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線路”是最近幾年，為切實滿足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事業領域的基礎性研究工作實踐需求而形成和涌現的全新學理概念，其本身在具體組織開展的世界文化遺產項目研究工作，以及保護工作過程中，占據和發揮著影響深遠且不容忽視的重要作用，代表和揭示了世界文化遺產研究工作，以及保護工作在特定歷史實踐發展階段的最新動向。“文化線路”的基本具體內涵是人類文明歷史發展演進過程中形成的，同時引入融合物質性文化遺產要素和非物質文化遺產要素，且同時具備跨時空特點、跨文化的特點，以及跨學科特點的人類文化遺產群組。鑒于此，本文將會對文化線路與古代歷史文化進行簡要闡釋。

一、“文化線路”與古代歷史文化研究工作的關系

1994年，在西班牙中央政府主導召開的馬德里文化線路世界文化遺產專家會議過程中，參會者在圍繞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相關研究問題展開討論和表述實踐的過程中，最早提及和闡釋了關于“文化線路”的基本概念，并且在該次會議結束后具體形成的《專家報告》文本中明確引入了關于“文化線路”的有關理論表述，并且在此基礎上具體針對“文化線路”的基本定義展開了全面且系統的分析。文獻性研究資料梳理總結成果顯示，也有部分學者將“文化線路”的最早形成時點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末期至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一系列“世界遺產報告”運動實踐行為。從1972年開始，全世界范圍內的多個國家接連簽訂和執行了《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1998，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以官方主導的方式，建設了具備專門性工作職能的“文化線路國際科學委員會”（CIIC），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和彰顯了“文化線路”學理概念，在世界文化遺產保護事業實踐領域所獲取到的廣泛接納和確認，并且逐步發展演化為當前歷史發展階段背景下，世界文化保護事業領域的全新工作方向和全新工作范圍。2001年，“文化線路國際科學委員會”（CIIC）組織編寫并公開出版的獨立著作《無形遺產與文化線路的多元性》一書，明確針對“文化線路”的基本理論學說、基本事業發展原則、基礎性研究工作指導理念，以及相關性科學研究項目，展開了全面且系統的研究分析，為世界各國學者切實實現對“文化線路”相關問題基礎性理論研究現狀的全面認識，構筑和提供了充分的支持條件。在2002年12月4日制定生成并且通過的《馬德里宣言》官方性指導文件，明確闡釋了關于“文化線路”學理概念的官方性定義，并且在針對“文化線路”的基礎性學理研究問題展開系統化分論述背景之下，明確闡釋了關于“文化線路”問題的三個認知共識：第一，“文化線路”學理概念在具體發展演化過程中，全面且充分地揭示和彰顯了文化遺產項目本身具備的、非物質的且極富生機的動態性屬性表現特征，因而在根本性觀念認知層次上，超越和突破了文化遺產項目原本具備的物質性內容層次；第二，“文化線路”通常會長期處于動態生成和極富生機的歷史性發展演化背景下，其基礎性的動態特質和歷史文脈通常都會展現出較為完整的表現形式，且在未來發展演化過程中，將會不可避免地繼續形成和展現出更多的文化要素；第三，在具體理解“文化線路”的基本內涵過程中，不應當將其單純認定或者是理解為具備“線性特征”，或者是“非線性特征”的文化遺產項目形態。

二、關于中國苗族（蚩尤）的歷史文化線路

苗族是我國現存的55個少數民族之一，我國苗族民眾在綿延五千余年的古典文明歷史發展演進過程中，本身經歷過多次大規模的空間遷徙，在古典文獻和神話傳說故事中留下了較大數量規模的有據可查的檔案文獻記載分析資料。從宏觀性學習分析視角展開闡釋，現階段，我國苗族民眾主要集中居住在我國中南地區和西南地區的云南、貴州、四川和湖南等省區，以及上述省區的空間地域性交界地帶。從族源分析角度展開具體闡釋，我國現有苗族民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具備極其悠久的歷史性發展演進傳承的三苗、九黎及蚩尤。在針對我國苗族民眾群體中已經發展形成的神話傳說、信仰觀念認知結構、古代歷史文化分析資料、文物古跡實物，以及考古學研究論述成果，展開全面且系統的梳理分析的背景下，通常能夠基于物質性歷史文化元素遺存，以及非物質性歷史文化元素遺存等，實現對我國苗族基礎性歷史文化發展演進路徑的全面、充分的認識。《戰國策•魏策二》中曾經明確記載：“苗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史記•吳起列傳》曾經記載：“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韓詩外傳》第三卷中曾經記載：“當舜之時，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澤之水。”從上述基礎性歷史文獻記載的信息可以知道，我國古典文明歷史時期曾經出現過的三苗族和三苗國，其大致活躍的空間地帶應分布在現今洞庭湖和鄱陽湖之間的空間地域。我國當代歷史學者俞偉超先生曾經明確闡釋，遵照對中國苗民族歷史發展演進路徑的梳理分析，通常應當將以江漢平原空間地域為中心而發展形成的屈家嶺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具體劃歸到三苗文化的歷史發展體系之中。針對文化線路與古代歷史文化研究，本文擇取“文化線路”與古代歷史文化研究工作的關系，以及關于中國苗族（蚩尤）的歷史文化線路兩個方面展開簡要分析論述，旨在為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提供參考借鑒。

作者:胥思省 單位:遵義師范學院

20世紀80年代，在曾經孕育了燦爛絲路文明的中國西部大地上崛起過一個新詩群———新邊塞詩，它像彗星一般劃過了中國詩壇的天空。如果我們的當代文學史遺漏了新邊塞詩，那么其呈現出的中國新時期文學圖景必定是不完整的。然而，要準確敘述新邊塞詩，科學評估其在當代文學發展史上的價值與意義，必須對其進行深刻的反思，而反思的起點則是新邊塞詩崛起的當代文化背景及其深遠的歷史文化淵源。

