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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實題材電視劇的回歸是新時代電視熒屏的主流趨勢，其中的一些精品力作深植生活底蘊、剖析社會現實、與時代同頻共振，引發了熱烈反響。本文以新時代的優質現實題材電視劇為主要分析文本，系統剖析其在精神內核、題材內容、表達方式等方面所體現出的現實主義品格，以期為未來電視劇的精品化創作產生借鑒作用。

【關鍵詞】現實題材電視劇；現實主義；題材內容；敘述方式；精神內核

“現實主義”（realism）由德國詩人席勒提出，其后發展為一種覆蓋文學、哲學、藝術等各領域的美學觀念和文藝流派，在19世紀中期的歐洲尤其是“十月革命”后的蘇聯文藝界均有著廣泛的影響力。同時，現實主義也是中國文藝創作的主要傳統。從《詩經》中的民歌敘事，到后來的“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劉勰)、“文以明道”(韓愈)、“文以載道”(周敦頤)，再到延安文藝座談會提出“文學藝術都是為人民大眾的”，直至2014年10月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提出的“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本質上都是一脈相承的，既揭示出文藝創作植根現實生活的一般規律，也反映了現實題材在文藝發展史上的突出地位。作為我國電視劇領域的“排頭兵”，新時代背景下的現實題材電視劇肩負著為國家寫史、為民族塑像、為時代明德的使命擔當。在筆者看來，現實題材電視劇的靈魂在于現實主義品格，具體而言包括三個方面：精神內核的時代性與人文性、題材內容的人民性和客觀性、表現手法的典型性與超越性。

一、現實主義的精神內核：時代精神彰顯與人文主義情懷

“從對待社會和現實的態度上來看，現實主義是一種創作精神，體現的是一種價值判斷，其要求藝術家要忠于現實、直面社會現實，反映時代所特有的普遍精神實質，體現人文主義情懷。”[1]可以說，時代精神與人文情懷應是現實主義精神內蘊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緊扣時代脈搏，表現新時代的主流價值觀

“時代精神”是時代變革的客觀本質及其發展趨勢在社會精神生活各個領域的普遍反映，也是激勵一個民族奮發圖強、振興祖國的強大精神動力。[2]近年來，我國現實題材電視劇通過豐富鮮活的人物塑造和生動可感的“中國故事”，彰顯了健康向上的時代精神內涵，譜寫了代表社會發展方向和進步要求的新時代史詩。一方面，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與民族精神在一些現實題材精品劇中得到了集中體現與詮釋，并在熱氣騰騰的新時代影像中生發出時代內涵與創新質素，煥發著勃勃生機。如《平凡的世界》《老農民》等通過表現主人公們不回避苦難、不屈服于命運的堅韌品格與剛強風骨，深刻揭示了千萬平凡勞動人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厚重底色以及樂觀進取、向陽而生的“樂感文化”信條在時代語境中的重要現實意義。再如《雞毛飛上天》《在遠方》等作品中，陳江河、駱玉珠、姚遠、路曉鷗們所展現的“義利合一、道創財富、德濟天下”的新儒商精神深扎于華夏兒女的精神血脈之中，是儒家文化中的“仁者愛人”“見利思義”“誠實守信”在新時代語境中的繼承與發揚，也是中華民族實現強國夢所需的重要精神力量。另一方面，一批與新時代足音同步共振的現實題材劇把我們這個時代最需要的精神信仰和優良品格，跨越時空地植入豐富多彩的熒屏故事中，反過來又令當下觀眾在津津有味的觀劇過程中獲得精神提振與心靈升華。如《跨過鴨綠江》通過高度還原的藝術真實、豐厚飽滿的情感內核、逼真震撼的戰爭場面，弘揚了“不畏艱苦、英勇頑強、舍生忘死”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瞬間點燃了觀眾的愛國情懷與民族自豪感。如《山海情》《石頭開花》《楓葉紅了》《最美的鄉村》《綠水青山帶笑顏》《遍地書香》等脫貧攻堅劇較為集中地關注了人物群像在農村改革、脫貧攻堅、鄉村振興與城鄉一體化建設進程中的精神能量與人格成長，蘊于其中的“上下同心、盡銳出戰、精準務實、開拓創新、攻堅克難、不負人民”的脫貧攻堅精神和時代情懷，在為觀眾帶來感動的同時，也升華了劇作的精神高度。再如《在一起》《最美逆行者》等抗疫題材劇以單元劇形式藝術地再現了全國各行各業齊心協力的抗疫全貌，真實的事件和紀實的細節生動展現著凡人英雄的心靈圖譜，在一幕幕動人的戰“疫”影像中，“生命至上、舉國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抗疫精神持續凝聚著力量、溫暖著人心。

