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屆六中全會，是我國改革發展進入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重要的會議。全會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出了新的要求，對于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而團結奮斗，具有重大意義，組織部門作為黨委的重要職能部門，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擔負著重要責任。面對新的更高的目標要求，我們一定要從戰略和全局的高度認識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結合實際，找準工作結合點和著力點，力求突破，推動組織工作上新水平。

一、力求科學發展，切實加強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關鍵在于領導干部，重點在提高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領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本領，提高構建和諧社會的領導能力。

第一，要不斷強化對各級領導干部的培訓力度。以《干部教育條例》為準繩，以能力建設為重點，以“大規模培訓干部、大幅度提高干部素質”為目標，構建教育培訓工作體系，改進培訓方式方法，建立健全教育培訓制度。要由市委組織部牽頭，聯合人事局、市委黨校等教育培訓重點職能部門，建立干部教育培訓工作領導小組，對全市干部教育培訓工作進行整體規劃和宏觀指導。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明確各職能單位職責分工，系統、有序地抓好年度干部培訓方向調研、培訓計劃制定、師資力量落實等工作，并由組織部門牽頭抓好落實。要大力加強黨校、行政院校、高等院校等培訓基地建設，針對干部的知識需求和職位差異努力改進培訓方式方法，不斷探索建立教學質量評估、學員培訓效果評估、培訓項目管理等制度，增強培訓的針對性和有效性。

第二、要努力建設干事創業的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要緊緊圍繞發展選干部，配班子。把能否干事創業、推進發展作為選干部、配班子的重要標準，誰能勝任工作、促進發展、得到群眾公認就重用誰。在優化干部隊伍結構素質方面，針對各級班子結構仍不合理，結構性和功能性矛盾突出的問題，要根據不同層次、不同職能及領導班子的特點，經過科學調配和優化組合，實現知識結構配套、專業結構互補、年齡結構合理、氣質機構相融、“三方面干部”有優化配置的目標。在深化干部制度改革方面，要出臺干部初始提名辦法、符合實際的干部任用提拔規則，進一步擴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規范全市干部提拔任用工作。要建立干部能上能下的配套措施，強化干部激勵約束機制，進一步明確適合基層干部交流的干部任期制。針對全市干部考核內容操作性不強、激勵作用不明顯的現狀，根據《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圖們市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考察辦法》等規定，科學制定全市科局級領導班子及領導干部績效考核獎懲暫行辦法，完善考核內容、考核標準、考核程序、考核方法及考核結果，學會用辯證的、全面地、歷史的觀點看待干部的政績，堅持定性與定量相統一，為客觀、公正、準確地考核和評價干部提供依據。在干部監督工作上，要進一步完善聯席會議制度，明確各部門的監督職能。建立每季度與紀檢（監察）、法院、檢察院、公安、審計、信訪局等執法執紀部門聯系一次、每半年召開一次聯席會議的工作制度，共同研究解決干部監督工作中遇到的熱點難點問題，研究處理干部監督工作中的典型案例。努力拓寬監督渠道，確保信息資源共享，從而增強干部監督工作的實效，推動干部監督工作的有效運作和健康發展，確保干部想干事、會干事、干成事、不出事。

二、突出和諧建設，全面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

今年以來，市通過抓好兩委干部、黨員隊伍、后備力量和退職干部四支隊伍建設，不斷提升村級黨組織戰斗力，為新農村建設提供了有力組織保障和人才支撐。

一是抓兩委干部建設，提高整體素質。堅持“窮村選富人、富村選能人、弱村選強人、亂村選硬人”的思路，選出一批政治過硬、素質較高、能力較強、群眾信得過的村干部。強化教育培訓，每年組織730名農村兩委主干進行專題培訓，有效提升了村干部素質。加強考核管理，根據各村實際，設定工作目標，明確工作標準、時限、責任，推行目標考核制，進一步調動了村干部的工作積極性。

二是抓黨員隊伍建設，激發生機活力。按照“堅持標準、保證質量、改善結構”的要求，狠抓農村黨員隊伍建設，積極在種養大戶、致富能手、外出務工人員、大學生村干部中培養入黨積極分子，改善農村黨員隊伍的年齡結構和知識結構，不斷激發基層黨組織的生機與活力。

三是抓后備力量建設，打造人才梯隊。以培養一支留得住、用得上的后備力量為目標，重點把黨員骨干、退伍軍人、回鄉大學生、大學生村干部和創業優秀青年作為培養對象，通過做好后備人才的擇優選拔教育管理，為強化基層組織建設打造梯次化人才隊伍。

四是抓退職干部建設，促進發揮余熱。充分發揮農村退職干部黨性強、工作經驗豐富的優點，積極組織和引導他們在村務管理、宣傳教育和糾紛調解中發揮作用，與年輕黨員干部結對幫學，為加強和改進基層組織建設建言獻策、貢獻力量。

同志們：

“七一”前夕，朱快樂同志被中央組織部授予“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光榮稱號。這既是對朱快樂同志個人的高度肯定，也是對全市廣大黨員和黨務工作者的鼓舞，既是朱快樂同志個人的光榮，也是全市廣大黨員和黨務工作者的喜事。在此，我代表市委，向朱快樂同志表示熱烈的祝賀和崇高的敬意！今天到建華來，一是受上級黨組織的委托，為朱快樂同志頒發“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證書和獎章；二是和大家一起探討新農村建設形勢下農村基層黨的建設問題。

朱快樂同志擔任村黨總支書記以來，十幾年如一日，以發展經濟、富裕百姓為己任，懷著對群眾的真摯感情和無私情懷，帶領干部群眾艱苦創業、開拓進取，把一個蘆葦灘上的經濟薄弱村發展成為全市聞名的“小康建設示范村”。他的事跡，蘊偉大于平凡之中，是近幾年全市農村基層涌現出來的優秀共產黨員的楷模，是全市1200多名村黨組織書記的杰出代表。在先進性教育活動中，朱快樂同志被確定為全省重大典型到各地巡回演講，市委專門作出決定，號召全市黨員干部向朱快樂同志學習。朱快樂同志的事跡感染了無數黨員和干部群眾，已經成為我市“三個文明”建設的一面鮮紅旗幟。

