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道德建設價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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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道德建設價值分析

一、文化自信夯實道德建設的價值基石

堅持文化自信,加強道德建設,應強化文化自信的認知。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1](p33)顯然,文化自信具有密切聯系的三層內容,即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高度自覺。它們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開拓了我們文化自信的深厚泉源,奠定著道德建設的價值基石。闡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豐富哲學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為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啟迪,可以為治國理政提供有益啟示,也可以為道德建設提供有益啟發。”[3]可見,道德建設離不開文化自信這個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力量的推動。歷史表明,無數炎黃先賢恪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底蘊,創建了輝映全球的華夏道德,使文明古國同時成為禮儀之邦。中華傳統文化中很多思想充盈著道德理性大智慧:莊子的“天人合一”闡明了自然界“天地人”之間的融洽關系,孔子的“禮之用,和為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規范了保持社會和諧穩定的倫理原則及為人處世的起碼美德,管仲的“忠孝節義”表述了健康人品的基本準則,王充的“仁、義、禮、智、信”夯實了人與社會協調發展的道德基礎等。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不僅蘊含著豐富的哲學社會科學內容、治國理政智慧,更孕育著求真務實、崇學向善、勤勞勇敢、開拓創新、犧牲奉獻的道德因子。諸如“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追求意識、“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氣節,“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的向善品質,“講求實事、不尚空談”的務實風氣,“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舍身精神,“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責任擔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恢廓境界,“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情懷以及各種卓越的倫理著述等,都為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促進社會發展進步奠定了重要的道德基石,也為中華文明詮釋出高尚的道德價值內涵,為人類歷史發展特別是道德文明建設貢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力量。中國共產黨誕生后,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科學文化自信更加自覺和全方位展開,以此為基礎的道德建設如火如荼,彰顯出自身獨特的神韻與魅力。現當代中國,堅持文化自信加強思想道德建設成果豐碩,最耀眼、最核心者是革命、建設、改革途程中創造與展現出的一系列道德精神。共產黨人為完成救亡圖存歷史使命,以開天辟地、犧牲奉獻的大無畏精神,堅持馬列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探索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發展道路,帶領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使一個落后挨打、積貧積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舊中國改天換地,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邁上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康莊大道,億萬群眾的道德意識和道德品質獲得了新的時代躍遷。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戰精神、西柏坡精神大放異彩;大慶精神、紅旗渠精神、“兩彈一星”精神、雷鋒精神、焦裕祿精神、抗震救災精神、載人航天精神熠熠生輝。它們同我們黨所創立的先進文化相伴隨,離不開馬列主義、思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正確引領。