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求競爭優勢的源泉：動態能力戰略觀

“動態能力”戰略觀是當代西方戰略管理領域中正在迅速發展的一種理論，它集中探討企業組織能力的演進與競爭優勢之間的因果關系，并把組織能力看成是企業競爭優勢的根本源泉。為了幫助理解其理論脈絡，本附錄首先介紹一下能力概念在企業理論中的發展，然后以戰略管理的理論演進為線索介紹這個戰略觀的要點。

(一)企業理論中的能力概念

在現代經濟學中，對企業組織的能力的討論起源于潘羅斯發表于1959年的《企業增長理論》(Penrose，1995／1959)，雖然她本人并未直接使用這個術語。潘羅斯把企業定義為“被一個行政管理框架協調并限定邊界的資源集合，”并認為企業的增長源泉是企業的內部資源。根據潘羅斯的邏輯，對生產性資源的使用產生生產性服務，生產性服務發揮作用的過程推動知識的增加，而知識的增加又會導致管理力量的增長，從而推動企業的增長。

潘羅斯是西方經濟學思想史上第一個強調企業內部的知識創造是企業增長源泉的經濟學家。她把知識分為兩類：客觀的和經驗的。客觀的知識獨立于個人或團體之外，可以通過書籍、藍圖和語言向任何人傳播。經驗的知識卻無法通過這些途徑來傳播，與個人無法分開，而且離不開一個有一起工作之經驗的個人的集合(即組織)。生產性服務是在使用資源的經驗中產生的，所以這種服務會創造出內在于企業的知識。同樣的資源，當被用于不同目的或以不同方式并與不同類型或數量的其他資源相組合時，會產生出不同的服務，所以從特定企業的經驗中所產生的知識還會是獨特的。這是后來被概念化為獨特的或難以模仿的企業能力的最初理論表述。

潘羅斯認為生產性服務的異質性賦予每個企業以獨具的特征，而每個企業擴張的方向必然受到所“繼承的”(inherited)資源的制約。因此，企業傾向于圍繞著自己最擅長的領域進行競爭和擴張：“在某些專門制造領域具有高度的勝任(competence)和技術知識基礎之上進行多樣化和擴張是(美國)許多最大企業的特色。這種類型的勝任與市場位置結合在一起是一個企業所能發展的最強大和最持久的陣地?！焙茱@然，這種陣地是企業的核心能力和在競爭環境中繼續增長的基本武器：“長期內，一個企業的盈利能力，生存和增長并不那么取決于能組織生產甚至大范圍多樣化的產品，而更取決于有能力建立一個或更多的寬闊而相對堅不可摧的‘基地’，從這些基地出發企業能夠在一個不確定的、不斷變化的和競爭性的世界里調整并擴展它的業務。重要的考慮并不是生產規模，也不是企業的大小，相反，而是企業能為自己所建立的基本陣地的性質。”

目前，大陸研究的文章，大多側重其政治軍事活動，對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夠深入，尤其是抗戰前后他對西北戰略地位的認識，目前尚未見到專門文章，本文試對此做一粗淺探討。

關注西北戰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戰前后特殊的歷史時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及國民政府鑒于中國首都南京的危險境地，計劃在中國內陸地區尋求一個安全的后方根據地，初步認定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1934年視察西北時，又視西北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視察西北期間，更明確提出“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戰略地位與抗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國民政府被迫宣布遷都洛陽辦公，其間召開了一次有關時局的國難會議。此次會議討論的中心問題就是以西北為未來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問題。時任行政院長的宣稱：“今日我們在洛陽開會，是繼續五千年民族奮斗的精神，發揚我民族五千年來偉大的潛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長期的抵抗根據，打破自建立民國以來最嚴重最危急的當前的困難。”[1](P1748)隨后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提議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案》，內中稱“……陪都之設定，在歷史地理及國家將來需要上，終以長安為宜，請定名為西京”[2](P4)，擬議退守西北并以之作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由于當時日本軍隊挑釁的主要地區是華東的上海，中國所受的最大威脅在東部沿海地區，所以國民黨中央和依據孫中山早年的構想及當時國內的實際情形，做出了一旦華東地區戰事擴大，政府將退守中原與西北的打算。此案通過不久，專門提議《切實進行長安陪都及洛陽行都之建設事宜案》，其中稱：“關于長安陪都者：為統一事權起見，將長安改為行政院直轄市，即兼負建設陪都之責任，其市區應根據陪都之計劃，劃定適當區域，市之經費，由國庫拔款?！盵3](P7)可見他對陪都西安的規劃和建設十分關心，表明此時的確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首先必須開發和建設西北，為此，國民黨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籌備委員會，以專門的組織力量對陪都西京的建設作了若干籌劃，對整個西北地區也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全國經濟委員公還專門設立了西北辦事處，側重從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設。及國民政府做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為消減因不抵抗而激發的沸騰民怨，提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可轉移國人視線，表明政府抗日的決心；二是從國防戰略的角度看，自鴉片戰爭中國國門被打開后，東南沿海門戶洞開無險可守，而西北內陸地形復雜，列強染指的程度較輕，許多人便看好西北，以為它可成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另外從政治上看，當時西北地方軍閥尚能聽命中央，這是國民政府和確立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時人所言：“自鴉片戰爭以后，我國門戶洞開，毫無國防可言，數十年來徒在國際均勢下度其茍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國際均勢已被打破，此種茍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憑依，強鄰挾其軍事上種種優越條件，隨時足以亡我，在此種環境之下，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故欲求救亡圖存，惟有積極開發西北，固其地勢，充實國防，于必要時東據崤函，西固邊圉，南連三蜀，北阻強俄，成封豕長蛇之勢，進可以控制天下規復失地，退則可以閉關自守為民族復興根據地，故今日中國之言國防，舍積極開發西北以外，固別無良好之出路也?！盵4](P68)這里所說的“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清楚地表明了東南沿海無險可守的事實。后來稱：“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時候，正是敵人的壓迫一天一天嚴重的時候，國家危急情狀，真是朝不保夕，隨時可亡；而當時國際情形，格外慘淡，既無道義信用可言，復無條約協定可恃；而敵人則如此蠻橫兇暴，我們的國勢又衰弱不堪。所以我們當時對于抗戰大計，實在很不容易決定，因為當時國家的重要建設，無論經濟、政治、交通、文化，統統都在沿江沿海一帶，而為我們國家之寶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點沒有準備，沒有開發。當時人心惶惶，都覺得抗戰沒有什么把握。自從二十四年江西軍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來視察，其后又到西北華北各省巡視。我將西南與西北情勢通盤考察，整個研究之后，得了一個大發現，覺得我們有西南西北這廣大的土地、民眾為根據，抗戰已有把握，所以抗戰的計劃，從此就能決定了。因此可以說，我上次到西北來視察的結果，就是決定了我國抗戰的大計?！盵5](P1629)的這段話表明，盡管九一八后國民政府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設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當局并未完全下決心大規模建設西北，因為當時所謂“剿共”大業尚未完成。1934年把紅軍趕出江西后，終于可以騰出手來考慮醞釀已久的后方根據地問題了。他帶著自己的顧問人員馬不停蹄地奔走于華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確立以西南為抗戰的政治經濟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慮：首先，1935春夏間，視察西南后，對這一地區有了新的認識；其次，追剿紅軍的過程中，國民政府中央勢力滲入西南，客觀上為策定以西南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據地提供了條件。但同時仍堅持西北為國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視察寧夏時，聲稱：“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寧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鎮，而且是國家的屏藩，這種重大的責任，如果專委諸政府及軍隊，是不可以的，應該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聯合起來保衛；假使大家放棄了責任，不起來保衛，一旦被外國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鎮，也失了國家的屏藩?！盵6]雖只提到了寧夏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過這一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他所隱含的其實是整個西北國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決定了西南為主要后方根據地之后，國民黨五全大會第三次會議依舊將《西北國防經濟建設案》作為重要問題來討論，該議案宣稱：“自東北事變以來，建設西北，已為全國一致之主張，但如何利用西北經濟資源，如何從事西北國防準備，似尚未有根本之具體計劃。茲就西北之可靠資源，與夫國防之實際需要，擬具西北國防經濟之建設草案?！盵7](P40)西安事變后，仍堅持西北是國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兩次致書楊虎城：“須知陜西，無論軍民，不能離整個國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無陜西以作國防之基礎。”[8](P111)“兄等應知中央無論如何決不能放棄西北。中央數年以來，確認西北尤其陜西為北方國防之根據。并于開發西北建設西北之事業，無不本國防之見地，按照計劃盡力進行，不獨國家資本對開發西北經濟、交通水利、鐵路等建設不遺余力，尤獎勵全國企業界大量投資，綜計三年以來，合政府人民之資力，總數當在一萬萬元以上，而隴海線之向西延展，及其聯絡各線之增筑，尤為國防上既定計劃，無論如何困難，斷不中止進行。財政困絀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圖之者，誠欲使后方交通與國防要地得有相當之規模，以為御侮復興之根據地?！盵8](P133-134)抗戰前后，及國民政府曾決定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和御侮的國防重地，這在當時有積極意義。一方面國內由此興起了規模巨大的“開發西北”聲浪，也正是有了這一方針和國民政府的相關措施，至全面抗戰爆發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內的開發活動才有了初步發展，從而為戰時西北后方根據地奠定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強西北國防的作用。抗戰前后，西北的國防地位的確相當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來中國抗戰的國際通道。非常清楚，若戰爭一起，中國海上交通很快就會中斷，而中國的抗戰若沒有外援是很難取勝的。所以僅從這點來看，西北的國防已是相當重要了，何況抗戰前日本人的勢力已滲透到綏遠，關東軍還派遣大批特務在西北各地四處活動，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決”理論在各民族當中煽風點火，挑撥離間，以達到分裂西北、以華制華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陰謀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將不保，為此國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視西北的國防戰略地位。

