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國貨幣政策具有弱效應

自1998年我國經濟出現通貨緊縮以來，中央銀行采取的一系列積極的旨在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從現實情況看，其貨幣政策操作力度是相當大的，然而卻與國內市場需求持續不旺、經濟增長緩慢的政策實施效果形成了較大的反差。這究竟是因為貨幣政策本身已經陷入了“流動性陷阱”，還是由于受客觀經濟新形勢的影響，貨幣政策有效發揮存在時滯？一時間，人們禁不住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質疑。

如果僅僅從近幾年貨幣政策的表現就斷言貨幣政策無效，似乎有失偏頗。因為從我國貨幣政策實踐來看，1984年以前，我國的金融政策一直都處于計劃經濟體制的控制下，因而談不上有真正意義上的貨幣政策；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確立為中央銀行后，其職能和地位得到日益鞏固和加強，貨幣政策也日漸成為其調控宏觀經濟的重要手段之一，加上金融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的核心地位越來越明顯，貨幣政策在經濟運行和發展中的作用也越來越重要。例如，1993-1996年，為治理因社會總需求過剩而引發的通貨膨脹，中央銀行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有效地抑制了通貨膨脹，同時保持了經濟的快速發展，因而成功地實現了經濟的“軟著陸”。可以說，這是我國中央銀行首次成功地運用貨幣政策來治理通貨膨脹，其效果是顯著的。1998年我國經濟出現嚴重的通貨緊縮，為擴大國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中央銀行又采取了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應該說，我國治理通貨緊縮的貨幣政策效果也是有的，但發揮得不夠，屬于弱效應（這似乎驗證了凱恩斯學派早已有過的解釋：貨幣政策的緊縮功能強而擴張功能弱）。為此，國內許多學者也從不同的角度對我國貨幣政策有效性做出了不同的解釋。

二、對我國貨幣政策弱效應的辯證分析

1998年以來的貨幣政策弱效應已是不爭的事實，其原因是復雜的，必須辯證地加以分析。首先，我國正處于向市場經濟的過渡時期，經濟制度和經濟結構都有著自己的特色，具有金融制度的二元結構、金融市場體系殘缺與滯后、政府對金融業過度管制等金融特征，因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評價標準去衡量我國貨幣政策效應（因為西方國家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分析是立足于發達資本主義經濟，市場體系完善、機制健全），而應更多地立足于發展中國家的國情，建立符合我國實際的分析框架。換言之，同樣的貨幣政策，在西方國家能夠帶動經濟的復蘇，而在我國卻可能無明顯效果，或短期有效、長期無效。其次，以物價穩定作為最終目標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各國貨幣當局采取的貨幣政策，我國也不例外。但物價應穩定在什么范圍之內，雖然國內學者做了大量的實證分析，然而至今還沒有一個合理的量化標準。換言之，目前理論界認為的貨幣政策弱效應是基于不同的監控指標體系之上得出的結論。再者，從理論上說，貨幣政策的意義就在于貨幣當局通過改變一定的經濟參數，達到影響實體經濟活動的目的。因此，中央銀行的獨立性、貨幣政策目標的選定和傳導機制的確定等內部制約因素以及經濟開放度、現行匯率制度、金融創新和資本市場現狀等外部影響因素，對貨幣政策有效發揮都有著制約性影響。具體分析如下：

1.內部因素的制約

一、構建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微觀基礎

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滿足了這種定語限制的經濟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相適應的或者說相容的，反之則反是。這幾個看似簡單的修飾語，可以作為判斷經濟主體是否市場化的標準。以此標準來衡量，目前我國各種經濟主體尚未實現市場化或者尚未完全實現市場化。換言之，目前我國經濟的微觀基礎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或者說是不完全相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手段，而宏觀調控手段與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計劃”手段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后者是—種對經濟的事前規制，因為它是計劃者對被計劃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發揮作用不需要市場作為媒介。而前者即宏觀調控是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從而導致經濟總量非均衡對政府提出的調控經濟的內在要求，以減少市場機制自動調節的時滯所產生的高昂成本。可見宏觀調控既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又是提高市場經濟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時，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須以市場行為人能夠對各種市場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為前提。這就是說，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性是基于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完善的微觀經濟基礎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就必須首先改善這種微觀基礎，具體包括：

1.從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和結構性調整。這需要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的退出機制，以全面收縮國有企業的經營戰線，使其盡可能地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讓位給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業。這既是非國有企業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國有企業自身和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巨額虧損不僅使中央和地方財政難以承受，也給銀行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為一個充斥著不可持續的信用擴張的經濟結構以及一個充斥著大量的不良債權的經濟體系都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一個很明顯的經驗事實是，在傳統國有企業經營體制下，由于預算的極度軟約束，為了追求控制權的擴大，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無效率的規模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它對貸款利率信號是極不敏感的。國有企業累積的風險可以轉嫁給銀行，銀行最終又轉嫁給國家。在這種微觀基礎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將無效。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提高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首要前提。而從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指對那些經戰略性重組后保留下來的有存續必要的國有企業，按照其行業性質和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別建立適合他們各自特點的企業制度和企業經營機制。但總的趨勢應該是，除極少數企業繼續保持國有獨資外，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要進行規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從而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或發展壯大，或退出消失。

