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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律是由語言表述的社會行為標準，而社會行為標準來自于文化認同。有鑒于此，文化差異會對法律法規帶來重要影響。基于這一認知，本文將首先對法律語言翻譯的重要性進行分析。之后，將探究文化差異對中英法律觀念及法律語言的影響。最后，將針對文化差異帶來的影響，提出中英法律語言的翻譯策略。

［關鍵詞］文化差異;英漢;法律語言;翻譯策略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國法律相互影響，司法機制逐漸趨同。準確翻譯各國法律條文，有助于我國的司法建設。同時，隨著國際貿易額的不斷擴大，貿易摩擦有所加劇。利用相關法規保護我國企業，是未來經貿領域的重點工作。有鑒于此，我國應加強漢英法律語言的翻譯工作。

一、法律語言翻譯的重要性

法律語言是法律的載體。休謨認為，法始于語言，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一種語言形式。基于這一認知，翻譯法律語言的重要價值可被概括為是三個方面。其一，是準確界定法律概念。法律概念是法律體系的基本單位，準確界定各概念的內核與邊界，可使法律工作得到有效落實。由此可見，法律語言應被視為法律的解釋標準，準確翻譯是對接不同法律認知的必要條件。其二，可完善法律法規。我國現行法律是在借鑒國外法規的基礎上逐漸完善的。如清朝末期，我國在英國、德國法律的基礎上制定了現代法規。民國時期則重點參照日本法，新中國則將蘇聯法律作為參照系，加入WTO后我國再次依據國際法準則進行修法。其三，可消除文化歧義。法律提供了前置標準，各類分歧將在法律框架內得到消除。隨著中國的快速崛起，我國與西方世界的不同之處受到其他國家的廣泛關注，以法律翻譯為載體，我國的文化認同將被世界所了解，文化偏見將逐漸消除。

二、文化差異對漢英法律語言的影響

(一)文化差異對刑罰觀念的影響。懲罰是社會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同的社會文化會產生差異化的懲罰觀。英國是海洋國家，各社會團體之間的依賴性不強，而團體內部的依賴性較重。在長期生活中，英國將懲罰視為團體對個體的懲罰。在皈依基督教后，英國的司法體系更加強調引導罪犯悔改，從而使其重新回歸社會。在這樣的文化訴求中，英國法規中的罪行設定不斷減輕，人身折磨等刑法被視為不道德行為。我國是典型的內陸農業國家，加強社會凝聚力會對生產生活提供保障。在此背景下，“德主刑輔”的法治觀念得以確立，“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的懲罰觀，將接受法律懲罰的對象，定義為道德嚴重敗壞的秩序破壞者。基于這一認知，刑法被視為維護自然秩序的正義手段。對罪犯施以嚴法，常常會得到“X青天”的美名，反之則會招來包庇嫌疑。(二)文化差異對詞義解釋的影響。詞匯是對具體事物的抽象提煉。由此可見，具體事物與觀察視角是決定詞匯含義的主要因素。英國與中國相距萬里，各自的生活環境存在巨大不同。因此，中英兩國的詞匯基礎存在較大差異，相當比例的法律詞匯無法找到對應詞。同時在不同文化環境中，對于同一事物的解讀也存在巨大差異，法律名詞的含義極易出現曲解。例如，在英國文化中，婚姻被視為契約，雙方具有相對平等的人格關系。因此生活中，夫妻須履行契約中的標的。同時受到宗教信仰的影響，英國、美國等英語國家，會將婚約神圣化。在這一文化背景下，婚姻時常被翻譯為con-tractofmarriage，即婚姻契約。而我國傳統文化對于婚姻的理解，更加強調女性的委身。這一理念來自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形態。因此，在宋代后雙方離異被認為破壞倫理秩序的社會問題。同時契約在我國文化中的約束價值并不明顯，因此婚姻不會使用契約之類的詞匯。(三)文化差異對司法制度的影響。司法制度是社會管理體系的組成部分，不同的社會管理體系必然會產生獨特的司法制度。同時社會制度會與區域文化相互影響，因此文化差異會造就不同的司法制度。以美國為例，自五月花號抵達后，歐洲各地居民紛至沓來，擁有立法權的自治州，共同構成了美洲大陸最早的社會治理形態。南北戰爭結束后，美國聯邦政府的權利得到鞏固，但地方議會仍然擁有立法權。這樣的社會治理結構，造就了權力制衡的文化認同。立足于公眾期待，美國的司法體系更加獨立，各司法部門互不隸屬。我國歷史悠久，對外交通極為不便。在這樣的歷史、地理條件下，國家內部的統一與穩定極為重要。經過長期積淀，大一統思想逐漸成為我國文化的重要特征，自上至下的社會治理體系得以確立。在此背景下，我國逐漸形成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司法管理體系，各部門之間更為強調相互配合，法律權限也與美國存在差異。(四)文化差異對法規句式的影響。中英句式的差異，在包含法律語言內的諸多領域均有所體現，文化差異是導致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英國文化受到希臘—羅馬文化、日耳曼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共同影響。思維習慣更加強調邏輯堆砌，法律語言通常會以主語為核心，融入其來源、推導過程、結果等內容。句式風格簡單、直接。我國文化長期獨立發展，儒、釋、道共同構成了傳統文化根基。其中儒學的最高追求是“格物致知”，但始終未能突破秦末漢初的文化斷層，以至思想內核無法完善，理論根基極為模糊。而道家的“道法自然”與佛教的“頓悟”，將感悟定義為探尋最高哲學的途徑。基于這一文化根基，我國傳統文化習慣于將定義簡化為關鍵詞，解讀者可依據自身感悟擴展關鍵詞的內涵，從而形成以關鍵詞為內核，邊界可變的對應概念。在法律語言中，關鍵詞的界定較為嚴謹，但也會利用莊嚴的句式排列突出關鍵詞。