二、西北是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據地的問題上，和國民政府最終決定以四川和西南為主，因為特別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產資源，這些方面西南的條件遠優于西北，只不過初期西南的統一問題尚未解決，所以只好暫定西北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但在如何復興民族的問題上，認為西北有得天獨厚的條件。1934年視察西北期間，的一系列演說，都表明了他將西北視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陜西宣稱：“大家都知道的陜西省，尤其是長安這個地方，是我們中國文化之發源地，亦可以說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自黃帝開國以后，從周代起，歷秦漢唐諸朝，都是以長安為中國的首都，而且在這個時代，我們中華民族，無論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斷的發揚光大到極盛的地步，所以不僅是生長在這個地方的人，要認識這種民族歷史的光榮和偉大，而毅然以復興民族之大業，引為己任，就是從遠方來游的人，只要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是黃帝的子孫，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懷古情深，油然感奮。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歷代許多的遺跡，想起歷代祖先建設國家、發展民族的偉績，就可以曉得我們中華民族有最偉大的創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歷史，同時再想起現在我們國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勝今昔之感，你看我們的祖先，是何等的偉大，我們的歷史，是何等的光榮，但是到了現在，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家已陷于危險存亡的境地，不僅不足于各國并駕齊驅而獨立生存于世界，并且連第三等的國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隨時有被滅亡的危險，這是何等的恥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們大家，都是黃帝以來歷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樣偉大的聰明智力，那樣偉大的精神氣魄，那樣偉大的事業，難道我們就沒有嗎？難道我們就不能繼承祖先光榮的歷史和偉大的事業嗎？”[9](P120)西北的確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早在遠古時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動于西北，周秦兩代更是發跡于渭水流域。歷史上周秦漢唐皆建都西北，關中曾長期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特別是被稱為推動世界中古歷史發展主軸的絲綢之路由此橫穿而過，使這片廣袤神奇的黃土地，成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臺。西北的絲綢之路曾是中華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偉大創造力和燦爛文明的門戶，也是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隨著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漸失去了往昔的風采。特別到15世紀以后，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西北目漸走向衰落。物質的西北雖日趨落后，但作為華夏文化之源，它卻沉積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靈魂、民族精神的寄托。歷史步入近代后，中國所面臨的強敵已不是傳統的游牧民族，而是金發碧眼的“西夷”，這種前所未有的變局所引發的危機也較前更為強烈。面對西方的挑戰，中國人除從西方那里學習長技以抵抗西方外，還必然要從幾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華，強化對固有文化的認同和歸屬，以便使中華民族統合于共同的旗幟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來侵略，參與自強自救活動。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人開始重新認識西北的歷史地位，尤其作為中華民族發源地的西北倍受關注。中國人自古即有強烈的祖先崇拜意識，中華兒女正是基于對遠古始祖的認同和歸屬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斷增強。特別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祖先崇拜意識尤其能顯示偉大力量。

本文作者：張志鵬工作單位：安徽工業大學

在主流的戰略管理領域中，已經形成了三種重要理論，分別是基于產業的戰略觀(Industry－basedview)、基于資源的戰略觀(Resource－basedview)和基于制度的戰略觀(Insti-tution－basedview)。前兩種戰略觀是基于美國市場和公司而興起的，后一種戰略觀則是在關注全世界的市場競爭和公司運營的經驗中形成的，因為世界各國的公司不僅是存在巨大差異的，而且這些公司所運行的環境也千差萬別，與美國相對平穩的、以市場為基礎的制度框架不同(彭維剛，2007)①。上述三種戰略觀分別從不同層面分析了企業在采取戰略決策時所面臨的約束條件，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公司戰略的選擇依據?；诋a業的戰略觀認為產業的條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公司戰略和績效，產業的競爭狀態(利潤潛力)取決于5種基本力量?；谫Y源的戰略觀強調資源難以復制的屬性是經濟租的源泉、績效和競爭優勢的基本驅動器，資源的特征是有價值的(Valuable)、稀缺的(Rare)、難以模仿的(Inimitable)、組織化的(organization)(Barney1991)?；谥贫鹊膽鹇杂^認為管理人員和企業在制度約束下理性地追求他們的利益，并做出戰略選擇。戰略選擇不僅受傳統戰略觀中的框架和企業能力所驅動，而且能夠反映特定的制度框架下正式和非正式的約束(彭維剛，2007)①?？傊?，基于制度的戰略觀與基于產業的戰略觀、基于資源的戰略觀并不是矛盾的關系，而是互補的關系。也就說，只有全面地從多個視角來分析公司戰略的決定，才能夠完全理解公司在競爭中的行為和績效。沿著三種戰略觀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三者都隱含和涉及到一個共同的要素，即文化。雖然有的戰略觀是從個體的層面來提出文化因素，有的是從組織角度提出文化因素;有的強調了文化中的信仰層面內容，有的突出了文化中的價值觀層面內容。但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文化因素，否則戰略理論的邏輯環節就會缺失，解釋力有限。首先，文化滲透和影響著公司在產業中的戰略定位和價值鏈的實現。邁克爾•波特(2003)②認為日本企業關注的只是經營效率，而沒有真正的戰略定位。他指出，“日本企業如要擺脫相互毀滅、傷害績效的戰斗，就必須學習戰略?！睘槭裁慈毡酒髽I沒有學習戰略呢?這是因為“要這么做，他們必須克服強大的文化障礙。”進一步來看，“企業的歷史也可能成為包袱。創辦人當初的愿景是什么?企業當初發展的產品和顧客是哪些?回顧一下，企業可以檢查最原始的戰略，了解它是否仍然有用。”即使從產業價值鏈的角度來看，在公司構建價值鏈的活動中，文化也充當了重要的合約內容并且保障了價值活動的成功。在企業所擔負的所有社會責任中都隱含著特定的價值觀和信仰。例如，公司的行為如果與社會中保護環境的倫理要求相違背，就會在相應的價值鏈上受到影響。而不同公司之間的競爭優勢也正是建立在各自對價值鏈的構建和維護之上的，如果能夠適應特定價值觀的要求，就能夠確立價值活動的優勢，就可以在競爭中勝出。其次，文化是一種難以模仿的無形資源和動態能力?；谫Y源的戰略觀認為企業的無形資源包括技巧、知識、關系、文化、聲譽以及能力，與企業的有形資源一樣，它們都是稀缺的，都代表了企業為創造一定的經濟價值而必須付出的投入。而且，企業文化作為一種重要的隱含知識、意會知識或者默會知識而存在于企業之中，其企業能力構成中不可缺少的要素。深入來看，企業文化為各類企業所選擇是因為它具有一定的價值創造特性(value－creatingproperties)，一些研究將企業文化為企業創造價值的途徑概括為三種:“第一，文化減少了企業內個人的信息處理要求，允許個人更好地把注意力集中于他們日常的工作;第二，它補充了正式的控制制度，減少了企業中監督個人的成本;第三，文化影響了企業中個人的偏好，使他們趨向共同的目標。這就降低了企業中個人的談判和討價還價成本，并促進了更多協作行動的產生與發展(戴維•貝贊可等，1999)”③。第三，作為非正式制度的文化具有廣泛作用。有關制度的研究中早已經包含了非正式制度，即認知系統的作用，并提出在正規制度難以發揮作用的地方，非正規制度將發揮更大的作用。許多的管理行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正式的管理認知決定的，正式的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機制無法面面俱到地加以規范(彭維剛，2007)④。例如，多元化的管理者動機(managerialmotives)在很多情況下是因為管理權力、名望和收益與企業規模緊密相連，一些管理人員會出于私利使他們的企業過度多元化。因此，在基于制度的戰略觀中，制度是包括了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兩類，而其中的非正式制度又包涵了規范、文化、倫理道德等內容(彭維剛，2007)⑤。在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競爭規則日益接軌和趨同，企業在激烈的競爭中相互熟悉和模仿。可以說，產業結構、資源和制度條件對于公司戰略的差異化影響越來越小，企業所處的文化環境及其內部的文化認知更為重要，成為影響和解釋公司戰略差異的重要因素。

