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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與倫理關系問題的由來

科技倫理有兩個基本面向:處理人類與自然的關系和處理科技與人類社會的關系。科技,依西方的話語,首先處理的是人類和自然的關系。在中國傳統社會,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主導性理念就是“天人合一”。這里的“天”就是指人格化的自然。將“天”人格化,就是將“自然”主體化,人與自然同為主體,因而中國古人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就是很容易理解的。具體到科技上,人類要利用和改造自然,但同時要敬畏自然,與自然保持和諧相融關系,不能涸澤而漁。在人與社會的關系上,在傳統社會,至少在中國傳統社會,科技是內嵌入人們的生產、生活之中的。這有兩層基本含義:一是科技來源于生產、生活的實踐,并服務于人們的生產生活;二是科技是被社會所規制的,脫離了社會倫理道德規范約束的科技,會受到社會的譴責或抵制。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一方面有聞名世界的四大發明等重大科技成果,這些重大發明都來源于社會生產生活;另一方面,中國古人又對“奇技淫巧”頗有微詞,并給予抵制。我們現在有很多人拿“奇技淫巧”說作為指責中國古人不重視科技和創新的證據,但“奇技淫巧”說實際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社會的一種保護,亦或是一種古代的科技倫理理念。因為,“奇技淫巧”本意是指過于奇巧而無益的技藝與制品。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雕蟲小技,或者華而不實的技藝。這些技巧不但無益于人們現實的生產生活,還會影響社會風氣,使世風澆漓。所以,四大發明說明了中國古人是有科技創新意識和創新能力的,而“奇技淫巧”說在某種程度上作為中國古代的科技倫理,又對科技設置了規范,這個規范就是:歡迎真正有益于生產生活的科技,反對華而不實卻敗壞社會風氣的“奇技淫巧”。中國古人對科技的理解是有價值取向的,現代科技一直以價值中立作為其價值取向,認為科學技術只有真假之別,沒有善惡之分,沒有國界。這種價值中立的取向成為了現代科技的外衣,現代科技也借著這外衣不受阻礙地無限擴張,肆意滲透,在全世界、各領域所向披靡,在帶給人類社會生產力提升的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的科技倫理問題。而中國古人在很早就認識到了科技的價值取向問題,知道并非所有的科技對人類社會都是有益的,像“奇技淫巧”這樣的“科技”就應該被規制。科技與倫理的關系在中國古代社會并沒有被問題化,或者說科技與倫理在中國古代社會有著較為良好的互動。科技倫理之所以成為一個問題,是因為科技和自然的關系,或者科技和社會的關系處于一個不夠和諧的狀態。具體而言,就是科技對自然的過度開發和利用,導致自然生態破壞;科技獨立于社會生活,并反過來宰制了社會,破壞了社會和諧,沖擊了社會倫理道德規范的底線。科技倫理問題是在人類社會,尤其是西方社會進入近代以后逐漸產生的。科技倫理問題的產生有一個基本的前提,即科技成為一個自成一體的獨立領域,從社會其他領域中分離出來并反過來宰制了社會。但是,自從近代社會自然科學開始成為一個科學門類并得以學科化后,科技就開始走上了獨立化的道路,科技開始有了自身的知識系統和邏輯體系,這些知識系統和邏輯體系不再必然依賴社會的生產生活實踐,也并不必然要回應社會生產生活的關切。科技獲得了自性,正如基思•特斯特所言:“技術已經成為自我合法化的敘事……技術成了一種自我指涉的循環話語,無論外部爭論如何,延續故我。”[1](P109-110)基思•特斯特認為:“在現代人類居所的虛構中扮演了如此關鍵角色的技術,已經成了次生的自然狡計。它已經變成自在的某種物化。”[1](P111)科技變成了自我指涉的自在物后,反過來開始統治自然和人類社會,無底線地挑戰人類社會的倫理道德規范,例如核武器、克隆技術、轉基因技術、智能機器人技術等。潘建紅教授的大作《現代科技與倫理互動論》就是在這樣一種現代科技威脅人類社會的倫理道德規范的時代背景下出爐的。該著直面科技與倫理關系的尷尬現實,以強烈的問題意識為導引,提出構建現代科技與倫理互動關系的新命題,剖析當前建構科技與倫理互動關系的現實障礙,系統化地建構了現代科技與倫理互動的理路。該著是一部重構現代科技與倫理關系的集大成之作。

