆弟子侄，務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家中若送信來，子侄輩亦可寫稟來岳，并將此二字細細領會，層層寫出，使我放心也。馀俟續布。”[11]這里，曾國藩通過書信的方式，勸說其弟們要時時刻刻行勤、敬，并認為此點至關重要。又如，他在咸豐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諭紀澤》中曰：“居家之道，惟崇儉可以長久，處亂世尤以戒奢侈為要義，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鑲大緣，過于絢爛。爾教導諸妹，敬聽父訓，自有可久之理。”[11]這里，曾國藩在信中教育子女的重點之一就是強調要勤儉持家。

重視環境，強調自覺

摘要：就近代湘籍政治家而言，曾國藩的政治思想可謂體系寬闊、內容深刻，并且在他的不同時期的政治實踐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運用和發揮。曾國藩從傳統文化中汲取資源，在政治生涯中形成了一種特有的“民生”觀，并付諸政治實踐，對當時及后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因此對于這種“民生”觀，我們在科學批判的同時，又要做到合理借鑒。

關鍵詞：曾國藩；民生觀；評價

曾國藩推尊儒家學說，深受孔孟程朱之學影響，生前被人稱贊為“講求儒先之書，剖析義理，宗旨極為純正”[1]。對于儒家思想核心內容的“仁”和“禮”，曾國藩說道：“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氏亦仁禮并稱，蓋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禮”[2]。這里所提到的“內仁外禮”，換個角度來說，實際上是儒家“德政”、“民本”思想的立論基礎和具體表現。曾國藩極力宣揚“仁”的說教，始終強調“教之愛民，愛民必先保護閭閻，仁也”[3]，即是在愛民的基礎上要以保護普通百姓為先。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仁民愛物”思想是曾國藩對儒家民本政治思想的一種傳承與揚播。

咸豐元年（1851）年底，以“居官蒞民、整躬率物”為分內之事的曾國藩上奏《備陳民間疾苦疏》，四諫咸豐帝。奏疏的開篇即說：“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4]。他陳述民間疾苦，主要列舉了“三難”：一是銀價太昂，錢糧難納；二是盜賊太眾，良民難安；三是冤獄太多，民氣難伸。這三個問題涉及到賦稅、治安和司法，如果處理不善，百姓“真有日不聊生之勢”。所謂“國以民為本”，如果百姓的顛連困苦，一絲一毫都沒能上達的話，都是屬臣的咎失。曾國藩因此進一步指出，改革這三個方面的弊政是當前之急務。解決銀價太昂的問題，他在隨后的《平銀價疏》中提出“部定時價，每年一換”、“京外兵餉，皆宜放錢”、“部庫入項，亦可收錢”、“地丁正項，分縣收錢”、“外省用項，分別放錢”和“量減銅運，以昂錢價”等變通平價的方法，希望“以挽積重之勢”，解除“民生切害之痛”。可以說，無論是為政還是治軍，曾國藩盡可能地以“民生”為懷，把“愛民”思想付諸實踐并逐步延伸和擴展。

一、“禁騷擾以安民”