一、新邊塞詩崛起的當代文化背景

論及新邊塞詩崛起的當代文化背景，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新中國成立后全國性、全民族性的浪漫激情。對新生政權的崇敬，對未來生活的憧憬，對政治宣傳的信從，甚至稍后的個人崇拜風氣，引發了文學界的浪漫激情。此外，在戰火中燃燒了一個世紀的、“一窮二白”的九州大地所面臨的“重建”重任，使拓墾邊疆成為迫切的使命。一批又一批來自全國各地、操不同方言的干部、工人、知識青年滿懷革命的激情和創造新生活的渴望，伴隨著“我們新疆好地方”、“邊疆處處賽江南”的優美旋律，從四面八方奔赴遙遠的新疆———一個充滿創業激情的地方;與此同時，大量“紅色”作家帶著他們火熱的激情紛紛入疆，體驗生活，追尋藝術的圣境，他們所倡導、擅長的“追求浪漫主義或理想主義、富于亮度”①的創作模式與新疆獨特的民族風情、自然環境和社會生活相結合，產生了一批獨具風貌的文學作品，它們不僅鋪染了西部文學的底色，而且為新疆本土作家的創作提供了范本。一些學者注意到新邊塞詩與“十七年文學”中聞捷等人詩歌創作的關聯性。聞捷、郭小川、賀敬之、艾青等詩人的旅疆詩作無疑為新邊塞詩的發軔提供了原始積累。“聞捷的詩歌，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創一代詩風，是新邊塞詩的第一座里程碑，詩人無可爭議地成為新邊塞詩的奠基者和開拓者。”②另一個對新邊塞詩的形成功不可沒的人物是郭小川。“早在20世紀60年代初，著名詩人郭小川來新疆時就提出過創作新邊塞詩的主張。”

總體而言，聞捷、郭小川、賀敬之、艾青、張志民、李瑛、田間、嚴辰、柯巖等老一輩旅疆詩人對新邊塞詩的貢獻在于藝術奠基和方向性引導，洋雨、伊萍、雷霆、孫濤、東虹、郭維東等新疆本土詩人對新邊塞詩的貢獻在于實際的探索和開拓。但由于旅疆詩人的光環效應及時代氛圍等因素，很長一段時間內，新疆本土詩人多在旅疆詩人的既成道路上前行，并未出現具有全國影響力的實力型詩人，其創作一直被統一在全國宏大的和聲之中，籠罩在旅疆詩人的光環之下，新邊塞詩的噴發期尚未到來。20世紀50至60年代，周濤、楊牧、章德益等陸續遷居新疆，70年代中期之后漸見其作品。然而走上詩壇伊始，三人仍拘泥于前人的創作路線與模式，“楊牧是以政治抒情詩出名的”;周濤早期則沿襲“郭小川式”的詩歌創作模式，“數年之間，隨波逐流，不知詩為何物”;章德益的詩亦“幼稚和粗糙，同時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時代的局限性”④。不過三人不愿做“前人腳下香客”，而有志于做“偉大前輩當之無愧的偉大后人”⑤。周濤于1982年發表了《對形成“新邊塞詩”的設想》一文，文章雖短，卻經過深思熟慮、周詳規劃，為日后新邊塞詩的崛起與發展描繪了一幅簡明的藍圖，故而人們多將此文作為新邊塞詩及新邊塞詩派成立的標志。隨楊牧的《野玫瑰》、《復活的海》、《邊魂》，周濤的《神山》、《鷹笛》、《野馬群》，章德益的《大漠和我》、《黑色戈壁石》、《西部太陽》等詩集接踵問世，極大拓展了人們對詩歌的想象，斬斷了捆縛新邊塞詩發展的時代鎖鏈，開辟了連通新邊塞詩歷史血脈的嶄新通道，使新邊塞詩走上了歷史感與時代感兼具的全新道路。對新邊塞詩的崛起另有一種解釋，認為乃是源自“追趕內地的疲勞”和“標舉個性的迫切”。“邊疆寫作”其實是一項“危險”的活動，不被主流認可或向主流討巧都極有可能喪失發展空間⑥，抵御這種“邊緣化的危險”，“選擇一條自己的道路”⑦就顯得至關重要。新邊塞詩正是要開辟出一條適合于邊疆又不會被中心話語牽引的寫作方式。新邊塞詩的迅速起飛，不可忽視其背后文學批評的助推⑧。文學批評分為即時性的文學批評和滯后性的文學批評兩種，前者側重于對“潛力股”的發現與開墾，而后者則側重于對一部作品的價值判斷。1980年代的批評界一如當時的創作界一樣活躍，敏感的批評家們及時捕捉到新邊塞詩崛起的信息，并及時對其發揮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首先是置身話語中心的詩評家，如楊匡滿、唐祈、羅振亞、謝冕等，先后發表《陽關，那里有新的生命》、《絲綢路上新樂音》、《新邊塞詩的時空概念》、《嶄新的地平線》等文章，不但從社會和文學的雙重視角對新邊塞詩的價值給予肯定，并且對新邊塞詩派的歷史淵源作了初步梳理，對其整體風格作出了奠基性評估。雖然這方面的文章并不多，但其影響和作用不容忽視。真正傾力研究新邊塞詩的則是新疆本土批評家，如周政保、余開偉、浩明、韓子勇等，以及孫克恒、燎原等其他西部省區的學者。其實，在周濤發表《對形成“新邊塞詩”的設想》一文的近四年前，陳柏中與鄭興富合作撰寫的《詩壇新花迎春開》，“可以說最早預示了‘新邊塞詩’的崛起與繁榮。”

