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熟人社會對公共管理產生的不良影響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作者：賈崢吳靖昊單位：河北大學人口研究所中國傳媒大學傳媒管理學院

費孝通先生在上個世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說明了中國傳統社會關系的特點。他認為，在中國傳統社會，人們的關系就像石頭丟入水中，在水面形成一圈圈波紋，被波紋所推及的就產生“關系”。人們出于功利的考慮，便形成了所說的“熟人社會”。“熟人社會”的理念對我國政府的公共管理有著深刻的影響。公共管理中的特殊主義取向盛行，致使法律、規則因人而異。這導致我國公共管理產生了一系列的弊端，阻礙了我國政府的進一步改革。

一、“熟人社會”背景下公共管理改革的困境

(一)政府“全能主義”導致權力膨脹和公眾的依賴心理

在當今社會中，傳統的“政府包攬”觀念和民眾的“臣民”心態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由于權力高度集中于特定的個人或團體而不受他人的干涉，因此掌權者在行使權力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按自己的主觀意愿支配自己管理范圍內的人力、物力、財力。政府包攬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這種觀念使得人們在想方設法接近政府管理人員的時候會有意創設所謂的“關系”，想盡辦法“混入”管理者的“熟人圈”內。于是管理者憑借手中大量的職權轉變成受賄者，為通過不正當手段成為“熟人”的“陌生人”（競爭者）提供政策支持和政治保障。

（二）“官本位”思想和官僚主義導致服務意識缺失

在腐敗社會中，公共權力發生了異化，它不再服從于公共利益，而是致命于金錢，蛻變成掌權者謀取個人權力的得力工具。“那些把擔任公職看作是橫征暴斂的良機或看作是以權謀私、澤及親友的人是公共利益的絆腳石，也有損于公職工作的效率和為全民服務的目的。”公民也習慣于服從政府的管理，甚至依賴政府和官員替自己做主，使得某些掌握公共管理權力的管理者更容易從自身利益出發考慮問題。行政人員是“特別負責任的公民”，應“一切以公眾的福利為重”。但是行政主體往往會置行政倫理的規范和原則于不顧，從而導致損害公共利益的現象時有發生，公共權力經常用來滿足私利。對于政府主管部門來說公共產品與公共服務市場化意味著自己部分權力領域的失守和稀缺資源的流失，這又為進一步利用“熟人關系”提供了便利。

（三）民主、法制、權力監督管理機制的欠缺

熟人社會是不需要民主和法治的。因為一旦按照民主的程序和法治的原則辦事，熟人社會的熟人關系、潛規則等就會成為多余。我國公共管理中“熟人社會”現象的盛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國法律制度還不健全。長期以來，我國缺乏健全的公共管理監督機制，監督主體的監督缺乏制度上的保障。監管權限不明，監督缺位，監督職能重疊與交叉的現象多有發生，阻礙了監督作用的充分發揮。

二、“熟人社會”背景下公共管理改革模式的選擇

（一）由政府單中心模式轉為多元化、扁平化的公共管理模式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社會其他部門與等級制度分道揚鑣，新公共管理學派也開始關注公共管理當中“等級制度的沒落”問題，提出以“集思廣益的協商”模式取代“命令控制”模式是一種必然趨勢。世紀之交，在美國舉辦的“再造政府”全球論壇上有人斷言：“21世紀的政府很可能會將更多的政策制定權和管理職責移交給政府治理的較低層次。”目前，我國在公共治理過程中多呈現出政府單中心的傾向，政府總攬一切權力，形成“全能政府”的治理模式。“全能型政府”的觀念要隨著私營部門和社會力量的發展而逐步轉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要求政府把微觀主體的經濟活動交給市場調節，政府更多地承擔公共服務等有限的職能。

（二）由政府居高臨下的管理模式轉為平視型公共管理模式

在公共管理改革中必須將公民真正當作公民，使公民能夠充分實現法律、政治和社會權利，從而以個體，更以團體、群體的名義和力量參與到公共管理中來。也就是說，改變政府自上而下、居高臨下的管理方式，建立平視型公共管理模式。即公民與政府協商合作的新型公共管理關系。從政府方面來說，樹立權力公共性觀念是當務之急。

（三）建立以民主與法制為前提的法制化的理性管理模式

由于我國公平競爭的市場經濟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熟人關系”在這種情況中更是成為很多人實現其目標的重要因素和環節。這就要求要提高法律、法規和政策的透明度，推行政務公開，依法規范公共管理人員的行為。因此，必須從制度創新入手，加強對公共權力的制約與監督，建立和完善權力監督制約機制，強化行政權力的內在監督，通過組織的監督和自身心理機制的規范使公共權力不能也不敢用于處理私人事務和謀取私利，從而在源頭上割斷熟人社會與公共權力的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