2.保護非公產權。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不足，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民間投資不足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為銀行對非公企業貸款的歧視性政策，另一則為對非公產權保護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非公財產所有者特別是私人財產所有者的不確定因素多，保衛自己財產的交易成本過高。這種不確定使企業家無法形成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從而導致非公投資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資的長期行為。這樣，作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非公企業，就很難發展到其應有的規模、水平和實力。

3.進一步打破壟斷，向非公企業開放更多的領城。第一，減少對傳統國有壟斷部門的準入障礙，即向民間資本（非國有經濟）開放這些投資領域，這一方面為競爭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達到啟動民間投資需求，增強社會對未來經濟良好預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國有部門壟斷地位形成靠的是國家力量一樣，打破這種壟斷也必須依靠國家力量，對諸如電信、民航、電力、鐵路、教育、金融等傳統壟斷領域，科技進步及社會發展已為它們成為競爭性領域提供了可能性，國家不僅要允許而且應以優惠政策鼓勵新人者，同時對目前居于壟斯地位的企業賦予更多的逆補貼方式，以促使競爭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行利率市場化

【作者】江飛濤/陳偉剛/黃健柏/焦國華

1、引言

；；；1994—2002年間，相關部門為預防和治理鋼鐵工業的“重復建設”問題，1直對鋼鐵工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進行嚴格的行政規制。2003年，鋼材需求強勁，供需矛盾越來越突出，相關部門放松了對鋼鐵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的規制，鋼鐵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在這1年出現了爆發性的增長，增長率高達88.71％，引起各方的高度關注。2003年底相關部門認為鋼鐵工業存在盲目投資、重復建設問題，認為“在建項目生產能力大大超過了市場預期，必將導致生產能力過剩”①，并制定相應政策對鋼鐵工業固定資產投資進行嚴格規制以防止未來出現嚴重的“產能過剩”。②2005年底，相關部門認為我國鋼鐵產業“產能過剩問題突出”，2006年3月國務院頒布《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產能過剩行業結構調整通知》，6月國務院頒布《國務院辦公廳轉發發展改革委等部門關于加強固定資產投資調控從嚴控制新開工項目意見的通知》，進1步強化對鋼鐵工業固定資產投資的規制，以治理突出的“產能過剩”。③

；；；嚴格的投資規制政策，可以迅速制止轉軌體制扭曲下鋼鐵企業產能投資的過度膨脹，為維護宏觀經濟穩定和產業健康發展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也必須看到這種政策本身存在缺陷，并可能會導致1些不良的政策效應。1994年以來鋼鐵工業運行情況變化大致可以反映出1些問題：除2003年1月至11月期間，相關部門1直對鋼鐵工業固定資產投資進行嚴格控制，但在2003年末相關部門即認為鋼鐵工業產能投資過度，這種嚴格的投資控制似乎并不能很好地從根本上防治“重復建設”或“產能過剩”問題，反而使得鋼鐵工業固定資產投資在“不足”和“過度”之間劇烈波動，形成“1卡就死，1放就亂”循環。

；；；目前中國還在多個“產能過剩”和多個可能出現“產能過剩”行業實行投資規制政策，投資規制政策也1直是作為中國治理所謂“重復建設”、“過度競爭”的主要措施，因而對鋼鐵工業投資規制政策缺陷及其不良影響的系統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和實際意義。

；；；2、中國鋼鐵工業投資規制政策缺陷的理論探討

摘要：財政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杠杠之一近年來受到人們關注。由于傳統的經濟學教材對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理論的大范圍普及，客觀上形成了人們對財政政策“擠進效應”理論一定程度上的忽視。有鑒于此，本文對財政政策的這兩大效應理論作出了對比分析和論證，探討了二者不同的形成機理，指出當前我國應當創造有利條件發揮好財政政策“擠進效應”的功能，同時，應盡可能避免財政政策“擠出效應”給宏觀經濟造成的負面影響。

關鍵詞：擠出效應；擠進效應；財政政策

當前，財政政策日益成為世界各國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杠杠之一。由于現行經濟學教材對IS-LM模型理論的大規模普及，人們對財政政策的副作用“擠出效應”似乎有著較為充分的認識，而相比之下，財政政策影響經濟的正面效應———“擠進效應”則往往容易被忽視。因此，本文對財政政策的兩大效應理論的含義及其形成機理重新作出分析和甄別，并結合當前我國財政政策的實踐提出一些相應的對策和建議將是十分必要的。