時至1981年，周政保更是大膽斷言:“……他們(周濤、楊牧、章德益———引者注)近年來所發表的一系列作品，是不是可以這樣說，一個在詩的見解上，在詩的風度與氣魄上比較共同的‘新邊塞詩’正在形成……”⑩后來證明，周政保作出的判斷是準確的。此外，1982年在新疆大學舉辦的“邊塞新詩”學術研討會及會后編選的《邊塞新詩選》的問世，對新邊塞詩“形成隊伍”、“鮮明旗幟”起了實際的推動作用。按照接受美學的觀點，在進行閱讀之時，“讀者頭腦中已經存在一種‘前結構’，即讀者心理上已經預先形成一種‘結構圖式’，用姚斯的術語說，叫做‘審美經驗期待視野’。這種‘審美經驗期待視野’將直接影響讀者對作品的閱讀。”瑏瑡1979年4月《廣州日報》刊登文章，認為此前具有“揭露”性質的文藝作品都是“向后看的文藝”瑏瑢。1981年主持劇本創作座談會之后，“用文學哭天喊地或進行尖銳批評的創作傾向開始受到抑制”瑏瑣，加之整個民族急需自尊與振興的迫切心情，新邊塞詩生機勃勃、積極奮斗的格調，以及其中“既有歷史使命感又包含著對未來的信心”的西部形象，自然十分符合時代的審美需要。另外，初離“紅色敘事”的民眾并不了解其他形式與風格的文學，隨后產生的朦朧詩一時也難為一般民眾所接受，況且當時文學“撥亂反正”最初確實定位于十七年文學的正名與恢復瑏瑤，因而，脫下了“十七年”外衣卻仍殘留些許“十七年”體味的新邊塞詩無疑是廣大受眾最樂于接受的藝術形式，這也是新邊塞詩誕生與崛起的一個重要因素。

二、新邊塞詩深遠的歷史文化淵源

一，隋唐營州的歷史地理方面研究。

主要側重于隋唐營州地域的地理環境、路線交通、城市形態等方向的考證與研究。中最為主要的收獲就是金毓黻先生在《東北通史》一書中糾正了柳城為河北昌黎的錯誤觀點，為日后隋唐營州的地理位置確定了正確的歷史坐標。尤是與之相關的一些重大的歷史地理、民族分布、歷史事件、古代交通等問題得到了解決。

二，隋唐營州的建置與職能研究。

主要探討了隋唐在營州地域建立管轄機構的歷史沿革，以及這些機構的具體職能，包括政治、軍事、民族、經濟、貿易、文化、宗教等多方面。這類研究成果與發表的文章，在隋唐營州研究方面的比例較大，可以看出學術界在隋唐營州歷史問題研究上，一直偏重于中央政權與邊疆政權關系的制度史領域。尤是吉林大學宋卿博士在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較多，并提出了許多有建樹的學術觀點。例如她的《唐代營州研究》、《唐代平盧節度使略論》、《唐代營州政府經濟職能初探》、《唐代東北羈縻府州職官考》、《唐代營州政府經濟職能初探》、《唐代營州政府行政職能略論》、《唐代平盧節度使略論》、《試述唐前期平盧節度使的職官兼任》、《試論營州在唐代東北邊疆的地位與作用》，等等，這一系列的文章對唐代營州的管轄機構進行了細致深入的研究和考證，并總結歸納營州政府的各項職能。可以看出，宋卿博士在該領域的研究具有代表性；

三，隋唐時期營州的民族問題研究。

營州是隋唐兩朝東北邊疆重鎮，也是少數民族雜居之地。關于營州地域內的靺鞨人、高句麗人以及契丹人的流動、遷徙、叛亂、融合、多元文化，以及隋唐王朝在處理民族問題方面所作出的反應與措施，也成為這一學術領域饒有興趣的話題。在這些研究成果中，學術界對于契丹人李盡忠主導的“營州之亂”的研究尤為關注。因為，營州之亂幾乎影響了此后的東北亞政治格局的形成，尤是唐朝對高句麗故地的控制出現了嚴重的危機，并且對唐代東北邊防的穩定及原有防御體系產生了重大影響，并使得營州成為幽州東北方向上的從屬配合力量。除此之外，學術界對隋唐時期營州的民族問題討論，往往把研究焦點投放到契丹人、突厥人、靺鞨人或高句麗人等單一民族問題上，缺乏對多元民族融合與互動現象的深入思考和分析。

鄒城市位于山東省文化名城濟寧市，1994年入選第三批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獲得“中國優秀旅游城市”“全國文化先進市”“全國綜合實力百強市”等榮譽稱號。鄒城市得山水之靈氣，仰圣哲之光輝，承耕讀以傳家，素有“孔孟桑梓之邦，文化發祥之地”之美譽。這里不僅誕生了儒家“亞圣”孟子、“鑿壁偷光”的匡衡等一眾歷史名人，同時還保留了珍貴的考古文化遺產。白壽彝先生曾指出，“邾國（鄒國），一直保留邦國時代的余暉，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作為歷史文化名城，鄒城市具有很高的文化價值、科研價值、城市美學價值和教育價值。經濟的飛速發展為城鎮化的進一步深化奠定了扎實的基礎，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樣也帶來了保護歷史文化以傳承子孫后代的重要課題。保護和開發好鄒城市的歷史文化資源，打造歷史文化名城的名片，對在新一輪城鎮化建設中提升鄒城市的城市品位和樹立山東省歷史文化名城建設先進案例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鄒城市的特色文化風貌