不能說戰略管理研究忽視了文化因素，困難的是如何準確地界定和測量、比較文化因素。事實上，多個學科的研究者先后提出過數百種的有關文化的定義，管理學對于文化的比較和測量也有不少成果。例如得到比較廣泛應用的定義是:文化是一種能夠將一組人或一類人加以區別的集體認知模式(Hofstede，2007)⑥。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文化內涵更多地是從企業家和企業的實踐中抽象出來的。即能夠從企業家行為和企業實踐中可以觀察得到，可以通過訪談、調查等手段獲得，且能夠進行評分比較的要素。根據這一原則，可將文化定義為個體習得和組織演變而成的相對穩定的終極信仰、價值觀念和行為規范所構成的認知模式。具體來說，終極信仰是指個體對于人生意義、目的的認知，這一認知狀況不僅決定了個體的偏好結構，也直接影響到個體的資源配置方向。雖然在企業中每個個體都會有自己對于人生意義和目的的認知，但企業家的終極信仰對組織和其他個體具有更為重要的影響。價值觀念是指人們和組織對事物特定狀態的偏好和評價，它們關系到什么是對與錯，什么是善與惡，什么是道德與不道德，什么是公平與不公平。在企業中，價值觀念往往表現為企業文化，成為企業進行決策的倫理依據。行為規范則是指組織中個體對于哪些事情應該做，哪些事情不應該做的非正式、約定俗成的準則。例如，在一個組織中論資排輩的風氣盛行，另一些組織則鼓勵年輕人冒尖。當然，這三個層面的文化因素有著密切的內在聯系，終極信仰不可避免地與企業文化、利益相關者態度相互影響，但終極信仰對其他因素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用。上述三個層面的文化因素不僅客觀地存在于所有企業組織中，重要地是這些因素對組織戰略的制定和實施產生深刻而全面的影響?？傮w來看，文化是從三個層面影響著戰略(見圖1)。圖1文化的內涵及其在企業戰略中的體現(一)企業家靈性資本對戰略目標定位的影響終極信仰能夠給個體提供一般性的解釋，賦予人生的意義和目的。就個體的稟賦而言，終極信仰的核心內容通常被稱為靈性(spirituality)(張志鵬，2010)①。Crumpton(2011)②給出了一個靈性的全面定義:靈性是一種有關至高力量的體驗和意識，是一種與自我、他人、星球和至高力量具有內在聯系并擔當責任的一種感覺。這些有關真實的根本信念包括個體或群體看待世界、獲得目標和意義、體驗確信的一個整合基礎。我們的價值觀、品性、動機和行為都來源于我們的靈性。靈性形成是一個持續的旅程，其目的地就是自我覺悟和趨向于真實。具體來說，靈性包括下列要素:(1)對生活意義的尋求，(2)與超越性的相遇，(3)團體感，(4)對終極真理或最高價值的追尋，(5)對創造神秘感的尊敬和感激，(6)個人轉變。盡管企業中每個人都具有不同的靈性，但企業家的靈性狀況對于戰略具有更為重要的影響。無論如何，工作都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公司經營管理也只是實現人生目的和意義的途徑。具體來看，企業家靈性是通過直接影響企業使命(mis-sion)從而限定戰略目標和定位(position)的。公司戰略總是在特定組織使命的背景下制定的，戰略從根本上而言就是一種實現組織使命的手段。在組織使命還沒有明確的情況下，制定公司的戰略是不可能的。一些作者將組織使命簡化為“利益最大化”;而另一些研究者則將組織使命簡化為“生存”。然而，現實中的組織使命是復雜的、多面的，它不但與利潤、生存有關，而且與組織相關的人的動因及組織與社會、社區的關系都相關。企業家個人對于人生意義和目的的認知往往來自于對特定超自然力量的信仰，這些認知直接決定著該組織為之長期奮斗的使命和愿景。如邁克爾•波特(2002)③所總結的，“許多產業研究都發現，企業組織要達到卓越的成功，背后往往有一個重理性的領導者，本書在研究許多案例時也發現，領導者的理想特質對企業和產業造成強大的影響”。當組織的使命和愿景確定后，實際上就已經為公司戰略劃定了可能的目標和定位。因為使命和愿景決定了公司長遠的、最終的價值追求，也是直接決定公司短期目標的依據。公司戰略說到底只是實現公司使命和愿景的一種措施和手段。當公司使命和愿景改變后，公司戰略目標和定位就會隨之改變?，F在，研究者已經認同一個有意的公司行為如決策制定總是源于特定的期望和信念，而這些期望和信念則由滿足特定信仰的需要所驅動。研究者也曾實證調查了公司所有者個人價值觀和他們在公司中所采用的戰略之間的聯系。這些聯系被發現在中小企業中更為密切，在中小企業中老板管理者的期望和價值觀與公司的活動和成果的聯系更為緊密(CovinandSlevin1989④，KoteyandMeredith1997)⑤。(二)企業文化對戰略設計的影響企業文化影響著雇員個人的偏好與行為?！耙粋€組織的文化能夠帶來價值，因為它影響著組織同供貨商、客戶和雇員的關系，這種關系每個組織與每個組織都不同。如果一個組織的文化使之重視管理隊伍的穩定性，它在這方面形成的專用的資本就會比那些管理人員流動性很大的公司要大得多。一個一直注重社會責任的組織與一個有著不負責任的名聲的公司相比，前者與當地社會的關系比后者要好。從戰略的持久性的角度，我們越來越重視企業文化和人力資源政策。伊丹(Itami)認為，像企業文化這樣的無形資產常常是保持競爭優勢的惟一方式，這主要是因為這種優勢根本無法模仿(沙倫•奧斯特，2004)”⑥。深入來看，企業文化通過影響組織運營而對戰略設計起作用。在戰略目標和定位確定后，組織運營狀況就直接決定160著戰略方案的設計。例如，當一家公司在文化上已經形成和適應了專業化發展時，采取多元化戰略就面臨著組織運營的阻力。成功公司的管理者均熱衷于本企業的文化，但文化可以從兩個方面阻礙戰略管理。一方面，根深蒂固的信念會遮住管理者的視線，使他們經常不能察覺到外部條件的變化。另一方面，當特定的文化在過去曾經行之有效時，很自然的做法是在未來仍固守這一文化，盡管在發生了很大的戰略變化時也仍會如此。弗雷德•R．戴維(2001)①也指出:“在進行內部戰略管理分析時，應給企業文化以足夠的重視，因為文化與戰略必須共同發揮作用?！彼J為，“企業文化對經營決策有明顯的影響，因而必須在內部戰略管理分析中予以評價。如果企業的戰略可以利用本企業在文化上的優勢，如積極的工作態度或較強的道德信念，那么管理者便往往可以迅速和容易地實施戰略。相反，如果企業的文化不能提供支持，戰略的轉變則可能是無效的和達不到預期目的的。企業文化與新的戰略會發生沖突，這將導致混亂和迷失方向。”早期的研究者認為由于個人價值觀是個人生活和行為的直覺部分，管理者必須利用價值觀作為管理決策時的準則。他們總結價值觀是“管理者關于公司戰略應該如何的概念的一種變量”，另一些研究者進一步肯定了價值觀在戰略管理模型中總是成為一種關鍵要素，而且價值觀是戰略性行為的原因。一些研究者已經研究了個人價值觀影響管理決策和行為的程度。(三)利益相關者態度對戰略實施的影響行為規范是文化的廣泛反映和表達渠道。不僅在不同的國家行為規范有著巨大差異，即使在同一國家的不同地區也由于歷史傳統而造成人們對于創業、財富、職業、收入分配等活動具有不同的行為規范。這些行為規范不僅還滲透到當地的公司之中，而且還通過當地公司的行為向其他區域的人們展示。利益相關者態度作為特定社會行為規范的體現，直接決定著企業可以利用的資源狀況，進而影響著戰略能否得到有效實施。布倫森(Brunsson，1989)②曾論述說，在這種文化中，當代組織為了生存需要，不僅需要生產出產品，還必須生產“合法性”。組織被要求沿著普遍被認為是合理的、公平的、有效率的、理性的、現代的等等這些原則管理自己的行為。這些合理行為的規范是由股票分析師、管理顧問、財經記者和商學院所構建和加強的，他們在一起形成了商業運行的“制度環境”。如果一個公司忽略這些制度的預期，那么它將冒著被貼上古怪、守舊、不可靠、壞老板甚至更糟的損害性標簽的風險。深入來看，企業與多個利益相關者之間存在著非正式合約。這些合約決定了利益相關者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將資源提供給企業(如購買企業股票)，在多大程度上接受和實施公司戰略?！耙环莺侠淼拈L期性契約會得到雙方遵守，其基礎是它應當讓人感到是公正的，對雙方具有同等價值。要使契約做到對雙方都公正，每一方都得感到它符合他們自身的利益。一份心理契約不僅是用貨幣價值或相互交換的貨物或服務來衡量，而且主要的是通過相互交換或共享的信仰、價值標準、期望值和滿意度來衡量的(杰夫•卡特賴特，2004)”③。當某一公司在行為規范上受到利益相關者的抵制，無論其戰略多么完美，就難以真正實施?！肮芾韺W家巴特利特和戈歇爾特別強調目標的價值，目標中包含了員工能夠認同并獲得滿足感的更高的“宗旨”。他們寫到，“更膽大地表明自己是什么的公司一般情況下能夠吸引并留住認同公司價值觀的員工，這些員工對接納自己的組織也變得十分投入。”與此類似的是，顧客對于他們認為肩負著有價值使命的公司也會產生歸屬感。例如，蘋果公司顧客的忠誠度似乎超越了理性的經濟利益，他們甚至設法讓蘋果公司生存下來。相反，鄙視賣方的公司目標和價值觀的顧客更熱衷于尋找新的供應來源(阿瑪爾•畢海德，2004)”④。