二、強烈的問題意識

科技與倫理在現代社會的生產、生活實踐中成為問題,并不等于我們對科技與倫理的關系有著明確的、強烈的問題意識。恰恰相反,由于科學技術在現代社會的高歌猛進與強勢影響,人們多處于一種科技倫理的無意識狀態。所以,科技與倫理關系的問題意識喚醒與問題提煉就是研究與解決科技與倫理關系問題的前提。“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它表現自己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3](P78)該著就是一部有著強烈問題意識的科技與倫理互動關系研究的佳作。該著的問題意識既有現實層面的,也有理論層面的。現實層面的問題意識又包括世界與中國兩個方面。(一)現實層面該著認為現代科技以其強大的能量改造了人類社會,但同時也使人類社會陷入動蕩不安。核電、互聯網、轉基因、克隆等技術滿足了人們的物質需求,提升了人們的生活水平,但也造成了環境污染、自然災害、生活倫理等問題。科技與倫理呈現出不和諧狀態,“技術和倫理之間的鴻溝空前增大”[3]。一些現代科技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功利化、情感淡漠化,人的社會性被壓抑,信仰淡化、精神迷離。對于中國的現實來說,科技與倫理的關系則有其特殊性,中國正處于現代化的關鍵時期,傳統性、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壓縮于同一時空。在這一發展背景下,一方面我們需要加大加強科技研創的力度,以高新技術推進中國現代化進程的順利實現;另一方面,現代科技對倫理的沖擊已然顯現,我們不能視而不見。因此,我們對科學技術不能夠采取保守主義態度,視高新技術為破壞社會倫理準則的洪水猛獸;同時,我們在科技與倫理的關系思考上應更有遠見,前瞻性地開展現代高科技倫理的建構工作,使科技倫理與科技發展的間隙最小化。正如該著所言,“我國當前既要大力發展現代科學技術,也要注意克服工業文明帶來的諸多倫理問題。這樣,加強倫理建設就顯得尤其重要。”[4](P2)(二)理論層面科技與倫理的關系不僅是一個嚴峻的現實問題,也是一個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的理論問題。在理論界,人們對科技與倫理的關系一直有著不同見解,在二者關系上難以達成一致意見。因此,在理論層面,對科技與倫理的關系探討進行正本清源就是一種問題意識表達。該著歸納了理論界關于科技與倫理關系的六種代表性觀點,分別是科技與倫理同一論、科技與倫理無關論、科技與倫理對立論、科技決定論、倫理決定論、科技與倫理辯證統一論。科技與倫理同一論充分肯定科技對倫理道德進步的推動作用,認為科技進步與倫理進步是同向運動的。科技與倫理無關論認為科技是價值中立的,科技不是倫理學的研究對象。科技與倫理對立論否定科技與倫理的相互促進作用,認為科技的發達導致倫理道德的滑坡。科技決定論認為科技影響社會生活的物質和精神層面,倫理受制于科技。倫理決定論認為科技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倫理的支持,主張用倫理對科學進行規范、限制。科技與倫理辯證統一論認為科技與倫理之間既不是絕對統一的,也不是完全相悖的,二者的關系是辯證統一的。正是對科技與倫理關系的現實層面和理論層面的問題都有著清晰的意識,才使得該著能夠站在一個較高的位置把握科技與倫理的關系問題,進而提出科技與倫理互動的關系命題。

三、嚴峻的現實障礙

世界和中國的現實呼呼科技與倫理的良性互動,呼呼科技倫理的前瞻性建設。然而,科技與倫理互動關系的建構卻面臨著諸多現實障礙,不能一蹴而就。正如劉大椿所言:“在現代技術發展很長一個階段,占主導地位的指導思想是技術中性論和樂觀論的技術決定論。因此,技術設計和創新主體或者只關心技術的正面效應,或者僅將技術視為工具,只是等到技術的負面后果成為嚴峻事實的時候,才考慮加以倫理制約。”[5]該著對科技與倫理的互動障礙有著清晰的意識和明確的闡述。社會觀念的沖擊、主體認識的局限、社會因素的影響、科技體制的障礙等,都會阻滯科技與倫理的良性互動。首先,在社會觀念方面,功利主義的價值觀、樂觀主義的科技至上論、悲觀主義的反技術主義、主體性的張揚、人類中心主義、個人主義及享樂主義,都可能成為科技與倫理互動的障礙。正如雅斯貝爾斯所言:“目前整個世界彌漫著對科學的錯誤看法。科學享受著過分的尊重,由于現實生活秩序只有通過技術才得以治理,而技術則通過科學成為可能,所以,在這個時代里人們產生了對科學技術的信仰。但是,科學的本真意義被遮蔽,人們僅僅欽佩科學的成就,卻不明白科學的奧義,因此,這種盲目的信仰只能成為迷信。”[6]其次,在主體認識方面,認識的客觀限制、認識的主觀不足、認識方式的狹隘都會使我們無法正確處理科技與倫理的互動關系。“人類面前仍然存在著大量未被認識的領域,存在著對自然過程的非科學干預,對自然資源的掠奪性的開發和耗費,也存在著對科學成果的濫用。沒有按照真正意義上的‘屬人的方式’去與大自然打交道。”[7]在唯科學主義、機械論等認識的影響下,人們無限度地通過控制自然來達成自身目的,最終會受到自然的懲罰,倫理問題也不可避免。第三,在社會因素方面,社會政治制度及政治行為、經濟利益的驅動與經濟全球化的影響、落后文化的阻礙與外來文化的影響,都會在很大程度上改寫科技與倫理關系的面貌。巴伯說:“對科學之最自由的威脅最經常地是來自等級制的政治組織。”[8]最后,在科技體制機制方面,科技管理體制的不合理、社會控制體系的弱化、科技法律機制的不健全、科技評價機制的不完善都可能引發科技倫理問題。該著認為,在科技管理中,“一方面,設計不合理的體制,易導致價值觀呈現逐利傾向,造成可持續發展進程受到破壞;另一方面,運行不合理的機制,也會導致科技倫理的調控失靈,致使科技與倫理互動存在障礙,引發科技倫理問題”[4](P131)。

