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期師德建設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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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傳統的計劃經濟逐步被市場經濟取代的背景下,人的價值觀念、道德取向都發生許多新變化,為順應這種變化的要求,現代公民就需要自行培養出一種建基于時代精神并能夠為之奮斗的理想系統和理論系統。同時,也力圖能夠構建一個與社會轉型期所特有的經濟關系相適應的思想上層建筑系統。從這個意義來講,社會轉型期的師德建設,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微觀的職業道德改善的問題,而是教育領域與時代互動關系的一個切入點的展示。
一、師德內涵相關問題研究
(一)師德的基本內涵
從語義學的表層來看,師德即為“教師的職業道德”,也就是教師的職業道德。而按照學術界對這一概念的界定,“師德”有著三種不同的內涵表述:一是指教師在職業中形成的穩定的觀念、規范和品質的總和。這層含義認為師德是已經形成的觀念、規范和品質的總和,它強調的是一種已然狀態而非應然。二是指教師和教育工作者在教書育人的過程中必須遵循的道德規范、原則及與之相應的道德觀念、情操和品質等。這種觀點在界定教師職業道德主體時,認為師德的主體是教師和教育工作者,當然也包括教師之外的黨政、管理人員等;三是指教師在從事教育勞動過程中所應遵循的行為規范和具備的品德。顯然,第三種表述對“師德”的內涵界定最為科學,既強調了教師這個道德主體,又強調了“應然”的目標本質。師德,對教師的教育行為的規范基點自然是倫理道義層面,用以規范所要秉持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從而指導和優化教書育人的行為體系,以在教育領域乃至全社會輸出教育績效和履職。道德本就是對利益關系的調整,因而構建師德同樣是在教育活動領域內部對師生、教師之間以及教師個體與教師群體、教師個體與職業群體之間的各種利益關系的系統調整。師德體現了教師的個體道德和集體倫理、客觀行為和主觀意識、思想規范和思想品質的統一。對師德的科學、系統的理解需要注意這幾個方面:從師德的主觀性認識屬性來看,師德是教師對直觀的、現實的教學活動及其中的倫理關系的發生和改善的認知與思考,其本質是教師自覺總結形成于教學活動中的具有是非自省和價值判斷意味的思想、觀念體系;作為一種規范體系,師德是對教師各種教育行動的約束和規范,以優化教學效果、改善教學關系。師德通過明確的目標性對現存的教師道德常態進行改善性干預和導向性約束;正是這種能動性和規范性,師德才具備評價標準的資質和功能,能夠對教師教學實踐進行是非善惡的判斷和評價。
(二)我國師德觀念內涵
作為文明古國,我國傳統文化孕育的師德觀念自然源遠流長,內涵綿亙深厚。在同樣久遠的教育史上,傳統的師德觀念在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教育活動歷程中不斷展現中華民族特有的智慧和價值觀念。早在西周之前所謂的“學在官府”、“政教”合一,官員即是教師,因而師德即是官德的分支。到了春秋戰國時代,伴隨著奴隸制的瓦解和封建制的勃興,教育學術開始從政治分化出來,形成了民間私學,孔子便是民間私學背景下最偉大最典型的教育家,通過儒家思想體系系統承襲發展了周代的德教萌芽“五典之教”(五倫),奠定秦漢至宋明“德為教先”的基本格局。中國傳統師德內涵包括君主、社稷對教師的道德要求,處理師生關系的道德要求,以及教師自身修養等,具體如下:1.“有教無類”的教育公正觀。孔子主張的“有教無類”就是不論貴賤、夷夏、賢愚都有受教育的權利機遇,雖然是基于對當時貴族壟斷文化的一種反對,但它在客觀上倡導了一種可貴的教育公平理念。2.“以身作則”的教育示范觀。以儒家思想為軸心的師德觀強調的是一種基于現實行動示范作用的師德觀。《論語》中眾所周知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而朱熹在《朱子語類》卷三四中也指出教師“為之是仁圣之道,誨之是以仁圣之道誨人”,反映出我國傳統師德的實踐本位。3.“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教育發展觀。