一、財政政策擠進效應與擠出效應的含義

財政政策的擠進效應最早是由加拿大經濟學家邁克爾·帕金在其所著的《經濟學》一書中提出來的。帕金先生提出的擠進效應的概念為現代財政理論提供了一個觀察問題的新視角。

根據帕金的闡述，所謂擠進效應是指政府采用擴張性財政政策時，能夠誘導民間消費和投資的增加，從而帶動產出總量或就業總量增加的效應。比如，政府對公共事業增加投資會改善當地的投資環境，引起私人投資成本的下降，產生企業的外在經濟效應，因此，有可能誘導私人投資的增加，進而導致產出增加；再如，政府用財政資金為居民建立養老和醫療保障，可以形成人們對未來的良好預期，打消謹慎消費的念頭，從而引起儲蓄減少、消費和投資增加等一系列擴張性經濟行為。

一、引言

20世紀20年代以前，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擴張性貨幣政策與緊縮性貨幣政策在實施效果上是對稱的，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政府可以通過施行擴張性貨幣政策，有效刺激經濟增長，同樣，在經濟過度繁榮的時候，政府可以實施緊縮性貨幣政策有效防止通貨膨脹，抑制經濟過熱。然而，20世紀30年代末，人們開始懷疑擴張性貨幣政策的有效性，1929~1933年經濟大蕭條期間，為了刺激經濟復蘇，美聯儲實施一系列擴張性貨幣政策，如美國3個月的國債率從1929年的5%下降到1932年的1%以下，但收效甚微。據此，凱恩斯提出了流動性陷阱。他指出，美國實施的一系列擴張性貨幣政策使得其經濟系統陷入了流動性陷阱，導致貨幣政策失效。自此，經濟學家開始思考貨幣政策效果的非對稱性。近幾十年來，隨著經濟、金融危機的頻頻爆發，貨幣政策已經成為中央銀行實施宏觀調控、應對危機的重要工具。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宏觀調控傾向于采取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央行連續降低人民幣和外幣存款利率以后，貨幣供給和流動性已經出現了明顯的松動，4萬億元財政資金強力啟動內需，確實十分明顯地促進了經濟增長，然而卻也伴隨著30年來史上最高的通貨膨脹，面對持續走高的通脹問題，央行在2011年6月20日再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這已經是央行當年第6次，同時也是2010年以來的第12次上調準備金率。此后，央行在2011年基本上保持著準備金率“一月一調”的節奏。此外，2010年以來，央行已經5次加息，這樣大力度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是否能夠有效地遏制通貨膨脹的持續上漲，在我國經濟運行當中貨幣政策是否也具有一定程度的非對稱性，這是同宏觀經濟決策密切相關的重要問題，也是一個需要加以檢驗的實證問題。在此背景下，本文結合我國實際經濟條件，采用較新的“有向無環圖”技術識別SVAR，從“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兩方面實證研究我國貨幣政策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在方向上的非對稱性問題，從而為我國宏觀政策當局提供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的參考依據。最早對貨幣政策在效果方向上的非對稱性進行研究的是Cover（1992），隨后國內外很多學者進行效仿。該文通過1951:1～1987:4的季度數據，運用兩步OLS方法檢驗正負貨幣供給沖擊對產出影響的非對稱性。結果表明，無論在影響程度上還是在統計顯著性上，負向貨幣供給沖擊對產出的影響都要大于正向貨幣供給沖擊對產出的影響，從而證實了貨幣政策效應非對稱性的存在。隨后，國內外眾多學者對貨幣政策在效果方向上的非對稱性問題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但綜合這些文獻來看，對不同方向貨幣政策的識別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構建貨幣供給方程，由殘差項識別，如Cover（1992）、ShahidMalik（2013）、黃先開和鄧述慧（2000）、陸軍、舒元（2002）、馮春平（2002）、張暾等（2013）等人的研究；第二種是通過HP濾波等時間趨勢分析法對貨幣政策工具變量直接進行分析，如劉金全（2002）、邱宜欣、劉召虹（2012）、胡臻（2013）等人的研究。本文考慮到貨幣供給方程的構建并沒有統一的理論依據，現有文獻構建的貨幣供給方程也各有不同，因此本文采用第二種方法，即通過時間趨勢分析分解出不同方向的貨幣政策進行分析。同時，現有文獻大多只是對產出或價格方程進行OLS回歸，考察不同方向貨幣政策的系數，或者采用VAR從單一貨幣政策傳導渠道考察貨幣政策在方向上的非對稱性，研究方法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本文采用較新發展的“有向無環圖技術（DAG）”識別SVAR模型的擾動項結構，采用脈沖響應分析和預測誤差分解的方法，從“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兩個層面實證檢驗我國貨幣政策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在方向上的非對稱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傳統VAR及SVAR模型中格蘭杰因果檢驗不能刻畫變量間同期因果關系以及傳統choleskey分解方法受變量主觀排序影響的局限，提高了本文研究結論的可信性。本文余下部分的結構安排為：第二部分是實證模型及方法；第三部分是變量選擇以及數據說明；第四部分是實證結果及分析；第五部分是本文的結論。