（一）歷史悠久，底蘊厚重。鄒城市位于山東省西南部，從城南嶧山鎮野店遺址發掘的房址、陶窯、石斧、石錛等文物來看，早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已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鄒城市古稱“鄒魯圣地”，系中國儒家學說的發源地。夏代時，按《禹貢》所稱，此地屬九州中的“徐州”之域。商代屬奄國。西周克商滅奄，封顓頊玄孫陸終第五子晏安之苗裔曹俠于此，國號邾，附庸于魯國。魯文公十三年（前614），邾文公卜遷于嶧，在嶧山之陽建都。此地已發現商代遺址14處，周代遺址51處，并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銅器，可證明此地在商周時期經濟文化已有所發展。秦朝開始設置“騶縣”，歷漢、晉、南北朝，至唐初改“騶”為“鄒”，稱“鄒縣”，隸兗州魯郡上都督府。宋神宗熙寧五年（1072）至元豐六年（1083）曾將鄒縣設置為鎮，元豐七年（1084）復設鄒縣。金代設鄒縣，隸山東西路滕州。元代設鄒縣，隸山東東西道宣慰司益都路滕州。明代設鄒縣。洪武初隸濟寧府。清代，設鄒縣，隸山東承宣布政使司兗州府。至1992年10月，撤縣設市，稱鄒城市。（二）遺產眾多，文物豐富。鄒城市的歷史文物資源十分豐富。在65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其境內就有人類繁衍生息，且見諸典籍記載的歷史有三千多年。鄒城市文化燦爛，古老的伏羲文化，凄美的梁祝文化，尤其是孟子思想、孟母教子文化更是先人留下的寶貴財富。鄒城市文物遺存豐富，全市境內各類歷史文化遺存300余處，各級文物保護單位57處，各類珍貴館藏文物15000余件。著名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有孟廟、孟府、孟子林和漢魯王墓、明魯王墓、邾國故城等，還有白蓮教起義軍遺址、寺頂子遺址、斗雞臺遺址、黃山十八羅漢漢洞造像、嶧山摩崖石刻群等。（三）名人輩出，別具一格。鄒城市自古人杰地靈，還具有迷人的自然景觀。鄒城市不僅是儒家學派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孟子的誕生地，也是韋賢、韋玄成這一對“父子丞相”，“鑿壁偷光”的匡衡和“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等名人的誕生地。鄒城市的歷史名人還有春秋邾國國君邾文公、戰國“賢良三母”之一的孟母、東漢荊州刺史劉表等。鄒城市有佛教文化及書法藝術精品“四山”———鐵山、崗山、葛山、尖山的摩崖刻石，京南江北最大的地下宮殿———明魯荒王陵，被譽為“鄒魯秀靈”、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東山即嶧山）、“天下奇山第一”“岱南奇觀”的歷史文化名山———嶧山等。豐富的人文景觀和自然景觀交相輝映，形成了鄒城市獨具特色的“山•水•圣人”綜合旅游區，是研究中國與東方文化的“歷史博物館”和著名的文化旅游勝地。（四）民俗文化，異彩紛呈鄒城市還有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孟母教子傳說、嶧山傳說、平派鼓吹樂、嶧山道樂、陰陽板、尚寨竹馬、火虎、山頭花鼓、吹糖人、滾磨成親的故事、匡衡鑿壁偷光的故事、漆女的傳說等等，為鄒城市積累了異彩紛呈的民俗文化。

二、鄒城市面臨的保護與開發的問題

《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指出，在當前城鎮化建設的過程中，諸多類似鄒城市的歷史文化名城存在著自然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不力、城鄉建設缺乏特色的問題。一些城市景觀結構與所處區域的自然地理特征不協調，部分城市貪大求洋，照搬照抄，脫離實際，盲目建設國際大都市，“建設性”破壞不斷蔓延，城市的自然和文化個性被破壞。一些農村地區大拆大建，照搬城市小區模式建設新農村，簡單地用城市元素與風格取代傳統民居和田園風光，導致鄉土特色和民俗文化流失。在城鎮化進程中，保護與傳承好歷史文化名城的傳統文化，既是我們義不容辭的使命，也是國家良好發展的重要基礎。目前，鄒城市的保護與開發主要面臨如下問題。（一）保護與傳承意識薄弱地方政府為追求經濟發展，對傳統文化缺乏科學認知，保護意識淡薄。在城鎮化進程中對傳統文化保護與傳承的重視不夠，對歷史文化遺產保護不力，重發現、輕保護和重開發、輕管理的現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建設性”破壞不斷蔓延。在政績焦慮、利益沖動和形式主義驅使下，許多高樓林立的城鎮往往是以割斷文脈和棄置鄉愁為代價的。典型的表現是，不加區別地搞拆舊建新、拆毀重建、“全面改造”等破壞性開發，使大批古舊建筑、歷史街區、人文景觀、名人故居等毀于一旦。拆掉真文物、建造假古董的現象時有發生，原有的城市風貌、文化遺存、地方風情的完整性、真實性不復存在。（二）人工化、同質化痕跡明顯，逐利化運作、超負荷利用傾向嚴重保護與傳承路徑不暢通，對保護與傳承傳統文化的管理還遠未到位，相應的管理體制機制不健全、不完善。傳統文化與城鎮化規劃的融合度不高，推進主體單一，社會力量參與不夠廣泛。相關立法欠缺滯后。正如王全書《在城鎮化進程中保護與傳承好傳統文化》所言，尚沒有全國性的法律法規，地方性法規也不多，對在城鎮化進程中如何保護和傳承傳統文化缺乏立法層面的剛性約束和規范性指導。（三）與環境協調發展的問題被忽略缺乏對歷史名城名鎮名村整體風貌的價值認知，破壞了遺產與周邊環境的和諧統一關系，整體歷史風貌不復存在，遺產價值大大下降。或者以旅游開發來代替名城保護。正如仇保興《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形勢、問題及對策》所言，在一些歷史文化名鎮名村，出現將整個名鎮名村承包給旅游公司的行為，將這些寶貴的、不可再生的、能持續不斷增值的資產廉價地承包給旅游公司，而旅游公司又缺乏這方面的眼光、技術、認識和機制，以掠奪方式進行開發，對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和歷史文化街區造成了巨大破壞。

三、鄒城市歷史文化資源保護與開發的對策建議

[摘要]山西歷史文化名村的數量居全國第一，但在保護與旅游開發過程中存在著諸多問題，急需保護與修繕。本文從完善村落管理工作機制、統籌古村保護與新村開發、整合規劃周邊資源、“微更新”與“慢行系統”古村設計、小眾化旅游、鄉村養老與分時度假產業融合、文化創意街區建設等八個方面研究山西歷史文化名村的保護與復興問題。

