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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當代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作為一種特殊的“消費品”面臨著種種困境。認識“文學經典”在今天所遭遇的尷尬處境,應從“文學經典”與消費文化語境的關系入手,從外部和內部兩方面審視其在這一特定時代背景下所面臨的一系列矛盾,以更清晰地看到糾結于諸種矛盾中的“文學經典”所具有的持久生命力及新的生存契機。“文學經典”的自救與重構,對當下的文學創作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關鍵詞:消費文化;文化語境;文學經典

一、消費文化語境與“文學經典”

開始于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把中國帶入了經濟發展的快車道。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中國社會開始出現西方消費社會的種種特征。與此相伴隨的,是消費文化的應運而生。后現代主義文化理論家詹姆遜指出:“文化是消費社會最基本的特征,還沒有一個社會像消費社會這樣充滿了各種符號和概念。”[1]消費文化的出現對整個人類生活的影響極大,以至于“這場轉變的歷史重要性甚至超過了二十世紀一些最重要的歷史事件:如兩次世界大戰、東西方之間持續數十年的冷戰等等”[2]。以消費為標志的這種文化轉變導致了文化的內部變革,并進而波及文學的當代形態的重構。客觀地面對消費文化語境這一人類文化歷史鏈條中特定的時空結合部,透過它觀察當下的文化、文學、文學經典問題,才能更清楚地認識形形色色的文化和文學現象,探索埋藏在各種現象之下的矛盾運行軌跡和規律,為當代文學的發展找尋一條更為寬廣的道路。而“文學經典”則有可能成為我們觀察這一文化變革的晴雨表,同時,站在當下消費文化這一背景之下才能使我們更加辯證地審視“文學經典”的自救與重構的可能性。

我們首先遇到的問題是:“文學經典”究竟是怎么產生的?以及這些“經典”在今天到底處在一種什么樣的狀態?首先,從縱向的歷時性角度看,文學的經典化是一個動態的不斷接受和淘洗的過程。文學經典并非先在的存在,而是有其產生的社會、政治、歷史、文化、接受等多方面的背景,它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正如所有的事物一樣,文學經典也并非永恒的存在,必然有其建構、解構、重構的過程。其次,從橫向的共時性角度看,“文學經典”是一個具有多重結構的統一體,其自身內部特質的規定性是它存在的基礎。只有當文學經典的思想意蘊、藝術品質等方面具有了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時,才可以進入“經典”序列。而和文學經典有關的各種外部因素,如政治因素、經濟因素、道德因素、社會輿論氛圍、讀者接受群等,都有可能參與文學經典的建構。而且在某一特定的時期,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越文學經典本身(如“紅色經典”的形成主要就是政治意識形態的參與及文學體制化的結果)。在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的“經典”地位不斷地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挑戰,但同時,真正的“經典”所具有的地位又在這種挑戰中得以鞏固,“文學經典”總是處在恒態與動態、短暫與永恒、解構與建構的矛盾統一之中。我們只有撇下今天關于“文學經典”命運的種種預言,著眼于當代消費文化語境,才能認清文學經典的當下生存狀態,并進一步揭示推動著文學經典命運變化的種種矛盾,把握文學經典命運變化的趨勢和規律,探求文學經典的生存之道。

二、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的外部矛盾

消費文化浪潮改變著傳統“文學經典”賴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引發了當下一系列與文學經典有關的文化現象,“紅色經典”、“四大名著”的改編,甚至“戲說經典”、“大話文化”等都是其突出的文化表征。其實,在消費文化語境中無論是“文學經典”的尷尬還是解構,也無論是經典的危機還是地位的喪失,都首先緣自于文學經典與消費文化的各種悖反和沖突,這些因素構成了文學經典所面臨的外部矛盾。

