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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國藩人力資源開發戰略思想

1、轉移風氣

曾國藩在京十年，他目睹了“士大夫習于優容茍安，愉修袂而養殉步，昌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覺察到清政府吏治腐敗和社會風氣敗壞的程度已很嚴重，對此“痛恨次骨”[1]。他提出的救世之道是選拔人才，整頓吏治，以轉移腐敗頹靡的政治風氣和衰萎茍安的社會風氣。在《應詔陳言疏》中，他歷數京官辦事退縮瑣屑，外官辦事敷衍泄沓的通病，詳細闡述了自己的主張，要咸豐皇帝以自己的行為取向，轉移習俗，陶熔人才。他稱道康熙盛世開設經筵，名士進講，圣主垂范，世風轉移。曾國藩認為,社會風氣的厚薄全由一二人之倡導而成，“此一二人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2]又說：“世多疑明代誅鋤縉紳而怪后來氣節之盛，以為養士實厚使然，余謂氣節者亦一二賢臣倡之,漸乃成為風氣，不盡關國家養士之薄厚也”。[3]

2、強國興邦

“國家之強，以得人為強。”[4]曾國藩將人才問題提到關系國家興衰的高度來認識。他在早期的文章奏議、家書日記中以大量的篇幅，多角度、全方位地探討人才問題。在同太平軍對壘的殘酷戰斗中，更重視人才的作用。他力避書生治軍不能親臨前敵指揮作戰之短處，充分發揮他“知人善任”的長處，前期主要是識拔和依靠塔齊布、羅澤南、李續賓、胡林翼等人，后期主要依靠彭玉麟、楊岳斌、鮑超、左宗棠、李鴻章、曾國荃等人。這既表現了曾國藩善于網羅識拔人才的膽略，也進一步說明了重視人才問題的重要意義。他說:“無兵不足深慮，無銅不足痛哭，獨舉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后、忠憤耿耿者，不可多得……此其可浩嘆者也。”[5]曾國藩最終以自己多年馳騁政壇沙場的切身體會和經驗，得出了“制勝之道，實在人而不在器”[6]的結論。基于這種深刻的認識，曾國藩將治政、治軍、治晌等全系之于人，并形成了比較系統的人力資源開發思想。

3、尋找事業之替手與培養事業延續的種子

曾國藩曾告誡其弟“早早提拔下屬”，再三叮囑：“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要義。”咸豐十年以后，清王朝內憂外患，危機重重。曾氏由此更加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認為，“粵捻內擾，英俄外伺，非得忍辱負重之器數十人，恐難挽回時局也。”曾國藩人力資源開發戰略思想還體現在為事業的繼承，政局的穩定和政策的連續性，而培養一些“好種子”。他極力提倡引用一班“正人”，做事業的薪火傳人。這些“正人”和“種子”在曾國藩死后，成為其事業的傳人。青年時代的對曾國藩這點非常佩服，認為他是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辦事兼傳教之人”，即指曾國藩的事業有傳人，有繼承者。還例舉了王安石、張居正等歷史上的改革家，死后都是人亡政息，改革的成果化為烏有。曾國藩也曾進行過激烈的改革，如軍制的改革、洋務運動、整頓吏治等，這些改革在他死后，因為后繼有人，都得到了相當的發展，他的一些思想更是被后繼的人，如李鴻章等發揚光大，對中國近代的發展產生的深遠的影響。

二、曾國藩人力資源教育性開發思想

1、創造一個良好的育人環境

曾國藩認為社會風氣、士人的學風和教師的言傳身教，對于人才的成長的影響很大。這就是他所說的“轉移之道”，一個好的人才形成的氛圍“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則，乃能操轉移風化之本。臣考圣祖仁皇帝登基之后，勤學好問，儒臣逐日進講，寒暑不輟，萬壽圣節，不許間斷;三藩用兵，亦不停止。召見廷臣，輒與之往復討論。故當時人才濟濟，好學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學偉才，大半皆圣祖教諭而成就之。今皇上春秋鼎盛，正與圣祖講學之年相似。臣之愚見，欲請候二十七日后，舉行逐日進講之例。四海傳播，人人向風。召見臣工，與之從容論難。見無才者，則助之以學，以痛懲模棱罷軟之習:見有才者，則愈韻之以學，以化其剛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學于宮中，群英鼓舞于天下;其幾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間之往事，昭昭可觀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慮他日之更憤事，而澤之以詩書，但期默運而潛移，不肯矯枉而過正—蓋轉移之道，其略如此。”[7]這是他對育人環境提出的建設性意見，是一個十分詳備的育人環境實施綱領。