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發展中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在黨和人民偉大斗爭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我們要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不斷增強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4]新時代里,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的深入發展,中國經濟的崛起和民族復興進程的加快,尤其是隨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一鑄魂強基工程的全面推進,誠信中國、品質中國、品格中國、健康中國、美麗中國等從不同角度與層面愈益彰顯出道德建設的嶄新風貌,提供了加強道德建設最科學最直接的民族先進文化的價值引領。實踐表明,堅持文化自信引領道德養成,是道德建設的價值前提條件。文化自信成為人們重視、學習、了解、發揚與推廣本民族道德的內在動力,從根本上促進著道德建設的健康開展;文化自信有利于人們對道德規范的遵守、對道德要求的踐行,使本民族與國家獨具的道德生活傳統得以延續和發展。同時,文化自信對中華文化內在價值的充分肯定和持久生命力的堅定信念,打造出科學對待傳統道德的鑒別力,以自覺把握和適應文化與道德建設發展規律。多次強調:“中華文明延續著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脈,既需要薪火相傳、代代守護,也需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要加強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挖掘和闡發,使中華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與當代文化相適應、與現代社會相協調,把跨越時空、超越國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當代價值的文化精神弘揚起來。”[5]今年初,一場突如其來的肺炎疫情席卷全國,黨中央領導人民緊張有序投入抗疫斗爭,目前已取得階段性勝利。兩個多月來的不懈奮戰,為社會安寧和人民康樂,既有沖鋒在前的醫護人員,也有忠于職守的基層工作者和社區保安,還有疾馳于大街小巷的快遞員與外賣小哥。同心戰疫,共克時艱,深化了家人感情,拉近了社區、鄉鄰、個人間距離,極大增強了民族的道德凝聚力。2020年3月10日,在武漢視察時贊揚說:“大家夜以繼日、不辭辛勞、默默付出,悉心為群眾服務,為遏制疫情擴散蔓延、保障群眾生活作出了重要貢獻,展現了武漢黨員、干部不怕犧牲、勇于擔當、顧全大局、甘于奉獻的精神。”[6]4月4日庚子年清明節全國下半旗,各族人民一起深切悼念為抗擊肺炎疫情犧牲的烈士和逝世同胞,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首都北京參加活動,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國家以最高規格的祭奠向英烈哀悼,人民以最深的懷念為逝者送行。慎終追遠,這莊嚴肅穆的儀式,寄托著血濃于水的同胞之情,昭示著慨然前行的奮發之志,夯實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道德底蘊,獲得了世界各國人民的高度贊許。許多外國政要及友好人士真誠表達了哀悼和支持,伊朗駐華使館在微博中發文:“中國以國之名祭奠肺炎遇難者,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對個體尊嚴與生命的尊重與敬畏,也讀懂了14億中國人集體情感釋放背后的團結與力量。”[7]顯然,堅持文化自信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不僅要克服盲目的文化自負與不當的文化自卑,還要挖掘和繼承好民族文化傳統,與時俱進促使優秀道德因子發揚光大,為加強新時代道德建設發揮出巨大的價值引領。

二、文化自信彰顯道德建設的價值取向

價值論揭示,價值取向是價值觀的重要內容,決定人們的利益選擇,為其提供行動方向。我們黨堅持文化自信價值基石,決定其提倡的道德建設出發點及落腳點均為中國人民謀福利、為中華民族謀發展。唯物史觀闡明,利益本質上表征為社會關系范疇,是人類一切活動之原動力,顯示出主體需要同滿足需要的客體之間關系。馬克思指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8](p187)無論是認識或改造自然及社會,人們都直接或間接為謀取一定之利益,獲得與改善自己生存、發展的條件。因此,“人類的實踐就是不斷創造利益、檢驗利益和享用利益的過程,并在這個永恒過程中與自然界、社會群體、個體之間產生種種關系,實際地創造和享用某種物質與精神利益,并在處理與協調這些社會關系中顯現自己特有的價值取向,衍生出一定群體乃至社會大力提倡與共同遵循的基本價值導向。”[9](pp11-12)黨的性質與宗旨表明: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謀利益,正是我們黨產生和發展的黨性原則,凸顯出鮮明的價值目標。以高度文化自信為基礎所倡導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彰顯出我們黨為人民服務、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偉大價值取向。文化自信為正確處理群己關系確立基本道德價值準則。