首先,文學經典的精英立場和消費文化的大眾立場的矛盾。

文學發展的歷史,是文學的自足性不斷增強的歷史。從古至今,對“文學”是什么的追問,似乎從來都沒有停止過。如果說中國古代還沒有像西方現代意義上的文學分野的話,那么我們今天所面對的已經是一個有著自足的語言審美系統和完善的體制化管理系統的文學了。這對文學接受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識字能力、一定的鑒賞能力、一定的思維能力等都變得必不可少。一旦社會分工將文學從其他藝術門類中分化出來,成為一種獨立的藝術自在體時,它就不可避免地要成為社會精英們言說的工具。以發軔于20世紀的中國新文學為例,其啟蒙的出發與指向又是什么呢?換句話說,就是“誰啟發,誰蒙昧”呢?顯然,在這種對中國現代文學性質界定的背后,我們看到的還是一種精英意識。

作為人類文學活動的結晶,文學經典早已經超越一般文本,具有了相當的穩態性及神圣性。文學史的編寫,是文化精英們按照一定的審美標準、價值趨向有意識地構造經典的活動,也即我們平常所說的“經典化”過程,其目的在于固化已有文本被文學史家所認可的崇高地位。而公眾對文學經典闡釋的熱情,只是從另外一個側面證明了文學經典的超越公眾意識的特性,即大眾對精英意識的追捧。相比較而言,公眾接受的程度,僅僅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參照,我們甚至連此處的“公眾”這個字眼都要加以懷疑———“公眾”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以茅盾的《子夜》為例,這部現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品,有誰進行過受眾接受的實證分析來說明其已經被最廣大的讀者所接受?在1930年代的中國,國民的識字程度可以說是小說被“廣大”公眾接受的最大障礙,若對受眾的接受能力進行檢視分析,其結果可想而知。

然而,以消費同時作為起點和終點的消費社會卻是以最大多數的公眾的參與為特征的,公眾不僅參與了具體的消費行為,同時也參與了消費文化的創造。沒有了大眾,消費行為就無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消費文化也無法獲得自己合法的生存空間。同時,消費社會所賴以發展的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帶來了文化傳播方式的變革,在大眾傳播媒體的參與下,普通受眾對消費文化的接受成為可能。以贏利為根本目的的消費市場的生產者和經營者自然不會無視日益增長的大眾的文化需求,一定會千方百計地滿足市場需求并生產出相應的文化產品,甚至利用消費市場中物質產品營銷的慣用手段如廣告、炒做等來刺激欲望、制造需求,從而形成了大眾文化的繁榮景象。但應該看到,消費市場的無視文學與一般物質產品本質區別的生產和營銷方式,使得“文化產業產生了一種威脅個性與創造性的同質性大眾文化”,大眾文化中,“自我實現、自我表達的生活方式的產生,與浮華消費和風格化的自我呈現融為一體”。[3]這種畸形的繁榮背后,是大眾欲望的無限膨脹及不合理的夸大。

而一種文化形態一旦形成,都會極力維護自己的地位。在消費社會中,“消費是弱勢群體自我表達和再現的方式,是與既有體制之主流價值對抗的方式。消費是一種涉及再現的政治策略”。①這樣,大眾文化對精英文化的排斥乃至拆解便不可避免。如1990年代沸沸揚揚的王朔現象,就其本質而言,就是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立場的矛盾對抗。還有“Q版語文”現象,也反映了大眾希圖解構已有經典,站在大眾文化立場去消解精英文化意識影響的努力。

其次,文學經典的既定價值定位和消費文化中多元價值觀的矛盾。

文學為人類提供了諸如認識功能、教育功能、審美功能、娛樂功能等多方面的價值滿足,但是在消費文化語境中,多種文化傳播方式的誕生,使得人類的精神需求可以通過多種途徑得以實現,這便加劇了文學的危機感,文學經典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艱難處境。正如有學者面對“大話文學”流行的擔憂:“‘大話’文藝的創造力充分體現在對于這些被時間和傳統所固定了的文本結構、意義與闡釋符碼的顛覆。……到了今天這個中國式的后現代消費時代,經典所面臨的則是被快餐化的命運。”[4]之所以出現這樣的現象,主要是和文學以及文學經典本身的特點有關。文學有著不同于其他學科的審美思維特性,有學者認為,“‘發問’是文學的哲學品質的首要表現。亦正是在這一點上,文學與哲學有著最深刻的貫通———哲學作為文化思維的核心,其責任是為社會提供思想動力和文化價值根基,這是文學介入社會歷史的立足點之一。”[5]文學往往通過審美的方式將讀者引向對人生終極價值的追問,對生命存在的形而上思考;而經過文學史沉淀的文學經典,更是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征服了一代代的讀者。很難想象,那些沒有引起讀者強烈的心靈沖擊,不能給讀者提供美的享受,無法引導讀者思考關于人生、世界等問題的作品,能夠成為文學經典。