四、系統的互動理路

國內外學者對科技倫理問題的研究往往是提出問題多,對問題的解決則研究薄弱,而該著的一個最大特點就在于系統化地建構了科技與倫理互動的理路。之所以說是系統化的互動理路,是因為該著的互動理路構建包括互動的理念、互動的原則、互動的路徑等因素,是一個從理念到實踐路徑的系統化邏輯理路。(一)理念選擇。要建構科技與倫理互動的理路,首先要明確現代科技與倫理互動的理念基礎,沒有先進理念指導的科技與倫理互動很可能是盲目的、偏狹的互動。在現代科技與倫理互動理念選擇上,該著提出了三種理念選擇:走向科學的發展觀、樹立全新的社會觀念、倡導STS教育觀。傳統的發展觀片面地運用科技追求經濟的快速增長,卻不太重視科技可能給社會帶來的負面影響和倫理困境。而走向科學的發展觀,就是要破除科技功利主義的發展觀,確立科技與倫理協調互動的發展觀。走向科學發展觀,要克服人類中心主義思想,摒棄功利主義和享樂主義觀念,正確理解全面發展的真正內涵。新社會觀念則倡導在自然與科技之間、科技與人文之間建立起有機聯系,將科技與倫理有機聯系起來。樹立新的社會觀念,在科技觀上,要反思科技決定論,反思科技對社會的作用與影響,反對科技價值中立論。在價值觀上,摒棄科技樂觀主義及悲觀主義的片面性,追求物質和精神之間的平衡與協調。在文化觀上,樹立科技文化與人文文化相結合的大文化觀。STS教育觀是“世界各國科學教育改革中形成的一種新科學教育構想,以強調科學技術與社會相互關系和科學技術在社會生產、生活和發展中的應用為指導思想而組織實施的科學教育”[9]。STS教育追求人的整體與和諧發展,關注交往與對話,注重經驗與反思,把握科技與社會之間的聯系。(二)互動原則。科技與倫理的互動除了需要有先進的理念做指導,還得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則。該著認為,科技與倫理互動原則要從人、自然與社會統一整體的角度來建構。現代科技與倫理的互動原則建構的依據是,對待人要注重人文關懷,對待自然要強調生態關懷,對待人、自然與社會的關系則要注意轉向整體思維。現代科技與倫理互動的具體原則包括人本原則、生態原則、可持續發展原則。人本原則要求科技滿足人的需要,強調人的尊嚴和價值,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生態原則體現人的生存方式,要求人與自然關系的價值轉向,訴求人與自然關系的重建。可持續發展原則關注社會、生態的整體利益,面向人類長遠發展,訴求重建人、自然與社會的關系。(三)互動路徑。建構現代科技與倫理互動的實踐路徑,需要從現代科技的倫理主體、政策導向、制度選擇、運行機制等四個方面著力。保持現代科技與倫理的互動,重塑科技活動的主體責任是非常必要的。當前,科技活動的責任主體經常處于懸置狀態,導致科技倫理問題失責。重塑主體的倫理責任,先要明確科技工作者、政府、社會公眾的科技倫理主體責任,然后才是科技倫理主體責任重塑的路徑。這一路徑就是轉變倫理責任觀念,從過失責任轉變為責任倫理,從倫理約束升華為倫理需要;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建立科技主體的倫理責任、信息的公開機制、主體間的協調機制、公眾參與機制;營造崇尚科技倫理責任的社會環境。在科技政策導向上,首先要明確科技政策的倫理價值取向,在科技政策制定過程中需要價值涉入,科技政策要促進社會發展,要以人為本,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其次,需要面向現代科技倫理的科技政策調控,強調科技政策的協調,實現科技政策的倫理控制,建立科學的技術倫理預見體系,健全科技政策的倫理評估體系。在制度選擇方面,該著認為,以人為本是科技倫理問題制度選擇的核心,保障安全是科技倫理問題制度選擇的基礎,全面協調是科技倫理問題制度選擇的保障。面向現代科技倫理問題的制度選擇是:完善現代科技倫理的法律制度,強化現代科技倫理的管理制度,建立現代科技倫理的公眾參與制度。在運行機制上,該著認為,要構建現代科技倫理的風險預見機制,以預防科技發展可能引發的風險。要建立現代科技倫理的評估機制,對科技倫理問題進行制度化的評估。要建立現代科技倫理的“軟著陸”機制,以處理科技發展的先進性與倫理的滯后性之間的矛盾。這一機制包括社會公眾對新技術在倫理上可接受的條件形成一定的共識,科技工作者和管理決策者客觀公正地向公眾揭示新技術的潛在風險。

作者:鄧萬春 單位:武漢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