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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公眾對公務員群體的誤解多于了解與理解

公務員群體與社會公眾之間缺乏溝通與了解進而使后者產生誤解，這是導致公務員職業道德形象評價被矮化和丑化的最主要原因。在公務員群體的親身體驗中，選拔條件苛刻、工作管理嚴格、考核壓力不斷增大，是一種較為真實的生存狀態。當前，我國公務員的選拔考試被稱為“國考”，其極為苛刻的選拔標準是眾所周知的事實。近年來，由于中國大學生就業狀況不理想，公務員報考者人數年年攀升，因而招錄比例也在不斷提升。公務員考試或許是當今中國最能體現競爭效應的事物。由于公務員群體的日漸壯大,以及公務員自身職能所具有的社會責任內涵的不斷豐富,對公務員進行嚴格的制度化和規范化管理已成為政府部門的工作重心之一。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的出臺，我國對公務員的各項管理工作已逐步走上了正軌，各種嚴格的考核與獎懲制度正不斷得以細化和落實。這就意味著國家對公務員工作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在這一背景下，公務員工作壓力不斷增大已成了不爭的事實。據調查，對于絕大部分公務員而言，加班是工作中的常態，“周六正常不休息，周日休息不正常”；24小時必須保持手機開機狀態以接受上級領導的監督；工作態度要端正，工作條例必須嚴格遵守，一旦出現問題就要承擔相應的責任；等等。與此同時，與工作壓力不成正比的是工資待遇相對偏低；即使自己任勞任怨，得到提拔重用的機會也遠低于有后臺的人，心里覺得不公平；自己隨時隨地都處于眾人尤其是社會輿論的嚴格監督之下，處于種種額外（即對公務員以外的人沒有約束力）而又嚴格的法規約束之下，以致同樣的言行，出自其他人可能不是問題，而要是出自公務員則可能成為大問題；等等。總之，就工作壓力而言，大多數公務員總是如履薄冰、戰戰兢兢，特別是隨著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入，中央對黨員干部提出了更加嚴格和更具有權威性的硬性要求，權力在日益減少，責任卻在無限增大，因而令公務員覺得壓力驟增，從而煩惱與委屈也在倍增。為此，很多人內心焦慮不安。不過，無論面臨怎樣的壓力、遭遇怎樣的不公、忍受怎樣的煩憂，公務員群體中的絕大多數人依然能夠兢兢業業地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自覺問心無愧。然而，在其他一些社會群體看來，仿佛所有的公務員在工作上都是自在，沒有壓力和殘酷的競爭，不僅拿著高工資，還有其他灰色收入，好像他們是所有職業中擁有特權、財富最多因而也是最幸福的一個特殊群體。總之，公務員自己的感受與其他群體的猜測相去甚遠。其實，公務員的感受未必假，其他群體的猜測也未必全真，當然，這里不排除少數腐敗者擁有的特權和財富。誠然，公務員群體中大多數人的職業道德水平雖然并沒有公務員所自評的那么高，但也決非如其他社會群體所想象的那樣低。其實，社會公眾對公務員的評價更多的是基于媒體的片面報道，而不是基于對公務員真實工作和生活狀況的了解。在網絡時代，由于網絡監管不力和立法缺失，一些出于私利考量的“大謠”蓄意制造出以對抗政府（包括各級官員）為主要內容的謠言，在經過具有廣泛網民基礎的實名“大V”的廣泛傳播后，更容易以假亂真。如今，網絡上捕風捉影的傳言與流言、別有用心的謠言與謊言對人們的影響越來越大，從而使社會公眾的意識世界越來越網媒化。網媒化了的公務員形象大都是被扭曲和被矮化的，從而使社會公眾心目中的公務員形象越來越遠離公務員群體真實的世界。總之，由于公務員群體與其他群體之間缺乏有效的溝通與了解，其他群體對公務員群體產生誤解，甚至是懷疑與不信任也就在所難免了。為此，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就不能僅僅簡單地被理解為深入群眾、關心群眾疾苦、反對“四風”，其中一個更為基礎性的工作就是要增進黨員干部與群眾之間的了解、理解與互信。