（二）彰顯人文情懷，時代變革中的人性描摹與現代啟蒙

人文情懷是指“以人為本”的思想意識，它強調對人的尊嚴和價值的尊重和維護以及對人的生存、發展和幸福的觀照。真正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現實題材作品，既是與時代節奏的共鳴與互動，更是對人性真實的觀照與互視，能夠“讓人民從身邊的人和事中體會到人間真情和真諦，感受到世間大愛和大道”[3]。首先，具有深厚藝術內涵和人文情懷的現實題材劇往往注重對人性與人情的多向度開掘及升華，并善于“用光明驅散黑暗，用美善戰勝丑惡，讓人們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夢想就在前方”[4]。如聚焦職場境遇、人生打拼與愛情經歷的《裝臺》《安家》《正青春》等著力于思想性與藝術性、現實性與故事性的融合，藝術性地表現了創作者質樸的精神追求和千千萬萬普通勞動者的人性真善美，其中所傳遞的“不懼未來、勇敢嘗試、堅韌執著、溫暖向善”的精神光亮給觀眾帶來溫暖和激勵。再如《大江大河》《外灘鐘聲》《黃土高天》《那座城這家人》《奔騰歲月》等改革開放題材劇從真實細膩的日常生活點滴入手，多層次、立體化地開掘出社會變革時期的世間百態、人間真情以及幸福真諦。其次，一些優秀的現實題材劇通過將故事講述與現代文明意識和人文價值內涵的水乳交融，對當下社會的某些丑陋現象、不良問題乃至沉疴痼疾進行某種角度的揭露與反思，有利于普及現代法治理念、提升社會文明程度。近些年播出的《人民的名義》《破冰行動》《巡回檢察組》《小鎮大法官》等深刻揭示了根深蒂固的宗法觀念、官僚主義以及貪腐問題等；《外科風云》《急診科醫生》等著墨于生存、死亡、生命意義的主題下醫生的心結或某種“傷痛記憶”，對人性的開掘、醫生職業倫理的追問均值得圈點。有些作品通過詩意和溫暖現實主義的藝術手法，改造國民的舊有思想基礎及落后觀念，進而在推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產生一定的積極效用。

二、現實主義的題材內容：人民性導向與客觀性記錄

我國現實題材電視劇的發展史，就是一部各領域、各階層社會大眾豐富而鮮活的影像志。因為普通百姓的酸甜苦辣、喜怒哀樂，就是現實題材劇最應該表現的“現實”。因此，要想創作出具有現實主義品格的精品，就要把“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落到實處，由淺入深、以小見大地反映時代變革中的砥礪奮進與社會變遷中的人情冷暖，借助熱點“話題”呈現出能夠展示社會發展規律和現代文明進程的“真現實”。

（一）把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為創作的初衷和歸宿

在黨的報告中鮮明指出：“社會主義文藝是人民的文藝,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進行無愧于時代的文藝創造。”[5]這從根本上為新時代的現實題材電視劇創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要求。縱觀我國電視劇史上的現實題材精品力作，無不是在題材選擇上最大限度地“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用一股親切的煙火氣息為觀眾開墾出心靈凈土，乃至多年之后仍令人記憶猶新、回味悠長。遙望當初，從1958年以節約糧食、憶苦思甜為主題的中國首部電視劇《一口菜餅子》，到20世紀80年代反思傷痛、呼喚新生的《蹉跎歲月》《今夜有暴風雪》《喬廠長上任》《新星》，再到90年代引發萬人空巷的收視熱潮《渴望》，就已經為我國電視劇打開了現實題材的創作帷幕與現實主義的精神主脈。從此以后，現實題材領域中家庭劇、都市劇、軍旅劇、農村劇、行業劇等的主流創作思潮有了一個共同之處，那便是把鏡頭對準最廣大的人民群眾，真正關注和表現草根百姓的柴米油鹽、酸甜苦辣，把“人民至上”的理念作為一根思想紅線貫穿創作始終，因而在各類型中均不斷涌現出接地氣、聚民氣、有生氣的上乘佳作。其實，在現實題材電視劇作品中，無論何種類型、何種風格，只要是從骨子里貫注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作品便必然是厚重的、有筋骨的、耐人咀嚼和回味的。反之，只能流于浮光掠影式的快餐型文化消費，品質不高，行之不遠。

（二）“以小見大”地鋪陳社會圖景，打造時代語境的影像“現場”