[關鍵詞]山西；歷史文化名村；修繕；復興

中國歷史文化名村是2003年始由建設部和國家文物局共同組織評選的，能比較完整地反映某一歷史時期傳統風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保存文物豐富、具有重大歷史價值或紀念意義的村，先后公布七批名錄，山西共有96個村入選，集中在晉中南古村落群，數量居全國第一位。但山西歷史文化名村在保護與旅游開發過程中，存在著諸多問題。村落文化日漸衰竭，村民缺乏文化自信，對村落文化價值認識不足，導致沒有人去保護、傳承鄉村文化，整個村落也破敗不堪；傳統手工藝瀕臨滅絕，非遺傳承人斷層，將傳統手工藝與現代藝術創意融合的人才極度缺乏，旅游文創產品單一且沒有突出特色，整體村落缺乏激發村落活力與生機的方式；也存在旅游開發過程中，折舊建新所導致的自建性破壞，沒有很好地處理歷史文化名村與周邊資源有機融合所導致的擴張性破壞，過度追求商業利益而導致的開發性破壞等問題。因此，山西歷史文化名村急需保護與修繕、復興與再造。本文從完善村落管理工作機制、統籌古村保護與新村開發、整合規劃周邊資源、“微更新”與“慢行系統”古村設計、小眾化旅游、鄉村養老與分時度假產業融合等八個方面探究山西歷史文化名村保護與復興問題。

一歷史文化名村保護與修繕

（一）建立和完善村落管理工作機制

中國歷史文化名村中的老建筑多數屬于村民私人所有，村民既無力承擔修繕所需的大量資金，也沒有對老建筑保護與修繕的動力，致使不少中國歷史文化名村成為空心村。雖有安徽西遞古鎮首創村民自治管理機制，以村辦公司的形式自主經營；浙江慈城采用國有企業投資經營、政府參與協調管理的工作機制；但目前中國歷史文化名村保護與開發的主體是政府。一方面，中國大量古村落的老建筑均需要修繕，政府很難擔負巨額資金；另一方面，多數宅院的所有權并沒有改變，用國家公共資源修繕私人民宅，在現實中也很難開展。因而，在對歷史文化名村進行復興與再造的過程中，政府應重在頂層設計與規劃，起到監督與服務的作用，在尊重村民自身的文化認知的基礎上，借助各類企業或投資機構、民間組織或賢達人士來經營和發展古村落，處理好政府與企業、村民間的利益關系，保護與開發并重，通過“延續—發掘—創新”三步走的方式，妥善解決古村落生存與發展問題，使之融入周邊鄉鎮經濟發展中，在城鄉一體化過程中實現鄉村復興[1]。

摘要:延安的歷史文化遺產特色優勢顯明，種類較多，時代跨越較大，上至年代距今約3.5~5萬年的黃龍人，下至明清，各個時期都有人類在此活動。文物資源不可再生，保護文物人人有責，只有提高群眾的文物保護意識，大家共管齊下，才能有效地保護文化遺產，才能真正實現文化遺產傳承，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歷史重任。

關鍵詞:延安；文化；特點；物館建設

延安是著名的中華民族圣地和中國革命圣地，是全國重要的歷史文化名城之一,黃帝部落在這塊土地上生息繁衍,北方游牧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在這里交融匯聚。留下了豐富多彩的文物遺跡,其品位和存量在全省乃至全國，都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延安又是聞名遐邇的中國革命圣地，中共中央在這里生活戰斗了13年之久，為我們留下了大量彌足珍貴的精神文化遺產。黨中央2015年兩次來陜西，高度評價陜西文物資源的歷史文化價值和重要作用，他說“黃帝陵、兵馬俑、延安寶塔、秦嶺、華山等是中華文明、中國革命、中華地理的精神標識和自然標識”；陜西是“天然歷史博物館”，文物點密度大、數量多、等級高，是中華民族的寶貴財富，要保護好歷史文化遺產、民族文化風格和傳統風貌，并對文物安全工作提出了“嚴格制度、嚴格把關、嚴加防范、嚴厲打擊”的要求。因此，我們要有更高的責任感、使命感大力宣傳，保護好歷史文物，讓人民群眾充分認識到文物資源不可再生，保護文物人人有責，只有提高群眾的文物保護意識，大家共管齊下，才能有效地保護文化遺產，才能真正實現文化遺產傳承，推動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歷史重任。延安歷史文化深厚，經第三次全國不可移動文物普查，全市13個縣區共普查登記各類不可移動文物點8545處。其中有古遺址4900處，古墓葬960處，古建筑769處，石窟寺及石刻335處，近現代重要史跡（其中革命文物點445處）及近現代代表性建筑1502處，其他文物點79處。可移動文物62008件，其中等級藏品15814件，一級品231件，二級品2988件，三級品12595件。延安歷史文化資源的特色優勢明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延安是“黃龍人”的故鄉和中華民族始祖軒轅黃帝的故鄉，是中華民族和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