曾國藩認為良好的育人環境必須具備下述三個條件：一、統治者最高層要以身作則，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垂范于天下。二、自上而下要有切實可行的學習規章制度，形成良好的學習氛圍。三、獎勵優學者，戒懶惰者。由此而“潛移默化”則數十年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學于宮中”則“群英鼓舞于天下”。

2、育人三原則：勤教、嚴繩、宏獎

曾國藩常言：“以人事與人爭衡，莫大于忠勤二字”。[8]這兩個字用在育人上就是悉心指教、淳淳告誡、孜孜不倦育人需要長時間的努力，需要從各個方面促進教育對象的發展，事無巨細都要關注，以期受教者一能“改過遷善，長遷不返”。曾國藩長年對部屬，或以書信訓飾，或當面教導，“有師弟課督之風，有父兄期望之意。”[9]無論處于何時、身處何地，曾國藩從不放松任何施教的機會。從教育內容來看，小至個人治心、治身、治學，大至治軍、治國，無所不包，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其內容之龐雜、關注之全面令人嘆為觀止，這是曾國藩“清慎誠勤’，在育人方面的體現。育人時曾國藩把自己的信條和經驗無保留地交給他人，如其所言“督撫之道，即與師道無異其訓飾屬員殷殷之意，即與人為善之意，孔子所謂‘海人不倦’也。”[10]他再三強調對有品格缺陷者一，不要輕言放棄，對策贅貪詐、反復無常之徒，只要有一節可用，也應勤加諷勉，獎其長而責其過，勸其痛改前非而不輕易棄絕不用。

嚴繩，即嚴師管束。曾國藩一生標榜“誠敬”,他認為能恪守“篤行”、“誠敬”兩字，就能負巨艱、當大難。養成誠敬，就要從基本的生活習慣和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入手。他認為，能夠做到不晏起、不說謊便是做到誠敬的工夫。曾國藩認為這兩件事是修身任事之根本,要求子弟、部屬人人都必須做到。同時他遵循教師無小節的育人原理,極力以自身為榜樣熏陶感化他人，顯然這也是湖湘學人不違小節遵循道德實踐和經世致用在曾國藩育人法中的反映。

宏獎，就是借獎勉引人向善。從人性論的角度對教育對象進行分類是古代教育家的一貫傳統也是實施教育的依據。曾國藩在吸取先賢經驗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經驗依據人的心理特征把人才分為高明者、卑瑣者兩大類。并根據這兩類人心理特征的不同采取相應的措施因材施教。曾國藩提倡尊重受教者的人格，以欣賞式的教育來激勵受教者向曾國藩所期望的方向發展。以褒揚、獎掖等方式增強人才為忠守廉的心理需求，利用高明者好顧體面，恥言人后的心理特征，尊重其人格多用獎勵少用批評使之更好地發揮其長處；利用卑瑣者胸無大志、斤斤計較、患得患失的心理，要實行嚴格教育，這些人就會產生畏懼心理，如果管得松，容易導致其懶散墮落，如果用獎勵而不用苛責，把他們放在高明而好體面者之列，就可以激發他們的自尊心，提高他們的潛能。由此曾國藩指出人才不是一成不變的，對人才欣賞、褒獎就如甘雨興苗，相反則如嚴霜凋物。

三、曾國藩人力資源使用性開發思想

1、量才器使，用其所長

曾國藩曾指出：“當其時，當其事，則凡材奏神奇之效……故世不患無才，患用材者不能器使而適用也。”從他對幕府人才的適用中可以看出，他對量材適用，用其所長的原則非常重視。據容閎回憶，當時各處人才匯聚于曾大營者，不下200人（實際人數超400人）。總督幕府中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有候補之官員，懷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學、天文、機器等專家無不結集、人才之盛，實為清代所獨有。曾國藩又將這些人分為八大類：即謀略人才、如郭嵩燾、左宗棠、李鴻章等；作戰人才，如彭玉麟、李元度等；軍需人才，如甘晉、丁日昌等；文書人才，如羅萱、孫衣言等；吏治人才，如李宗羲、趙烈文等；文教人才，吳敏樹、唐仁壽等；制造人才，如李善蘭，華蘅芳等；外交人才，如郭嵩燾、薛福成等。由于曾郭國藩的量材適用，用人所長，這些人不少在當時就頗有成就，有的在后來也卓有成就。