可是消費時代的到來卻打破了人們關于文學經典的種種幻想,大眾文化借助于媒體的力量不斷地散播著世俗情緒、享樂意識,那些曾經在文學史上無立足之地的欲望化、淺表化、娛樂化寫作一夜之間合理化、合法化、時尚化,以金錢交易為基礎的商業法則深深地嵌入社會生活的每個角落,也成為消費社會普遍的價值衡量法則,這種法則不可避免的成為衡量文學的一把尺子。“上帝死了”,“我”便是上帝,每個人都被這個狂熱的消費世界不斷地中心化,社會價值觀也由此不斷地走向多元化。在商業運行法則的驅使下,快餐式的作品通過大眾媒體以華麗的包裝、令人眼花繚亂的熱點,不斷地刺激著人們的快感,使人們通過這些文化快餐滿足著自己日益膨脹的欲望。這樣,當走進商品序列的文學經典一旦無法滿足那些被消費文化所驅使甚至異化了的消費者的欲望時,便再也無法躲避殘酷的市場法則的規約。于是,“經典”遭遇冷落成為“現實的一種”:

一改韓劇“苦情戲”風格的《浪漫滿屋》同名小說于8月19日登陸北京圖書大廈,據相關負責人介紹,截至昨日已銷售326本,日均銷售32本,比余華的《兄弟》日銷售還高出7本。

《我叫金三順》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引進……今年8月該書一經出版,在全國上柜不到一周2萬冊就售罄,重印2萬冊仍然供不應求,本周已經登上上海圖書暢銷榜第6名。不久前韓劇《我叫金三順》已經由國內電視臺高價引進,更令這本書的市場前景看好。[6]

在蘭州西北書城經常上演這樣一幕:很多中學生圍在漫畫書欄處,或蹲或站、或者干脆坐在地上,專注地看著手里的漫畫書。相比之下,名著書欄處的中學生卻寥寥無幾。[7]

再次,文學經典意義的立體化和大眾需求平面化的矛盾。

文學經典的內蘊在整體結構上體現出立體化的特征。任何文本的接受都是讀者從可感知的語言層獲取更多的包容于內部的意義信息的過程,但是“文學經典”包容的意義信息具有超越一般文本的特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羅蘭·巴特說,經典是具有可寫性的文本。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接受者,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在“文學經典”中找到相應的信息,從而對文學經典的意義不斷進行闡釋。

文學經典本身意義的復雜性和可闡釋性,是其意義立體化的基礎。文學經典是具體的文化語境中的個體———作家的心智勞動的成果,作家個人經歷的獨特性和豐富性往往是產生文學經典意義的土壤。孫犁在《賈平凹散文集序》中曾經談到作家人品和文品的關系:“這些作家,文章寫得好,我以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對于文章,作家的情操,決定其高下……”作家的文學修養、知識面、實踐經驗、寫作技巧等等,是和作品意義的生成密切相關的。同時,文學是對生活的審美反映,生活本身就是一個立體化的存在,無論“生活”在作品中以什么樣的面貌呈現,都不可避免地帶有它固在的復雜性。文學經典所反映的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決定了其意義的復雜形態。另外,讀者接受活動的展開,是文學經典意義的立體化實現的條件。受眾一旦進入文學經典的意義的實現過程,其意義便不再完全是由作家和生活所決定,文學經典的意義因而變成了一個被動的存在,受眾的參與使得其意義日益立體化。如《紅樓夢》意義的生成,就是從一般生活信息的傳達深入到對人生終極價值的追問,進而達到更具形而上色彩的哲學思考。