20世紀40年代，在陜甘高原北端發現了“河套人”及其文化。70年代，又在陜北高原南端發現了“黃龍人”化石。其年代距今約3.5~5萬年。近年來，在壺口瀑布附近發現的龍王辿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群，出土2000余件石制品和動物骨骼，發現石磨盤和有使用痕跡的石鏟，與黃龍人的年代一脈相承，距今1.5~2萬年，處在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階段，填補了陜北原始社會進化中的一個缺環，對研究黃土高原東南部邊緣地帶細石器文化的譜系、黃河中游地區古人類的生存形態和自然環境變遷及他們之間的互動演進關系、中國北方旱地農業起源等問題，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延安還是中華民族共同祖先黃帝的故鄉，延河、無定河、洛河兩岸星羅棋布的舊石器、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2000多處，平均每24平方公里就有一處，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尤其是大批的仰韶、龍山文化遺址以及豐富多彩的彩繪變形鳥紋、堆塑鳥紋的裝飾形式，使得黃帝部落在延安的活動蹤跡更加清晰、詳實可靠，被認為是黃帝時代的文化遺存。位于延安寶塔區李渠鎮的蘆山峁新石器時代遺址，20世紀80、90年代，在這個水土流失、破壞十分嚴重的遺址內，陸續出土了幾十件只有當時部落首領們才可能擁有并使用的玉刀、玉琮、玉璧等大型祭祀所用玉器。其玉材經過有關專家檢測，有的來自江南的良渚文化（浙江杭州余杭,良渚文化存續之間約為距今5300年至4200年前，屬于新石器時代），有的來自青藏高原。這些精美“高貴”的玉器是否和黃帝部族有關？黃帝部落聯盟北逐獫狁，沿黃河向東發展，融合了蚩尤、炎帝等部落集團，地域也由陜北高原發展到河南、河北、山西、山東一帶，從而奠定了中華民族的基礎，對黃帝文化的研究和華夏文明的起源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二、延安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中原農耕文化的交匯之地，戎風狄韻，民族融合，是其顯著特色

摘要：在目前經濟全球化的態勢下，我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必須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會計制度、會計準則等一套會計管理理論，才能適應經濟的發展趨勢。會計文化的研究對于系統地、科學合理地建立和完善會計理論實務具有深遠的理論指導和現實意義。本文以我國會計文化的發展歷史作為探討的出發點，簡要闡述了會計文化每個時期的主要歷史特征，并在此基礎上對我國會計文化的發展進行了前景展望。

關鍵詞：會計文化；歷史發展；展望

會計文化是一種歷史實踐的沉淀和積累，研究我國會計文化，對建立與時俱進的會計管理理論和會計實務，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理論意義，同時，對促進我國會計改革和企事業的發展具有指導意義。會計信息失真、會計管理監督不當等事件的不斷出現，意味著我們的會計誠信建設存在一定的隱患。中國的會計文化植根于博大精生、源遠流長的中國歷史文化中，對于它的研究將促進我國會計理論研究和實踐的發展。

一、會計文化概述

會計文化在《辭海》中的定義是：“從廣義上講，會計文化是人類社會創造出來的有關會計方面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即會計文化由三部分組成：會計物質文化、會計制度文化和會計精神文化。狹義的會計文化是指在特定的社會、經濟文化背景下，從長期中外會計實踐中創造或正在形成為全體或大多數會計人員所接受或共同享有的會計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措施。我國目前的研究基本是基于狹義的會計文化概念，將會計價值觀和會計道德觀作為核心，研究以此為主要內容的會計意識形態精神領域。

二、中國會計文化的發展歷史與特征

摘要：本文通過查閱文獻資料，進行田野調查，走訪鄉賢老者，以挖掘侯官村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淀，展示侯官千年古村歷史風貌，喚起人們的文化記憶，讓更多的人記得住鄉愁，帶動更多的人關注中國鄉村文化。

關鍵詞：侯官村；歷史文化；傳承與變遷

福州市閩侯縣上街鎮的侯官村，是千年古村落，古稱“候官市”。她坐落于閩江畔，是閩江流域重要的交通要道。東、西、南被龍臺山、華棣山、鳳凰嶺（赤塘山）三座青山環抱，地理位置得天獨厚。歷史上侯官村曾作為古候官縣的治所，長達160多年。城隍廟、漢鎮閩將軍廟、鎮國寶塔、龍臺石塔遺址等文物，見證了古候官縣歷史的興衰。2019年，侯官村入選第一批福建省地名文化遺產“千年古鎮（古村落）”名單，成為福州市唯一入圍的古村落。本文通過查閱文獻資料，進行田野調查，走訪鄉賢老者，以挖掘侯官村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淀，展示侯官千年古村歷史風貌，喚起人們的文化記憶，讓更多的人記得住鄉愁，帶動更多的人關注中國鄉村文化。

一、千年古村文脈相承

“侯官”原為“候官”（清朝時“候”均寫作“侯”），為漢代時的官名，次于縣令。漢朝無諸從諸侯滅秦，又佐漢擊楚有功，漢高帝五年（前202）漢封無諸為“閩越王”，建都于東冶（今福州市屏山）。這是福建政區建置史上的第一個縣，縣治設在今福州鼓樓區屏山東南麓。冶縣范圍幾乎包括了今天福建全境，甚至江西的鉛山也在它轄管范圍內。據《閩都記》載:“（漢）孝昭元始二年（公元前85年）閩越遺民自立冶縣，屬會稽南部都尉。光武建武二年（26年）改冶縣為候官都尉，仍隸會稽”。東漢建安元年（196年）冶縣正式改名候官縣，候官作為地名亦由此時開始。侯官作為古縣，其管屬區域和名稱亦不斷改變。南朝時，從候官分出的原豐與候官合并為東部候官。隋開皇九年（589年）改東部候官為原豐縣，不久更名為閩縣，縣治在閩都坊內（今東大路省立醫院附近）。唐武德六年（623年），再置候官縣，縣衙搬到現在的上街鎮侯官村，地依縣名。古代福州以水路交通為主，候官通臨江濱，是福州西部的水陸交通和集市貿易中心，商販云集，熱鬧非凡。故而，在侯官置縣衙無可置疑。但事物都有兩面性，候官因水而興，也因水而毀。因為它地處閩江下游，是閩江、螺江、烏龍江三江交匯處，所以洪水到來時容易遭到滅頂之災。據明王應山《閩都記》記載:“侯官市，古縣治也。唐武德六年，置縣螺江之北。貞元五年為洪水漂沒，觀察使鄭叔則奏移入州城”。民國《閩侯縣志》有更詳細記載：“侯官故城，在府西北三十里。唐武德中，析閩縣重置，治于此，通臨江滸。貞元五年，為洪水漂沒，八年，遷入郭內。故址侯官市。”從中得知唐貞元八年（792年），因水患嚴重，觀察使鄭叔奏請朝廷將縣治遷入福州道山路，初名“候官坊”，故址改稱為“候官市”。前后算來，唐代在侯官村設縣達160多年。到了清代，“候官縣”改為“侯官縣”，原“候官市”也隨之改為“侯官市”。“候官”建制地名究竟何時改為“侯官”？歷史上無明文記載，但從方志等史籍載述看，從漢、吳至明代記述“候官”時均用“候”，閩侯縣博物館館藏明萬歷間的墓葬“買地券”仍稱候官，清初以后皆改稱“侯官”。其改字（稱）緣由，也無文字記載，只有《閩都記》卷六這樣記述：“官賢坊，在候官縣街口。舊名候官里，人以候闕日久，更今名。”據此說明，仕宦者忌諱“候官日久”，以為不吉利，故改里名候官為官賢，但并未說明縣名“候官”改為“侯官”的緣由，理由應相同。民國元年（1912年），閩縣、侯官縣合并為閩侯府。民國2年，改為閩侯縣，即民諺所說“閩縣與侯官領（合并）好”一事。自此，“侯官市”改為“侯官村”至今。民國22年刊本的《閩侯縣志》，對涉及閩地名“候”全以“侯”字替代。國家文字委員會與民政部曾聯合發文認定：在福州地域的地名中“候、侯”通用，但“侯”仍循舊音讀為“候”。《辭海》《四角號碼新詞典》《現代漢語詞典》《新華詞典》等辭書也增加了相應條目，如《辭海》（1999年縮印本）:“候官，舊縣名，即侯官。……清以后“候”通作“侯”。侯官千年延續不斷的地名傳奇，是其成為福建省千年古村的重要依據，因此，有文史專家以“七代不變半毫音，千年只少一筆畫”來贊譽這段歷史佳話。