文化滲透在企業的無形和有形資源之中，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著戰略的選擇，不僅限制了戰略目標定位、方案抉擇和實施，而且在更高層面上決定了企業是否決定采取通用性的競爭戰略。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文化不僅是一種戰略管理中的獨特要素，它本身就能夠成為解釋公司戰略行為的一種視角。也就是說，有必要提出基于文化的戰略觀。深入來看，基于文化的戰略觀并非是全新的認識，在一定意義上只是對大量相關研究的綜合與總結。事實上，在明茨伯格(2001)⑤所總結的十大戰略理論流派之中的企業家學派、文化學派都已經涉及到了文化因素。當然，提出基于文化的戰略觀并不是簡單地將原有的素材堆積在一個拼盤中。它所要表達的是一種新的研究范式，試圖構建一個有助于深化研究的新平臺。首先，基于文化的戰略觀突出了企業家靈性在戰略選擇中的作用。在戰略管理理論中，企業家與規劃團隊一直被看，企業家在戰略決策上的作用才更為清晰。這就使得基于文化的戰略觀與傳統的企業家理論在更為深刻的層面上融合起來。其次，基于文化的戰略觀解釋了為何企業愿意/不愿意采取競爭戰略。戰略管理研究者一直提倡企業采取競爭戰略，并提供了多種的戰略分析工具和戰略方案，仍然有許多企業在實踐中將競爭戰略拋在腦后。為何這些企業愿意或不愿意采取競爭戰略，對此，基于文化的戰略觀具有更強的解釋力。①Karakas，Fahri．Spiritualityandperformanceinorganizations:aliteraturereview．JournalofBusinessEthics，2010，94(1):89－106．②［美］彼得•F•德魯克:《管理———任務、責任、實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00－101頁。③［美］邁克爾•波特:《國家競爭優勢》，北京:華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569－570頁。再次，基于文化的戰略觀能夠提供文化－企業－戰略互動的完整圖景。文化對公司戰略的影響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過對企業使命、組織和資源的內在約束進行。在文化約束下企業進行行業及競爭戰略選擇，確定戰略目標、措施并加以實施。在戰略實施后，又進一步表現為績效水平，進一步反饋和強化原有的文化認知(見圖2)。如果績效水平較高，原有的文化認知就會被進一步肯定;如果績效不佳，則會開始反思原有的文化認知，謀求變革。當然，一旦企業家和企業成員不愿改變原有認同的文化信仰和價值觀念時，企業的戰略變革會變得困難重重，直接影響到企業的存亡。圖2基于文化的戰略觀最后，基于文化的戰略觀提供了解釋和制定公司戰略的分析工具。如果需要系統解釋文化因素對于某一公司戰略的影響，或者是為某一公司制定戰略時需要對文化進行變革。都可以應用本文所發展起來的三個具體分析工具，具體來說，就是企業家靈性———企業愿景與使命———戰略定位與目標分析，簡稱SMP分析;企業文化———組織運營———戰略設計分析，簡稱COD分析;利益相關者態度———可利用資源———戰略實施分析，簡稱ARI分析。在此基礎上，又可以借助基于文化戰略觀的模型進行總體分析。五、結論與展望彼得•德魯克(1987)②的觀點可謂經典。他在《管理———任務、責任、實踐》中寫道:“企業不了解自己是什么，代表著什么，自己的基本概念、價值觀、政策和信念是什么，它就不能合理地改變自己。”“只有明確地規定了企業的宗旨和使命，才可能樹立明確而現實的企業目標。企業的宗旨和使命是確定優先順序、戰略、計劃、工作安排的基礎。它是設計管理職位特別是設計管理結構的出發點?！边@表明，文化因素早就為研究者所關注，只不過被長期忽視罷了。文化的重要性不會因為企業發展演變了數百年而衰減，這是由于它涉及到了企業的最內在的性質，關系到企業是什么的問題。雖然說基于文化的戰略觀只不過是將前人的洞見集中表述出來，但也包含了許多新的內容。利用這一分析框架，可以將戰略管理理論與企業家理論、企業文化理論、靈性與管理的研究綜合起來。事實上，在傳統的戰略管理理論中，我們看到了高超的產業結構分析方法和取得競爭優勢的經營技巧，卻忽視了戰略背后的文化認知因素。從本質上來看，戰略并非是要打敗競爭對手，而是要戰勝自己固有的信念和價值觀念，這才是“不戰而勝”所追求的效果。進入21世紀后，快速崛起的中國企業面臨著更為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和更為復雜多變的國內制度變革。應對挑戰和維持競爭優勢的唯一方法就是不斷創新。然而，“對企業而言，一旦塑造出專業化的形象與態度，人力資源的訓練也會朝特定的行為模式發展，新人也會因為這種穩健經營的理念而被吸引。傳統戰略此時有如一種宗教，任何對它的質疑或創新觀點都會被視為異端邪說，挑戰它的新思潮更會被組織機制篩減或否定，個人對傳統戰略的挑戰，更會遭到被孤立或放逐的命運(邁克爾•波特，2002)”③。

鄧小平同志十分重視德育。他從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實際需要出發，系統地闡述了德育在社會主義教育事業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形成了以成才教育為中心的德育戰略觀。