作為湘軍的統領，為了提高其戰斗力與凝聚力，曾國藩非常重視“愛民”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曾國藩積極宣揚官兵親如一家，“愛兵如子”。他在訓令部屬的批札中說過：我們帶兵，要如父兄帶子弟一般，千萬不可使他們“因擾民而壞品行，因嫖賭洋煙而壞身體”，而要使他們“個個學好，人人成材”，這樣的話，“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5]。在他寫的一系列表彰陣亡將士的“昭忠祠記”，如《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以及為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等所寫的碑文中，均飽含著對湘軍將士的一腔摯愛與殷切之情。另一方面，曾國藩又極力提倡“不擾民為本”。他認為：“愛民乃行軍第一義，須日日三令五申，視為性命根本之事，毋視為要結粉飾之文”[6]，只有將“愛民”作為第一要義，才能稱為“仁義之師”。這里的“愛民”主要是指“不擾民”，也即是他的“八本”格言所說的“行軍以不擾民為本”。為此，他專門制定了《禁擾民之規》，里面說道：“用兵之道以保民為第一義”，除莠去草是“愛苗”，打蛇殺虎是“愛人”，募兵剿賊是“愛百姓”，所以“兵法千言萬語，一言以蔽之曰：愛民”[7]。不僅如此，他還特意為湘軍撰寫一首《愛民歌》：“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第一扎營不要懶，莫走人家取門板。……第二行路要端詳，夜夜總要支帳房。……第三號令要嚴明，兵勇不許亂出營。……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8]。如果將《愛民歌》“熟讀細解而深體其意，則紀律益嚴，聲名益好”[9]。咸豐十一年（1861），曾國藩在《勸誡營官四條》中又寫道：因為賊匪“淫擄焚殺，擾民害民”而官兵“救民安民”，所以“惡乎賊匪”而“貴乎官兵”，“若官兵擾害百姓，則與賊匪無殊矣”，因此他強調“帶兵之道，以禁止騷擾為第一義”[10]、“禁騷擾以安民”。不可否認的是，湘軍在實際中也確有擾民之舉。但是湘軍基本上賞罰分明，寬嚴互濟，“軍士所過，有取民間一草一木不給錢者，即行正法”[11]，所以這些營規戒律在一定程度上對嚴肅軍紀、贏取民心起到了積極作用。曾國藩后來自敘道：自咸豐三年初招勇時，“即以愛民為第一義。……寸心總不敢忘‘愛民’兩個字”[12]。其弟子李元度也說：曾國藩“堅忍肫摯，壹意以愛民戢士為本，遂能得人死力”[13]，這是基本符合事實的。

一、傳統文化的影響

縱觀曾國藩的一生，我們將發現，他是一個在中國近代堅守并實踐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信條的典型代表，而他在“治國、平天下”方面的政治建樹又是以他在“修身、齊家”方面的努力為基礎的。可以說，曾國藩早期所受傳統文化的教育及傳統家訓的影響直接地為其家庭教育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奠定了內在的基礎。

（一）中國傳統文化的積淀

曾國藩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尤其是對“三大顯學”鉆研極深。儒家自強不息、剛健有為的積極入世精神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道家的全身保生，避讓退守之道；墨家的勤勞節約之學，都深深地濡染并引導著曾國藩的人生，并進而成為曾國藩家訓思想的重要精神養料，影響著他對家人的訓教，“儒墨道”之思想在其家訓中得到靈活的運用。如他既要子弟立志清遠、自強不息、有民胞物與之量、內圣外王之志、憂國憂民之心，又慮及儒家的入世精神，既有進取方向、建功立業、利于民生的方面，也有追名逐利的成分，后者往往使人因緊張而壓抑、使人際關系競爭而緊張，特別是在爾虞我詐、互相傾軋的封建官場更有可能招致禍咎。故他又以道家的避讓退守之道警戒子弟：“吾人在自修處求強人可，在勝人處求強人則不可”，要“從風平浪靜處入手，勿從掀天揭地處存想”，這樣才能剛柔并濟，進退兩宜。又如“日課”四條中的“慎獨”、“主敬”、“求仁”是曾國藩以孔孟荀程朱陸王之義理教育子弟不斷進德修身，完善人格；“習勞”一條則是以墨家之理教育子弟熱愛勞動，養成勤勞的品德。曾國藩把這些深刻的哲理運用于家訓教化，說理詳盡，分析透徹，為其家訓思想奠定了深厚的理論根基。