二、商貿重鎮市井繁華

摘要：運用文獻資料法、實地考察法、訪談法等研究方法，對南江流域村落體育在南北朝時期的融合、明清時期的抗倭自守，民國時期的武館運作、新中國成立后的機遇和磨難并存幾個歷史時期進行闡述，并結合雙創的發展思路，針對目前存在的現狀和特點，提出相應的意見和建議：思想上重視，行動上主動，經濟上引進，并以東壁武術為個案進行實地調研，為傳承南江流域村落武術提供有益借鑒。

關鍵詞：南江流域;村落體育;東壁武術;羅定

人類文明的起源大多依河而生，受地理位置和開發條件的限制，許多流域內仍保留著大量的原始村落，南江流域便是其中的一員。南江流域是古代百越族居住的地方，歷史悠久，很久以前已有人類生息繁衍。目前在其流域內曾發現多處舊時器晚期和新石器時期的文化遺址，如：1983年11月下旬，羅定縣文物普查隊在羅平區沙頭鄉橫垌村背夫山發現了一座土坑墓（編號M1）。[1]考古學家根據墓中器物的特征推斷這是流行于兩廣地區的越人戰國墓。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這些原始村落體育項目瀕臨消失。如何在當今環境下生存和發展，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深思。2014年9月總理提出的雙創發展思路，為村落體育的發展提供了有益借鑒。