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創造了無與倫比的燦爛智慧,“義利相間、以義為先”“和氣生財、善解能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寬以待人、厚德載物”等文化底蘊滲透到道德建設理念中,成為人際交往謹慎克制欲望和尊重他人意愿的現代闡釋,轉化為正確處理個人與他人及群體關系的道德價值準則。張岱年先生指出:“個人與群體的關系問題,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的關系問題,是價值觀的核心問題”。[10](p482)從價值觀上認真解決群體利益與個體利益的關系,指導人們實踐中把握正確的價值取向、進行公允的價值評價、采取有利的價值行動,為道德建設提供了正確的主體尺度。還要看到,價值取向關聯著社會關系,涉及人的本質問題。馬克思指出:“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11](p18)社會由個人組成,群體與個體相互依存,其利益緊密聯結、共同促進。顯然,價值取向必然衍化為奉獻精神與利益原則的關系問題,即堅持群體訴求和個體訴求相統一,需要道德建設堅持集體主義的主導價值取向。報告強調:“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1](p34)只有在道德建設中使人們言行同社會發展要求一致,才能實現閃光的人生價值。在抗擊肺炎戰斗中,全國4萬多名醫務工作者火速馳援湖北武漢等重災區,許多人除夕之夜團圓飯來不及吃背起行囊就出發,兩個多月的“連軸轉”涌現了無數舍小家為大家、舍自家為社會的感人事跡。2020年3月10日,專程到武漢視察時深情地說:“廣大醫務工作者堅韌不拔、頑強拼搏、無私奉獻,展現了醫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展現了新時代醫務工作者的良好形象,感動了中國,感動了世界”[12],稱贊他們是“新時代最可愛的人”。這也是對所有正確處理群己關系、確立基本道德價值準則者的崇高褒獎。文化自信為維護國家穩定與繁榮發展高揚愛國價值觀。愛國主義歷來是推動社會前進的巨大力量,也是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及全國人民道德建設共同價值支柱。黨的十八大明確將“愛國”作為公民最根本的做人標準和道德情操,同“敬業、誠信、友善”一起成為個人價值準則,也構成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重要與基本要素。從道德層面講,愛國是公民應自覺遵守的社會行為規范。新中國成立伊始,在《新華月報》1949年創刊號上題詞時,把“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護公共財物”,作為“國民公德”明確提了出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主義基本道德規范堅持與時俱進。2001年9月,黨中央頒發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明確提出了“在全社會大力倡導‘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的基本道德規范”;2006年10月,黨中央《關于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基本內容;2013年12月中央辦公廳《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對個人行為層面凝練的“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把“愛國”置于公民基本道德規范的首位。報告要求:“深入實施公民道德建設工程,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激勵人們向上向善、孝老愛親,忠于祖國、忠于人民。”[1](pp34-35)這都為新時代堅持文化自信,不斷培育愛國價值觀提供了寶貴的理論指導。可以說,五千多年華夏文明,塑造了中華民族獨特的道德品格——家國情懷,宛如一條柔韌的紐帶,將個人成長、家庭發展與國家興旺緊密相連,高揚著對國家與家庭共同體的認同、熱愛、奉獻與擔當,成為凝聚民族共同體的心理基礎和愛國情感產生的倫理前提。這次抗擊肺炎戰斗,海內外炎黃子孫同仇敵愾,捐款捐物,以各種途徑聚集起戰疫的磅礴力量。國內許多學校還開展以“向逆行者致敬”“在戰‘疫’中成長”“我和我的祖國”為主題的活動,通過征文、繪畫、手抄報、錄制小視頻等形式多元化地開展防疫宣傳,引導學生從小學先鋒、長大做先鋒,努力成長為能擔當民族復興大任的時代新人,延展了愛國價值觀在“落實、落細、落小”中的現實化維度。文化自信為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貫徹現實道德價值旨歸。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道德建設的現實價值旨歸。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當代中國,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比存在很大差距,生產力總體水平相對落后,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還不高,發展也很不平衡。但是,我們黨提出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目標,不僅體現了對經濟發展和人的發展之間辯證關系的科學把握,也體現了對人的全面發展是一個相當長歷史過程的深刻認知。