但是,消費社會中消費行為的社會化、大眾欲望的合法化、傳播途徑的多元化,使得大眾的文化需求在“量”上日益膨脹,在“質”上卻趨向平面化,突出表現是:取消深度的傾向;追求同質化的時尚、奢侈、快感等;大眾需求呈現群體性的個體化等特征。其原因首先是大眾傳媒對文化消費的介入。以先進的信息科技為支撐的電視、電影、報紙、廣播、互聯網等傳播媒介,往往屈從于商業的利潤法則,除了制造出各種文化繁榮的表象以迎合受眾以外,更是強加給受眾以各種不切實際的消費觀念:“大眾媒介不僅僅是一種產業,更是一種意識形態再生產工具,它一方面是遵循商業邏輯進行生產的工業體系,另一方面又是操縱大眾意識的工具。它充分充當‘把關人’的角色,通過創造‘模擬環境’,誘導人們接受它們宣揚的消費意識形態,從而推動新的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形成蔚成風氣的消費文化。可以說,在現代消費文化的形成過程中,大眾媒體充當了最佳孕育者和助產士的角色。”[8]另一個值得重視的原因是消費社會中公眾消費行為的“合理”進行及其結果。在消費中,多元化的大眾的需求都指向被商業的利潤法則引導的潮流和時尚之中,這樣,人們的文化消費需求在商業和消費的共謀中漸漸地趨向同一層面,以便適應消費時代生產的大批量和大規模的要求,促使更大的消費,產生更多的利潤。

在消費文化語境中以文字形式呈現的“文學經典”,與聲音媒介、圖像媒介相比體現出祛時尚化、祛奢侈化、祛快感化的特征,因此,文學經典也就很難擺脫被解構的命運。

第四,文學經典的歷時性和消費文化共時性的矛盾。

如果從時間角度來考察文學經典的建構和接受,以及消費文化的生成和蔓延,即可發現文學經典的歷時性和消費文化的共時性之間的矛盾。文學經典的歷時性構成首先源于文學經典接受過程的超時性。文學經典的魅力在于它可以引發受眾不斷闡發的內驅力,在橫向空間緯度上,它可以被不同的受眾按照自己的要求加以詮釋,從而獲得文學經典在空間中的拓展,同時也可以在縱向的時間經度引發再闡釋的欲望和生存空間的再拓展,從而獲得相對恒久的超時性。其次,傳統文學經典傳播介質的歷時性。與電子傳媒相比,紙質媒介生產的技術已相當成熟,從畢曰升發明活字印刷的那時到現在的激光照排,其生產已經走向大規模的“機械復制時代”。由于其載體的物質特性,為固化于紙質傳媒并承載歷史滄桑的文學經典大大擴展了自身存在的時間和空間范圍。

和文學經典的歷時性相比,消費文化則帶有更多的共時性特征。消費社會中消費的一次性傾向導致商品的符號化和消費文化的時尚化。大眾媒體通過自己特有的傳播手段,使得時尚以盡可能快的速度在社會中“肆虐蔓延”,形成風尚,同時又通過時尚的不斷更迭制造著走馬燈似的繁榮表象。符號這個虛擬的存在引導消費者往往忽略了商品的物質實在性,而更多地沉溺于消費商品時折射出的個人欲望的虛幻的滿足中。而且,消費文化賴以傳播的手段如電視、網絡、廣播等電子傳媒在有效地擴大其傳播范圍的同時,也潛藏著由于過分依賴高科技而引發的失語乃至癱瘓的巨大威脅。更重要的是,傳播手段的不斷變革會引起消費文化從形式到內容的變化,使其很難取得恒態的存在方式。這樣,消費文化雖變化多姿但卻無法超時存在。

在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已經被納入整個社會的消費系統,公眾會更多地傾向于將文學經典也作為商品的一次性消費,而忽略對其意義的歷時性發掘,因而使得文學經典也遭遇時尚一般轉瞬即逝的命運。例如,影視界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現了四大名著改編熱,以及近些年通過各種媒體參與8出現的“紅色經典”改編的再度升溫,仍擺脫不了其“熱”后的短暫命運。