二、實證模型及方法

1.有向無環圖（DAG）有向無環圖主要通過計算一系列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矩陣來分析判斷這些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尤其是同期因果關系，圖中的方向代表因果，但不存在閉合回路，因此名叫有向無環圖（DirectedAcyclicGraphs）。與傳統的granger因果檢驗不同，有向無環圖可以檢驗變量之間的同期相關性，從而避免傳統方法在SVAR的識別問題中受到變量次序影響較大的問題。下面具體介紹有向無環圖是如何體現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的。對于變量X，Y和Z，如果Y和Z的無條件相關系數不為零，但在給定X的條件相關系數為零，我們則可以說X既是Y也是Z的原因，記作Y←X→Z；反之，如果X和Z的無條件相關系數為零，但在給定Y下的條件相關系數不為零，則稱X和Z都是Y的原因，記作：X→Y←Z。有向無環圖由點和連結它們的有向邊組成，反映變量之間的同期因果關系。具體來說，若變量X和Y的連結方式是X→Y，表明X和Y存在同期因果關系，且X是引起Y變化的原因；若X和Y的連結方式是X-Y，表明X和Y存在同期因果關系，但它們誰是因誰是果還不明確；若X和Y的連結方式是XY，表明X和Y是相互獨立的，不存在同期因果關系。Spirtesetal（1993）、PeterSpirtes（2005）對DAG的畫法提出和完善了PC算法。該算法的具體做法是，首先從“完全無向圖”出發，各個變量（頂點）之間均存在連線（邊），當某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或條件相關系數在某一給定顯著性水平下為0時，則移去這兩個變量之間的連線。該算法首先計算變量的相關系數（可理解成0階條件相關系數），移去相關系數為0的變量之間的連線，緊接著計算變量的1階條件相關系數，移去1階條件相關系數為0的變量之間的連線，這樣推進下去，直到分析完變量的N-2階條件相關系數（N為變量的個數）。本文采用Fisher'sZ統計量來推斷某兩個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是否顯著異于0。z(籽(i，j|k)n)=12(n-k-3)1/2×ln(1+(籽i，j|k))×1-(籽，i，j|k)-1→→其中n為用來估計相關系數的觀測值個數，籽(i，j|k)是序列i和序列j在給定序列k的總體條件相關系數，k是k中變量個數，即計算條件相關系數的階數。若i、j、k均服從正態分布，則z(籽(i，j|k)n)-z(r(i，j|k)n)也服從正態分布，其中r(i，j|k)為樣本條件相關系數。在完成上述步驟后，我們需要為保留下來的連線畫出方向，即確定保留連線的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方向。主要借助“相鄰（adjacent）”和“隔離集(sepset)”兩個概念。兩個變量之間存在連線，我們稱該兩個變量是相鄰的，否則則稱該兩個變量是不相鄰的；隔離集是指使得某兩個變量之間的連線被移去的條件變量，即使得某兩個變量的條件相關系數為0的條件變量，例如，若籽(i，j|k)為0，則稱k為i，j的隔離集。這樣一來，我們可以很方便的給出有向無環圖的方向。例如，若X和Y相鄰，Y和Z相鄰，但X和Z不相鄰，即X-Y-Z，如果Y不在X和Z的隔離集里，則我們可以確定這3個變量的有向無環圖為X→Y←Z。2.SVAR模型縮減型VAR只能描述各個內生變量的動態形成過程，注重內生變量的“跨期”相關性，而沒有考慮內生變量的同期相關性，而SVAR則可以根據相關理論設定變量之間的因果關系。SVAR（P）模型定義如下：Ayt=pi=1移A*iyt-i+Bεt其中，yt為一個K維向量，結構性擾動項被假定為白噪聲過程，P為滯后階數，上式左乘A-1后可以得到縮減型VAR模型，如下所示：yt=籽i=1移A-1A*iyt-i+A-1Bεtyt=籽i=1移Aiyt-i+滋t可見，通過對A、B矩陣施加約束，可以識別出SVAR模型的擾動項沖擊，而由對A、B矩陣施加約束類型的不同，SVAR模型可以分為如下三種情況（詳細請參閱Pfaff(2006)）：（1）B被設定為單位陣,這種情況下，最少需要施加約束條件個數為K(K-1)/2。（2）A被設定為單位陣，這種情況下，最少需要施加約束條件個數也為K(K-1)/2。（3）AB矩陣均被施加約束，這種情況下，最少需要施加的約束條件個數為K2+K(K-1)/2本文采用第（1）種方式，結合DAG分析對SVAR模型施加約束。A矩陣的非對角元素反映了變量之間的同期相關關系即因果關系。克服了傳統的Cholesky分解識別SVAR中主觀設定變量次序所帶來的偏誤，更準確地反映了數據的真實生成過程。