當前，全市上下正在深入學書記“七一”講話精神，奮力推進“全面達小康，建設新**”目標，以嶄新的業績迎接市第五次黨代表大會勝利召開。“全面達小康，建設新**”，重點在農村、難點在農村。以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從事關中國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高度，作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決策部署。這是黨中央用創新的思路解決“三農”問題的重大戰略舉措。最近，省委作出了“以工業化致富農民，以城市化帶動農村，以產業化提升農業”的總體部署，為江蘇的新農村建設指明了方向。新農村建設任務的實現，關鍵在于加強和改進黨的基層組織建設，關鍵要有一個堅強的領導班子和好的帶頭人。建華的經驗，很好地驗證了這個道理。在新農村建設新的征程中，我們特別需要一大批朱快樂式的好支書、好黨員，特別需要一大批像建華村一樣的好支部、好班子，用越來越多的先進典型，鼓舞我們的黨員，凝聚我們的群眾，推進我們的事業！我們要以快樂同志獲得“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為新的動力，組織廣大農村黨員、干部，繼續深入學習朱快樂，爭做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帶頭人。

下面，我根據中央和省、市委有關精神，就如何深入學習朱快樂，做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帶頭人，如何圍繞新農村建設，加強和改進農村基層黨的建設，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和共產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講幾點意見：

第一，進一步找準農村基層黨建工作的目標定位，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在新農村建設中的領導核心作用。農村基層黨組織，是我們黨聯系群眾、動員和組織群眾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是我們黨在農村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是農村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總書記指出，“黨的領導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根本保證”。過去，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改革開放時期，我們黨的基層組織都發揮了極其重要的領導核心作用。今天，在新農村建設的宏偉大業中，我們黨的基層組織同樣要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這些年，我市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總體是好的，涌現了很多像朱快樂、像建華村一樣的好典型，但也必須看到，部分地區和少數地方仍然存在“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隨著新農村建設步伐的推進，農村的經濟結構、社會意識形態、生產生活方式都將發生進一步的轉變，對我們黨在農村基層的領導方式、執政方式、作用發揮、功能轉變等等，都將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我們要以新農村建設為契機，進一步調整基層黨組織的功能定位，改進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方式，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為新農村建設中“統攬全局”的堅強領導核心。下半年，市委組織部將開展“新農村新黨建”專題調研，還將在調研的基礎上，召開現場研討推進會。各地要上下聯動，大膽探索、加強研究，超前做好調研、思考，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提供強大的組織保障。

2012年是紀念建黨91周年，也是實施“十二五”規劃的第二年。今年市開發辦黨建工作的總體要求是：以深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深入貫徹黨的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和省委十二屆十四次次全會精神及市委四屆十一次全委（擴大）會精神，緊緊抓住《中國共產黨黨和國家機關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及《省貫徹<中國共產黨黨和國家機關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條例》及《實施辦法》）頒布實施這個機遇，牢牢把握“服務三農、加強隊伍建設”這個核心任務，加快“農業轉型升級”，深入開展“創先爭優”活動和“發展提升年”活動，全面推進本辦黨建工作，為我市農業綜合開發“十二五”科學發展提供堅強的思想、組織和紀律保障。

一、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為“十二五”時期開好局、起好步凝聚智慧和力量。

一要抓好五中全會精神的深入學習。以中心組為“龍頭”、領導干部為重點，采取有效措施，把學習貫徹五中全會精神引向深入，引導黨員干部深刻理解“十一五”時期我市經濟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就和重要經驗，深刻理解“十二五”時期我市經濟社會發展的主題主線、目標任務和重大舉措，增強貫徹落實的自覺性和堅定性。

二要集中開展形勢政策宣傳教育。緊緊圍繞五中全會精神，結合學習貫徹全國“兩會”精神和中央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舉辦系列報告會，大力開展形勢政策宣傳教育，幫助黨員干部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央對國際國內形勢的科學判斷、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決策部署上來，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為“十二五”時期開好局、起好步貢獻智慧和力量。

二、以提高機關黨員干部的理論素養和綜合素質為重點，推進本辦學習型黨組織建設。

深入學習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把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屆四中、五中全會和省委十二屆十四次次全會精神及市委四屆十一次全委（擴大）會精神作為今年我辦黨員隊伍建設的重中之重。