二、公務員職業道德素質與社會公眾過高的道德期待之間存在落差

受傳統德治文化以及公務員職業道德自身特點的影響，社會公眾賦予了公務員更多的道德責任和更高的道德期待，而這一要求和期待往往超越了公務員的職業邊界。雖然公務員隊伍的職業道德素質已經很高，但還未能達到社會公眾過高的期望值，這是社會公眾對公務員職業道德形象評價矮化的文化原因。中國社會在傳統上是人治社會，“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又由于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過多強調黨和政府在社會價值中的主導地位，這就進一步強化了公共部門工作人員在國家政治生活乃至社會秩序中的領導和統治特征。由于受傳統人治社會所特有的政治倫理化這一文化特征的影響，把官員等同于父母，要求其以身作則，在思想和行為上率先垂范，成為道德的表率，這已成了社會公眾的共識。因此，社會公眾賦予國家公務員更多的道德責任和更高的道德期待，是符合我國傳統德治文化的心理需求的，也是我國社會政治倫理化這一文化特征的具體體現。而政治倫理化這一文化傳統具有文化遺傳性或預制性，它制約著人們對當代公務員的道德評價。公務員道德具有鮮明的政治典范性，因為他們是人民政府的形象代表，而且他們是由社會公眾中的優秀分子所組成的，因此，他們應該成為公眾的道德表率。這就是說，公務員職業道德的要求是高于其他群體的，它具有高度的模范性和高度的政治先進性。例如，我國公務員的基本道德規范是：忠于國家、服務人民、恪盡職守、清正廉潔。我國公務員道德規范建設的目標是政治信念堅定、精神追求高尚、職業操守良好、人民群眾滿意。這些要求和目標決不是對普通群眾的要求，也不是普通群眾能夠做得到的。但作為公務員不僅不能失德、缺德，而且還要道德高尚、率先垂范。換言之，國家對于公務員尤其是黨員干部的道德要求明顯要高于普通群眾。所以，同樣的言行如果出自普通群眾，也許不會有人覺得不當或引起強烈反響，尤其是不會引起人們道德上的不滿，但假如是出自領導干部卻可能引起極大的社會憤怒。這就是說，在社會大眾看來，領導應當有更高的素質，不能自降為普通群眾。在現代社會，公務員所掌握的社會公共資源越來越多，因而他們所面臨的誘惑也就越來越大。同時，公務員尤其是領導干部又處于政治舞臺的前沿，在信息時代，他們言行舉止的社會影響也會越來越大。因此，他們必須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質。公務員一旦認同了自己姓“公”的身份，就意味著接受了一生為“公”的角色責任和超越自我利益的價值信仰。總之，一方面，由于公務員自身的職業道德要求高于其他行業的職業道德，故而即使大多數公務員的道德素質高于社會平均水平，但人們仍然未必滿意，因為相對于更高的道德標準而言他們仍未完全達標；另一方面，公務員的職業道德要求又具有剛性、法制化的特征，違反公務員職業道德要承擔嚴重的法律后果，而類似的行為對普通群眾則不具有道德評價的意義。例如，2012年底中央八項規定頒布后，領導干部大吃大喝和大操大辦屬于違紀，而這八項規定對其他人則沒有剛性的約束力。這樣一來，似乎給社會公眾一種印象，公務員群體中因道德等問題而被處罰的現象比其他行業要多得多，進而得出公務員道德素質較低的這一帶有偏差性的結論。同時，人們對公務員職業道德評價泛化也是導致對公務員職業道德給予偏低性評價的重要原因。公務員職業道德有其特別的適用時空界域，它只能用來評價公務員的職業行為，職業活動之外的其他言行則應當適用相對較低的公民道德標準。用公務員職業道德評價其非職業性行為，就可能會得出具有偏差性的結論。這種道德評價的泛化不僅有失公平公正，而且還會使人產生悲觀失望的心態。