新時代,堅持文化自信加強道德建設,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必須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多次強調:“要牢固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常懷憂民、愛民、惠民之心,采取針對性更強、覆蓋面更大、作用更直接、效果更明顯的舉措,解決好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教育、就業、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社會穩定等民生問題,使人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障、更可持續。”[13](p86)今年自疫情發生以來的兩個多月里,的戰“疫”日程滿滿當當:10多次密集召開中央高層會議,4次親赴一線考察調研,與40多位外國政要及國際組織領導人通過各種渠道密切溝通,介紹“中國經驗”,闡述“中國主張”,提出“中國倡議”……他在中央高層會議上說:“1月20日,我專門就疫情防控工作作出批示,指出必須高度重視疫情,全力做好防控工作,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及有關部門把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實有效措施,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同時強調:“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直接關系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直接關系經濟社會大局穩定,也事關我國對外開放。”[14]在這場關乎全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關乎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戰的“兩個戰場”中,黨中央領導各級政府始終將“百姓”與“民生”放在重要位置,多管齊下構筑起全方位保障防線,不僅彰顯我國以民為本的制度優勢,也為提振民眾信心、共克時艱,全面打贏“雙線戰役”具體貫徹著現實道德價值旨歸。

三、文化自信拓展道德建設的價值實踐

文化自信在奠定道德建設價值基石和彰顯價值取向的同時,積極拓展著道德建設的價值實踐。幾十年來,我們黨一貫要求弘揚傳統美德,搞好繼承轉化,提升個人道德素質,借用梁啟超的話講“重點還是私德”。多次指出:“面對紛繁復雜的社會現實,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務必把加強道德修養作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課”。[15]堅持文化自信加強道德建設,必須人人講道德、守道德,既使公德不廢,更重私德養成。文化自信注重從嚴自律以強化道德修養價值。古人十分講究“修齊治平”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一直將“修德”放在首位,做人做事做官第一位是崇德修身,合理性因素值得肯定。人民群眾特別是黨員、干部涵養品德的路徑很多,總原則是按照新時代“有品德”要求搞好修身立德,達到“德才兼備,以德為先”。實踐中堅持文化自信進行自我修養,具體表現為兩個緊密聯系的維度。一是內向維度:實現道德內化。即個體在社會化活動中通過學習、選擇與價值認同,將外在的主流道德目標、價值觀、道德規范與行為方式等,轉化為自身內在的行為準則與價值目標,形成良好的個體道德素質。道德內化的形成,也是個體道德心理諸要素相互作用、道德品質整合之過程。二是外向維度,轉為行動指導。內在道德素質一經養成,個體就會憑借這一精神要義從自我完善的角度,排除種種干擾,自覺進行道德規范行為,外化為正確的道德實踐,即變他律為自律,完成他律與自律的有機結合。兩個維度現實統一,達到“慎獨慎微”,有“君子人格”之風。劉少奇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指出:一個好的共產黨員,“即使在他個人獨立工作、無人監督、有做各種壞事的可能的時候,他能夠‘慎獨’,不做任何壞事。”[16](p133)“慎微”則指堅持做好小事、管好小節。多次指出:“‘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各級干部要從我做起、從小事做起,帶頭堅守正道、弘揚正氣,努力營造良好從政環境。”[17]顯然,要達到慎獨慎微的高潔境界,必須練就嚴格的律己能力。許多人特別是黨員、干部犯錯誤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缺乏這種能力,在違法亂紀中成了罪人。強調:“修德,既要立意高遠,又要立足平時。要立志報效祖國、服務人民,這是大德,養大德者方可成大業。同時,還得從做好小事、管好小節開始起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踏踏實實修好公德、私德,學會勞動、學會勤儉,學會感恩、學會助人,學會謙讓、學會寬容,學會自省、學會自律。”[18]實踐中修養品德,必須模范遵守基本道德規范,包括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等,黨員、干部更要走在前列、做好表率,努力做一個人格偉大、道德高尚之人。