三、變量與數據

1.變量選擇《中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了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保持物價穩定和國際收支平衡”。結合我國現實國情，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我國經濟增長放緩，通貨膨脹高漲，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筆者認為應當將經濟增長和物價穩定作為我國貨幣政策的兩個最主要的最終目標。因此，本文選取產出GDP和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作為衡量和評價我國貨幣政策效果的指標。考慮到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主要是“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本文選取廣義貨幣供給量M2和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L作為貨幣政策工具變量，由于GDP數據只有季度數據，本文選取工業企業增加值Y作為產出水平的替代變量。2.數據來源及處理本文所采用的數據除工業增加值Y①來自wind數據庫外，其他數據全部來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其中CPI經筆者自己換算成定基比數據，選取1998年12月作為基期，全部數據的時間范圍是1999年1月至2013年5月。為了消除季節性因素，本文對所有的變量采用X-12的方法進行了季節性調整，為了降低數據的異方差性，本文對各變量進行了自然對數化處理，處理后的變量名都在原來的基礎上加上前綴“L”。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文采用Hodrick-Precott濾波法對不同方向上的貨幣政策進行識別，對于某一特定的經濟時間序列{St}，包含趨勢成分和波動成分。可以采用HP濾波將其波動成分和趨勢分離出來，具體做法如下：minTt=1移(St-STt)2+姿Tt=1移[(STt+1-STt)-(STt-STt-1)]2移移其中STt為趨勢項，姿取值一般由序列的時間頻率決定，本文采用月度數據，姿取14400。本文采用HP濾波對LM2和LL進行分析，識別出貨幣政策的方向。具體波動成分結果如圖1所示。由此可以定義出貨幣政策的不同方向如下：μm+＝max（CLM，0）μ-m=min（CLM，0），μL+＝max（CLM，0）μ-L=min（CLM，0）其中，μ+m代表擴張性貨幣供給政策，μ-m代表緊縮性貨幣供給政策；μ+L代表擴張性信貸政策，μ-L代表緊縮性信貸政策。

我國實施擴張性的積極財政政策以來，不斷有研究者提出，這一宏觀政策會對民間投資產生擠出效應。國外也有人士表示擔心，中國近年大規模發行國債，增加政府投資、擴大支出，是否會產生擠出效應。

所謂“擠出效應”，是指由于政府通過向企業、居民和商業銀行借款來實行擴張性政策，而引起利率上升，或引起對有限信貸資金的競爭，導致民間部門投資減少。它將使政府擴張性財政支出的效應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被抵消。

擠出效應并不是在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調節時必然要發生的。具體到中國近四年來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實踐來看，依據對經濟運行各項指標的分析，在我國出現擠出效應的觀點尚得不到有力的證據支持。這可以從增發國債對以下三個方面的影響來考察：

第一，增發國債對利率的影響。我國自1996年5月以來，名義利率多次下調，但實際利率是上升的，這并不是財政擴張帶來的結果。由于中國尚未實行名義利率的市場化，積極財政政策不會影響名義利率的升降。實際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為物價水平下降，而中央銀行出于種種考慮沒有及時隨物價變動調整名義利率所致，進一步看，價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財政擴張的結果，相反，積極財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價水平的下降。

第二，增發國債對借貸資金量的影響。增發國債沒有與民間競爭有限的資金。幾年來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率超過70%，存在較大的存貸差額。商業銀行近年的資金過剩主要是風險意識增強、企業投資收益較低、預期不好及產業政策調整的緣故，而且這種過剩是在滿足了政府借款需求之后的過剩。

從實際經濟運行看，民間投資主要受到民間資本的邊際產出或利潤率和公共投資影響，民間資本邊際產出上升會引起民間投資規模的增加。如果公共資本投向競爭領域，即與民間資本的生產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資就很可能擠出民間投資。積極財政政策的投資領域主要是生態環境保護、高速公路、鐵路、供水和機場、糧庫、農村電網等基礎設施，屬于社會公共支出領域，對民間投資不會形成擠出效應。相反，基礎設施建設還可以改善民間投資的外部環境，提高民間資本的邊際生產力，推動民間投資。

一、構建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微觀基礎

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滿足了這種定語限制的經濟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相適應的或者說相容的，反之則反是。這幾個看似簡單的修飾語，可以作為判斷經濟主體是否市場化的標準。以此標準來衡量，目前我國各種經濟主體尚未實現市場化或者尚未完全實現市場化。換言之，目前我國經濟的微觀基礎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或者說是不完全相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手段，而宏觀調控手段與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計劃”手段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后者是—種對經濟的事前規制，因為它是計劃者對被計劃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發揮作用不需要市場作為媒介。而前者即宏觀調控是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從而導致經濟總量非均衡對政府提出的調控經濟的內在要求，以減少市場機制自動調節的時滯所產生的高昂成本。可見宏觀調控既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又是提高市場經濟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時，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須以市場行為人能夠對各種市場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為前提。這就是說，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性是基于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完善的微觀經濟基礎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就必須首先改善這種微觀基礎，具體包括：