政風來自政治環境，有什么樣的政治環境就有什么樣的政風。匡正政風，就得先從整治政治環境開始。樹立正確的政治意識，解決信仰缺乏的問題。針對部分黨員干部既沒有黨員意識，又沒有公仆意識；既不相信黨的宗旨，也不相信黨的政策；既不信任組織，也不信任群眾的現象。教育引導黨員干部看重責任，看輕物質；看重群眾，看輕自己；看重名節，看輕名利；看重做人，看輕做官；看重老百姓，看輕黨員干部。樹立正確的大局意識，解決政令不通的問題。當前，有少數干部正確東西的不執行，不正確的東西卻附和；有的搞行業壟斷、部門割踞、權力分割，使公共利益部門化，部門利益個人化；有的心胸狹窄，以“小我”為中心，只謀一地一己之近利。這些都是我們衡陽發展落后的重要原因，亟需去突破。樹立正確的大局意識，就是要有“大家”治“小家”的境界，有“大家”統率“小家”的大氣，有“大家”與“小家”相互促進的工作理念。找準“小家”職責方位，對上級制定的政策，要堅持執行，不能打“擦邊球”、“踩黃線”，不搞變相執行。當局部與全局發生矛盾時，當部門利益與整體利益有沖突時，勇于棄“小我”顧“大我”。樹立正確的民主意識，解決虛假民主的問題。消除由主要領導事先定調子的虛假“民主”作風，消除下級按領導的等級、職務高低來說話的庸俗“民主”作風，消除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兩面派“民主”作風，特別要消除一把手搞“一言堂”的霸道作風。樹立正確民主意識，就要不能把一把手負主要責任等同于以一把手意見為主，把一把手作總結等同于一把手拍板，把少數服從多數等同于不必考慮少數人的意見，把民主表決等同于不需民主討論。要創設良好的民主環境，自覺樹立平等觀念，尊重人權，尊重人格，尊重個性，保持等距離交往，不搞親親疏疏，不鬧派性，不拉小圈子。樹立正確的文化意識，解決品位不高的問題。有些同志有地位沒品位，有“包裝”沒武裝，有文憑沒水平，有學歷沒能力，有思維沒思想。在他們眼中，文化就是如何充分有效地運用一切糟粕文化、官場潛規則，來謀求升官發財；品位就是追求吃喝玩樂，燈紅酒綠，紙醉金迷。品位源于修養。這要求我們不必強求外在的擁有，而要追求內心世界的充實，要善于從中國五千年和衡陽兩千多年的優秀文化中，吸取豐富的“營養”，反省自己，洗滌靈魂，做一個心理健康、心態積極的人，做一個政治上、生活上都有品位的人。

整肅吏治，鍛造務實清廉的干部隊伍

整飭吏治，整肅作風，建設務實清廉的干部隊伍，是解放思想、興利除弊之需，是富民強市、振興衡陽之要。在干部任用上要力行“三要”。要力戒“跑要賣”的行為，防止干部“帶病提拔”和魚目混珠，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風，進一步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要沖破關系網，正確處理和把握好裙帶關系、故舊關系、老鄉關系、派性關系、同學戰友關系，堅持正義，堅持公道。要抵制“人情風”，自覺做到不說人情話、不寫人情條、不辦人情事，堅持按原則、程序、制度和規矩辦事。在干部作風上要突出“三治”。要治“庸”，鼓勵創新。教育和引導黨員干部克服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思進取、無所作為的思想，摒棄抱殘守缺、墨守成規、畏首畏尾、求穩怕亂的觀念，樹立以創新謀發展，以作為求地位的意識，培育創新的膽識，激發改革的勇氣，增強干事的魄力。要治“浮”，堅持勤政。解決工作拖拉、遇事推諉、反應遲緩、效率低下的問題，倡導勤于思考、勤于干事、雷厲風行、快速高效的風格；糾正工作軟弱無力，紀律渙散的不良傾向，樹立敢想敢干、敢于負責、敢于擔當的形象。要治“貪”，懲治腐敗。堅決懲治無視黨紀國法，利益驅動，索拿卡要，不給好處不辦事，給了好處亂辦事的違法違紀行為；要實行不良記錄制度，連續多次不良記錄者予以待崗或辭退。在干部政策上要踐行“三堅持”。堅持德才兼備的用人標準。在德與才的關系上，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的統一，既重德又重才，堅持以德為先，以德為重，重用德才兼備的干部，不用有德無才的、無德有才、無德無才的干部。要堅持用好五種人。大膽起用一批胸襟寬、眼界寬、思路寬的開拓者；大膽起用一批懂得經濟、熟悉市場、善于經營的創業者；大膽起用一批順時應勢、敢試敢闖、開拓進取的領頭雁；大膽起用一批埋頭苦干、身體力行、勵精圖治的實干家；大膽起用一批政治上不糊涂，經濟上不貪占、生活上不犯錯的明白人。要堅持寬容關愛。引導廣大干部牢固樹立“私過不可有、公過不可無”的觀念，牢固樹立大膽探索、有所失誤,不是錯誤的觀念;牢固樹立墨守成規、無所作為,才是失職的觀念。大力營造“鼓勵成功，寬容失敗”的寬松氛圍，旗幟鮮明地支持改革創新，絕不能一出現過錯就指責、一看到失誤就懷疑、一遇到失敗就封殺。對創新能力強的干部，要政治上重用，經濟上重獎，輿論上重褒。

硬化基礎，不斷強化基層組織建設

黨的基層組織是黨的全部工作和戰斗力的基礎，也是推動衡陽大發展的基礎。要以抗災救災精神來凝聚力量——解決不信的問題。認真領會錦濤同志提出的抗震救災精神，春賢同志提出的抗冰救災的精神。各級黨組織要善于用抗災救災的精神來引領黨員和群眾，發揚這種精神，以昂揚的斗志，以飽滿的熱情投身于經濟社會建設的偉大實踐中，為促進衡陽快速發展、科學發展、和諧發展貢獻力量。要以強化管黨責任約束黨委——解決不力的問題。各級黨組織必須強化“守土有責”的管黨意識，著力解決好黨委抓黨建抓而不力、抓而不實和失之于寬、失之于軟的問題。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好中央、省、市出臺的有關黨組織管黨責任制的制度和意見。要以尊重主體來引導群眾——解決不行的問題。尊重黨員主體地位是發展黨內民主的需要，尊重人民群眾主體地位是發展人民民主的需要。通過培養黨員的主體意識，推進黨務公開，建立健全保障和發揮黨員主體權利的各項制度，進一步強化黨員的主體地位。尤其要最大限度地拓展人民群眾民主參與的渠道，把越來越多的群眾組織吸引到民主政治建設的實踐中來，使之更好地發揮“主角”作用。要以培訓教育來提高能力——解決“不會”的問題。針對有的黨員干部不善于執行黨的政策、不善于領導經濟發展、不善于做群眾工作、不善于化解矛盾等問題。通過教育培訓，提高黨員領導干部，的民主決策、領導科學發展、駕馭復雜局面的能力；提高基層干部執行政策、依法辦事、帶領群眾致富和做群眾工作的能力；提高普通黨員和群眾掌握實用技術和依法維護自身權益的能力。要以加大投入來提供保障——解決“不愿”的問題。對基層要“真正重視、真心愛護、真情關懷”，建好村級活動場所，解決各類基層黨組織無活動陣地的問題；切實保障村干部的待遇不打折扣，強化遠程教育的學用效果，開展黨內互助活動，構建黨內關懷服務機制，解決基層黨員干部隊伍不穩定、工作熱情不高、工作創新不夠的問題，進一步增強黨員干部的組織歸屬感和榮譽感。