2、注重才識，不計恩怨

曾國藩用人，非常重視才識，他曾勸勉曾國荃說：因“恐將膺封疆重寄”，“學識宜廣，操行宜嚴”。他對“帶勇之人”提出四個要求，第一便是“要才堪治民”。他指出，“凡將才有四大端：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瞻敵情；三曰臨陣膽識；四曰營務整齊。”這四條，都是指的才識，而才識二者之間，曾國藩認為，“凡辦大事，以識為主，以才為輔”。對于與自己常常鬧別扭的左宗堂的才能，他深為折服，于咸豐十年四月上奏稱其“剛明耐苦，曉暢兵機”，請朝廷重用。清廷果然于同年著左宗堂“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曾國藩襄辦軍務。”第二年四月，曾又上奏，懇請：“將左宗堂襄辦軍務改為幫辦軍務。”清廷又果如所請，曾國在用人上的大度，由此可見一斑。

3、明責授權，用人不疑

歐陽修指出：“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于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孫子兵法》中說：“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就是講的是用人不疑，充分授權才能致勝的道理。曾國藩用人，深明此理。咸豐十一年四月二日與沅弟書中說：“潤帥與春霆信，勸其持重緩戰，云開仗宜在四月中旬。弟信又欲急戰，余則送鮑公渡江之后，一概不管，緩急聽其自主可矣”。幾天后他又在信中說，對鮑超的一切調度，“此間不遙制矣。弟處與鮑信，亦不宜多主意”。曾國藩鼓勵左宗堂、李鴻章二人獨立發展也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曾氏認為左、李二人有大才，可以獨擋一面，咸豐十年四月，他讓左宗堂回鄉募得5800多人，建立了楚軍，隨后轉戰于江西、浙江。同治元年三月讓李鴻章在安徽創立了淮軍，當月三十日淮軍6500人抵達上海作戰。從此，湘軍及其旁系楚軍和淮軍形成夾擊之勢，從三面指向金陵，成為太平天國后期的三大敵人。

四、曾國藩人力資源政策性開發思想

1、人事政策思想

人事政策或多或少，直接間接地影響到人力資源的開發。曾國藩作為“中興四大名臣”之一，對清政府的人事政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早在咸豐初年，曾國藩在《應召陳言疏》中提出人才的轉移之道，培養之法，考察之方。對時局尤其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以臣觀之，京官辦事通病有二，曰退縮，曰瑣屑；外官之辦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顢頇。”這些切中時弊而痛快淋漓的論斷，在朝野中，京師內外不脛而走。至于“習俗相沿，但求茍安，不求振作有為，將來一有艱巨，國家必有乏才之患”這句話，不幸很快得到了驗證。對付太平天國的人才，政府體制中果然沒有出幾個，成千上萬的亂世之才，還得靠他在體制外去尋找。另外，在《議汰兵疏》中等曾國藩都提出要求清政府改革人事政策的主張。

2、教育政策思想

曾國藩的家庭教育、自身教育、國民教育及留學教育思想，是留給我們的偉大精神財富。他潛心鉆研經世之學，主張學以致用，從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經世教育思想”。當太平天國興起時，曾受命在家鄉辦團練。1854年3月，他《討粵匪檄》，指責太平天國“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是“開辟以來名教之奇變”，號召知識分子奮起捍衛孔孟之道、綱常理教。1864年5月8日，曾在安慶設書局，刊印“四書”、“五經”。9月21日，曾奏請重修江寧貢院，補行鄉試。1865年2-3月，在南京修建鐘山書院、尊經書院，并重修安慶文廟。1867年，在南京設金陵書局(后改名江南官本局)。1871年9月3日，曾國藩同李鴻章一起奏請選派幼童赴美學習，1872年11月，在曾國藩的支持下，第一批官費留學生由容閎等帶領赴美，開創了中國官費留學之先河。[11]曾國藩不是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動是零碎的，但是在他的《書札》、《家書》、《文集》以及門人幕僚的回憶錄中卻留下了不少值得研究的教育思想，這些在理論和實踐上對當時以及今后國家的教育政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而對人力資源開發的意義重大，值得我們借鑒。