三、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自身的悖論

悖論一:文學經典主觀上的價值回位與客觀上的價值失位。

文學經典進入消費文化語境時,必然要面對給自己重新價值定位的問題。大眾文化在消費時代的興起,出現了解構經典的傾向,使得文學經典面臨著價值失落的危機。“大話”之中莊嚴感的喪失、欲望之中精神資源的貧乏、娛樂之中審美意識的迷失,種種現象都呼喚著文學經典的價值重構。當然經典化的客觀要求也是促使其價值定位的原因之一。已有的文學經典究竟應該在當代文學的發展中起什么樣的作用?當代文學能否建構屬于自己的文學經典?這是當代文學必須要面對的問題。因而,采用什么樣的價值坐標來建構經典和評價經典,成為當代文學非常迫切的問題之一。有學者認為:“所謂經典必定是指那些載入史冊的優秀文學作品,因此它便首先涉及文學史的寫作問題。”[9]也有學者指出:“必須看到,文學經典建構的因素是多種多樣的,起碼要有如下幾個要素:(1)文學作品的藝術價值;(2)文學作品的可闡釋的空間;(3)特定時期讀者的期待視野;(4)發現人(又可稱為‘贊助人’);(5)意識形態和文化權力的變動;(6)文學理論和批評的觀念。”[10]凡此種種觀點都說明了學界對文學經典問題的密切關注,以及人們主觀上尋求文學經典價值回位的努力。事實上,這種努力已經在學界成為共識。

如果我們反過來審視這一問題,就會發現在這種努力的背后所隱含的難以抹去的憂思:文學經典在當代消費文化語境中的確正在失去自己的價值位置。需要注意的是,學界這種對文學經典價值定位的努力,似乎更引發了另外一種危機。因為在消費文化語境中,多元價值的碰撞與沖突客觀上是不可避免的,一旦文學經典為自己規定了崇高的、超越的、神圣的、近乎完美的價值立場時,便內在地引發了多元價值的消解欲望,而消解的后果便是文學經典價值的又一次迷失。同時,由于文學經典的價值界定牽涉到經典本身的內部要素和外部要素兩個方面,而內部要素往往是一種穩態的存在,外部要素卻經常處在變動不居的狀態之中,當其內部要素的穩定性和外部要素的易變性產生矛盾時,文學經典便會處在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搖擺于價值的失位與回位之間。

當代消費文化的泛濫,引起了文學經典的各種外部要素的巨大變化,而其內部要素的相對穩定性又促使著文學經典化進程的持續,文學經典借助學界的力量消化各種外部因素變動帶來的影響,以維持其固有的地位。但這種主觀上的努力卻面臨著客觀的消費文化的生態背景,消費文化形態的流動性、易變性,使得剛剛形成的價值定位頃刻間土崩瓦解,從而再一次陷入了價值的迷失狀態。所以說,文學經典的這種悖論性在消費文化語境中是很難克服的。

悖論二:文學經典意義的主觀解構與客觀強化。

文學經典接受上的歷時性及其意義上的立體化特征,都使其處在不斷的解構與重構交替的進程中,在當代消費文化語境中也不例外。以四大名著的解構為例,這兒有一則材料:

“大話”這個詞讀者一定不會陌生。自1998年《悟空傳》網上流傳到2003年《沙僧日記》出版,唐僧師徒全部經過了“大話”洗禮,在一個個網絡的筆下,《西游記》由經典走向“非典”。

據了解,迄今《水煮三國》已經重印23次,銷量突破80萬冊。可以預料,到今年年底它將輕松突破百萬大關,成為本土財經書的一個奇跡。

當然,跟風也有不同的境界,從市場反響和媒體評論來看,《麻辣三國》、《麻辣水滸》和比較另類的《諸葛亮日記》,有脫穎而出之勢。《麻辣水滸》、《諸葛亮日記》和另一本不同于“水煮”風格的《閑看水滸》都是今年6月出版。因此可以說,在《水煮三國》出版一周年之際,又形成一次游戲《三國》、《水滸》的小高潮。[11]