本文作者：周葉中張彪工作單位：武漢大學法學院

一國在發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面臨包括區域發展不均衡、區域沖突等在內的各種區域問題。由于區域問題涉及范圍廣泛，只有依靠區域間彼此協作才能加以解決。就區域協調機制而言，存在著“私法模式”和“公法模式”兩種不同的選擇，前者以個人、企業[1]為區域關系主體，而后者的區域關系主體是政府。具體到區域發展的實踐領域，公法模式下的區域協調在效率上明顯優于私法模式下的區域協調，因此也成為大多數國家解決區域問題的首要選擇。

一、我國區域協調組織的發展歷程

早在20世紀50年代，我國就已經提出區域協調發展的戰略思想。在《論十大關系》中曾明確指出要協調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之間的關系，平衡全國工業布局。但直至改革開放之后，國家才開始在政策和制度安排上鼓勵區域聯合與協作，區域協調組織也由此發端，并經歷了從無到有、由盛至衰轉而復興的發展過程。（一）區域協調組織起步階段（1979~1984年）改革開放之初，受計劃經濟體制影響，地方發展積極性不高，企業發展活力有限。為打破計劃經濟體制所導致的地方割裂，促進區域協調發展，有學者提出了建立區域協調互動機制的主張，并得到中央的認可。1979年，中共中央提出“揚長避短、發揮優勢、堅持自愿、組織聯合”的區域聯合與協作十六字原促進我國區域協調組織健康發展的法律保障機制研究周葉中張彪摘要：區域協調組織是推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組織制度。自20世紀70年代到本世紀初，我國區域協調組織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由盛至衰轉而復興的發展過程。探究我國區域協調組織發展歷程可以發現，缺乏法律基礎、區域利益協調機制不完善、政府權力約束不足是制約區域協調組織發展的關鍵所在。當前我國區域協調發展任務日益艱巨，迫切需要重建區域協調組織以協調區域發展。新形勢下區域協調組織應當以“地方政府合作關系法”作為建設的法律基礎，完善區域利益協調機制，并通過“地方政府合作關系法”規范橫向政府關系，進而實現對區域發展過程中政府權力的有效約束。關鍵詞：區域發展區域協調組織法律保障中圖分類號：D9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0730（2012）04-0039-0839則方針，要求各地方政府加強彼此互動，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進行余缺物資的調劑和技術、資金協作。這十六字原則方針也成為區域合作步入制度化軌道的標志。1980年，國務院出臺《關于推動經濟聯合的暫行規定》，要求在經濟規律的作用之下，加強區域經濟的橫向聯系，“打破地區封鎖、部門分割”，“走聯合之路，組織各種形式的經濟聯合體”[2]。1981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內蒙古五省市（區）成立了我國第一個區域經濟聯合組織———“華北地區經濟技術協作區”。“華北地區經濟技術協作區”的成立，標志著我國區域合作組織由國家政策層面正式進入具體操作層面。在隨后的三年時間里，“上海經濟區（1983年）”、“東北經濟區（1983年）”、“五省區六方經濟協調會（1984年）”等區域協調組織相繼成立，區域協調組織建設逐步興起。（二）區域協調組織全面發展階段（1984~1992年）198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指出，要“按照揚長避短、形式多樣、互利互惠、共同發展的原則，大力促進橫向經濟聯系，促進資金、設備、技術和人才的合理交流，發展各種經濟技術合作，聯合舉辦各種經濟事業，促進經濟結構和地區布局的合理化”[3]。1986年，為鞏固區域協調發展的現有成果，進一步推進區域合作，國務院頒布《關于進一步推動橫向經濟聯合若干問題的規定》，對橫向經濟聯合的原則、目標和管理方式、征稅辦法、協作領域、權責界限等作出更加明確的規定。1991年頒布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年規劃和第八個五年計劃綱要》中指出，要“繼續完善和發展區域合作，以省、區、市為基礎，以跨省、區、市的橫向聯合為補充，發展各具特色、分工合理的經濟協作區……鞏固、完善和發展區域合作組織和各種經濟網絡”[4]。在現實發展的強烈需求和中央政策的大力支持之下，這一時期的區域合作逐步進入高速發展階段，多領域、多層次、多形式的區域協調機制不斷涌現。據不完全統計，在這一期間，全國共成立各類區域協調組織100余個（參見表1）。這些區域協調組織，在合作層次上既包括“省（區）際間的經濟協作區”、“省（區）毗鄰地區經濟協作區”，也包括“省（區）內經濟協作區”、“城市經濟技術協作網絡”；在結構模式上既有緊密型組織體、也有半緊密型組織體和松散型組織體；在組織形式上涵蓋了包括“經濟協調會”、“經濟技術協作聯席會”、“經濟發展聯絡會”、“經濟聯合會”、“經濟互促會”、“經濟聯合懇談會”、“市長聯席會”、“專員聯席會”、“經濟協作區”等在內的多種形式。（三）區域協調組織衰落階段（1992~2003年）大量區域協調組織的出現，對打破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的區域割裂、促進區域合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卻并未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區域發展中的區域沖突問題。“從80年代初的盲目引進與重復布局到80年代中期的地區原料大戰再發展到80年代末的地區市場封鎖，區域沖突不斷升級”[6]，一邊是區域合作組織蓬勃發展，一邊是區域沖突不斷加劇，區域發展冰火兩重天。1985年3月，湖北、湖南共同加入“中南五省區二市經濟協作聯席會”，但湖南煙草仍然不能進入湖北市場；1985年12月，上海與武漢共同加入“長江沿岸中心城市經濟協調會”，期望能夠“互惠互利、優勢互補、互相支持、共謀發展”，但卻依然不能阻止雙方“汽車大戰”的發40生。面對日益加劇的區域沖突，國務院不得不于1990年底出臺《關于打破地區間市場封鎖進一步搞活商品流通的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自覺制止和糾正地區封鎖的錯誤做法……積極促進地區間的經濟、技術協作，加強橫向聯系，進一步搞活商品流通”[7]。即使是這樣，各地區仍然廣筑關卡，實施曠日持久的市場封鎖，[8]區域協調組織的應有作用得不到發揮。經過一輪又一輪的區域沖突大戰，區域協調組織的作用逐漸被消解。根據有關學者統計，截止到2003年，“20世紀80年代建立的（區域協調）組織處于停滯狀態或基本消亡”[9]。大多數區域合作組織的組織制度建設仍處于松散型、低層次上，區域協調組織逐步走向衰落。（四）區域協調組織復興階段（2003年至今）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統籌區域發展”的區域發展戰略，并要求盡快“形成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機制”，區域協調組織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此時期，我國各地方政府之間再次展開了廣泛的聯系與合作，合作的主體范圍日益擴大，形成了包括“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泛珠三角9+2經濟圈”、“長三角經濟圈”、“京津冀都市經濟圈”等在內的多種區域聯合。合作的組織模式也不斷創新，“行政首長聯席會議”、“行政首長論壇”、“行政協議”等協調組織相繼成立。同時，合作內容不斷深入，已經涉及交通運輸、電力供應、農業合作、旅游合作、環境保護、教育交流、食品藥品監管等多方面、深層次的內容。值得關注的是，雖然當前我國的區域合作在廣度與深度上不斷取得進展，但其實際效果卻令人堪憂。僅就各區域合作體簽訂的行政協議而言，根據相關學者統計，“幾乎所有區域性行政協議都或多或少存在履行問題”[10]。區域協調組織的協調作用仍然沒有充分發揮。在新的發展時期，如何才能確保區域協調組織真正發揮作用？如何才能防止區域協調組織再次陷入衰落的境地？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首先對我國區域協調組織為何會“由盛至衰”進行深刻反思，以探明背后所隱藏的真正原因。