一、鄧小平從戰略的高度把德育放在全面發展教育之首

早在1977年，鄧小平就指出，“教育方面有好多問題，歸根到底是要出人才、出成果’，。0那么，“培養人才有沒有質盆標準呢?有的，這就是同志說的，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個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思想道德素質，是構成人的精神面貌的主要因素，在人的全面發展起著導向和靈魂的作用。德育就是要發展學生的政治素質、思想素質、品德及其人格和心理等素質，通過發展這些素質，去引發出人的內在潛能，發展人的創新的本質力量。

德育對全面發展教育的內容設定、結構形成和功能發揮起著戰略導向作用。從內容上來看，只有以德育為首，全面發展教育才能具有培養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教育功能。鄧小平鮮明地提出:“毫無疑問，學校應該永遠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他強調指出:“要加強各級學校的政治教育、形勢教育、思想教育、包括人生觀教育、道德教育。”并一再要求我們“一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切實認真做好，不能放松”。。否則，就會發生方向性的失誤。so年代末，鄧小平在回顧總結我國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時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這里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⑤也就是忽視了對青少年學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由此可見，缺少德育為首，全面發展教育無法肩負起社會主義教育的本質使命。

從結構上來看，以德育為首的教育結構統領并優化著、激勵著受教育者的主體能動性，強化了教育的本質要求，進而引起教育功能的進化。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學生把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這不僅不排斥學習科學文化，相反，政治覺悟越是高，為革命學習科學文化就應該越加自覺，越加刻苦?！?。在這樣一種教育結構中，教育變成了積極向上開發人的潛能過程，從路線上引導著受教育者發揮學習的主動性。

鄧小平德育為首的全面發展的戰略觀，這是教育起點上的戰略前瞻，從規律性的角度定格了我國教育跨入新時代的發展方向。

為了應對經濟全球化條件下日趨激烈的競爭局面，提高企業的長期競爭實力，戰略管理的理論與方法興起。它突破了傳統管理“正確地做事”的思維范式，而立足于“做正確的事”。這一思想深深影響了作為企業決策支持系統的管理會計，成本管理自然也不例外，從戰略角度來研究成本形成與控制的戰略成本管理（strategiccostmanagement，SCM）應運而生。本文將對SCM的思想觀念、在這一觀念指導下的方法集以及這些觀念和方法如何在我國企業中有效推行等問題進行較為全面的探討。

一、戰略成本管理（SCM）的觀念

美國會計學界兩位著名的教授庫伯（Cooper）和斯拉莫得（Slagmulderr）對SCM曾作如下簡明的界定：SCM意指企業運用一系列成本管理方法來同時達到降低成本和加強戰略位置（improvethestrategicpositionofafirm）之目的[1]。綜合當今SCM的思想觀念與方法，筆者認為其與傳統的成本管理相比至少具有以下特點：

l．成本管理的目的變化SCM的目的不僅在于降低成本，更重要的是為了建立和保持企業的長期競爭優勢。也就是說企業必須探求提高（或不損壞）其競爭地位的成本降低途徑。如果某項成本降低途徑削弱了企業的戰略地位，則應棄之不用；另一方面，如果某項成本的增加有助于增加企業的競爭實力，則這種成本的增加是值得鼓勵的。如某細分市場上的顧客需要設立某項特殊的產品售后服務，雖然這一做法會增加企業成本，但它吸引了顧客，保持了企業的競爭優勢，從長遠來看利大于弊；當然企業亦可通過工程再造（reengineerin）來重組業務流程，以達到同時降低成本和強化企業的競爭地位之目的。比如某醫院通過精簡就診程序來降低成本，并且力圖使得重新設計后的就診程序有利于減輕病人的心理壓力。醫院這一舉措導致顧客增加，戰略位置加強。

2．成本管理的范圍拓展SCM是全方位、多角度、突破企業邊界的成本管理。首先，由于當今企業成本結構中，產前與產后的成本比重逐步增加，則其成本管理不應停留在產品生產過程的耗費控制方面，更應著眼于產前的產品設計和材料采購成本、產后的產品營銷和顧客使用成本控制等方面。因而SCM深入到企業的研發、供應、生產、營銷及售后服務部門，以全面、細致地分析和控制各部門內部及各部門之間（intra－organizational）相互聯系的成本。其次，戰略成本管理范圍不局限于企業內部，還超越企業邊界進行跨組織（inter－organiza－tional）的成本管理，諸如與企業價值鏈相關的上游（供應商）與下游（分銷商）企業建立電子資料信息交換系統（EDI）、及時運輸系統，相互協調地進行成本改進。值得注意的是，在當今全球經濟一體化條件下，企業成本管理不應局限于國內而應在全球范圍內重構企業價值鏈，以獲取全球經濟的組合優勢。最后，還應對企業外部（extra－organizational）競爭對手成本信息進行推測與分析，在相互比較中找出本企業的成本差距，重塑企業的成本與競爭優勢。

3．成本管理的重點轉移傳統成本管理重在成本節省（costreduction），即力求在生產過程中不徒耗無謂的成本和改進工作方式以節約本將發生的成本支出，它表現為“成本維持”和“成本改善”兩種執行形式[2]。減少廢品損失、節約能耗、零庫存。作業分析與改進等皆屬此列。而SCM重在成本避免（costavoidance），立足于預防。在進行企業策劃時就對企業的地理位置、市場定位、經營規模等一系列具有源流特質的成本動因進行全面綜合的考慮，以從源頭上控制成本的發生。另外，在產品的設計與開發階段，為避免成本的發生，盡力設計滿足目標成本要求、且具有競爭力的產品。

目前，大陸研究的文章，大多側重其政治軍事活動，對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夠深入，尤其是抗戰前后他對西北戰略地位的認識，目前尚未見到專門文章，本文試對此做一粗淺探討。