（二）中國傳統家訓的海納

中國傳統的家訓，始于先秦之時，定型于兩漢之際，成熟于晉唐之間，繁榮于宋元之期，由盛轉衰于明清時期。傳統家訓在傳播以儒學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推動科學與教育的發展方面；在維系家庭與家族的團結與穩定方面；在將儒家倫理貫徹到一般家庭、改善社會習俗和道德風尚方面；在培養一批忠君愛國、清正廉潔的治國人才方面，都起到積極的作用。盡管自五帝以來的中國家訓歷經幾千年的發展，家訓思想中某些帶有全民性的內容也隨著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發展而有所變化，但由于人類家庭生活的共同性，家訓思想中帶有全民性的內容歷久而彌新。這些傳統家訓的精華引起了曾國藩的高度重視，他把前人家訓中的“孝親敬長”、“睦親齊家”、“勵志勉學”等內容，“嚴慈相濟”、“愛教結合”等方法，“教家立范與修齊治平相統一”等原則繼承下來，并保留和光大了傳統家訓在功能和作用上的積極方面，使其家訓倫理思想具有濃厚的歷史底蘊。

摘要：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是曾國藩家庭教育思想之源，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主要涵蓋以下幾方面：“孝友”為德教之首；修身以達“天德”；首倡虛心的治學之道；包含老莊哲學的養生之道。曾氏家教思想啟示當代教育應以培養良好向善的人性為首要目標：曾氏家教思想昭示家庭教育是社會文明進程中需要編譯的“源程序”：曾氏家教思想啟迪當代教育實現其育人功能的“培養基”是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

關鍵詞：曾國藩；家庭教育思想；傳統文化

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很有影響的人物，也是一位頗有爭議的人物。一方面他率湘軍殘酷地鎮壓了聲勢浩大的太平天國運動，使腐朽的晚清王朝得以茍延殘喘，他也因而落下了一個“曾剃頭”的名號；另一方面他作為一代鴻儒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其道德文章、為官治軍可謂卓絕一世，特別是他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為后世所傳頌。歷朝官宦貴族之家，往往一代人便享用殆盡，由于教育不當，其子孫驕奢淫逸，放蕩不羈，最終走向墮落，家勢因而衰敗。曾氏家族卻代有英才，是海內極為少見的長盛之家。究其原因，就是曾國藩那套獨特的集傳統文化之精華而不同于傳統，有著開拓品質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之源

曾國藩自幼發奮讀書，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從其求學歷程中，我們就可以了解到曾氏獲取傳統文化之精深，接觸面之廣博，這在清代列臣之中，實屬罕見。他是清代的大儒學家，畢生信守儒學，信奉孔孟之道，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在他精心挑選認為足以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孔子就居其中，他對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是推崇備至的。但曾氏并不是一位儒家思想的純粹守望者，他并非一成不變地接納儒學，儒學思想在他身上體現出了傳承又發展，融匯又創新的特質。