二、制約我國區域協調組織發展的因素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不斷深入，區域經濟差距日趨擴大，各種區域問題不斷顯現，對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造成了一定的不利影響。為此，2003年召開的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統籌區域發展”，“形成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機制”。為落實黨的發展戰略，回應區域發展的現實需要，區域協調組織建設被重新提起。新的時期，重建區域協調組織，就不能回避20世紀80年代那些區域協調組織發展中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先前區域協調組織所面臨的發展障礙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法律因素———區域協調組織的設立運行缺乏法律基礎世界上大部分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面臨一定的區域問題，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設立區域協調組織是解決區域問題較為行之有效的制度手段。我國在協調區域發展過程中，也采取了與國外相類似的區域協調組織模式。但與國外經驗不同的是，我國的區域協調組織是國家政策的產物，而國外區域協調組織多是立法的產物。以美國的“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為例。20世紀30年代前，美國的田納西河流域是全美最為貧窮落后的地區之一，由于該流域覆蓋范圍極其廣泛，[11]綜合開發難度極大。為解決田納西河流域地區的落后問題，美國國會于1933年通過了《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法（TennesseeValleyAuthorityAct）》，并依據該法設立“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ValleyAuthority）”，負責領導、組織、協調、管理田納西河流域地區綜合開發事宜，以推動該地區發展。《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法》對“田納西41河流域管理局”的法律地位、設立目標、組織結構、決策方式都作出了明確規定，以確保“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能夠穩定運行，充分發揮其協調作用。時至今日，“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已經成為“美國最具力量的公共公司”[12]，并且使田納西河流域的人均收入從不足全美平均水平的一半，發展到接近全國平均水平。《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法》及依據該法所設立的“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也成為區域協調組織設立和運行的典范。反觀我國的區域協調組織，其在設立、運行等各個環節均以國家政策為依據，政策對區域協調組織的發展有著決定性的影響。改革開放之前，中央政府是唯一的利益主體，地區之間的橫向經濟交流必須依賴國家計劃經濟指令。在此情況之下，以地方政府為主體的區域協調組織不可能產生。改革開放之后，我國財政管理體制由“統收統支（1950~1979年）”轉變為“分灶吃飯（1980~1993年）”，再轉變為“分稅制（1994年）”，地方政府被允許享有一定比例的財政收益。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實際上承認了地方政府的利益主體地位，為獲得更大的財政收益，地方政府積極發展本地經濟。隨著經濟發展規律作用的逐漸顯現，地方政府開始尋求跨區合作。至此，區域經濟發展已不再是中央政府專屬事項，地方政府也對區域發展提出了自己的利益訴求。為順應經濟發展形勢需要，中央政府先后出臺《關于推動經濟聯合的暫行規定（1980年）》、《關于進一步推動橫向經濟聯合若干問題的規定（1986年）》等一系列區域合作政策，推動地方政府進行跨區合作，區域合作開始步入制度化發展階段，各種形式的區域協調組織大范圍涌現。中央政策成為區域協調組織發展最為重要的推動力量。在當時的客觀條件下，中央政府以政策推動區域協調組織建設具有當然的合理性。但是中央政策無法明確區域協調組織的法律屬性，使得區域協調組織的法律地位、職權范圍和運行機制等均處于不確定狀態。在區域發展的初期，區域關系較為簡單，區域協調組織的這種缺陷尚不明顯。但隨著區域發展的逐漸深入，一些深層次的區域利益矛盾逐漸顯現，區域關系日趨復雜，自身法律屬性尚不明確的區域協調組織受到越來越多的挑戰，其協調區域發展的作用難以繼續有效發揮。（二）組織因素———區域協調組織的利益協調機制不完善設立區域協調組織，目的在于協調區域發展，解決區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區域沖突[13]。區域沖突發生的根本原因是區域利益矛盾，但是區域主體之間的利益矛盾并不意味著必然的區域經濟沖突，區域利益矛盾也有可能通過區域之間的溝通合作得到化解，只有當區域利益矛盾無法得到有效協調，也即區域協調機制不完善或不能發生作用時，區域利益矛盾才激化為區域沖突。區域利益[14]是一種客觀存在，區域經濟活動實質上就是區域主體追求區域利益的一個動態過程。因此，不可能通過消除區域利益的方式解決區域利益矛盾，而只能通過利益協調機制使各區域主體的利益訴求達到均衡狀態。區域協調組織的核心價值，正體現在對區域利益矛盾的協調上。相較于一般的利益，區域利益主體眾多、客體復雜，協調難度大。因而，區域利益協調機制應當是一個多層次的利益調節體系，既包括一般的利益溝通，也包括具體的利益磋商，在更高的層次上，還可以包括利益協議機制。不同層次的利益協調機制功能和作用不同，其組織結構也有所不同。但是，從我國區域協調組織發展的歷程和現狀來看，其在區域利益協調上的作用并不明顯。正如有學者指出，區域協調組織的“組織運作和實際功能都僅停留在信息交流的層次上，是一個對區域相關問題進行討論的論壇，充其量不過是進行一些具有互惠性質的經貿洽談和項目合作，對涉及區域內利益沖突和競爭的事項很難有實質性的42協調功能”[15]。如1987年成立的“武漢經濟協作區”，其《章程》確定協作區的基本任務是“圍繞各市共同關心的熱點問題，特別是全區域可持續發展的重點問題，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達成共識的基礎上，科學、合理、務實、高效地協調區域內各類經濟關系”[16]。但是作為“武漢經濟協作區”執行機構的“干事會”，其職責范圍卻僅限于“組織推動區域內聯絡協作工作”、“負責與區域內成員城市的聯絡”、“負責制定市長聯席會議方案，起草工作報告和有關文件”、“負責召開協作區工作會議”、“負責協作區會費的籌集、使用、管理”以及“其他日常工作”。[17]至于“干事會”如何“科學、合理、務實、高效地協調區域內各類經濟關系”，《章程》卻沒有提及。這種結構下的區域協調組織，自然無法對各區域主體之間的利益矛盾作出有效的協調。（三）權力因素———政府權力沒有受到有效約束區域協調組織發揮作用的關鍵在于能否對政府權力進行有效制約。無法約束政府權力，是先前各類區域合作組織失敗的關鍵所在。以1985年12月成立的“長江沿岸中心城市經濟協調會”為例。該協調會確定各長江沿岸會員城市在“長江水運、長江開發研究、長江旅游、信息交流、資金融通、科技協作、郵電通訊、商貿流通和物資協作”等九個領域展開聯合與協作，[18]但是該協調會中較為重要的兩大城市，上海與武漢，仍然在1999年爆發了激烈的汽車貿易戰。雙方為支持本地汽車產業，分別出臺各類“土政策”，針對對方汽車品牌予以變相封殺。城市之間的汽車貿易封鎖行為，不僅違背了其共同加入的“長江沿岸中心城市經濟協調會”所確立的“商貿流通”原則，而且違反了國家相關政策規定。1994年國務院頒布的《汽車工業產業政策》規定：“任何地方和部門不得用行政和經濟手段干預個人購買和使用正當來源的汽車。”[19]與此同時，國家財政部也明確規定：“除國務院批準收取的車輛購置附加費外，嚴禁各地區以各種名義收取購買車輛附加費。”[20]區域市場競爭是經濟發展必然會出現的現象，但地區封鎖卻不是市場經濟的應有之意。回顧雙方的汽車貿易糾紛，不難看出雙方沖突升級的根源在于“長江沿岸中心城市經濟協調會”無法對雙方的政府權力作出有效的制約，自然也就無力“協調”雙方的“商貿流通”糾紛。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缺乏契約精神，不能善用政府權力，是各類區域沖突的根源。因此任何以政府為主體的區域協調組織的構建，都必須首先解決地方政府權力的約束問題。如不能對地方政府權力實現有效制約，區域協調組織仍然逃脫不了由“遍地開花”到“林寒澗肅”的宿命。