中國傳統師德強調教師要永不滿足的終身學習,繼而對學生不知疲倦的勤奮教導,也較為明確的總結出教師對學生基于情感關懷的教育接受觀。4.“循循善誘”、“格物致知”的教育科學觀。《孟子•告子上》中“羿之教人射,必志于彀;學者亦必志于彀”,指出教育必須從立志入手,強調要引導學生明確學習目的;。朱熹“孔門教人甚寬,今日理會些子,明日又理會些子,久則自貫通”,強調教育要遵循規律,經歷一定的過程階段。這些都展現出中國傳統師德樸素的科學觀。5.“教學相長”的教育辯證觀。中國傳統師德強調教與學是互相促進、彼此包含的一對范疇,因而教師也要不斷的刻苦學習鉆研。清代學者段玉裁注:“學所以自覺,下之效也;教人所以覺人,上之施也,故古統謂之學也”。
(三)西方師德觀念概述
西方世界對師德的重視同樣源遠流長,無論是現代教育中心的美國,還是傳統教育基地的德國,都有著比較明確師德傳統。西方國家都相繼圍繞各自國家的教育國情推進師德的制度建設,紛紛制定師德的倫理性規范以及行政法規以確保師德的操作性和可評價性。從特征來看,首先,西方師德的核心是師生關系,這與西方長久的自由主義和人權觀念相符合。師生關系被認定為學校中的基礎性關系,從而決定著其他關系的展開,也決定著師德的內涵。師生關系作為一種潛在的決定性因素往往影響學生受教育程度,影響著教育過程乃至整個教育質量和水平。其次,西方師德規范往往是結構性、層次感強。受西方思想界結構主義、分析性思維方式影響,西方師德原則的構建表現出極強的層次感。在西方學校里師德往往表現為具體的應該持有的基本目標,而師德規則是教師個人在教育實踐中應達到的具體要求,具有操作性、個體性和實踐性。西方師德觀念往往表現為具體的行為規則而非空洞理想,往往能夠直接制約教師個人的執教行為與教師群體的道德修養。而富于層次感和結構性的師德規范則發揮著多樣化又極具針對性的結構性功能。最后,西方師德規范具有明細化、可操作特點。西方國家強調師德規范應用于學生教育的實效性,因而重視規范的操作性和明細化程度。在具體實踐運用中往往是操作有抓手,實踐有根基,評價有條目。
二、管理倫理學相關問題研究
(一)管理倫理學發展歷史管理倫理學
(BusinessEthics)最早形成于美國。基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社會頻發的企業丑聞及社會公眾的強烈不滿,1962年美國政府公布了一個報告《關于企業倫理及相應行動的聲明》(AStatementonBusinessEthicsandaCallforAction)。同年,學者威廉•洛德(WilliamRud-er)在美國管理學院聯合會(AmericanAssemblyofCollegiateSchoolsofBusiness)所屬成員中,發起了一項有關開設管理倫理學必要性的調查,被調查者幾乎一致支持管理倫理學成為管理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1974年11月在堪薩斯大學召開了第一屆全美管理倫理學研討會,標志著管理倫理學作為一門學科得到相應確立。此次研討會所匯編成《倫理學、自由經營和公共政策:企業中的道德問題論文集》,此后一批有影響的管理倫理學方面的著作相繼問世。到了80年代,美國企業界一度開展有關企業倫理道德問題的大討論,由此全社會尤其是高校意識到注重管理行為和企業行為中的倫理問題是十分必要的,故而高校系統開設管理倫理和商業道德方面課程。著名的美國哈佛大學商學院,是最早強調管理倫理方面教育的學院之一。1988年哈佛大學商學院在杰出校友約翰•沙德(JohnShad)的巨額贊助和倡議下,在商學院副院長和眾多教授研究、創新、辯論與實驗的共同努力下,首次推出“決策與倫理價值”(DecisionMakingandEthicsValue,DMEV)的新課程。截止1993年,美國九成高校開設管理倫理學領域課程。1996年,管理倫理學榮登全美最佳10所商學院開設的9門最受商學院普遍重視的MBA核心課程之一。該課程繼而向歐洲許多大學擴散。至于相關著作,美國知名學者哈羅德•孔茨(HaroldKoontz)和海因茨•韋里克(HeinzWeihrich)在1988年出版《管理學》(第九版)中便新增“道德決策模型”與“政府工作人員的道德準則”等內容。美國多所大學用做MBA教材的羅賓斯所著((管理學》一書也加入大量有關倫理的各種實例和倫理難題,以提供MBA學生進行深刻的思考。美國學者詹姆斯•A•F•斯托納(James.A.F.Stoner)等人在1995年出版的《管理學》(第六版)中提出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管理理論的五個重點領域,即質量、小企業、企業倫理、國際化、多元化。