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有目共睹，百姓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如此滄桑巨變的時代進程之中，那些氣象萬千的人和事是現實題材電視劇選題和取材的絕佳礦藏。不論是敘事背景還是敘述主脈，社會變革與發展的壯闊圖景，都可能成為劇作中絢爛多彩、引人入勝的故事景觀。新時代背景下我國熒屏上涌現出一批恪守現實主義精神的佳作，它們以“小切口、大主題”的藝術表現手法建構出“影像里的中國”，讓觀眾透過小人物、微事件看到了大時代與大國情。如《戰爭目光》《火藍刀鋒》《陸戰之王》《空降利刃》《飛行少年》等軍旅劇通過栩栩如生的基層軍人形象和驚心動魄的故事情節，全景展示了改革強軍背景下我國努力踐行的立體式“大國防觀”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的最真實狀態；如《麥香》《花開時節》《溫暖的村莊》《蘭桐花開》《歡喜盈門》《我和我的家鄉》等農村劇通過以小見大的藝術手法回望與再現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農村現代性轉化、城市化進程中的城鄉關系、制度改革、生態保護、環境治理等一系列新農村建設景觀；再如《雞毛飛上天》《最美的青春》《大江大河》等改革題材劇將波瀾壯闊的時代潮流和萬千氣象作為個體和家庭情感的景深演繹，通過戲劇張力釋放出精神能量。“一花一世界，一器一乾坤。”現實生活中的微小碎片往往能折射出宏大的時代變遷和廣闊的社會風貌。要實現“由點到面”的社會現實圖景再現，除了來源于生活，別無捷徑可走。創作者只有通過搜集、分析、研究大量的生活材料，才能從中提煉萃取出最能體現某種人物、某種現象、某種生活邏輯、某種社會規律的素材進行整合與虛構，觀眾在觀劇過程中才能“窺一斑而見全豹”。

（三）借助“話題”深掘主題，呈現反映社會規律的“真現實”

對于種種帶有普遍性的社會話題的關注和展現，是現實題材電視劇的重要選題來源，其一方面能夠昭示出創作者的責任意識和社會擔當，另一方面也容易和廣大觀眾產生心理契合與情感牽連，從而有可能使劇作實現口碑與收視的雙豐收。近些年有不少優質劇作能夠勇于直面社會熱點“話題”，呈現出能夠揭示社會發展內在肌理的“真現實”，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應。《人民檢察官》《陽光下的法庭》《執行利劍》等法制題材劇聚焦“老虎蒼蠅一起打”“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的反腐倡廉熱點話題，以“尺度”與“深度”兼顧的故事深刻反思了腐敗、犯罪的歷史和社會原因，觸及了當今中國社會法治文明建設進程中的諸多問題，在探尋本質和規律的過程中讓虛構變成了一種“更高層次的真實”。除此之外，探討都市女性自強自立的《都挺好》《二十不惑》《三十而已》，表現育兒理念、親子關系、自我成長主題的《帶著爸爸去留學》《少年派》《小別離》《小歡喜》《小舍得》，聚焦代際沖突、養老問題、親情回歸的《嘿！老頭》《幸福院》《八零九零》等，均在各種“真現實”“真問題”上下功夫、做文章，對于諸多深入人心的話題，與觀眾一起面對、一起思慮、一起感悟。應當注意的是，對于現實題材電視劇而言，無論是內部話題還是外部話題，不是為炮制看點、制造賺頭、嘩眾取寵、增加利潤服務的，不應讓經濟訴求遮蔽了社會效益。理想的現實題材劇應該是由淺層的“話題”外殼包裹厚重的主題內核，以雅俗共賞的表達方式寄寓值得思考和回味的主題意蘊，進而實現對社會輿論熱點和百姓內心世界的有效引導。

三、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典型化塑造與超越性再現

“典型人物所達到的高度，就是文藝作品的高度，也是時代的藝術高度。只有創作出典型人物，文藝作品才能有吸引力、感染力、生命力。”[6]“走入生活、貼近人民，是藝術創作的基本態度；以高于生活的標準來提煉生活，是藝術創作的基本能力。”[7]現實題材劇的創作者不僅要堅持現實主義精神，真實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而且要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創作理念和人民喜聞樂見的形式反映時代主題、“講好中國故事”，這是現實題材劇彰顯現實主義品格、實現從精品到經典躍升的根本途徑。

