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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關于中國共產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論述，意義深邃。中國共產黨倡導民主監督，其意義內蘊于“三個代表”的意義之中。深入探討兩者的內在聯系，無疑可看出一種新向度和新意蘊。

從“三個代表”看民主監督新意蘊，我們要有“胸懷全局、與時俱進”的理性視野。要充分認清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把握世界大轉變中的深刻性與特殊性，由此可把握這一“新意蘊”的歷史深沉性。

我們已跨入的21世紀，本質上聯結著20世紀的是是非非。20世紀是大變動、大變化、大變革的世紀。其深刻的時代特征表現為：它是人類有史以來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發生巨變、經濟增長速度最快的一個世紀，也是人類歷史上社會震蕩最為激烈、文化思潮碰撞最為顯著、科技發展最為迅猛、信息傳播最為迅速的一個世紀。而21世紀則仍將繼續是一個經濟相互競爭、政治相互影響、思想和文化相互激蕩、科技進步日新月異、知識經濟嶄露頭角、信息網絡化席卷全球、綜合國力較量日趨激烈的全方位競爭時代。這就表明，在世紀交替之際，整個世界、整個中國都將處于重大而深刻的變動之中。

世界大變動中的深刻之處主要是：世界格局走向多極化，世界科技突飛猛進，西方“第三條道路”的出現，蘇聯東歐劇變、特別是蘇共的垮臺和蘇聯的解體。當代中國大變動中的深刻性和特殊性主要是：中國20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本質上是一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深刻轉變、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深刻轉型的過程；利益多樣化到價值多元化的嬗變使社會成員、社會組織發生了特殊變動；不同的思潮文化碰撞加劇了價值觀念的沖突和融合。

因而，國際國內形勢的深刻變化，給執政的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新的挑戰。質言之有三：一是經濟全球化趨勢要求中國共產黨更安全、更堅定地承擔起執政使命；二是“第三條道路”的興起和蘇共的解體，要求中國共產黨以更理性的戰略眼光對待世界“民主化”浪潮和我國政治體制改革，三是科技文化全球化要求中國共產黨整合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沖突”，積極應對網絡信息科技發展在我們生活中的影響。這三個方面的挑戰也必然表現在多黨合作的問題上。因而，我們要清醒地認識到，面對世紀之交的社會轉型，我們黨要不斷研究中國改革開放的新情況、新問題，要看到社會轉型對我們政治協商、民主監督提出的新的更加具體、更加深刻的新要求、新意義。江總書記的“三個代表”理論無疑為這種新意義指出了一種新向度。

其一，“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中的民主監督新向度。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社會生產力不但是社會生產中最具生命力的革命性因素，而且是社會全面進步和發展的最根本的決定因素；而民主是世界走出愚昧黑暗的中世紀之后的歷史潮流，是人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得以充分發展的重要支柱。民主化的程度是衡量社會進步和發展的一個重要尺度。因而嚴格地說，社會生產力的進步和發展在本質上是包蘊民主化進程于其中的。民主監督是我國民主化進程中的重要環節和主要內涵。它從誕生之日起，就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民主監督是中國政治文明發展的客觀要求，又是我國制度倫理建樹的實踐品格。而這一建樹在本質上卻是融貫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之中的。也就是說，先進的社會政治制度在根本上是與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相一致的。離開生產力的發展、不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的歷史向度，就不可能獲得科學意義上的民主監督（制度倫理的表現）的實踐效果。正如鄧小平所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注：《鄧小平文選》第2卷，第168頁。）。同理可得，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也就沒有民主和民主監督；所謂“社會主義現代化”，一定包含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現代化，而其本質上就是以生產力的全面進步和發展為根本的前提和保障的。因而，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民主監督，也將作為與代表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相一致的重要內涵和本質規定，而民主監督的成效與否也應取向于能否促進社會生產力的全面發展和進步上。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這一“代表”性，充分體現在民主監督上，給予民主監督以新的實踐向度。只有代表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民主監督、制度倫理建樹才會有強大的生命力和有效性。

其二，“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中的民主監督新視域。所謂“先進文化”，應當包括古今中外一切優秀的文化傳統和文明成果。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民主監督，本質上就是繼承和發展這些優秀文化之所為，也是代表著這種優秀文化成果的結晶。我國的民主監督，可以說是德治和法治的結合。中國傳統文化有著深厚的德治精神，它是我國政治思想傳統中的一份有價值的政治理念。孫中山先生指出：“中國有一段最有系統的政治哲學，在外國的大政治家還沒有見到，還沒有說到那樣清楚的，就是《大學》中所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那一段話。把一個人從內發揚到外由一個人的內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保ㄗⅲ骸秾O中山選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84頁。）這是一條“內圣外王”的道路，它強調立政治國平天下，根子在正心修身的道德修養上，從而推出以德治國（德治）。但是，僅以德治還不夠，還得加上以法制治國（法治），而這一點恰在中國傳統中做得很不夠。法治文明是以西方文明為淵源的。倡導民主監督，就是融合德治與法治為一體。正如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通過改革，使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一步一步走向制度化、法律化。這是防止‘’（對民主監督的徹底否定）重演，實現國家長治久安的根本保證。”（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文件匯編》，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頁。）任何權力都不能是無限的，權力應當要有所制約。倡導民主監督，一方面主要是針對因執政黨地位而造成的部分政府官員缺乏德性濫用權力進行監督，并使其成為一種制度，從體制和機制上制約絕對的權力。另一方面，就根本而言，是貫徹德治加法治的政治文明精神。民主監督作為一種制度倫理，它象征的正是一種人類歷史中的優秀文化成果，它代表的正是一種先進文化的價值體現。德治和法治，是構成文明社會制度生存的內在機制，法治是制度的倫理品質，德治是制度倫理的內生效果，而制度倫理本身又需要法治（法制）保障；只有堅持在德治加法治的條件下，我國政治制度中的民主監督，才可能貫徹和實現。