文化自信培植修養定力以提升道德情操價值。堅持文化自信修養品德應堅持由易到難、由近及遠,努力把品德情操要求變成個人行為準則,進而形成自覺奉行的理念。2020年3月29日至4月1日,先后來到寧波、湖州、杭州等地,深入港口、企業、農村、生態濕地等,就統籌推進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進行調研。他指出:“各級黨組織特別是基層黨組織要在聯系服務群眾上多用情,在宣傳教育群眾上多用心,在組織凝聚群眾上多用力。”[19]實際上要求黨組織和干部在實踐中,應努力做到“情”“心”“力”的結合,不斷提升道德情操。不過,道德情操的養成絕非一日之功、一蹴而就,必須長期堅持、培植定力。“定力”為禪語,是佛法之中樞,也是修行之關鍵。“有定力者,正念堅固、心地清凈,不隨物流、不為境轉,光明磊落、坦蕩無私,假象難惑、名利難誘,定學修持到一定程度自然開慧。”[20](p21)黨中央明確要求:“堅持‘三嚴三實’,大力弘揚忠誠老實、公道正派、實事求是、清正廉潔等價值觀,充分利用各類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和黨性教育基地對廣大黨員干部進行教育和熏陶,增強黨員干部的政治定力、紀律定力、道德定力、拒腐定力。”[21]可見,道德定力是人們在錘煉做人為官優良品行中具有的堅定不移決心與矢志不移信念。換言之,人們根據要求一旦確定好自身修養德行計劃,實踐中就要處變不驚,強權不屈,遇腐不亂,財色不迷,始終恪守養德目標不動搖,在名、利等誘惑面前潛靜涵養道德定力,達到心存敬畏,行有所止。強調:“干部要想行得端、走得正,就必須涵養道德操守,明禮誠信,懷德自重,保持嚴肅的生活作風、培養健康的生活情趣,特別是要增強自制力,做到慎獨慎微。”[22]這不僅是對黨員、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對一切有志于堅持文化自信加強道德品質修養者的共性囑托。我們一定要管住個人愛好,嚴肅私德,培養健康生活情趣,凈化生活圈、交往圈、娛樂圈,防止成為壞人“圍獵”的對象。這樣才能用文化自信高尚的道德情操之筆,繪寫出新時代的多彩人生。文化自信倡導知行合一以完善道德人格價值。道不可坐論,德不能空談。堅持文化自信加強道德建設,既要化知識為“德性”,還要化知識為“德行”,在現實化中知行合一。《論語•憲問》中孔子特地告誡學生:“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倡揚學以致用、知行統一的“真君子”,厭惡知行脫節、流于空談的“假道學”。大到考量國際與社會,小到比照單位和個人,在商業、外交、文化乃至人情往來活動中,知行統一、言行一致都是基本的價值標準和要求,核心是講“誠信”,恪守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中庸》認為:“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圣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對當代中國公民來說,實踐知行合一,是培育正確道德價值觀的根本路徑。要求人們:“牢記空談誤國、實干興邦的道理,堅持知行合一、真抓實干,做實干家。”[22]在文化自信基礎上達到知行合一,對進一步完善道德人格有重要價值。“人格”一詞來自拉丁文persona(面具)。舊時舞臺上演員大都戴有某種特殊面具,顯示劇中人物角色與身分,使其既有呈現于外給觀眾明確印象之面目,又有經遮蓋存在某些不能顯露的自我特質。顯然,人格即個性,是人類個體做人的內在素質、綜合性品格。當代健康人格應是在思想道德、心理素質、智能結構及行為方式上,都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與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凸顯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的時代風貌。對黨員、干部來說,應成為自尊自律、知行合一的道德楷模,自覺克服“假大空”等不正之風,切實摒棄“說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的二元人格,以良好的黨風、政風引領社風、民風,在夯實文化自信基礎上升華好道德人格的實踐價值。2020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研究抗疫工作時指出:“要讓基層干部把更多精力投入到疫情防控第一線,而不是以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方式來給基層增加負擔、消耗基層干部的抗疫精力。要在斗爭實踐中考察和識別干部。對那些不作為、亂作為的干部,對那些工作不投入、不深入的干部,對那些不會干、不能干的干部,要及時問責,問題嚴重的要就地免職。”[14]戰“疫”期間,在有關會議上多次要求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干部,積極完善矛盾糾紛源頭預防、排查預警、多元化解機制,及時化解疫情防控中出現的苗頭性、趨勢性問題,切實維護社會穩定。他還主持召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要求教育引導農村廣大干部群眾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積極推進法治鄉村建設,并在3月底視察浙江安吉等地的講話中反復加以重申,為堅持知行合一、推動工作落實提供了科學指導。

作者:唐志龍 單位:國防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