國際著名的市場營銷學權威菲利浦•科特勒在1997年出版的《營銷管理—分析、計劃、實施和控制》(第七版)前言中,把“重視倫理營銷”視為營銷管理的發展趨勢之一。歐洲的管理倫理的問題同樣受到學術界的重視。1983年,荷蘭商學院設立歐洲首個企業倫理學講座。1986年,荷蘭特溫特大學商業管理學院也設立了相同內容的講座。1987年,瑞士圣加侖州開設了相類似的講座。1989年,荷蘭兩個最新的企業倫理學講座在林堡省大學和阿姆斯特丹基督教大學建立。另外,法國里昂高等商學院和一家法國公司合作,開設以《商業倫理和歐洲文化》為主題的講座,主要目的是把企業倫理與歐洲最優秀的文化傳統結合起來。而英國、比利時、西班牙和德國也成立了管理論力學相關研究機構,各自獨立開展工作并相互借鑒。而在出版的著作中,豪斯特•斯特曼(HoustSterma))和阿爾伯特•盧安(AlbertaLion)在1986年6月編著的《管理倫理學》是較早較全面的論述有關這方面的著作。此外,意大利米蘭的馬利•烏尼亞(MaryWoolley)創立的《倫理學與公共事務》,是歐洲最早出版的管理倫理學方面的雜志。
(二)管理倫理學內涵體系
管理倫理學是管理科學與倫理學相互滲透、相互融合的產物,其研究對象是組織管理、組織行為中的道德關系范疇。它的基本理論框架取自管理學體系,而分析框架和觀點方法又來自倫理學,其實質是分析管理行為尤其是決策行為的道德完成度。管理倫理學的開創并介入相關領域的研究,其優勢往往是深度和廣度上引導對管理行為的整體績效的進一步的反思,繼而引導組織管理和組織行為,尤其是組織各種能動的規范化行為從倫理層面更加符合當代復雜化社會的要求,以推動社會進步。管理倫理學具有很強的應用性,是研究管理過程中的道德現象、道德評價體系、道德標準及道德發展的規律,因而兼具實踐的應用性和理論抽象性,繼而能夠對管理過程中的倫理構建起到指導和規范作用。當然,伴隨現代社會經濟社會結構的復雜化、綜合化程度加深,社會現象呈現出整合、交叉、互構態勢,因而對此的解倫理釋、規范和指導則很難依靠單一學科門類完成。這就內在推動了管理倫理學的全面多角度發展,也就是要求探討所有管理活動中的倫理道德問題,而不囿于企業管理。結合國外管理倫理學的發展歷程、管理實踐以及國內學術界、實業界的借鑒發展,初步界定管理倫理學的研究內容。1.管理與倫理的關系問題。管理倫理學從本質上,就是揭示倫理在社會管理總系統和具體管理各個子系統中所處的地位及發揮的途徑和方法,進而揭示倫理在計劃、組織、指揮、協調和控制等管理過程中的作用。2.組織行為中的倫理內涵、倫理取向和倫理影響機制問題。社會是一個復雜的多角度、多維度系統,因而管理倫理學也就要研究復雜的組織行為中的倫理規范問題及其準則,從而促動整個社會系統的組織行為趨向于有序并符合當今社會主流價值觀。3.管理者行為中的倫理內涵。在組織行為中,管理者與被管理者均是倫理的主體,但就其在組織管理中所產生的作用和影響而言,管理者的行為影響具有更顯著、更主動的作用。管理倫理學就是要通過提供系統的、自覺的倫理內涵評價指標來導引管理者明確自身行為在組織倫理建設中所產生的作用。4.被管理者行為的倫理內涵。同為倫理主體,被管理者的行為同樣會對組織倫理準則和倫理環境構建產生影響,而且一旦作出決策后,組織的具體行為很多都要靠被管理者來執行,其行為同樣會體現出組織的整體倫理傾向。
三、管理倫理學與現代師德
(一)管理倫理學對于現代師德研究的理論適用性
1.基于轉型期的當代社會時代背景。討論任何理論體系的適用性,都不能封閉的就理論談理論,必定要以開放視野、由外而內的看待理論與現實的互動關系。市場經濟體制的成熟運行是社會轉型的核心助推,而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人的經濟利益及其正當性得到了充分肯定,理性的個體利益最大化逐漸構筑現代人的常態處世規則。同時,市場經濟作為一種開放式、全球化的資源配置方式,也加速了外來文化的進入,西方化、后現代強調個體價值的思潮加速剝蝕了傳統的強調集體至上的一元文化的裂變,使之逐步轉變為以平衡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尊重個體合理需求為核心的多元文化,人的價值回歸社會發展的中心位置。管理倫理學的興起與現代繁榮也正是順應了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基礎的轉型社會背景。