三、基于文化差異的翻譯策略

(一)刑法詞匯的翻譯策略。受到文化因素影響，漢英法律語言中的刑法詞匯存在較大差異。例如，在美國法律中，highestpenalty是指最高處罰。依據中國文化的理解，可被翻譯為極刑。由于highestpenalty一詞，也在體育比賽中得到廣泛使用，因此足球比賽中的點球判罰，在中文解說中被翻譯為“處以極刑”。但在我國的文化語境中，避諱出現與“死亡”相關的文字，因此“極刑”成了“死刑”的代名詞。而美國的多數州以及部分英語國家，已經取消了死刑判決，其“極刑”的判決結果通常為終身監禁。在翻譯工作中，翻譯人員應立足于英文詞匯的對應概念，將準確含義與文化差異作為翻譯依據。因此，highestpenalty可翻譯為“最高刑法”，而漢語中的“極刑”可翻譯為deathpenalty(死刑)。同時以宏觀文化視角分析，我國近年來的司法建設，逐漸脫離傳統刑法觀念。“犯罪嫌疑人”(Criminalsuspect)、“抗辯權”(RightofDefense)等舶來詞，已成為我國法律的常用詞匯。(二)專有名詞的翻譯策略。中英兩國文化差異巨大，部分法律詞匯無法尋找到對應物。例如，在英美法系中，preliminaryinquiry是極為重要的司法環節。通常情況下，法官會對嫌疑人開展司法審查，以了解嫌疑人身份、案件脈絡、辦案流程等基本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維護司法公正。在我國的翻譯中，preliminaryinquiry常常被翻譯為“預審”或“聽證會”，但二者的執行主體均非法官，與prelimi-naryinquiry也并非同一概念。在翻譯該詞匯時，翻譯人員應依據準確原則，利用描述式詞匯進行翻譯。例如“法庭初步調查”。同時，在翻譯諸如contractofmarriage(婚約)等詞匯時，翻譯人員可依據其詞性，翻譯為“結婚”或“婚姻關系”。(三)司法部門的翻譯策略。文化差異帶來不同的司法體系，中國司法部門的功能與英美等國的同類部門存在明顯差異。若單純依照部門對應的詞匯進行翻譯，則會淹沒二者的功能、權利差異，并導致讀者產生誤解。例如，陪審團(jury)制度來自于英美等國，并逐漸在現代司法體系中得到普及。我國的司法體制與英美等國存在差異，在引入陪審團制度的過程中，將中國特色融入其中，從而形成“中國人民陪審團”制度。二者隨同源，但權利與功能均存在明顯差異。以美國為例，其陪審團會依據法官主導的庭審流程與證據，行使判決權。而我國的“人民陪審團”不僅具有判決權，也可對法官的審理流程進行監督或提出異議。有鑒于此，在翻譯過程中，翻譯人員可重點突出“人民陪審團”的人民監督作用，并將其翻譯為People’sassessors。(四)法律句式的翻譯策略。漢語句式的最大特征是突出關鍵詞與主題，而英語句式需要利用主語表述句式邏輯。例如，《刑事訴訟法》規定“進行搜查，必須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證……”這一句式的主語是指任何人，關鍵詞位于賓語，為了突出關鍵詞，在漢語句式中可省略主語。但缺乏主語的英語句式不符合語法邏輯，因此翻譯人員應為該劇增加主語，即AnypersonwhooffersmoneyorprosperitytoaStatefunctionaryextortionbutgainsnoillegitimatebenefitsshallnotberegardedasofferingbribes。結語針對文化差異對漢英法律語言的影響，翻譯人員應依據法律詞匯的準確概念尋找對應詞，從而使該概念得到準確描述。同時，在翻譯缺乏對應物的法律詞匯時，翻譯人員可使用描述性詞匯。再有，針對因司法制度不同而產生概念錯位，翻譯人員應借助重點詞匯突出二者的差異。最后，在翻譯法律句式的工作中，翻譯人員應重點關注關鍵詞與主語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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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亞楠 單位:遵義醫科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