1.從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和結構性調整。這需要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的退出機制，以全面收縮國有企業的經營戰線，使其盡可能地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讓位給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業。這既是非國有企業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國有企業自身和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巨額虧損不僅使中央和地方財政難以承受，也給銀行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為一個充斥著不可持續的信用擴張的經濟結構以及一個充斥著大量的不良債權的經濟體系都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一個很明顯的經驗事實是，在傳統國有企業經營體制下，由于預算的極度軟約束，為了追求控制權的擴大，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無效率的規模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它對貸款利率信號是極不敏感的。國有企業累積的風險可以轉嫁給銀行，銀行最終又轉嫁給國家。在這種微觀基礎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將無效。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提高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首要前提。而從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指對那些經戰略性重組后保留下來的有存續必要的國有企業，按照其行業性質和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別建立適合他們各自特點的企業制度和企業經營機制。但總的趨勢應該是，除極少數企業繼續保持國有獨資外，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要進行規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從而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或發展壯大，或退出消失。

2.保護非公產權。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不足，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民間投資不足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為銀行對非公企業貸款的歧視性政策，另一則為對非公產權保護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非公財產所有者特別是私人財產所有者的不確定因素多，保衛自己財產的交易成本過高。這種不確定使企業家無法形成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從而導致非公投資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資的長期行為。這樣，作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非公企業，就很難發展到其應有的規模、水平和實力。

3.進一步打破壟斷，向非公企業開放更多的領城。第一，減少對傳統國有壟斷部門的準入障礙，即向民間資本（非國有經濟）開放這些投資領域，這一方面為競爭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達到啟動民間投資需求，增強社會對未來經濟良好預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國有部門壟斷地位形成靠的是國家力量一樣，打破這種壟斷也必須依靠國家力量，對諸如電信、民航、電力、鐵路、教育、金融等傳統壟斷領域，科技進步及社會發展已為它們成為競爭性領域提供了可能性，國家不僅要允許而且應以優惠政策鼓勵新人者，同時對目前居于壟斯地位的企業賦予更多的逆補貼方式，以促使競爭格局的早日形成。

二、完善金融市場。逐步實行利率市場化

1鄰避效應對公共政策制定與執行的影響

1.1政策偏向于損害老實人的利益

鄰避效應一般發生在城市內部之中，與城市居民息息相關。沒有人希望鄰避設施建在自己家門附近，雖然它會為大部分人們帶來很多的正外部性，但對設施所在地的居民會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具有犧牲某個地方的利益，以換取大眾方便的特點，往往會導致地方民眾的排斥。垃圾處理是每個城市都不可逃避的責任，諸如垃圾場這類服務廣大地區的民眾，可以有效緩解城市的垃圾問題，但同時垃圾焚燒廠的建設將會帶來一系列問題，比如臭氣、蚊蠅、滲濾液污染等等負外部性。這些負外部性問題給附近居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不便，甚至會對居民的健康與生命財產造成威脅，以至于民眾都希望不要設施建設在自己的住所附近。更有已建好的鄰避設施帶來的不良影響，導致民眾產生不良的刻板印象，凡鄰避設施的建設都會帶來一定的污染。比如由廣州市政府全資投入的李坑垃圾焚燒發電廠是當地的“環保樣本工程”，然而生活在附近的村民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感受，所以李坑的村民從來沒有停止投訴垃圾焚燒發電廠對村民生活環境、空氣的污染造成的影響。面對這樣的鄰避效應，政府為了將既定的政策執行下去，堅持鄰避設施所發揮的正外部性，同時又要應付當地人們的強烈反對，往往權衡利益后，容易作出讓步。既然在東邊無法實施方案，那就把方案移植到西邊，再不行就轉到南邊或者北邊，反正方案是不能放棄的，所以只能選擇成本最小化處理，將設施移到反對聲最少的地方。所以最終很容易演變為哪里的反對聲音最小，就會在誰家落地生根。而往往反對聲較少的地方一般都是發展相對落后，公民維權意識的不高，最終只是虧了老實人，讓老實人承擔鄰避設施帶來的負面影響。

1.2導致政策擱置或無法執行

出發點再好的政策，沒有大眾的支持，都難以實現其真正的效果。因此政策執行在整個政策實施過程中起著十分關鍵的作用。一旦離開了執行，就成了空中樓閣；離開了貫徹執行，也就失去了意義。政策實施的結果總會造成一些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損。而公共政策遭到鄰避效應的影響，即遭到附近居民的反對呼聲，居民為了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當自身利益受到損害或不公平對待的時候，會通過一定的渠道、采取一定的方式進行抗爭，“只要不建在我的后院就行”、“憑什么由我們來承擔應該整個社會承擔的后果”等等激烈的情緒籠罩著選址點的周圍。此時普通民眾團結起來，共同反抗鄰避設施的建設。這些表面看似是缺乏社會責任感的人們發出的狹隘觀點，但只要我們設身處地地站在當地人的角度上考慮，就不能僅僅用自私二字可以涵蓋他們的行為了。在落實政府政策、建設鄰避設施過程中，周邊的居民很容易產生強烈的受害意識，從而產生反抗運動，導致政府與公眾的關系不斷惡化。所以這種情況下，多數政府是不敢貿然繼續堅定執行原定的方案，不能與公眾的意愿公然違背，否則將會演變成更激烈的反抗運動，帶來嚴重的社會后果。最終導致政府多數選擇擱置原定的方案，以平緩大眾的激烈反抗情緒，從而致使所定的方案無法實施。比如廣州番禺垃圾焚燒項目啟動后，發出通告決定在番禹區大石街建立一座焚燒發電廠。這個決定遭到附近樓盤居民集體的強烈反對，迫于壓力輿論之下，最后決定停建。