（一）通過對“典型人物”的塑造，呈現復雜廣闊的現實世界

“典型人物”理論是馬克思現實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為現當代文藝理論中的一個重要范疇。從藝術認識論來看，“一般與個別”的相互辯證關系是構成典型人物的哲學認識論的基礎，即在單個人物形象的身上注入了生理的、心理的乃至社會審美的普遍性。典型人物都是具有多維復合性格的“立體化”人物。美國著名劇作家羅伯特·麥基提出了“人物維”的概念，指處于人物深層性格之內或人物塑造和深層性格之間的、具有連貫一致的矛盾。[8]因此，典型性格豐富性中的“多維”即是指人物性格的矛盾組合、悖論架構。如《創業時代》中的男主角郭鑫年被塑造成一個機智又悲哀、可愛又偏執、果敢又怯懦、孤傲又自憐的多維性格人物，而他這種與生俱來的倔強乃至瘋魔，也恰好與天才型人格、“IT直男”的人設相契合，因而這一形象在整個劇中既堅挺又出彩。典型人物形象也往往是性格特殊性與堅定性的統一體。首先，藝術典型應該有最突出的性格特征，黑格爾稱之為“特殊的情致”，也即是后來恩格斯所指出的“每個人都是典型，但同時又是一定的單個人”[9]。其次，典型人物性格也應該“具有一種一貫重視與自己的情致所顯現的力量和堅定性”[10]。因此，典型人物性格應該是“特殊的情致”與“質的規定性”的統一體，是一個“熟悉的陌生人”。電視劇《初心》中塑造的“將軍農民”甘祖昌的形象，既有“保守、固執、自作主張、不太顧及別人的感受”[11]的“特殊的情致”，又有著“寧可自己吃虧，也不讓別人吃虧”的作為英雄形象的“質的規定性”。該劇在塑造甘祖昌這樣的時代英雄典型時突出了其作為普通人的個性，較為恰當地平衡了平凡性與超越性的關系，可為現實題材劇作者帶來很好的啟示。需要指出的是，成功的典型人物不僅能夠以一些具有共通性和標識性的性格、言行等代表某一社會群體，還蘊含著具有普遍性的、更廣闊的社會時代特征，這也正是不同時期的現實題材電視劇中所塑造的一個個典型人物形象在觀眾心中產生強大感染力和滲透力的原因。典型作品很多，在此不一一贅述。

（二）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敘事理念講好中國故事

電視劇始終是敘事和情節的藝術。一部優秀的現實題材電視劇作品從構思主題，到典型人物的塑造，再到創作思路的落實，是靠情節的構建來貫穿始終的。情節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現實題材劇的傳播效果和受歡迎程度。近年來某些打著“現實主義”旗號的“偽現實”電視劇在情節編織上存在諸多創作誤區。如有些故事充斥著“霸道總裁愛上我”等滿滿“套路”，有些故事慣用“車禍”“絕癥”等突發事故，有些故事“見事不見人”像走“過場”，有些故事“拍腦袋”胡編亂造像在“神游”，有些故事充滿“蒼白說教”，有些故事的小品化傾向使得“見樹木不見森林”凡此種種，常常遭到觀眾的吐槽。作為彰顯普通民眾價值追求、體現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文化力量，新時代的現實題材劇更需要在規避情節建構誤區的基礎上找到更真實、更本質、更藝術的表達方式，以實現中國故事敘述的“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一方面，現實題材電視劇的情節構建在保留“原汁原味”生活故事的開端、發展、高潮、結局的同時，還需要糅合多種視角、矛盾沖突設置等多種創作手法，找準敘事的日常性和戲劇性的平衡點，以實現故事情理邏輯與戲劇邏輯的水乳交融、互彰互襯。如《大江大河》第一部和第二部中的不少段落和場面，從平民化敘事視角徐徐鋪開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政策調整、經濟改革、社會嬗變，與此同時生發著戲劇性十足的情緒表達、心理活動和精神歷程，其在日常性與戲劇性關系的處理上可謂游刃有余。另一方面，現實題材電視劇在情節建構中應該將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有機結合起來，既注重敘事手法的寫實性——把現實生活藝術化地復現于劇作故事中，又要讓故事能夠折射社會、鏡鑒現實、啟迪生活。如《裝臺》便用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情懷觀照現實生活，劇中裝臺隊伍里形形色色的工人們，城中村的小院、民房、巷弄，人物對話中不時蹦出的方言以及頻繁閃現的秦腔等“非遺”文化極富有生活韻味和煙火氣息，讓觀眾看到了每一個有血有肉的平凡生命個體的溫暖與光亮。因此，現實題材電視劇唯有找準日常性和戲劇性的平衡點，才能打破觀眾的心理預設，呈現出“此時無聲勝有聲”的獨特效果；唯有堅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創作理念，才能讓觀眾在富有真實感的中國故事中看到“詩和遠方”。

作者：閆偉 邵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