關注西北戰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戰前后特殊的歷史時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及國民政府鑒于中國首都南京的危險境地，計劃在中國內陸地區尋求一個安全的后方根據地，初步認定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1934年視察西北時，又視西北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視察西北期間，更明確提出“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戰略地位與抗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國民政府被迫宣布遷都洛陽辦公，其間召開了一次有關時局的國難會議。此次會議討論的中心問題就是以西北為未來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問題。時任行政院長的宣稱：“今日我們在洛陽開會，是繼續五千年民族奮斗的精神，發揚我民族五千年來偉大的潛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長期的抵抗根據，打破自建立民國以來最嚴重最危急的當前的困難?！盵1](P1748)隨后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提議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案》，內中稱“……陪都之設定，在歷史地理及國家將來需要上，終以長安為宜，請定名為西京”[2](P4)，擬議退守西北并以之作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由于當時日本軍隊挑釁的主要地區是華東的上海，中國所受的最大威脅在東部沿海地區，所以國民黨中央和依據孫中山早年的構想及當時國內的實際情形，做出了一旦華東地區戰事擴大，政府將退守中原與西北的打算。此案通過不久，專門提議《切實進行長安陪都及洛陽行都之建設事宜案》，其中稱：“關于長安陪都者：為統一事權起見，將長安改為行政院直轄市，即兼負建設陪都之責任，其市區應根據陪都之計劃，劃定適當區域，市之經費，由國庫拔款?！盵3](P7)可見他對陪都西安的規劃和建設十分關心，表明此時的確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首先必須開發和建設西北，為此，國民黨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籌備委員會，以專門的組織力量對陪都西京的建設作了若干籌劃，對整個西北地區也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全國經濟委員公還專門設立了西北辦事處，側重從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設。及國民政府做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為消減因不抵抗而激發的沸騰民怨，提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可轉移國人視線，表明政府抗日的決心；二是從國防戰略的角度看，自鴉片戰爭中國國門被打開后，東南沿海門戶洞開無險可守，而西北內陸地形復雜，列強染指的程度較輕，許多人便看好西北，以為它可成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另外從政治上看，當時西北地方軍閥尚能聽命中央，這是國民政府和確立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時人所言：“自鴉片戰爭以后，我國門戶洞開，毫無國防可言，數十年來徒在國際均勢下度其茍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國際均勢已被打破，此種茍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憑依，強鄰挾其軍事上種種優越條件，隨時足以亡我，在此種環境之下，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故欲求救亡圖存，惟有積極開發西北，固其地勢，充實國防，于必要時東據崤函，西固邊圉，南連三蜀，北阻強俄，成封豕長蛇之勢，進可以控制天下規復失地，退則可以閉關自守為民族復興根據地，故今日中國之言國防，舍積極開發西北以外，固別無良好之出路也。”[4](P68)這里所說的“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清楚地表明了東南沿海無險可守的事實。后來稱：“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時候，正是敵人的壓迫一天一天嚴重的時候，國家危急情狀，真是朝不保夕，隨時可亡；而當時國際情形，格外慘淡，既無道義信用可言，復無條約協定可恃；而敵人則如此蠻橫兇暴，我們的國勢又衰弱不堪。所以我們當時對于抗戰大計，實在很不容易決定，因為當時國家的重要建設，無論經濟、政治、交通、文化，統統都在沿江沿海一帶，而為我們國家之寶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點沒有準備，沒有開發。當時人心惶惶，都覺得抗戰沒有什么把握。自從二十四年江西軍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來視察，其后又到西北華北各省巡視。我將西南與西北情勢通盤考察，整個研究之后，得了一個大發現，覺得我們有西南西北這廣大的土地、民眾為根據，抗戰已有把握，所以抗戰的計劃，從此就能決定了。因此可以說，我上次到西北來視察的結果，就是決定了我國抗戰的大計?！盵5](P1629)的這段話表明，盡管九一八后國民政府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設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當局并未完全下決心大規模建設西北，因為當時所謂“剿共”大業尚未完成。1934年把紅軍趕出江西后，終于可以騰出手來考慮醞釀已久的后方根據地問題了。他帶著自己的顧問人員馬不停蹄地奔走于華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確立以西南為抗戰的政治經濟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慮：首先，1935春夏間，視察西南后，對這一地區有了新的認識；其次，追剿紅軍的過程中，國民政府中央勢力滲入西南，客觀上為策定以西南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據地提供了條件。但同時仍堅持西北為國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視察寧夏時，聲稱：“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寧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鎮，而且是國家的屏藩，這種重大的責任，如果專委諸政府及軍隊，是不可以的，應該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聯合起來保衛；假使大家放棄了責任，不起來保衛，一旦被外國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鎮，也失了國家的屏藩?！盵6]雖只提到了寧夏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過這一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他所隱含的其實是整個西北國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決定了西南為主要后方根據地之后，國民黨五全大會第三次會議依舊將《西北國防經濟建設案》作為重要問題來討論，該議案宣稱：“自東北事變以來，建設西北，已為全國一致之主張，但如何利用西北經濟資源，如何從事西北國防準備，似尚未有根本之具體計劃。茲就西北之可靠資源，與夫國防之實際需要，擬具西北國防經濟之建設草案?！盵7](P40)西安事變后，仍堅持西北是國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兩次致書楊虎城：“須知陜西，無論軍民，不能離整個國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無陜西以作國防之基礎?！盵8](P111)“兄等應知中央無論如何決不能放棄西北。中央數年以來，確認西北尤其陜西為北方國防之根據。并于開發西北建設西北之事業，無不本國防之見地，按照計劃盡力進行，不獨國家資本對開發西北經濟、交通水利、鐵路等建設不遺余力，尤獎勵全國企業界大量投資，綜計三年以來，合政府人民之資力，總數當在一萬萬元以上，而隴海線之向西延展，及其聯絡各線之增筑，尤為國防上既定計劃，無論如何困難，斷不中止進行。財政困絀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圖之者，誠欲使后方交通與國防要地得有相當之規模，以為御侮復興之根據地?！盵8](P133-134)抗戰前后，及國民政府曾決定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和御侮的國防重地，這在當時有積極意義。一方面國內由此興起了規模巨大的“開發西北”聲浪，也正是有了這一方針和國民政府的相關措施，至全面抗戰爆發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內的開發活動才有了初步發展，從而為戰時西北后方根據地奠定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強西北國防的作用?？箲鹎昂螅鞅钡膰赖匚坏拇_相當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來中國抗戰的國際通道。非常清楚，若戰爭一起，中國海上交通很快就會中斷，而中國的抗戰若沒有外援是很難取勝的。所以僅從這點來看，西北的國防已是相當重要了，何況抗戰前日本人的勢力已滲透到綏遠，關東軍還派遣大批特務在西北各地四處活動，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決”理論在各民族當中煽風點火，挑撥離間，以達到分裂西北、以華制華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陰謀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將不保，為此國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視西北的國防戰略地位。

二、西北是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據地的問題上，和國民政府最終決定以四川和西南為主，因為特別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產資源，這些方面西南的條件遠優于西北，只不過初期西南的統一問題尚未解決，所以只好暫定西北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但在如何復興民族的問題上，認為西北有得天獨厚的條件。1934年視察西北期間，的一系列演說，都表明了他將西北視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陜西宣稱：“大家都知道的陜西省，尤其是長安這個地方，是我們中國文化之發源地，亦可以說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自黃帝開國以后，從周代起，歷秦漢唐諸朝，都是以長安為中國的首都，而且在這個時代，我們中華民族，無論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斷的發揚光大到極盛的地步，所以不僅是生長在這個地方的人，要認識這種民族歷史的光榮和偉大，而毅然以復興民族之大業，引為己任，就是從遠方來游的人，只要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是黃帝的子孫，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懷古情深，油然感奮。看到如此美好的江山，和歷代許多的遺跡，想起歷代祖先建設國家、發展民族的偉績，就可以曉得我們中華民族有最偉大的創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歷史，同時再想起現在我們國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勝今昔之感，你看我們的祖先，是何等的偉大，我們的歷史，是何等的光榮，但是到了現在，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家已陷于危險存亡的境地，不僅不足于各國并駕齊驅而獨立生存于世界，并且連第三等的國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隨時有被滅亡的危險，這是何等的恥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們大家，都是黃帝以來歷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樣偉大的聰明智力，那樣偉大的精神氣魄，那樣偉大的事業，難道我們就沒有嗎？難道我們就不能繼承祖先光榮的歷史和偉大的事業嗎？”[9](P120)西北的確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早在遠古時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動于西北，周秦兩代更是發跡于渭水流域。歷史上周秦漢唐皆建都西北，關中曾長期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特別是被稱為推動世界中古歷史發展主軸的絲綢之路由此橫穿而過，使這片廣袤神奇的黃土地，成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臺。西北的絲綢之路曾是中華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偉大創造力和燦爛文明的門戶，也是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隨著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漸失去了往昔的風采。特別到15世紀以后，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西北目漸走向衰落。物質的西北雖日趨落后，但作為華夏文化之源，它卻沉積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靈魂、民族精神的寄托。歷史步入近代后，中國所面臨的強敵已不是傳統的游牧民族，而是金發碧眼的“西夷”，這種前所未有的變局所引發的危機也較前更為強烈。面對西方的挑戰，中國人除從西方那里學習長技以抵抗西方外，還必然要從幾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華，強化對固有文化的認同和歸屬，以便使中華民族統合于共同的旗幟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來侵略，參與自強自救活動。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人開始重新認識西北的歷史地位，尤其作為中華民族發源地的西北倍受關注。中國人自古即有強烈的祖先崇拜意識，中華兒女正是基于對遠古始祖的認同和歸屬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斷增強。特別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祖先崇拜意識尤其能顯示偉大力量。

