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淺談辯證法與詭辯論的區別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近年來，隨著辯論熱、演講熱在校園的悄然興起，哲學常識課倍受同學們的歡迎。然而，不少同學分不清辯證法與詭辯論的界限。我們知道，詭辯論貌似辯證法，但辯證法決不等于詭辯論，辯證法與詭辯論有著嚴格的區別。下面就此談點個人的淺見。

首先，在概念靈活性問題上，是客觀地運用概念的靈活性，還是主觀地運用概念的靈活性，是辯證法與詭辯論的主要區別。

唯物辯證法認為，概念是反映客觀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的基本思維方式?？陀^事物質的相對穩定性決定了反映它的概念的確定性；客觀事物質的變動性決定了反映它的概念的靈活性。概念的靈活性必須以客觀事物的變動性為基礎，事物變動的幅度決定著反映它的概念的靈活范圍。一句話，概念的靈活性是客觀事物辯證發展的反映。而詭辯論則是從主觀主義出發，以“我的需要”為轉移，隨心所欲地玩弄概念的靈活性，把概念的靈活性變成主觀隨意性。他們隨意改變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利用多義詞混淆不同的概念，不顧同一概念在不同場合的性質和用法，隨意套用。如“繳學費”這一概念，其本意是學生入學讀書時應按學校規定交納費用。而現在卻被某些官僚主義者用來為其所犯錯誤進行辯護和開脫，當做逃避罪責的遁詞。時下，有些官僚主義者主觀主義的想當然、瞎指揮，造成決策失誤，給國家和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結果，他們只輕描淡寫地甩出一句話：“就算（或權當）交了一次學費?！辈环词。蛔载煟祿Q了“繳學費”的本意。再如：去年三月李登輝在臺灣搞的“直馴政治把戲，從邏輯思維上看，也包含有偷換概念的詭辯論成分。李登輝之流想把臺灣2100萬中國人說成是一個獨立于中華民族之外的“生命共同體”，然后再援引“主權在民”的學說，把他們杜撰的“臺灣生命共同體”等同于“主權在民”的“民”，以此為其“總統”和“臺灣主權獨立”披上合法的外衣。眾所周知，“主權在民”的“民”是指一國的國民，而非一省的省民。臺灣是中國的一個省，臺灣的民眾是中華民族的一個組成部分。中國的主權不可分割。李登輝想把“省民”偷換成“國民”，以此為“臺灣主權獨立”尋求市場，這種拙劣的詭辯伎倆能夠騙得了誰呢？

另外，也有故意運用概念的靈活性來開玩笑的。唐朝時，涇川豪士汪倫，久慕李白大名，欲求一見。一天，聽說李白將來涇川，汪倫便寫信迎請，詭云：“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飲乎？此地有萬家酒店。”誆得李白欣然前往。李白到后，汪倫告訴說：“桃花者，潭水名也，并無桃花。萬家者，店主人姓萬也，并無萬家酒店?！崩畎茁牶蟠笮?。汪倫款留李白數日，臨別贈馬八匹，官錦十端，并親自送行。李白感其盛情，作《桃花潭絕句》回贈：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汪倫的這一玩笑，為文壇留下了一段千古傳頌的佳話。列寧說：“概念的全面的、普遍的靈活性，達到了對立面同一的靈活性，——這就是問題的實質所在。這種靈活性，如果加以主觀的應用＝折衷主義與詭辯?？陀^地應用的靈活性，即反映物質過程的全面性及其統一的靈活性，就是辯證法，就是世界的永恒發展的正確反映。”（《列寧全集》，第38卷，112頁）