我們要反思的是,名著解構熱背后的經典意義的重構,是否削弱了文學經典的影響力?是否使得文學經典結束了經典化的進程,而進入了一般文本的序列?答案應該是否定的。首先,文學經典的改寫本能夠被市場認可,無疑促進了文學經典傳播空間的擴大。不可否認,在當下,很多人正是通過這些改寫本而進一步了解文學經典文本的。其次,雖然文學經典的原有意義被解構,但是卻生成了新的意義。表面上看,這種新的意義確實和文學經典所內蘊的人們普遍接受的思想意識、審美意蘊相去甚遠,但實際上,這是文學經典的經典魅力影響的必然結果。文學經典的意義本來就是一個立體化的可供人們不斷闡釋的結構,無論這種新的意義建構在理論家看來是何等離譜,但它終究是對文學經典意義的再詮釋。同時,已經固化在文學經典文本中的意義信息并不會因此消失,相反會與新的意義信息同時存在,甚至可能互相作用,產生出全新的意義。比如,通過閱讀《水煮三國》,有些人可能會回過頭來重新閱讀《三國演義》,從而獲取已經固化了的意義信息(即經典意義),同時獲取高深的管理知識。所以從長遠來看,文學經典的意義是強化了而不是削弱了。

悖論三:文學經典生產綜合能力的提高與實際質量的貧乏。

消費社會文學經典的生產能力大大提高了。今天,不僅大眾受教育的程度普遍提高,而且參與文學寫作的新的群體如所謂的網絡、自由撰稿人、少年作家、名人作家等不斷出現,大大地擴充著寫作者的隊伍。同時,文學生產、傳播的條件和手段不斷地得到改善,如微機的應用不斷改變著作家用筆寫作的習慣,而且疾速提高了作家生產的文字數量。文學作品傳播的速度也比過去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作品的商業運作體系中,有些作品甚至還沒有生產出來,宣傳與廣告等一系列營銷戰略就已經展開。賈平凹的《廢都》、劉曉慶的《我的路》等,都是這種運作模式下的產物。消費社會對于商品的大規模消費,要求作品大批量地生產,這也促使了文學生產能力的提高。

但是,文學生產能力的提高僅僅是為文學經典生產能力的提高提供了必要條件,并不能就此而形成更多的“經典”。從文學的經典化過程來看,文本的內在的“質”的規定性是經典化的基礎,各種外部條件只會加速或者延緩文本經典化的歷程。在消費社會中,商業的運行法則貫穿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當然也包括文學作品的生產,作家為了提高文學產品的銷售量,不得不屈從于市場,這樣,各種媚俗的、格調低劣的作品便不可避免地大量涌現。如果作家堅持自己純正的文學立場,則可能面臨不被讀者接受的尷尬,而這顯然是消費社會的文學生產機制包括生產主體———作者所不愿意面對和接受的。所以,一旦當文學文本缺乏思想和藝術沉淀的充分的主客觀條件時,即使消費文化用各種商業化的手段“造經典化”,這些所謂的“經典”也終會被時間所淘洗。

四、對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未來走向的思考

第一,在文學經典價值坐標的厘定中,構建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的互動平臺,尋找兩種文化的契合點。

要擺脫精英文化和大眾文化二元對立的固有思維模式,不能只看到消費文化語境中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不相容的一面,更要看到二者之間互相包容和互相補充的一面。文學發展的歷史證明,所謂高雅與低俗、精英與大眾之間的界限并不是絕對不變的,過去的大眾文學,可能就是今天的精英文學,兩者常常處在一種不穩定的變動狀態之中。但不管怎樣,它們往往是互相補充的,誰也離不開誰,在特定的文化語境中發揮著各自的作用。消費文化的出現,使文學經典面臨一系列矛盾,這與我們對大眾/精英文化、高雅/通俗文化之間關系的不全面認識密切相關。如果能夠正確處理兩者之間的關系,文學經典面臨的矛盾才會逐步消除。同時,如果我們把文學經典問題的出現當作處理兩者矛盾的一個契機,則會達到雙贏的局面。