勞動力安排、養老保障上遭遇更多的問題和困難，一些計劃生育純女戶尤其是計劃生育困難戶。成為社會的弱勢群體。全縣一方面大力實施“夕陽紅”計劃，全縣累計投入資金850萬元，鼓勵興辦各類養老機構，全面加強敬老院、光榮院、福利院等“三院”建設，提高集中供養能力，優先將計劃生育家庭成員納入“五保”供養，著力消除計劃生育家庭養老后患。另一方面強化統籌調度，實行部門聯動，整合社會資源，著力健全以“一卡通”為載體、以“獎”優”免”補”助”為功能的計劃生育利益導向政策體系，依托全縣奶牛養殖、臍橙種植等集中優勢產業，重點實施“少生快富”陽光”幸福”等五大工程，幫助計劃生育家庭創業致富。一年來，全縣由政府買單，兌現“三免四減半”就醫優惠金額7萬元，落實了計劃生育免費基本技術服務項目。將67戶困難計劃生育家庭全部納入農村低保。對61戶計劃生育家庭優先安排了宅基地，減免計劃生育家庭工商證照辦證費5056元。實施定期慰問制度，縣鄉兩級領導干部每逢端午、中秋、春節等“三節”必須走訪慰問-5戶籍和生育家庭，發放慰問金100-00元。縣財政安排首批資金20萬元組建了關愛女孩助學基金，為計劃生育家庭考取高中以上女生發放兌現800元-1000元的助學金。由政府出資為11451名獨生子女家庭辦理了愛心保險。優先將計生戶列入產業養老工程規劃和“五保”供養范圍，為全縣515名計劃生育家庭成員兌現了年均600元的農村部分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金。為97戶農村二女戶辦理了保額000元的養老保險。