首先,管理倫理學是對傳統科學管理的一種揚棄,強調管理過程中對人的價值的考量和關照,將人本定位于管理價值的核心位置而取代物本。在管理倫理學的視野中,組織退居為人釋放才智、整合資源、實現價值的平臺,而人不再是單純實現組織利益最大化的人格化工具、環節和流程。其次,作為管理倫理學探討的基本原則,義利關系可視為以人為本價值理念在組織管理目標上的展開,是對組織運行的績效和目標的要求體現。管理倫理學視野中的義利關系是統一的,這種義利統一的原則往往規定了的一個在常規下追求管理效益的組織行為,必須還要在效益規范的基礎上符合管理行為背后乃至全社會的道德要求,從而將自身組織行為與其他組織行為、組織之間的利益關系乃至全行業全社會的整體利益有意識的整合協調,以義統利,超越扁平的利益分配格局,打造一種經濟利益與社會公益立體共存的整體格局。現代教師作為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勞動一分子,所面臨的新背景下的新變化新形勢,恰恰對管理倫理學所依托的社會時代背景是內在統一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說,管理倫理學也揭示了與時俱進的現代教師身份地位及其思想狀態的變化。2.基于現代師德的內涵重構。以唯物史觀“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來看,師德是教育活動、教育行為、教育事業的綜合體系的反映。社會轉型期給教育社會存在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變革勢能,引起了諸如產業結構調整、社會階層分化等在教育領域的體現,自然會引發包括師德在內的教育社會意識的變革。在現實的教育活動中不斷凸顯的師德困境、失范等現象的壓力下,現代師德除策略性、針對性的發現問題、尋找對策外,一個更關鍵的問題,就是要順應轉型期的時代潮流重構其內涵。首先,現代師德要立足教育行為的特殊性、專業性,避免泛化。這里的泛化有兩個傾向,一是泛專業化,一是泛倫理化。形成于前市場經濟時代的正統師德具有泛倫理化傾向,即混同于一般的道德規范,將教師的專業性邊界模糊化。這種師德內涵界定往往過分強調教師的道德義務甚至將其邊界擴大化,使師德承擔的一般性倫理規范、教育領域之外倫理規范的額外負擔,從而束縛壓抑了教師的個體積極性。而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現代師德,伴隨市場經濟對個體利益的逐步釋放,師德內涵界定則從泛倫理化又轉到泛專業化,即將師德與專業知識和教學技能混為一談,甚至將后者納入師德內涵中。這種內涵界定往往是對前一種界定的矯枉過正,是對現代科學技術引入改善教育行為的過度推崇,
(二)基于現代師德的現實困境
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現代師德必然遭遇現實的困境,這種困境不僅是外引的,也是內源的。1.基于師德對象的不穩定性而造成的困境。師德作為一套規范系統,教師自是其施用對象,其約束、規范、評價的效果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教師這個對象系統的穩定性。在傳統時代和計劃經濟時代,教師作為一個群體其職業身份是相對穩定的,因而對其行為進行約束、規范和評價的師德系統也具有穩定性、效用性。而在市場經濟成熟的時代下,尤其是在社會轉型期所帶來巨大的社會結構分化效應下,全社會的人才流動范圍和速度都在加大,教師作為一種職業其流動性的加大也日益瓦解其以往的穩定性。高速的教師人才內外、上下流動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師德作為一種職業道德的職責邊界和底限效應,也造成了教師群體的模糊性,如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有校外經營行為,其他人員兼職代課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剝蝕著師德曾經硬性的、權威的約束性和適用性。2.基于教師道德行為的結構斷裂而造成的困境。教師道德行為結構可在中國傳統文化語境進行理解,即知行合一,彰顯的是教師主體的完善人格。而這種結構的斷裂則表現為教師的知行斷裂,一方面“知其不可而為之”,也就是在市場競爭和消費社會的壓力和感召下,慢慢將對現實的利益考慮作為支撐自身生活、事業所必需的信念信用,因而在教育行為的框架內盡可能的規避道德約束而貼近經濟利益,客觀上形成了對師德評價體系的蠶食滲透;一方面是“知其可為而漠之”,同樣是處于對利益的考量,對自身個體價值的過度化珍視而對觸及師德底限的行為漠然視之,客觀上形成了對師德評價體系式微過程的放任和助推作用。現代師德遭遇的困境呈多樣化,但總結起來基本上是市場經濟引起的個體利益意識崛起和價值多元效應形成的對師德的剝蝕作用。作為社會存在的市場經濟體制不可改變,市場經濟形成的個體利益崛起、價值多元的社會生態也不可取消,而需要變通的恰恰是師德本身,需要進行轉型。而這種轉型,管理倫理學的理論指導和科學牽引是必要的。