三、對公務員群體部分成員知行不一現象缺乏理性辯證的認知

社會公眾對公務員群體部分成員言行不一或知行不一現象缺乏理性辯證的認知，這是導致對公務員職業道德形象評價矮化的重要方法論原因。言行不一或知行不一有多種不同的表現，如無知有行，或言而不行，或行而不堅，或言行對立。言行不一最突出地表現為知而不行或言而不行。調查表明，有94.5%的公務員很熟悉職業道德要求，但在執行公務時能夠自覺遵守公務員道德規范的則為66.6%。其實，這并不是公務員群體的獨有現象，有調查表明，在回答“公民道德素質中最突出的問題是什么”時，80.7%的人認為是“有道德知識，但不見諸行動”。道德生活中知行不一是普遍存在的現象，當然，這一現象在公務員群體中表現得較為突出，也更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公務員群體中言行不一或知行不一現象的出現，既有一般的共性原因，也有其特殊的個性原因。就共性原因來看，首先，道德生長有其自身的規律，它總是遵循由他律到自律、知先行后的漸進過程。由于公務員道德具有先進性，它的要求要高于其他社會群體的要求，這就使得公務員道德內化的過程更加漫長而艱難。其次，由道德之知到道德之行、由行之偶然到行之必然即由外在的他律轉化為內在的自律與信仰還需要一定的外部條件，如必要的物質保障、利益激勵或懲處機制等。如果這些條件缺乏或不健全，道德公正便難以保證，就可能出現即使明知該行為應當做卻不愿意去付諸行動的情況。這就是說，道德生活總是呈現知易行難、言多行少的現象。就特殊的個性原因看，一方面，公務員道德的主流話語仍然延續著革命式話語，話語創新不夠。由于革命戰爭時期形成的革命道德要求及其話語表達（如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以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被簡單移植到了和平時期的公務員道德實踐中，而同時又未能給予其科學的解讀，故而人們只能從字面上予以理解，把它們僅僅理解為絕對意義上的自我犧牲，而忽視了其層次性和梯度性。同時，這也人為地導致了公務員道德要求與公務員個人利益之間的對立。這就使得即使公務員已按照公務員道德行事了，社會公眾甚至公務員自己也覺得遠未達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以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境界而被否定或自我否定。另一方面，公務員自身還未能完全意識到公務員職業道德與其他群體職業道德的表象差異及其背后的一致性。其他群體職業道德具有鮮明的為行業主體或職業道德主體自身利益服務的工具性，即行業利益或職業道德主體利益是目的，而行業道德或職業道德則是實現這一目的的必要手段。因此，其他職業群體似乎更能因為職業道德與其利益之間的因果關聯性而自覺地遵守其職業道德。而公務員職業道德更多地是為了確保其手中的權力是為人民政府進而是為人民群眾的利益服務而存在的，它只是人民群眾而非公務員自己利益得以實現的條件和保障，主要是為了約束公務員的言行，而不具有為實現公務員個人利益服務的功能。然而，從最終意義上說，公務員職業道德同時也確保了其自身能夠做到對不道德行為的控制和約束，進而幫助其實現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而在這其中，由于公務員職業的高尚性又決定了社會價值是其追求的主要目標。換言之，公務員信守公務員的職業道德同樣是實現公務員自身利益的客觀要求。總之，關于公務員群體部分成員言行不一或知行不一現象既要從公務員自身的道德認知有待提高的層面予以解讀，更要從道德生長規律尤其是從公務員職業道德自身的特點層面進行分析，方能予以客觀的評價。道德上的言行或知行絕對一致帶有理想主義色彩，言行或知行一致是相對的，二者不一致也未必就是二者處于對立狀態。因此，不能因為偶然的不一致便斷言其是道德偽善或雙重道德人格。