他的儒學思想有其自己的特點：一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人世思想。曾國藩的人生態度是人世的，這從其奮斗不止的人生歷履及對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視中可看出來。當晚清政府面對勢如破竹的太平軍而束手無策時，曾氏以一介儒生，無權的在籍侍郎，苦心操辦團練，親自率領湘軍與數倍于自己的太平軍作戰，雖歷經挫折磨難，九死一生，但是屢戰屢敗、屢敗屢戰，最終取得勝利，挽救了行將崩潰的晚清王朝。“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曾氏是參透了這一道理的。他一生高度關注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視為自己的重要義務和職責，這與他人世的人生態度是密切相關的，這種積極人世的人生態度看重自身的社會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價值，他是按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目標來規范自己和家人的。他深知家族要興旺發達，要長盛不衰的道理：“……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眾之維持。”“知其不可而為之”出自孔子的《論語》，它是儒家思想的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一種永不服輸的進取精神，一種為人處世的至高境界，成為曾氏應對變幻莫測的社會人生，復雜詭異的官場宦海的至理箴言，也是他進行家庭教育的指導思想。二是“調和漢宋，博采眾長”的學術思想。此處講的“漢宋”是指儒學在不同時代產生的兩個學術流派，“漢”即漢代儒學，其特點是重視對五經的考證；“宋”即宋明理學，講求四書義理，討論身心性命修養問題。對于懦學內部的各種流派，曾氏力持博采眾長，無所偏倚的態度，因此他申明：“國藩一宗宋儒，不廢漢學。”除了儒學，他還吸納了墨家、道家的思想，他特別推祟老莊的道家思想，列莊周為圣哲賢人，盛贊其才，屢予征引。甚至對與儒學分庭抗禮的法家他也能擇善而從，他對法家思想的吸收，這也許是作為儒家“仁、義”思想信守者的曾國藩而日后為何會成為殘酷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曾剃頭”的最好注腳了。曾氏對傳統文化兼收并蓄，既表明他治學的博大胸懷，更是其家庭教育取之不盡的思想源泉。三是“經世致用”的實用哲學。曾氏在學術上整合了各家各流派的思想，他這種吸收眾長不是毫無原則的，其基本出發點就是經世致用，不論哪門學問、哪個流派，都要講求在實際人世生活中踐行的效用，這是曾氏所特別看重的。他認為治學應當循序漸進，踏踏實實，“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并騖，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這種治學態度便是他篤于實踐、勤懇踏實的實務精神的體現，更是他教育后代為人處世、治學為官所遵循的指導思想。四是“治國、平天下”為其人格理想的必然追求。自古以來中國人就有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聯的自覺，這是儒家的優秀傳統。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氣”就是其所謂“大丈夫”必須具備的理想人格，千百年來它一直影響著中華民族傳統意義上的仁人志士品格的形成，“浩然之氣”已成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自然也影響到了曾國藩。他是很富有民族憂患意識的，面對著積貧積弱的當時之舊中國，一再發出建立機器局，派遣留學生等倡議，主張學習西洋科學技術，這種主張在頑固保守、固步自封的晚清統治者眼中無異于“洪水猛獸”，將會受到朝野方方面面的排擠和打擊，而他不顧個人成敗得失和性命安危，力排眾議，堅持己見，并親自參與，這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而這種勇氣就源于他對“治國、平天下”始終有強烈追求的理想人格。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追求也成為曾氏家教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直接影響了子孫后代們愛國主義思想的鑄就。在這方面，他兒子曾紀澤就是一個典范，為收復新疆伊犁立下了汗馬功勞，這是清朝政府外交史上的唯一勝利。

一、曾氏家庭教育思想之源

曾國藩自幼發奮讀書，經、史、子、集無不涉獵，從其求學歷程中，我們就可以了解到曾氏獲取傳統文化之精深，接觸面之廣博，這在清代列臣之中，實屬罕見。他是清代的大儒學家，畢生信守儒學，信奉孔孟之道，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在他精心挑選認為足以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孔子就居其中，他對儒家的創始人孔子是推崇備至的。但曾氏并不是一位儒家思想的純粹守望者，他并非一成不變地接納儒學，儒學思想在他身上體現出了傳承又發展，融匯又創新的特質。