關注西北戰略地位主要是在抗戰前后特殊的歷史時期，因此，深深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目前，大陸研究的文章，對他的思想研究尚不夠深入，尤其是抗戰前后他對西北戰略地位的認識，尚未見到專門文章，本文試對此做一粗淺探討。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及國民政府鑒于中國首都南京的危險境地，計劃在中國內陸地區尋求一個安全的后方根據地，初步認定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1934年視察西北時，又視西北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1942年，再次視察西北期間，更明確提出“西北是建國的根據地”，其中心思想就是把西北的戰略地位與抗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一、以西北為長期抵抗之后方根據地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國民政府被迫宣布遷都洛陽辦公，其間召開了一次有關時局的國難會議。此次會議討論的中心問題就是以西北為未來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問題。時任行政院長的宣稱：“今日我們在洛陽開會，是繼續五千年民族奮斗的精神，發揚我民族五千年來偉大的潛藏力，用西北作最后的長期的抵抗根據，打破自建立民國以來最嚴重最危急的當前的困難。”[1](P1748)隨后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通過了《提議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案》，內中稱“……陪都之設定，在歷史地理及國家將來需要上，終以長安為宜，請定名為西京”[2](P4)，擬議退守西北并以之作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由于當時日本軍隊挑釁的主要地區是華東的上海，中國所受的最大威脅在東部沿海地區，所以國民黨中央和依據孫中山早年的構想及當時國內的實際情形，做出了一旦華東地區戰事擴大，政府將退守中原與西北的打算。此案通過不久，專門提議《切實進行長安陪都及洛陽行都之建設事宜案》，其中稱：“關于長安陪都者：為統一事權起見，將長安改為行政院直轄市，即兼負建設陪都之責任，其市區應根據陪都之計劃，劃定適當區域，市之經費，由國庫拔款?！盵3](P7)可見他對陪都西安的規劃和建設十分關心，表明此時的確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打算。若要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首先必須開發和建設西北，為此，國民黨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籌備委員會，以專門的組織力量對陪都西京的建設作了若干籌劃，對整個西北地區也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查。全國經濟委員公還專門設立了西北辦事處，側重從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設。及國民政府做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根據地的原因，一是九一八事變后，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風起云涌，為消減因不抵抗而激發的沸騰民怨，提出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可轉移國人視線，表明政府抗日的決心；二是從國防戰略的角度看，自鴉片戰爭中國國門被打開后，東南沿海門戶洞開無險可守，而西北內陸地形復雜，列強染指的程度較輕，許多人便看好西北，以為它可成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另外從政治上看，當時西北地方軍閥尚能聽命中央，這是國民政府和確立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主要原因。正如時人所言：“自鴉片戰爭以后，我國門戶洞開，毫無國防可言，數十年來徒在國際均勢下度其茍安、黯淡的生活，近者國際均勢已被打破，此種茍安黯淡的生活亦失所憑依，強鄰挾其軍事上種種優越條件，隨時足以亡我，在此種環境之下，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故欲求救亡圖存，惟有積極開發西北，固其地勢，充實國防，于必要時東據崤函，西固邊圉，南連三蜀，北阻強俄，成封豕長蛇之勢，進可以控制天下規復失地，退則可以閉關自守為民族復興根據地，故今日中國之言國防，舍積極開發西北以外，固別無良好之出路也?！盵4](P68)這里所說的“欲言國防，實事上已不我許”，清楚地表明了東南沿海無險可守的事實。后來稱：“二十四年我到西北的時候，正是敵人的壓迫一天一天嚴重的時候，國家危急情狀，真是朝不保夕，隨時可亡；而當時國際情形，格外慘淡，既無道義信用可言，復無條約協定可恃；而敵人則如此蠻橫兇暴，我們的國勢又衰弱不堪。所以我們當時對于抗戰大計，實在很不容易決定，因為當時國家的重要建設，無論經濟、政治、交通、文化，統統都在沿江沿海一帶，而為我們國家之寶藏的西北和西南各地，反而一點沒有準備，沒有開發。當時人心惶惶，都覺得抗戰沒有什么把握。自從二十四年江西軍事告一段以后，我才能到西南各省來視察，其后又到西北華北各省巡視。我將西南與西北情勢通盤考察，整個研究之后，得了一個大發現，覺得我們有西南西北這廣大的土地、民眾為根據，抗戰已有把握，所以抗戰的計劃，從此就能決定了。因此可以說，我上次到西北來視察的結果，就是決定了我國抗戰的大計?！盵5](P1629)的這段話表明，盡管九一八后國民政府有以西北為長期抵抗后方根據地的設想，并做了一些努力，但最高當局并未完全下決心大規模建設西北，因為當時所謂“剿共”大業尚未完成。1934年把紅軍趕出江西后，終于可以騰出手來考慮醞釀已久的后方根據地問題了。他帶著自己的顧問人員馬不停蹄地奔走于華北、西南和西北，最后確立以西南為抗戰的政治經濟中心。主要是基于下述考慮：首先，1935春夏間，視察西南后，對這一地區有了新的認識；其次，追剿紅軍的過程中，國民政府中央勢力滲入西南，客觀上為策定以西南為抗日的主要后方根據地提供了條件。但同時仍堅持西北為國防重地的看法。1934年視察寧夏時，聲稱：“大家要知道，今日的寧夏，非特是西北的重鎮，而且是國家的屏藩，這種重大的責任，如果專委諸政府及軍隊，是不可以的，應該由大家同力合作，一致聯合起來保衛；假使大家放棄了責任，不起來保衛，一旦被外國人侵入，非特失去了西北的重鎮，也失了國家的屏藩。”[6]雖只提到了寧夏戰略地位的重要性，但透過這一事實我們可以看出他所隱含的其實是整個西北國防地位的重要性。因此即使在決定了西南為主要后方根據地之后，國民黨五全大會第三次會議依舊將《西北國防經濟建設案》作為重要問題來討論，該議案宣稱：“自東北事變以來，建設西北，已為全國一致之主張，但如何利用西北經濟資源，如何從事西北國防準備，似尚未有根本之具體計劃。茲就西北之可靠資源，與夫國防之實際需要，擬具西北國防經濟之建設草案?！盵7](P40)西安事變后，仍堅持西北是國防重地的看法，1937年1月曾兩次致書楊虎城：“須知陜西，無論軍民，不能離整個國家而存在，中央更不能無陜西以作國防之基礎。”[8](P111)“兄等應知中央無論如何決不能放棄西北。中央數年以來，確認西北尤其陜西為北方國防之根據。并于開發西北建設西北之事業，無不本國防之見地，按照計劃盡力進行，不獨國家資本對開發西北經濟、交通水利、鐵路等建設不遺余力，尤獎勵全國企業界大量投資，綜計三年以來，合政府人民之資力，總數當在一萬萬元以上，而隴海線之向西延展，及其聯絡各線之增筑，尤為國防上既定計劃，無論如何困難，斷不中止進行。財政困絀如此，而不惜竭全力以圖之者，誠欲使后方交通與國防要地得有相當之規模，以為御侮復興之根據地?！盵8](P133-134)抗戰前后，及國民政府曾決定以西北為長期抵抗的后方根據地和御侮的國防重地，這在當時有積極意義。一方面國內由此興起了規模巨大的“開發西北”聲浪，也正是有了這一方針和國民政府的相關措施，至全面抗戰爆發前，西北包括水利交通在內的開發活動才有了初步發展，從而為戰時西北后方根據地奠定了物質基礎。另一方面，起到了加強西北國防的作用?？箲鹎昂?，西北的國防地位的確相當重要，尤其是它涉及未來中國抗戰的國際通道。非常清楚，若戰爭一起，中國海上交通很快就會中斷，而中國的抗戰若沒有外援是很難取勝的。所以僅從這點來看，西北的國防已是相當重要了，何況抗戰前日本人的勢力已滲透到綏遠，關東軍還派遣大批特務在西北各地四處活動，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決”理論在各民族當中煽風點火，挑撥離間，以達到分裂西北、以華制華的目的。假如日本的陰謀得逞，西北有失，西南也將不保，為此國民政府一直高度重視西北的國防戰略地位。