推進人口大縣向經濟強縣的轉變，為實現全縣經濟又好又快發展。于都縣計生委黨支部堅持科學發展觀武裝全體黨員干部，緊扣穩定、統籌、提高的原則，始終把握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前進的正確方向，較好地發揮了黨組織的政治保障作用。

做到切實穩定低生育水平與綜合治理出生性別比偏高問題并舉

一、統籌協調兩手抓。

加強孕前型管理，推行計劃生育事務村民自治，健全綜合決策調控機制、經常性工作機制、人幫人責任落實機制、流動人口管理機制、考核評估機制等“十大機制”重心下移，筑牢網底，不斷提高村級人口自控能力。大力推行計劃生育村民自治上，切實把握四點：①典型引路，全面推進。去年下半年在工作基礎較好的村居開展村民自治試點，今年月全面鋪開，結合實際摸索出了一條“宣傳引路、依法推進、程序規范、注重效果”工作路徑。②依法依規，程序到位。縣統一要求各村開展計劃生育村民自治必須遵循村委會申請、政府批準、成立機構、制定章程、簽定協議的程序，按部就班、循序漸進，規范違約金收支管理。③健全制度，形成長效工作機制。工作中，逐步建立了村民代表議事制度、計劃生育村民自治監督制度、村民評議制度、計劃生育公開辦事制度、計劃生育村民自治評估制度、計劃內懷孕生育跟蹤服務制度、環孕檢制度等一整套工作制度。④堅持“三個結合”優化工作效果。克服就計劃生育抓計劃生育“單打一”做法，堅持實行村民自治與引導村民發展生產相結合、村民自治與優質服務相結合、村民自治與依法管理相結合，做到統籌施治，綜合協調，提高效益。一年來，全縣堅持經常抓與集中抓相結合，共組織開展了4次集中技術服務活動,一是譜好“三部曲”狠抓宣傳教育、節育措施落實和社會撫養費征收三到位。突出以二女戶結扎為突破口，以常規結扎為重點，不斷提高長效節育措施落實水平。

通過移風易俗抓關愛、孕產監控把關口、嚴查“兩非”整秩序，二是演好協奏曲。多措并舉，著力創建綜合治理、標本兼治的出生人口性別比偏高問題治理工作格局。全縣在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問題專項整治方面的主要做法是五個抓”一是抓組織保障，成立了專案組，并由縣財政直接撥付了專項活動經費，從領導力量和人財物方面為專項整治提供了有力保障；二是抓輿論宣傳，大造宣傳聲勢，以縣政府名義共印發5萬余份《關于嚴禁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人工終止妊娠的通告》分發張貼到全縣各地；三是抓職責落實，進一步完善、明確了相關部門的工作職責，狠抓了相關制度的落實，并把專項整治工作納入了對鄉鎮和相關部門的人口計生工作目標考核內容；四是抓個案突破，根據各方面提供的線索，經專案組廣泛排查、深入調查，年度內全縣共查實非醫學需要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人工終止妊娠個案8例，對9名涉案人員均按政策法規處理到位，圓滿完成了市下達給我縣的專項治理個案任務，全縣出生嬰兒性別比下降至109接近正常值范圍。

同志們：

經縣委研究決定，今天召開全縣黨務工作會議，按照會議安排，我主要對20*年組織人事工作進行總結回顧，對20*年工作進行全面部署。縣委對這次會議非常重視，會前，常委會聽取了專題匯報，并對做好今年組織人事工作進行了認真研究。等下，周縣長還將作重要講話，我們一定要深刻領會，狠抓落實。下面，我就組織人事工作講兩個方面的意見。

一、圍繞中心，統籌兼顧，20*年組織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

20*年，在縣委的正確領導和市委組織部的精心指導下，全縣組織工作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與時俱進，求真務實，以創新謀發展，抓重點帶整體，圓滿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各項任務，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一是以“黨員受教育、群眾得實惠”為宗旨，先進性教育有新拓展。全縣348個支部、11232名黨員參加了第三批先進性教育活動，農村黨員的先進意識得到較大提高，帶頭致富、帶領群眾致富的本領進一步增強，基層黨組織凝聚人心、推動發展、促進和諧的作用得到較好發揮，黨組織和黨員干部做群眾工作的能力有所提高，服務基層、服務群眾、服務社會的意識明顯增強，群眾關心的熱點、難點問題得到普遍重視和有效解決，群眾滿意度顯著提高。認真抓好了三批次先進性教育活動鞏固擴大整改成果和“回頭看”工作，“七一”前夕，對全縣三批次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活動進行了全面認真的總結，對理論成果、制度成果和實踐成果進行了挖掘，表彰了一批好的典型，有力地促進了我縣經濟社會的發展。

二是以縣鄉黨委換屆為契機，領導班子和干部隊伍建設有新加強。全縣鄉鎮黨委換屆精減了領導職數，實現了組織意圖，達到了預期目的，一批優秀黨員干部走上了領導崗位。全縣17個鄉鎮共選舉產生黨委班子成員95名，減少副書記73名，并確保了每個班子均有1名以上女性和1名以上30歲以下的年青干部，全縣鄉鎮黨委班子平均年齡為37.7歲，比換屆前減少2.6歲，大專以上學歷69人，占73%，領導班子年齡結構、性別結構、文化層次、整體功能等均得到進一步改善。根據市委組織部的安排，望峰鄉作為全市2個鄉鎮黨委換屆直選試點鄉鎮之一。為確保試點成功，我們抓住關鍵環節，精心組織，統籌安排，兩次把民主權利徹底交給全鄉黨員，全鄉269名黨員有254名黨員參加了投票選舉，5名黨委委員均高票當選。試點工作在擴大黨內民主方面有實質性的舉措，并取得了成功經驗。市委明華書記親臨望峰調研，對試點工作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試點工作經驗被省市組織部門以專報的形式予以推介。