四、管理倫理學解困重構現代師德的對策
(一)塑造轉型期現代師德的時代性目標
從管理倫理學的角度,目標塑造是組織管理的首要任務,由此展開的目標管理才有效率。而傳統師德的“義務型”、“約束型”目標在市場經濟、個體利益意識和價值多元時代則有必要轉型為“素質型”、“激勵型”目標。長期以來對教師塑造的目標一直有著“德在才先”過度抽象化傾向,這種目標無法量化,而往往出現泛政治化趨勢,造成對教師專業素養的某種程度的忽視,從而造成目標的扭曲。而現代師德轉型就要塑造具有時代內涵的目標,表現為“德才兼備”的師德觀,即在師德的目標內隱含著“師者,有才便具德半”的意義,從而避免“無才便是德”的消極取向。因此要通過構建這種目標,尤其是要對“德才兼備”這一目標進行量化,要對“德才關系”進行相對有操作性、實證性的解釋和規定,從而明確師德是教師從事教書育人這一社會化勞動的職業道德,“育人”不能脫離“教書”,強調“學高為師”。雖然“才”不能脫離“德”而獨立,但“德”同樣不能脫離“才”而存在。而且,“才高”可以“德半”,但“德高”卻絲毫不必然直通“才學”。因為現時代師德轉型就是要逐步明確“德才”關系的具體的、可量化的關系,從而構建具有現代意義的師德目標。
(二)凸顯轉型期師德價值體系中的個體性價值
管理倫理學強調的是對組織管理中人的價值,并對人的物化、對人的科學技術化認知的一種解構和超越。從這個意義來講,現代師德的解困,就必須要直面關于個體價值這個根本問題。道德說到底是一種用于調整利益關系的規范思想體系,因而也必然與一定的利益、需求和價值相聯系,沒有利益或需求也就沒有道德內化為行為的發生。因而在促進現代教師師德轉型的過程中,勢必要變革過去在意識形態的過度干預下,過多地強調社會或集體的利益和需求,而忽視或輕視了教師個人的利益和需求的現狀。在市場經濟和消費社會的效應下,個體利益意識和價值的崛起,而師德如果仍然高度強調對這種客觀潮流的抵制態度,則很難找到健康轉型和穩定執行的路徑。這種對于教師個體利益和價值的尊重,既是對管理倫理學的正向順應,也是對傳統師德不適應現代社會的逆向拓展。
(三)構建轉型期師德管理體系中的“素質”、“激勵”主線
如前文所說,傳統師德是一種“義務型”和“約束型”,從本質層是對教師個體的自由意志的一種“去自由化”,這種師德塑造標準雖然在一定時期甚至很長時期有著正向意義,也符合一定的教育行為原則,但在轉型期對這一標準的反思和適度調整則是必要的,這一點仍然是基于市場經濟所形成的競爭機制、人才資源意識和現代管理制度中的激勵機制。傳統師德是將“道德”看成是與“素質”相外在的因素,是一種統攝因素,因此才會有“以德為先”的德育觀,而從管理倫理學的訴求來看,“道德”本身就是一種素質,從而消弭了教師的“德”與“才”的對立傾向,而構建了融合趨勢。將師德轉型為一種特殊的、更為重要的“素質”,是現代師德轉型的一個內在主線,這就需要在現實的師德轉型建設中加強對這一素質的量化處理從而有助于其可操作的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和運行。同樣,師德一旦被激活其“素質”本位,則對教師的“約束”就轉變為“激勵”,而激勵機制正是基于現代管理制度和管理倫理學對于個體價值的重視體現。師德的建設是一項長期工程,而促進其轉型則是每個時代背景不可逾越也不可多得的重要機遇期。伴隨教育宏觀環境的復雜化和機構化,師德轉型所面臨的困境也更加趨向多維,從而增加了解困的難度。這就決定了師德自身的轉型驅動,不僅要強調對教師個體內在自律的一種外在的、意向化的激勵,而且要著力構建一套用以推進師德自身持續供給和發展的發生培養機制,從而確保轉型期下全新師德潛質的現實化并轉化為教師內在的、穩定的長效機制行為。
作者:郝一峰 單位:華南理工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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