二、西北是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

在抗日后方根據地的問題上，和國民政府最終決定以四川和西南為主，因為特別看重地理位置、人口和物產資源，這些方面西南的條件遠優于西北，只不過初期西南的統一問題尚未解決，所以只好暫定西北為長期抵抗的根據地。但在如何復興民族的問題上，認為西北有得天獨厚的條件。1934年視察西北期間，的一系列演說，都表明了他將西北視為復興民族的精神源泉。他曾在陜西宣稱：“大家都知道的陜西省，尤其是長安這個地方，是我們中國文化之發源地，亦可以說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自黃帝開國以后，從周代起，歷秦漢唐諸朝，都是以長安為中國的首都，而且在這個時代，我們中華民族，無論武功文化都由此不斷的發揚光大到極盛的地步，所以不僅是生長在這個地方的人，要認識這種民族歷史的光榮和偉大，而毅然以復興民族之大業，引為己任，就是從遠方來游的人，只要他是中華民國的國民，是黃帝的子孫，中華民族的一份子，莫不懷古情深，油然感奮?？吹饺绱嗣篮玫慕?，和歷代許多的遺跡，想起歷代祖先建設國家、發展民族的偉績，就可以曉得我們中華民族有最偉大的創造能力和最光明的文明歷史，同時再想起現在我們國家危急存亡的情形，更是不勝今昔之感，你看我們的祖先，是何等的偉大，我們的歷史，是何等的光榮，但是到了現在，內憂外患紛至沓來，國家已陷于危險存亡的境地，不僅不足于各國并駕齊驅而獨立生存于世界，并且連第三等的國家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隨時有被滅亡的危險，這是何等的恥辱，何等的悲痛。但是我們大家，都是黃帝以來歷代圣祖神宗的后裔，祖先既有那樣偉大的聰明智力，那樣偉大的精神氣魄，那樣偉大的事業，難道我們就沒有嗎？難道我們就不能繼承祖先光榮的歷史和偉大的事業嗎？”[9](P120)西北的確是我們中華民族的發祥地。早在遠古時代，一些著名的氏族部落最初大都活動于西北，周秦兩代更是發跡于渭水流域。歷史上周秦漢唐皆建都西北，關中曾長期是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特別是被稱為推動世界中古歷史發展主軸的絲綢之路由此橫穿而過，使這片廣袤神奇的黃土地，成為展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大舞臺。西北的絲綢之路曾是中華民族得以向世界展示其偉大創造力和燦爛文明的門戶，也是中國人向西方學習的中介地。五代以后，隨著中國經濟中心的南移，西北逐漸失去了往昔的風采。特別到15世紀以后，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通，西北目漸走向衰落。物質的西北雖日趨落后，但作為華夏文化之源，它卻沉積著深厚的文化底蘊和不朽的文明之光，它是民族靈魂、民族精神的寄托。歷史步入近代后，中國所面臨的強敵已不是傳統的游牧民族，而是金發碧眼的“西夷”，這種前所未有的變局所引發的危機也較前更為強烈。面對西方的挑戰，中國人除從西方那里學習長技以抵抗西方外，還必然要從幾千年的固有文化中汲取精華，強化對固有文化的認同和歸屬，以便使中華民族統合于共同的旗幟下，全民一致地反抗外來侵略，參與自強自救活動。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人開始重新認識西北的歷史地位，尤其作為中華民族發源地的西北倍受關注。中國人自古即有強烈的祖先崇拜意識，中華兒女正是基于對遠古始祖的認同和歸屬感，才使民族凝聚力不斷增強。特別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祖先崇拜意識尤其能顯示偉大力量。

“動態能力”戰略觀是當代西方戰略管理領域中正在迅速發展的一種理論，它集中探討企業組織能力的演進與競爭優勢之間的因果關系，并把組織能力看成是企業競爭優勢的根本源泉。為了幫助理解其理論脈絡，本附錄首先介紹一下能力概念在企業理論中的發展，然后以戰略管理的理論演進為線索介紹這個戰略觀的要點。

(一)企業理論中的能力概念

在現代經濟學中，對企業組織的能力的討論起源于潘羅斯發表于1959年的《企業增長理論》(Penrose，1995／1959)，雖然她本人并未直接使用這個術語。潘羅斯把企業定義為“被一個行政管理框架協調并限定邊界的資源集合，”并認為企業的增長源泉是企業的內部資源。根據潘羅斯的邏輯，對生產性資源的使用產生生產性服務，生產性服務發揮作用的過程推動知識的增加，而知識的增加又會導致管理力量的增長，從而推動企業的增長。

潘羅斯是西方經濟學思想史上第一個強調企業內部的知識創造是企業增長源泉的經濟學家。她把知識分為兩類：客觀的和經驗的。客觀的知識獨立于個人或團體之外，可以通過書籍、藍圖和語言向任何人傳播。經驗的知識卻無法通過這些途徑來傳播，與個人無法分開，而且離不開一個有一起工作之經驗的個人的集合(即組織)。生產性服務是在使用資源的經驗中產生的，所以這種服務會創造出內在于企業的知識。同樣的資源，當被用于不同目的或以不同方式并與不同類型或數量的其他資源相組合時，會產生出不同的服務，所以從特定企業的經驗中所產生的知識還會是獨特的。這是后來被概念化為獨特的或難以模仿的企業能力的最初理論表述。

潘羅斯認為生產性服務的異質性賦予每個企業以獨具的特征，而每個企業擴張的方向必然受到所“繼承的”(inherited)資源的制約。因此，企業傾向于圍繞著自己最擅長的領域進行競爭和擴張：“在某些專門制造領域具有高度的勝任(competence)和技術知識基礎之上進行多樣化和擴張是(美國)許多最大企業的特色。這種類型的勝任與市場位置結合在一起是一個企業所能發展的最強大和最持久的陣地?！焙茱@然，這種陣地是企業的核心能力和在競爭環境中繼續增長的基本武器：“長期內，一個企業的盈利能力，生存和增長并不那么取決于能組織生產甚至大范圍多樣化的產品，而更取決于有能力建立一個或更多的寬闊而相對堅不可摧的‘基地’，從這些基地出發企業能夠在一個不確定的、不斷變化的和競爭性的世界里調整并擴展它的業務。重要的考慮并不是生產規模，也不是企業的大小，相反，而是企業能為自己所建立的基本陣地的性質?！?/p>

受潘羅斯的啟發，第一個提出企業能力概念的經濟學家是理查德森(Richardson，1972)。他在《工業組織》一文中，使用“能力”(capabilities)概念來指企業的知識、經驗和技能。他認為，工業開展著無限多的活動，而這些活動需要由具備適當能力的組織來開展。需要由同樣的能力去從事的活動是相似活動(similaractivities)，而企業傾向專門從事于其能力可以帶來比較優勢的活動，即相似活動。代表了生產過程的不同階段而又要求這種或那種協調的非相似活動定義為互補活動(complementaryactivities)?；パa活動需要由不相關的能力去從事，所以需要由不同的企業來進行。最關鍵的要點在于他認為，由于許多需要協調的非相似活動必須通過企業之間的能力互補來進行(如技術上的匹配和交流)，所以互補活動的協調既不可能全部由一個企業承擔，也不可能完全通過執行平衡供給和需求功能的市場來承擔，而必須由企業之間的合作來承擔。于是，理查德森擴展了潘羅斯的企業理論，把企業之間的合作概念化為在企業之外(市場)的或企業之內(科層)的協調機制之外的第三種協調機制。

摘要:科學發展觀的提出,總結吸收了我國不同發展階段制定與實施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之歷史經驗和思想智慧,并以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理論的成果與教訓為鑒,突出以人為本,強調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充分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對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從發展理念、發展模式、發展要求等方面對發展理論作出了重要創新,為我國制定和實施更加成熟完善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

關鍵詞:發展戰略;歷史演變,科學發展觀;理論創新

新中國成立至今,圍繞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目標,中共領導人在不同時期先后提出了不同的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主要有的平衡發展與趕超戰略,鄧小平的非均衡發展和臺階式發展戰略,的跨越式發展和協調發展戰略。進入新世紀,以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總結吸收了上述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之制定和實施的歷史經驗和思想智慧,并以世界經濟社會發展理論的成果與教訓為鑒,提出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使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更顯成熟,更加凸顯人文關懷。它充分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對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認識,是對發展理論的重要創新。本文通過回顧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的歷史演變過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科學發展觀提出的歷史與理論背景,更深入地認識科學發展觀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上所作出的重要理論創新。

一:平衡發展和趕超戰略

是新中國的主要締造者。新中國成立后,針對我國生產力水平落后且發展不平衡的情況,在如何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上,先后提出了平衡發展戰略和趕超戰略。

1.平衡發展戰略

今天，我們在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的同時，必須把科學發展觀作為當代中國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指導思想，作為21世紀中華民族實現可持續復興的思想綱領。

科學發展觀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思想

科學發展觀作為民族復興的戰略思想，本質上在于它從以人為本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層面，揭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意義和戰略價值。

1、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對民族復興的戰略意義。

發展觀是人們關于發展的本質、目的、內涵和要求的總的看法和根本觀點。有什么樣的發展觀，就會有什么樣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就會對發展實踐產生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重大影響。科學發展觀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科學回答了新世紀、新階段中國面臨的“為什么發展”、“為誰發展”、“靠誰發展”和“怎樣發展”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深刻揭示了當代中國社會現代化建設的發展道路、發展模式、發展戰略、發展目標和發展手段等，集中體現了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

從民族復興的戰略層面理解馬克思主義關于發展的世界觀與方法論，最根本的在于看它“發展”的核心和終極目的是什么？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不僅鮮明地亮出了發展的旗幟、綱領，而且體現并滲透于發展的戰略選擇、戰略部署以及發展的方式、體制與機制等具體的路徑和要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