問題的關鍵在于如何厘定文學經典的價值坐標,雖然這個問題在學界有較多的爭議,但是往往限于學術理論概括層面,而沒有將實踐這個很重要的環節考慮進去。正如有學者所言:“調查與統計是文學經典化的必要手段,佛克馬在北大講演時曾做過問卷調查,國內學者卻很少有人這樣做。出版界的情況同樣不容樂觀。”[12]如果將實證分析納入文學經典化的過程,也許經典的價值坐標就遠非如理論家們想象的那樣。

同時,消費文化語境中的文學經典的價值定位也具有相對性,其被再次解構仍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們可以為文學經典的價值定位建立一個坐標:時間是經典化的縱向貫穿線,而共時態的空間則是文學經典本身以及和它相關的各種外部要素共同構成的一個“力場”。一般地講,當文本經典化進程開始的時候,首先是文本的內核如思想內涵、審美意蘊、藝術手法、題材、體式等在起作用。也就是說,它本身必須具有足夠豐富的信息含量,而且這些信息能夠和處在文學經典外部的各種要素如政治意識形態、讀者接受、出版發行、市場運行等產生交流,形成一個全方位的互動的“力場”。如果這個“力場”可以在時間的經線上持續運行,則其經典程度就越高,從而構成所謂的“恒態經典”或者“文學經典”。但如果無法持續運行,則該文本必然會退出經典化進程,也即構成所謂的“動態經典”或者“文學史經典”。當然,不排除在特殊情況下,文本的各種外部要素有可能會先于作品本身產生巨大的推動力量,使其強行進入經典序列。這種價值坐標的建立,有望消解精英立場和大眾立場的矛盾,構建兩者之間交流的文化平臺。如那些并不被精英學者看好的武俠小說,當其內蘊足以和外部的各種要素產生強烈的交流時,并且這種交流可以持續很長時間的話,那么它就進入了經典文本序列,可以成為“文學經典”。

第二,深刻認識精神文化產品消費的特殊規律,為文學經典走向市場創造必要的條件。

只有深刻認識當前消費文化語境中文學經典所面對的各種矛盾,才能因勢利導,化解矛盾,為文學經典開拓更大的生存空間。尤其要深化對文化產品消費市場的認識和研究,文化產品消費市場具有不同于物質產品消費市場的特殊規律,兩者不可以等量齊觀。在文化產品消費市場上,產品的價值如何實現?產品銷售的商業策劃如何進行?如何追求利潤的最大實現?如何引發大眾的購買欲望?……這一系列問題都期待著我們去探索。尤其是具體到文學經典,當它作為商品出現在市場上的時候,怎樣去規避消費市場對文學經典的潛在威脅?怎樣引導市場對文學經典的消費?這些問題變得相當迫切。今天人們已經意識到,文學經典不但有商業價值,而且其商業價值往往大于一般的文本,市場的認可度也更高:

讀書月組委會曾經在2000年做過一次同樣的調查……但是令人意外的是,中國四大名著《紅樓夢》、《三國演義》、《西游記》、《水滸》,依然受到年輕深圳人的偏愛。四大名著在深圳保持較大的銷售量已經持續多年。這個跡象表明,年輕的深圳人渴望著對傳統的接續。[13]

表面上看,文學經典的改編本銷售量非常大,但是深層考慮的話,其實這些都是借助于文學經典的市場號召力的結果,如果沒有文學經典的本身價值,也就沒有了這些以文學經典為資源的改編本的商業成功。雖然文學經典可能遭遇暫時的市場冷落,但從長遠來看,文學經典消費的市場前景仍然是相當廣闊的。