其次，在事物轉化的問題上，講不講事物轉化的條件性，是辯證法與詭辯論的重要區別。

唯物辯證法的理論和社會實踐都告訴我們，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僵死不變的，而是在一定條件下互相過渡和轉化的。例如：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失敗往往是成功之母。但是，要使錯誤變成正確，失敗變為成功，必須具備一定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要善于從錯誤和失敗中總結經驗教訓。沒有這個條件，就不可能實現轉化，壞事永遠變不成好事。在這里，一定的條件是事物轉化的前提和關鍵。對此，同志曾經說過：“矛盾著的對立的雙方互相斗爭的結果，無不在一定條件下互相轉化。在這里，條件是重要的。沒有一定的條件，斗爭著的雙方都不會轉化?！保ā哆x集》，第5卷，398頁）而詭辯論則不然，他們脫離事物轉化的條件，信口雌黃，“眼睛一眨，老母雞變鴨”。他們任意地把壞事說成好事，把好事說成壞事，把失敗說成勝利，把勝利說成失敗?！啊逼陂g，國產的“風慶”輪沉沒了，這當然是件壞事，是一次失敗?？伞啊钡能妿焻s說：“‘風慶’輪就是沉了，也是偉大勝利?！碑斎罕娞岢鲆闪x時，他竟擺出“理論家”的架勢說：“難道馬克思主義就不允許沉船嗎？”這哪里是什么馬克思主義？這分明是強詞奪理的詭辯！誠然，馬克思主義是允許工作出現失敗的。但是，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要盡可能地把工作做好，爭取少失敗、不失敗，最終取得成功，取得勝利。船沉了，是損失，是失敗，馬克思主義決不會把它叫做“偉大勝利”。在挫折和失敗面前，馬克思主義要求人們要勇于面對現實，敢于承認失敗，善于從失敗中吸取教訓，努力把失敗轉化為成功，轉化為勝利。可見，唯物辯證法是有條件的轉化論，詭辯論則是無條件的亂變論。

再次，在個別與一般的關系問題上，是堅持個別與一般的對立統一，還是任意割裂個別與一般的聯系，是辯證法與詭辯論的又一重要區別。

唯物辯證法認為，任何一個具體事物都是個別和一般的統一，世界上的事物之所以千差萬別，是因為它們各自包含有特殊的矛盾，具有區別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本質，即具有個性。然而，世界上的事物又是互相聯系的，同類事物中包含有某種共同的本質，也就是具有共性。所以，個別和一般的關系，也就是事物的個性與共性、特殊性與普遍性的關系。個別和一般是互相聯結、不可分割的。例如：我們說“香蕉是水果”、“樓房是房屋”等，都包含著個別與一般的對立統一。你如果上街買香蕉，也可以說去買水果，這沒有錯，因為個別包含有一般，香蕉是水果的一種?？墒?，你如果既不買香蕉，也不買蘋果、桔子等，硬要買一種抽象的、一般的水果，那是永遠也買不到的。世界上沒有脫離個別的一般，也沒有不同一般相聯系的個別。正如列寧所說：“個別一定與一般相聯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個別中存在，只能通過個別而存在。任何個別（不論怎樣）都是一般?！保ā读袑庍x集》，第2卷，713頁）

詭辯論在對待個別與一般的問題上與辯證法截然不同，要么割斷個別和一般的聯系，要么將個別混同于一般。兩千多年以前，我國有個叫公孫龍的哲學家，曾經提出過一個“白馬非馬”的著名命題。據說，有一次公孫龍牽著一匹白馬出關，把關的人對他說：“喂！公孫龍先生，把你的馬留下吧！法令規定是不許馬出關的?！惫珜O龍說：“嘿！我牽的是馬嗎？不是！我牽的是白馬，不是馬，白馬和馬是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笨梢韵胍姡仃P的兵士當然不會聽信公孫龍的詭辯。這個故事的真實性如何，我們暫且不論，可是，認為白馬不是馬，這就不對了。白馬和馬是有差別的兩個不同的概念，白馬屬于個別，特指白顏色的馬，馬屬一般，泛指各種顏色的馬，當然“不能混為一談”。但是，這種差別不能夸大，白馬盡管顏色與其他馬不同，可它仍然是馬。法令規定不許馬出關，這里的“馬”指的是一般，應包括各種顏色的馬，公孫龍牽的白馬當然也不能例外。在這個故事里，公孫龍的錯誤就在于夸大了白馬和馬的差別，否定了二者的聯系、統一，只看到白馬的個性，抹殺了白馬與其他馬的共性，從而陷入了詭辯論。