1.3延誤政策進度，加大政策成本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宏觀調控的兩大政策支柱，相應地，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效應是決定宏觀調控成效最為重要的兩個方面，事關國民經濟能否保持平穩運行和實現長期增長，因而在一個國家的政策體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997年以來，我國有許多學者對旨要克服通貨緊縮的財政貨幣政策效應問題進行了研究。本文試從對策論的角度探討提高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途徑或措施問題。

一、構建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微觀基礎

在市場經濟中，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費者和追求收益最大化（或風險最小化）的投資者構成了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滿足了這種定語限制的經濟主體是與市場經濟運行的內在要求相適應的或者說相容的，反之則反是。這幾個看似簡單的修飾語，可以作為判斷經濟主體是否市場化的標準。以此標準來衡量，目前我國各種經濟主體尚未實現市場化或者尚未完全實現市場化。換言之，目前我國經濟的微觀基礎與市場經濟是不相容的或者說是不完全相容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宏觀調控手段，而宏觀調控手段與傳統計劃經濟條件下的“經濟計劃”手段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后者是—種對經濟的事前規制，因為它是計劃者對被計劃者的直接控制，所以它發揮作用不需要市場作為媒介。而前者即宏觀調控是市場機制充分發揮作用從而導致經濟總量非均衡對政府提出的調控經濟的內在要求，以減少市場機制自動調節的時滯所產生的高昂成本。可見宏觀調控既是市場機制作用的結果又是提高市場經濟效率的必然要求。同時，宏觀調控政策的有效性又必須以市場行為人能夠對各種市場信號作出靈敏的反應為前提。這就是說，財政貨幣政策有效性是基于與市場經濟相容的、完善的微觀經濟基礎之上的。那么，要提高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效應，就必須首先改善這種微觀基礎，具體包括：

1.從宏觀層次和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對國有企業進行戰略性重組和結構性調整。這需要進一步完善國有企業的退出機制，以全面收縮國有企業的經營戰線，使其盡可能地從一般競爭性領域退出，讓位給比它具有更高效率的其他所有制企業。這既是非國有企業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國有企業自身和整個經濟發展的需要。事實上，國有企業的巨額虧損不僅使中央和地方財政難以承受，也給銀行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為一個充斥著不可持續的信用擴張的經濟結構以及一個充斥著大量的不良債權的經濟體系都是不可能持續下去的。一個很明顯的經驗事實是，在傳統國有企業經營體制下，由于預算的極度軟約束，為了追求控制權的擴大，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無效率的規模擴張，在這種情況下它對貸款利率信號是極不敏感的。國有企業累積的風險可以轉嫁給銀行，銀行最終又轉嫁給國家。在這種微觀基礎上，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由于缺乏效率）都將無效。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宏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提高財政貨幣政策效應的首要前提。而從微觀層次改革國有企業是指對那些經戰略性重組后保留下來的有存續必要的國有企業，按照其行業性質和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程度等方面的不同。分別建立適合他們各自特點的企業制度和企業經營機制。但總的趨勢應該是，除極少數企業繼續保持國有獨資外，對絕大多數國有企業都要進行規范的股份制改造，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全面的制度創新，建立起與市場經濟體制相容的微觀運行機制，從而強化它作為市場主體的性質和功能，參與市場的公平競爭，或發展壯大，或退出消失。

2.保護非公產權。財政投資對民間投資的帶動不足，是擴張性財政政策效應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而民間投資不足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其一為銀行對非公企業貸款的歧視性政策，另一則為對非公產權保護的法律框架不健全。在這種情況下，非公財產所有者特別是私人財產所有者的不確定因素多，保衛自己財產的交易成本過高。這種不確定使企業家無法形成對未來的穩定預期，從而導致非公投資者缺乏全力以赴投資的長期行為。這樣，作為市場經濟微觀基礎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各種非公企業，就很難發展到其應有的規模、水平和實力。

3.進一步打破壟斷，向非公企業開放更多的領城。第一，減少對傳統國有壟斷部門的準入障礙，即向民間資本（非國有經濟）開放這些投資領域，這一方面為競爭格局形成提供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達到啟動民間投資需求，增強社會對未來經濟良好預期之目的。第二，正如國有部門壟斷地位形成靠的是國家力量一樣，打破這種壟斷也必須依靠國家力量，對諸如電信、民航、電力、鐵路、教育、金融等傳統壟斷領域，科技進步及社會發展已為它們成為競爭性領域提供了可能性，國家不僅要允許而且應以優惠政策鼓勵新人者，同時對目前居于壟斯地位的企業賦予更多的逆補貼方式，以促使競爭格局的早日形成。