***康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敦化市華康制藥廠，始建于**年1月。**年3月，由長春高新技術產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敦化市華康制藥總廠等5家法人共同發起成立了長春高新華康制藥股份有限公司，總股本9280萬元。**年3月，更名為吉林華康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占地面積10萬平方米，為全國中藥企業50強之一，現有員工657人，其中科研技術人員130人。擁有生產權品種135個，其中年銷售收入超億元品種1個，超千萬元品種8個，國家中藥保護品種6個，國家級重點產品3個。列入第一批OTC目錄的藥品7個，主導產品“血栓心脈寧”、“冠脈寧”、“祖師麻片”、“返魂草沖劑”等深受廣大患者的好評，并被評為“吉林名牌產品”、“消費者滿意產品”等稱號。

幾年來，公司黨委堅持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關鍵在黨、關鍵在人”的思想，以人為本、黨建為基，積極探索非公企業黨建工作的新路子，作到了黨建工作與經濟建設相融互進，推動了企業黨建和經濟工作的協調發展。

一、抓好干部隊伍建設，為企業發展壯大提供人才保證

1、完善領導配置，構建黨建與經濟工作一體化運轉模式。企業黨建必須要按照與時俱進的要求，改革創新，把企業黨建融入到企業經濟工作的全過程，建立一體化運轉模式。公司黨委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要求，創新企業領導配置體制。在決策層建立黨組織與企業法人治理結構“雙向進入、交叉任職、共同負責”制度。目前黨委班子有9人、行政班子有5人，其中黨委班子中有3人在行政班子中任職。黨委書記胡君會同志兼任總經理，副書記王升平同志兼任副總經理，其他黨委委員也兼任行政職務。通過黨組織成員進入法人治理結構，企業在做重大決策或開展大型活動時，兩套班子就會認真研究商討，最后做出科學合理的決定，形成了團結、友好、合作的工作氛圍，使兩者共同履行推動企業發展的重大政治、經濟責任，即實現了黨政領導體制一體化，又保證了黨組織政治核心作用的發揮，為兩套班子協調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2、強化干部隊伍管理。一是把配強黨支部班子作為重中之重來抓。切實把那些素質好、業務強、作風硬、能干事的人充實到支部班子中來。堅持民主生活會制度。領導干部帶頭自查自糾，及時消除工作作風、廉潔自律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堅持“”制度。每半年召開一次民主生活會，認真解決黨紀不嚴，黨性不純等問題，切實做到個人利益服從組織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重點解決市場經濟下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問題，引導黨員干部把人生的價值與國家的振興和企業的發展相融合。二是抓黨風黨紀，認真制定并嚴格執行“黨員干部廉政制度”。對領導干部行使職權、待遇標準、廉潔奉公、不徇私情等方面作了嚴格的規定。制定了車輛管理制度，實施用餐申請，限定陪餐人數及標準，有效地控制了管理費用的支出。三是推行廠務公開、黨務公開，實行民主監督。公司成立了審計監察部，對領導干部的離任、調動、業務員的往來賬款及時進行審計,既端正了黨風黨紀，又規范了企業的經濟運行。

3、注重業績考核。為更好的激勵管理人員作好本職工作，我們對中層以上干部和后備干部，建立了崗位考核制度，每年由黨委組織有關部門進行跟蹤考核，并依據考核結果，對黨務干部和管理人員進行獎懲，憑業績取人用人，對德才兼備、年輕有為者大膽提拔重用。幾年來從企業黨組織中培養重用了9名廠級領導，20多名科長和車間主任，為公司的發展培養了生力軍，切實提高了基層組織的戰斗力、凝聚力和創造力。

經縣委研究決定，今天召開全縣黨務工作會議。根據會議安排，我主要對20*年組織工作進行總結回顧，對20*年組織人事工作進行安排部署。縣委對這次會議十分重視，會前聽取了專題匯報，并對當前和今后組織人事工作進行了研究。等下，縣委羅書記還要作重要講話，大家一定要認真學習，抓好落實。下面，我主要講三個方面的內容。

一、總結成績，提升經驗，不斷保持組織工作良好的發展態勢

一年來，我縣組織工作主動適應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的要求，立足“圍繞發展抓黨建、抓好黨建促發展”，出實招，求實效，組織工作各個方面都取得了新的成績，積累了新的經驗。

一是各級領導班子整體功能得到了新優化。圓滿完成了縣、鄉人大、政府和縣政協換屆工作。通過換屆，各級領導班子和領導干部結構進一步優化，素質進一步提高，整體功能進一步增強。

二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邁出了新步伐。按照中組部、省、市委組織部門要求，在縣廣播電視局、團縣委開展了地方黨政領導班子和黨政工作部門領導班子考核評價試點工作。配合上級公安部門在我縣公安局開展了公安系統的人事制度改革。改革成果得到了公安部的高度肯定，省委組織部也對改革經驗進行了積極推介。

三是干部教育培訓實現了新飛躍。以縣委黨校為主陣地，全年共舉辦各級各類培訓班14期，培訓干部約1300余人次。全面完成省、市下達的干部調訓任務。拓寬干部培訓渠道，選送優秀干部上派跟班、下派掛職。創新培訓方式，開創了“干部夜校”，其做法和經驗得到市委組織部的高度好評和推介。全縣廣大干部的理論水平和自身能力進一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