其三，“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的民主監督新境界。1945年民主人士黃炎培問：歷史上許多政權“其法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形成了一種周期率，共產黨執政后有沒有跳出這個周期率支配的新路？答道：“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注：黃炎培：《八九年來》，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149頁。）。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民主監督，本質上包含著人民理性的要求，即民主監督歸根結底是為著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這一人民理性的要求所擁有的民主監督新境界，有三點須注意：(1)民主監督是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之所在為一切出發點的。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一文中說過：“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實際上是擴大民主?！蚜鶅|人的生活搞好，建設社會主義，沒有互相監督，不擴大民主，是不可能做得好的”（注：《統一戰線文選》，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頁。）。民主監督聯結著“擴大民主”、“建設社會主義”和把人民的“生活搞好”，這就從本質上使其融匯于“三個代表”的整體之中，意味深長。(2)民主監督的廣泛性和權威性始終源于人民之中。在我國當前的政治體制中，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實施監督有三個層次：一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實施的具有法律意義的監督，二是通過人民政協和其他統一戰線組織（主要是派）實施的民主監督，三是廣泛直接的、包括輿論在內的群眾監督。這三個層次各居其位、互相補充。一般而言，民主監督的廣泛性來自于人民群眾實施監督的三個層次，而其權威性的監督是以人民政協和派的威望和社會影響來進行的。但是，這一廣泛性和權威性在民主監督的實施中應當是統一的，有著體現人民意志的共生效應和共同合力。正象在談到民主監督時所說的，“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它本身決無私利可圖。它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志”（注：《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9頁。）。這民主監督的有效性與權力性應來自于人民擁有的民主權利的理性和意志。(3)民主監督，利在為民。人民政協是推動和發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極好形式。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是這一形式的重要制度內容。我們知道，人民政協是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統一戰線理論與中國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偉大創造。中國共產黨是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由此也意味著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政協在行使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時，同樣要以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準繩，這叫“利在為民”。這“民”，一是指民主政治的建設、完善和發展，二是指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這一性質的“利在為民”也是十分具體的。正如江總書記所希望的：“有利于加強和改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有利于改進政府的工作，有利于領導機關的正確決策，有利于各項方針政策的貫徹落實”（注：：《在慶祝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立5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1999年9月22日）。）。毫無疑問，這幾個“有利于”所包含的“利在為民”宗旨是十分明顯的。由此更進一層的含義是指：在當代中國，共產黨處于執政地位，需要始終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也需要始終接受一直與自己保持密切合作的人民政協組織、各派的監督。更重要的是，無論何種形式的民主監督，其根本出發點就是“利在為民”，它從根本上決定了民主監督所體現的以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為代表的宗旨。因而，跨世紀發展中的民主監督，應有“利在為民”（民主政治和人民群眾）的價值取向，不計較個人得失，恩恩怨怨，甚至可以“超越”黨派意識或個人意識，聚心于代表著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之中。讓民主監督在同心同德的感召下，結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社會主義強盛經濟的雙重果實，這應當成為民主監督在新世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的一個主旋律。

我們還應看到，“利在為民”可具體表現在協調關系、化解矛盾的過程中。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決非一種抽象口號。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不同時期有不同表現。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人民群眾的經濟利益是必須考慮的。在當代中國，出現了經濟成份和經濟利益的多樣化，人民群眾的經濟利益也隨之出現了新變化，由此而產生了新的人民內部矛盾和其它社會矛盾。這一經濟形勢新變化必將成為未來中國社會發展的主流趨勢。妥善處理好這些矛盾，正是代表人民群眾根本利益的重要體現。

值得指出的是，依“三個代表”所論的民主監督新意蘊，我們可以進一步得出以下若干啟示：(1)從代表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和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發，參與到民主監督中去的主體行動者，應本著積極的態度，傾注于代表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發展和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去建樹民主監督的新向度，并在這新向度中開拓參政議政的民主監督新局面。(2)從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出發，我們要以歷史眼光去看待民主監督的德治和法治的統一。也就是說，民主監督的參與者，要用一種宏觀戰略視野看待民主監督在中國政治文明發展進程中的德制和法制、德治和法治的重要事實，而不拘泥于對某一具體事、具體人的“監督”，要更注重其制度化、法律化的戰略思考。(3)從“三個代表”中的人民理性的要求出發，我們要特別注意到民主監督對于政府的意義。這里尤其要說明民主監督對于開放政府信息的有效監督。開放政府信息是民主政治和民主監督的重要內容。為了加強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開放政府信息可以讓公眾更多地了解政府工作情況，為他們參政議政創造必要的條件。參與到民主監督中去的主體行動者，要致力于將政府各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置于有效的監督之下，促進政府工作的民主化和科學化。這一監督既要有法律保障，又要成為一種制度，從而真正實現政府的人民性和民主監督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