3、勞動報酬政策思想

曾國藩非常注意報酬對人力資源開發的影響。曾國藩練兵訣竅有兩點，就是銀子加上思想訓練。曾國藩曾經對清廷的直屬軍隊——綠營兵做分析，他認為，綠營不堪一戰，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是薪給偏低。綠營兵的薪每大約是一兩五錢，以當時的物價水準只能勉強糊口，迫使很多綠營兵不得不另外經營小本生意，“以資生計”，因而荒廢了訓練導致戰斗力低下。曾國藩訓練湘軍一開始就采取高薪制，平均月俸比綠營兵高出三倍以上，使兵士無后顧之憂可以專心集訓。另外，曾國藩非常重視優恤政策的應用。按曾氏之奏折解釋：凡拼死“殺賊”、“奮勇捐軀”的湘軍死難戰士，即可照擬保“升銜賜恤”。咸豐四年三月初五，曾國藩在《請恤儲玟躬等奏折》中，要求清政府為在湖南寧鄉同太平軍作戰中死難的湘軍戰士儲玟躬、喻西林、楊華貢請恤。[12]除以上三位湘軍戰士得到升銜賜恤外，在其他戰斗中死難湘軍戰士也獲得升銜賜恤。如廣東提標水師右營游擊沙鎮邦、大鵬協標右營署千總何岳灃、候選府經歷唐奮勇等。[13]曾國藩的優恤政策除對陣亡湘軍戰士給予“升銜賜恤”外，還對那些“勇猛向前”、“奮力擊殺”、生還的湘軍戰士給予擇優保升。為“慰忠魂”、“褒節勸忠”、“旌忠表烈”、“激勵人心，維持風化”，曾國藩還為死難的湘軍主將建專祠。

五、結語

曾國藩的成功主要得益于其人才思想以及靈活運用，也是中華文化中人才思想的集成和發展，有自己的特色以及相應的體系。曾國藩留給后人最寶貴的財富是其關于治國治軍的一些思想，而其中的核心又是人才思想。人才使用的首先靠開發，在一百多年前，曾國藩已經深諳其重要意義，并結合其政治實踐進行了闡發，雖然他沒有運用人力資源管理的現代語言系統來表述，但是主要觀點是相通的。從今天的視角分析，曾國藩的人力資源開發思想富有真知灼見，我們應當好好發掘、整理、借鑒。

參考文獻：

[1]《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傳忠書局版，卷四。

[2]《曾文正公全集》（文集）(以下簡稱《曾文正公文集》：湖南傳忠書局光緒二年刊,第2卷，第2頁。

[3]《曾文正公文集》：卷二，第70頁。

[4][5]《曾文正公全集·書札》（卷四）：復左季高（卷一），復彭麗生。

[6]《曾國藩全集·家書》,岳麓書社版，第232頁.

[7]《曾文正公全集(奏疏)》：光緒二年湖南傳忠書局刊本。

[8]《曾國藩全集·(詩文)》：岳麓書社,1986年版，第1頁。

[9]轉引自章繼光：《曾國藩思想簡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0]張輝：《曾國藩之謎》，經濟日報出版社，1995年版。

[11]劉孫賢、向校宏：《曾國藩的“耕讀”教育思想》，《瀘州教育》，2005年第9期。

[12]《曾國藩全集·奏稿》第1集，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115頁。

[13]《曾國藩全集·奏稿》第2集，岳麓書社，1987年版，第174頁

摘要：曾國藩的成功和他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分不開，縱觀曾國藩的人力資源開發思想，發現其在人力資源開發戰略、使用性開發、教育性開發、政策性開發等方面，都有著深刻獨到的見解，并自成體系。傳統人事管理思想是現代人力資源管理理論的來源和基礎，發掘、整理、借鑒曾國藩人力資源開發思想對推進現代人力資源管理有著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曾國藩思想；人力資源開發；人力資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