1南江流域村落武術文化的歷史演變

南江起源于信宜、高州、陽春三市的分界嶺，流經信宜市、羅定市、郁南等地，最后在南江口注入西江。南江流域處于熱帶地區，東南面有海拔一千多米的云霧山，西北面有天然屏障云開大山，使這里形成了適宜人類居住的山谷盆地。受地域、經濟等條件的限制，南江流域內還保存著大量風格獨特的古村落體育項目。南江曾被稱為蠻荒之地，自古以來多災多難。俗話說，寒門出貴子，逆境出人才。南江流域人杰地靈、英雄輩出，有關歷史故事和建筑物，為當地人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和物質財富。1.1南北朝時期與漢族文化融合。說道南北朝時期百越與漢文化的融合，不得不提起一位英雄人物——冼夫人。冼夫人又稱冼太夫人和譙國夫人，廣東高涼人氏（今廣東高州人）。她出生在一個俚族首領家庭。《隋書•列女傳》載，夫人幼賢明，多籌略，能行軍用師……羅州刺史馮融聞夫人有志行，為其子高涼太守寶（馮寶）聘以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馮弘之投高麗，遣融大父（祖父）業（馮業）以三百人浮海歸（劉）宋，因留于新會。自業及融，三世為守牧。馮冼聯姻后，兩家聯手開發嶺南、傳播文明、收復海南、平定叛亂、安撫黎庶，嶺南終成富庶文明之邦。[2]唐代之后俚人逐漸融合了南遷的中原人，形成了獨樹一格的嶺南俚文化。1.2明朝時期抗擊倭寇保家衛國。明朝時期，倭寇猖獗，他們燒殺搶奪，禍害相鄰。許多仁人志士，投身疆場，抗擊倭寇，張元勛便是其中的一員。張元勛自幼愛好武藝，其父張愷抗倭陣亡，他立誓殺倭報仇。1569年，吳平海盜遺黨曾一本引導倭寇入侵，千艘戰艦直逼廣東、福建沿海，他跟隨福建總兵李錫會同俞大猷，與敵大小六戰，擒斬1700余級，繳獲戰船360余艘，從而殲滅此股海盜。[3]張元勛因抗倭有功升至廣東總兵，鎮守廣東。明朝中葉，羅旁（郁南縣境內）大山一帶發生土著人叛亂，長達數十年。張元勛領兵平叛，戰功卓著，被明朝萬歷皇帝敕封為“護國庇民”大將軍。陳璘是一位抗倭援朝的民族英雄，他英勇善戰，有勇有謀，著名的“萬歷三大征”，曾參加了兩次。在平定羅旁叛亂后，陳璘因功升副總兵，駐守羅旁東山地區。1592年日本發動了侵略朝鮮的戰爭，史稱“壬辰之役”。陳璘因熟悉倭情，被調往邊境。他率水師與日本水師決戰露梁海，全殲日軍，功居首位；“播州平亂”，他率部出偏橋，智取海龍囤，居功至偉。[4]為此萬歷皇帝賜匾“開拓第一功”，賜聯“辟土開疆功蓋古今人第一，出將入相才兼文武世無雙。”1.3明清時期為了生計結寨自守。南江流域經常發生戰亂，當地人民自衛強身。明萬歷建立直隸州，實行“募民占籍”政策，不少武士入籍建家立業。明末，南明政權覆滅，跟著“三藩之亂”又起，羅定陷于戰火中近半個世紀，官兵攻城奪地，鄉間盜賊眾多，鄉民多結寨自守…。[5]一直到康熙以后，武術在當地鄉村十分盛行，明清兩代有武進士7人，武舉人47人，單是羅鏡便有武舉8人，擔任把總以上武官28人。[5]1.4民國時期以武館形式運營。清末民初，隨著資本主義的入侵，一些產業相繼破產，盜賊再起，再次掀起武術強身健體的熱潮，很多鄉村請人教習武藝，武館應運而生。羅定人梁貴榮在羅城創辦了東壁跌打武館。1928年在同盟會會員黃元白倡議下，召集羅定各區的族老和有名望的人開會，由各區推薦選手表演，選出梁貴榮為會長，其他優秀者作為會員，成立了羅定縣（今羅定市）國術協會。國術協會分為甲、乙兩館，甲館由梁貴榮主持，乙館由陳喬山主持。1933年梁方伍被邀回到羅定傳授武藝，他主持的武館成為丙館。梁方伍不僅武德高尚，還擅于思考，將蔡家、李家、佛家等所學拳術相結合。抗日戰爭期間，有些著名武師流落到羅定。為了生計，他們在羅定開館授徒，引入不少外地流派的武功，如：著名的拳師葉敬亭、吳瑞松、鐵海龍等。與當時羅定著名的拳師雙方相互借鑒，相得益彰。1.5新中國成立后機遇與磨難并存。新中國成立后，百廢待興，各行各業，生機勃勃，作為保家護院存在的具有強身健體性質的村落武術的價值反而降低了。長年征戰，人口劇減，發展生產，迫在眉睫。隨后又經歷了十年，不少武術前輩遭受侮辱、迫害。收藏在群眾中的武術史料、書籍被抄被毀，武術傳承的基礎遭受嚴重破壞[6]，中國武術發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破壞或遏制。例如，河北滄州的王子平、朱國福、姜玉和等武術名家先后遭到迫害，甚至被抄家；著名宣武體校教練郭雙鳳老師的師傅宋志平先生的器械及習武資料全部被紅衛兵拿走，陳氏太極拳名家雷慕尼當時去了西廠拉煤。很多民間武術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傷害。[7]鄉村武術項目也是如此。1952年之后一個時期，部分領導把練武術和打群架劃等號，羅定不準民間開館習武，“功夫佬”多回鄉務農。[8]結束后，武術步入復蘇期。1979年1月國家體委下發了《關于挖掘、整理武術遺產的通知》的重要文件，并組織武術調查組分赴山西、陜西、四川等13個省、市、地區開展考察，在1982年12月，國家體委召開了全國武術工作會議并提出“挖掘傳統武術，搶救武術文化遺產，是當前的急迫任務。”于是國家體委成立了武術挖掘、整理領導小組，負責統一部署全國武術挖整工作，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都相應成立了挖整辦公室，專門負責當地的挖整工作。[9]習武之風再次席卷南江流域。改革開放后國外的一些觀念也隨之傳入我國，人民群眾的注意力也隨之發生變化，開始投向經濟市場。在這種社會變更下，武術真正的經濟價值尚未得到體現，加上村民娛樂方式的增多，村落武術的發展每況日下。

2“雙創”視角下南江流域村落武術發展的途徑

拜讀了容若先生的大作：《也談孫中山之五大罪——評袁偉時關于護法的‘翻案’文章》（《明報月刊》2001年十月號；以下凡引用該文，不再注明出處）后，感觸良多。此文不僅涉及一個重要歷史人物的評價，更值得重視的是它表明一種曾經為禍多年的文化現象尚未消失。

（一）文化專橫的思維模式

容先生斷定：“大陸史學界某些‘翻案’文章，已趨于公式化”。拙作“屬于以B公式寫的‘翻案’文章。”所謂“B公式，把正面人物丑化為反面人物，例必以該人物之敵人的意愿、觀點、及其所屬集團利益為依歸，以此公式寫的，一般以指桑罵槐為主。”

坦率地說，21世紀的香港仍有人這樣提出問題，實在令我大吃一驚。

首先要推敲一下什么叫“翻案”？學術不承認有永恒不變、神圣不可侵犯的結論；它總是在不同觀點的辯論中逐漸向真實接近。“群言淆亂衷于圣”，以圣言和經典為是非標準，那是宗法專制的常規，有現代公民自覺的人士絕對無法認同。如果不準去偽存真，哥白尼以來的全部學術發展統統都要丟到糞坑中去！自然科學如此，人文和社會科學也不例外。容先生說，“有國民黨、共產黨及其他人士參加的國民參政會通過決議，尊孫為‘國父’……發表《紀念孫中山》一文，承認孫為‘偉大的革命先行者’，”所以草民就不應有所非議了。換句話說，學術應該成為政治的奴仆，政治家說過的，學者不容置喙！中國人已經吃夠了這類文化專橫的苦果，早就應該拒絕對權勢獻媚，說真話，說自己的話。

順便說說，有些好心的朋友總是覺得為顧全大局，不應戳穿孫文的假相。這也是筆者反復考慮，十多年來遲遲沒有動筆的一大原因。我反復思考后的答案是：中國人最不應該回避的大局是一定要尋找民主、自由、法治在中國長期不能生根的因由；不能再用任何愚民術欺騙我們的人民。在這一事關國家長治久安的大局下，總結孫文給我們留下的經驗教訓是無法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