第四，在真理二重性問題上，是堅持真理相對性與絕對性的統一，還是只講甚至夸大相對性而否認絕對性，也是辯證法與詭辯論的區別之一。

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認為，真理作為正確反映客觀事物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認識，是客觀的，既有絕對性，也有相對性。真理的絕對性和相對性既是對立的，又是統一的。絕對性寓于相對性之中，相對之中有絕對，二者密切相聯、不可分割。詭辯論割裂真理絕對性和相對性的聯系，只講真理的相對性，不講真理的客觀性和絕對性，或者夸大真理的相對性，否定真理的客觀性和絕對性。我國先秦哲學家莊周在《齊物論》中講過這樣一段話：人睡在潮濕的地方會得腰疼病，泥鰍也這樣嗎？人爬到高樹上覺得膽怯，猿猴也這樣嗎？人、泥鰍、猿猴，究竟誰選擇的住處合適？……于是，他得出結論說：“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科學常識告訴我們，人和其他各種動物的生存環境與生活習性彼此各不相同，各有自己特殊的生存環境和生活習性。哪種動物適宜生活在哪種環境中，這是客觀的。讓各種動物生活在適宜自己生活的環境里，各得其所，這對于各種動物來說，就是是；若反其道而行之，趕猿入水，驅魚上岸，就是非。莊周因不同物種不能適應同一自然環境而混淆是非，抹殺真理的客觀性、絕對性，陷入了相對主義的詭辯論。在當代，在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辯證法與相對主義的詭辯論也是不同的。辯證法反對把馬克思主義看做僵死的教條，認為馬克思主義要向前發展，它的個別原理、結論也是可以改變的。同時，辯證法又認為馬克思主義是客觀真理，它的基本原理、原則沒有過時，仍然是我們必須堅持的。而相對主義的詭辯論卻恰恰相反，他們打著“發展”的旗號，宣揚馬克思主義“過時了”、“不靈了”，從而否定馬克思主義是客觀真理，企圖取消馬克思主義。

第五，在事物的現象和本質問題上，是透過現象看本質、抓主流，還是抓住事物某些表面現象的相似之處，故意混淆不同事物的本質區別，也是辯證法與詭辯論的一個區別。

唯物辯證法認為，現象是事物的外部形態和外部聯系，是本質的外部表現?，F象是表面的、多變的、豐富多樣的，有真象和假象之分。本質是事物的內部聯系，這種內部聯系是由事物自身的特殊矛盾構成的。本質隱藏在事物內部，是相對穩定的。世界上既沒有離開本質的純粹的現象，也沒有不表現為現象的赤裸裸的本質?，F象和本質是對立統一的關系，它們既各有特點、互不相同，又互相依存、不可分割。詭辯論割裂現象與本質的內在聯系，抓住事物表面現象的某些相似之處，把不同質的東西混淆起來，搞亂是非界限。例如：搞市場經濟與“一切向錢看”、重視金錢的作用與“金錢萬能論”、放開物價與胡亂要價、學習外國與崇洋媚外……這些東西都有各自質的規定性，彼此有著嚴格的界限，但是，也確有貌似之處，只有通過辯證分析，才能分辨清楚。而有些人卻抓住它們表面上的相似之處，加以夸大乃至劃上等號，有意或無意地混淆不同事物的本質區別，為其錯誤的行為辯護。所以，列寧說，詭辯論就是“離開事變的內部聯系而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處”。（《列寧全集》，第21卷，99頁）

“抓住事件的表面相似之處”，這也是古今一些江湖騙子利用巫術、占卜、算命、相面等手段招搖撞騙、謀取錢財的慣用伎倆。他們乞靈于一些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乩語，隨機應變，作出適合需要的解釋。例如：用“父在母先亡”來測探問卜者父母的存歿，以示靈驗。其實，這句話能作“多可論”的解釋：一是可解釋成“父親在，母親先死了”；二是可說成“父親在母親之前死了”；三是假定父母都健在，則可解釋成將來兩人死亡時間的先后，反正兩人死亡有先有后；四是如果父母親都去世了，也可解釋父母死的時間先后。根據第一點和第二點，不管誰先死，都能左右逢源。既然“父在母先亡”這個乩語可以針對各種情況的需要而自圓其說，那么，它也就總是“正確”的了，“靈驗”也就“靈”在這里。

另外，在運動和靜止的關系問題上，在認識事物和處理問題的全面性問題上，唯物辯證法與詭辯論也都迥然不同。由于篇幅所限，在這里就不贅述了。

總之，唯物辯證法是用聯系的、發展的、全面的觀點即矛盾的觀點看世界。而詭辯論則是形而上學的變種，它從赤裸裸的主觀主義、相對主義出發，一切以“我的需要”為轉移，任意擇取事物矛盾的某個側面，隨意地加以引申和夸大，從而歪曲事實真相，否定客觀真理。詭辯論之所以不同于辯證法，就是因為它用主觀臆想代替客觀事實，用似是而非的“論據”進行強詞奪理的辯解，以偽證的謬論冒充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