他的儒學思想有其自己的特點：一是“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積極人世思想。曾國藩的人生態度是人世的，這從其奮斗不止的人生歷履及對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視中可看出來。當晚清政府面對勢如破竹的太平軍而束手無策時，曾氏以一介儒生，無權的在籍侍郎，苦心操辦團練，親自率領湘軍與數倍于自己的太平軍作戰，雖歷經挫折磨難，九死一生，但是屢戰屢敗、屢敗屢戰，最終取得勝利，挽救了行將崩潰的晚清王朝。“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曾氏是參透了這一道理的。他一生高度關注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視為自己的重要義務和職責，這與他人世的人生態度是密切相關的，這種積極人世的人生態度看重自身的社會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價值，他是按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目標來規范自己和家人的。他深知家族要興旺發達，要長盛不衰的道理：“……不恃一時之官爵，而恃長遠之家規；不恃一二人之驟發，而恃大眾之維持。”“知其不可而為之”出自孔子的《論語》，它是儒家思想的一種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一種永不服輸的進取精神，一種為人處世的至高境界，成為曾氏應對變幻莫測的社會人生，復雜詭異的官場宦海的至理箴言，也是他進行家庭教育的指導思想。二是“調和漢宋，博采眾長”的學術思想。此處講的“漢宋”是指儒學在不同時代產生的兩個學術流派，“漢”即漢代儒學，其特點是重視對五經的考證；“宋”即宋明理學，講求四書義理，討論身心性命修養問題。對于懦學內部的各種流派，曾氏力持博采眾長，無所偏倚的態度，因此他申明：“國藩一宗宋儒，不廢漢學。”除了儒學，他還吸納了墨家、道家的思想，他特別推祟老莊的道家思想，列莊周為圣哲賢人，盛贊其才，屢予征引。甚至對與儒學分庭抗禮的法家他也能擇善而從，他對法家思想的吸收，這也許是作為儒家“仁、義”思想信守者的曾國藩而日后為何會成為殘酷鎮壓太平天國運動的“曾剃頭”的最好注腳了。曾氏對傳統文化兼收并蓄，既表明他治學的博大胸懷，更是其家庭教育取之不盡的思想源泉。三是“經世致用”的實用哲學。曾氏在學術上整合了各家各流派的思想，他這種吸收眾長不是毫無原則的，其基本出發點就是經世致用，不論哪門學問、哪個流派，都要講求在實際人世生活中踐行的效用，這是曾氏所特別看重的。他認為治學應當循序漸進，踏踏實實，“若志在窮經，則須專守一經；志在作制義，則須專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則須專看一家文集。作各體詩亦然，作試帖亦然，萬不可以兼營并騖，兼營則必一無所能矣。”這種治學態度便是他篤于實踐、勤懇踏實的實務精神的體現，更是他教育后代為人處世、治學為官所遵循的指導思想。四是“治國、平天下”為其人格理想的必然追求。自古以來中國人就有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密相聯的自覺，這是儒家的優秀傳統。孟子提倡的“浩然之氣”就是其所謂“大丈夫”必須具備的理想人格，千百年來它一直影響著中華民族傳統意義上的仁人志士品格的形成，“浩然之氣”已成為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自然也影響到了曾國藩。他是很富有民族憂患意識的，面對著積貧積弱的當時之舊中國，一再發出建立機器局，派遣留學生等倡議，主張學習西洋科學技術，這種主張在頑固保守、固步自封的晚清統治者眼中無異于“洪水猛獸”，將會受到朝野方方面面的排擠和打擊，而他不顧個人成敗得失和性命安危，力排眾議，堅持己見，并親自參與，這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而這種勇氣就源于他對“治國、平天下”始終有強烈追求的理想人格。這種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追求也成為曾氏家教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直接影響了子孫后代們愛國主義思想的鑄就。在這方面，他兒子曾紀澤就是一個典范，為收復新疆伊犁立下了汗馬功勞，這是清朝政府外交史上的唯一勝利。

曾國藩的博學源于他畢生堅持不懈的讀書習慣。曾氏自幼勵志學習，廣泛閱讀，且勤作筆記，就是到他宮運亨通、地位顯赫時也未曾停止過，讀書是他每日必作的功課，如此勤奮研讀古代書籍，如此良好的讀書習慣，使得他能博覽群書，遨游于書海之中，并能源源不斷地汲取傳統文化之精髓，獲取歷代圣賢之靈氣，融合自己頗有見地的思考，從而化為具有他自己獨立人格品位的人文思想體系，以儒學為核心融匯眾家之精要的傳統文化便是曾國藩家庭教育思想之源頭。

二、曾氏家庭教育思想

曾國藩對其子孫后代的教育可謂是“誨人不倦”，從為人、為官到為學全方位地加以教導，這集中體現在他寫的一封封家書中，家書是他對家人進行教育的有效手段，從中折射出他頗有獨特之處的家庭教育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