一、積極財政政策已經取得明顯成效，但效應在快速遞減

自去年8月中央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已經取得明顯成效。1998年GDP增長三、四季度分別達7．6％和9％，全年達7．8％。今年一季度經濟運行基本正常：（1）一季度GDP增長8．3％，雖低于去年第四季度，但比去年同期高出1．1個百分點，工業增加值增長10．1％，比去年同期高出1．9個百分點。（2）今年固定資產投資開局良好，投資結構調整取得積極成果，從各類產業投資增長來看，一季度一、三產業投資大幅增長，第二產業投資增長趨緩，一、三產業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分別由原來的2．2％、55．8％上升為4％、61％，而第二產業投資的比重由42％下降為35％，變化趨勢符合當前產業政策走向；政府投資明顯擴大，投資渠道趨于多元化，一季度全國固定資產投資比去年同期增長17．3％，其中預算內投資增長67．8％，國內貸款增長38％，債券籌資增長8倍，自籌資金增長12．1％，只是利用外資同比下降近30％。（3）一季度市場銷售穩定增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7．4％，扣除物價因素，實際增長10．6％。（4）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一季度財政收入大幅度增長，同比增長26．1％。這種增長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國內增值稅和消費稅同比增長21．1％，占收入增長的35％；二是來自加強征管，大力防欠清欠，稅款查補收入同比增長38．5％，占收入增長的12％；三是來自嚴厲打擊走私活動，保證了海關進口稅收的大幅度增長，其中關稅同比增長144．4％，海關代征增值稅和消費稅同比增長107．1％，海關稅收增長占全部收入增長的40％。（5）金融運行基本平穩，人民幣匯率繼續穩定，居民收入繼續增長。

多項指標表明，積極財政政策實施僅半年，其效應從3月份開始出現遞減跡象：（1）GDP一季度增長8．3％，二季度增長7．1％，增幅比一季度下降1．2個百分點，整個上半年增長7．6％，工業增加值上半年增長9．4％；（2）4月份固定資產投資增長速度比一季度回落了4．6個百分點，5月份國有及其它類型固定資產投資增幅比一季度回落5．1個百分點；（3）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月份同比增長5．7％，比一季度回落1．7個百分點，5月份同比增長5．3％，比4月份又放慢0．4個百分點，同時居民儲蓄在前3個月增加4446億元的基礎上，4月份又增加554億元，5月份又增加857億元，1－5月新增5857億元，比去年同期多增1986億元，截至5月末居民儲蓄余額已達59226億元；（4）市場價格繼續走低，4月份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下降2．2％，商品零售價格同比下降3．5％，降幅進一步加大，5月份兩種價格同比降幅與4月份持平，但居民消費價格已14個月連續下降，商品零售價格已20個月連續下降；（5）各層次貨幣供給量增幅回落，5月末M0同比增長9．06％，比一季度、4月末分別回落2．14和1．29個百分點，M1同比增長13．27％，增幅分別回落1．63和0．8個百分點，M2同比增長17．17％，增幅分別回落0．63和0．7個百分點；（6）進口逐月加快，出口繼續下降，4月份同比下降7．3％，降幅比3月份擴大3．7個百分點，整個上半年下降了4．6％。總之，經濟增長呈下滑趨勢，工業增長明顯減緩，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幅下降，出口額同比仍是負增長，固定資產投資由強轉弱，供大于求狀況加劇，物價繼續走低，也就是說存在明顯的緊縮力量，亟需增強擴大內需力度。

積極財政政策的刺激效應隨時間的推移而遞減是必然的。值得重視的是，去年發行1000億元國債是逐步投入的，今年仍在繼續，而且今年預算又加大投入250億元，為什么它的效應會遞減這么快？這是需要認真研究的一個問題。

二、積極財政政策是否可以繼續實施

積極財政政策是否可以繼續實行下去，涉及對積極財政政策內涵的認識問題。據我理解，積極財政政策不是一個規范的學術詞匯，它是針對自改革開放以來財政政策的職能作用趨弱的狀況而提出的，它的內涵應是全面啟動各種財政手段，并通過各種財政手段的相互配合，充分發揮財政在市場經濟下應有的職能，即合理配置資源、調節收入分配以及穩定和發展經濟的職能。這樣全面理解的財政政策和市場經濟非但不是矛盾的，而且是市場經濟所必需的，是國家對市場運行實施宏觀調控的必要手段。因而不能把積極財政政策理解為單一的擴張性政策，也不能理解為只是使用發行國債這一單一的財政手段。采取大幅度增發國債的辦法，只能是在特定情況下的特殊措施，當然不能是長期的財政政策，而從長遠來看則應是以增收節支為主、以發行國債為輔、靈活運用多種財政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