四、意識網媒化與網絡媒體對少數公務員消極腐敗現象的放大化

在媒介時代，信息消費成為越來越重要的消費方式，而網媒成了人們獲取信息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社會公眾意識網媒化和網媒對公務員群體中少數人腐敗等消極現象放大化，是導致社會公眾對公務員職業道德形象評價矮化甚至是丑化的重要輿論因素。公務員尤其是領導干部生活、工作在政治舞臺和社會公共生活的前沿，任何言行都在社會公眾的注視和輿論的監督下。孔子曾深刻指出：“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孔子以此來表達官員道德的社會示范效應，“上行下效，捷于影響”（《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公務員特別是其中的各級領導干部就是一面面鮮明的道德旗幟，是社會道德風尚的風向標。由于公務員是政府的代表，其個人的言行舉止往往影響到政府整體的道德形象，一名領導者身先士卒，德高望重，會產生強大而積極的社會影響力和號召力；相反，如果一名官員失信于民，在百姓看來，它就意味著整個政府失信于民；一名官員道德敗壞，就會給其他人作惡以辯解的理由。公務員、尤其是其中的領導干部率先垂范便是理所當然的，不會引起輿論的過多關注；反之，如果他們一旦出現了道德敗壞之類的事情，便具有了重大的新聞價值并產生“蝴蝶效應”。媒體尤其是網絡媒體為了追求眼球效應和經濟效益，總會放大社會反常現象、熱衷于社會負面新聞。事實一再證明，在網絡時代，政治審丑總是賺取眼球和獲取經濟效益最便捷和最理想的方法。正如網絡“大謠”秦火火之流落網后所供述的那樣，他們把自己打扮成反腐敗的斗士、社會不公的審判者，通過散布反政府、反現有體制和詆毀公眾人物的言論來引起公眾的注意，激發公眾對黨和政府的不滿情緒。公務員群體中少數人的腐敗現象被輿論放大后似乎成為普遍現象，一些謠言也通過實名的“大V”而得以以假亂真地擴散到全社會。在信息時代，社會公眾的思想意識存在著網絡化、媒體化的傾向，因此，人們必然會對公務員道德素質產生偏低性的評價。當然，公務員職業道德客觀存在著種種問題，如一些人馬克思主義信仰不堅定，理想信念動搖；一些人言行不一，甚至出現了雙重道德人格；一些人作風不實，脫離群眾，服務意識淡化，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甚至弄虛作假現象較為嚴重。但這絕不是公務員群體職業道德的主流。公務員群體職業道德素質總體上是與他們肩負的責任相適應的，用發展的眼光看，他們的法制觀念明顯增強，服務意識明顯增強，創新精神明顯增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特別是近年來，我國經濟總量從世界第六位躍升到第二位，社會生產力、經濟實力、科技實力邁上一個大臺階，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會保障水平邁上一個大臺階，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國際影響力邁上一個大臺階，國家面貌發生了新的歷史性變化。這些歷史性偉大成就的取得，公務員群體起到了組織者、領導者的作用，他們的職業道德起到了思想保障和精神動力的作用，他們較高的職業道德素養在公民道德建設中起到了表率和感召作用。如果看不到這一主流，過分夸大和放大公務員職業道德中存在的問題，就有可能由否定少數公務員到否定公務員群體，最后走向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合法性，而這正是西方敵對勢力在意識形態領域中的陰謀。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對公務員職業道德正面評價的矮化與輿論界日益流行的泛道德化批判思維的政治審丑心態有關。輿論尤其是網絡輿論習慣于將非倫理現象倫理化，習慣于道德評價標準上的理想主義化甚至是雙重標準化，習慣于將個別問題普遍化、生活問題政治化、表象問題本質化，不能用歷史的和發展的眼光、辯證的思維客觀地評價公務員群體的職業道德現狀，從而對社會和公眾產生誤導作用。要樹立對包括公務員群體職業道德在內的社會道德現狀的客觀評價，就要自覺地避免泛道德化批判思維。

綜上所述，如果說當代中國官民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道德關系緊張，那么，除了利益多元化和少數人腐敗等因素，更多的還是由于人們之間（個體與個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缺乏溝通與理解，網媒將公務員道德的負面影響放大化而導致一些社會群體缺乏獨立自主和客觀理性的道德判斷。

作者:黃明理顧建紅單位:河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