第三,跳出語言文本是文學經典生存惟一方式的狹小視閾,轉向建立文學傳播跨媒體的理念。

在當代消費文化語境中,大眾參與文化構建的意識和可能比原來大大地增強了,這為文學經典的傳播提供了一個有利的受眾背景;而同時存在的受眾的接受選擇指向平面化、快感化、時尚化,缺乏理性的規范,這對于文學經典的語言文本的接受顯然是不利的。但站在更開闊的視野看,各種大眾媒體卻能夠以自己的傳播方式拉近和大眾的距離,通過他們喜聞樂見的傳播形式傳播乃至推銷文化產品,進而影響大眾的接受偏好和思想意識。所以,建立文學傳播跨媒體的理念成為消費文化語境中的文學經典生存的必然選擇。實際上,文學經典完全可以利用現代傳播科技的成果拓展自己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圖像文本、聲音文本、電子文本等都是文學經典可以借重的介質。文學經典可以利用大眾文化的寵兒諸如電視劇、電影、網絡等走進大眾生活,以更加具有親和力的方式接近大眾,讓大眾心甘情愿地接受。如近幾年來非常興盛的“電視散文”,以其優美的畫面語言和娓娓動聽的朗誦感染了不少的觀眾,其中選擇的作品,大多數都是現當代文學史上的經典散文。正是通過這種方式,許多人才開始接受這些經典作品。還有文學經典的影視改編,也是推動文學經典傳播的一種重要手段,盡管因為媒體特性的差異會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甚至引起一些非議,但是在文學經典的大面積傳播還沒有尋找到更好的途徑之前,仍不失為一條可以選擇的路子。在這方面,有好多成功的例子。如錢鐘書《圍城》的改編,當電視劇播出后,在社會上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有些評論家甚至將其看成中國當代十大經典電視劇之一。不少受眾都是在看了電視劇之后才去閱讀原著的,因為導演對這部小說的主題做了深入淺出的闡釋,就更易于讓那些非專業的文學接受者進入經典。這樣,文學經典借助現代傳播媒介的平臺讓更多的人參與到對它的接受活動中來,在擴大文學經典影響力的同時,引導和規范文學創作的健康發展,構建新的社會文化氛圍。

第四,要使文學研究盡快走出和大眾相對隔絕的“象牙塔”,拉近和大眾的距離。

近些年來,在一系列學術評價體制的規范與制約下,理論研究反而有封閉化的趨勢,很多理論成果僅僅在一個相對封閉的范圍內流通。雖然這種相對封閉的學院式研究可以在一定意義上推動學術研究保持其理論性和獨立性,但是卻不利于大眾對于學術成果的消化和接受。尤其是在當代消費文化語境中,這種問題更顯突出,文學理論研究和文學批評也不例外。目前,文學批評的規范化的學術話語固然可以保持學術研究的嚴謹性和學理性,但這對于文學經典的接受卻存在著不利的因素。一方面,實際的情況是大眾對文學經典的理解往往局限在比較淺顯的層面,卻無法把握經典復雜深刻的思想意蘊、藝術魅力,急需要審美引導。而另一方面,專業的文學研究者盡管具有闡釋經典的能力,卻無法讓更多的人了解和接受。

要彌補這種“斷裂”,專業的文學研究者首先應該逐漸改變自以為是(高深艱澀)的話語方式,致力于建設大眾傳播背景下的中國特色的批評話語和文論體系,以加快研究成果的傳播和接受。同時,探索學者和大眾之間交流的多種途徑,為大眾提供易于為他們接受的理解方式。在這點上不乏成功之例,如近年來收視率頗高的CCTV-10的《百家講壇》節目,通過學者的理論研究提高了普通大眾對社會現象、文學作品等的認識和理解。許多知名學者之所以能夠給普通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正是源于文學經典與大眾傳媒的緊密結合。當然,提高學者和大眾以及作家之間交流的途徑并非局限于此,我們完全可以在實踐中探尋其他更為有效的途徑。如專業的文學研究者可以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引導作家樹立“精品意識”,為讀者創做出更具影響力的經典作品來。

[注釋]

①狄塞陶(MicheldeCerteau)、費斯克:《消費作為一種對抗性的戰術》,轉引自陳坤宏《消費文化論》,臺灣揚智出版公司1995年11月版,第1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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