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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匯率波動對出口所造成的影響，有大量的文獻用不同的方法、從不同角度研究了匯率變動與進出口關系，或研究匯率變動對產品價格的傳遞效應。不過，這些研究無論從理論角度還是從經驗角度，學術界對匯率波動和貿易之間的關系并沒有達成共識，無論是匯率波動阻礙貿易還是相反，都能在理論上得到解釋。如Dornbusch與Berg(2003)都指出，在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下，外幣幣值變動風險較小，交易成本降低從而增加兩國貿易；FrankelandRose(2002)的研究發現這種貿易的擴大并沒有被與其他貿易伙伴的貿易轉移所抵消。而相反的觀點也明顯存在，如Johnson(1970)及Hooper和Kohlhapen(1978)認為，匯率不確定性可在遠期外匯市場消除，避免匯率波動對貿易影響效應并不明顯。Franke(1991)通過理論研究進一步指出，匯率波動使企業能夠通過貿易活動達到資產（負債）多元化的目的，滿足其資產或負債多元化的考慮。所以匯率波動甚至會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近年來一些學者，如Bacchetta與Wincoop（2000）提出了第三種觀點：匯率制度的差異與匯率波動性本身對貿易并無影響。

從經驗分析上更是沒有形成一致答案。Frankl&Wei(1995,1996)對亞洲國家的考察，Ito(1996)與Rose（2000）對APEC國家的數據支持中期匯率的波動會對貿易產生負影響；Sauer&Bohara(2001)及其Fritz-Krockow&Jurzyk(2004)則選取拉美國家數據，發現匯率波動對出口有著很大程度的負影響。而Nilsson(2000)研究100個發展中國家對美、日與歐的出口，發現貿易量與浮動匯率之間存在著正相關的關系。而Gatour(1985)與Monero(2000)的研究表明，兩者沒有顯著關系，或相關性非常微弱甚至是不確定的。

一、匯率對出口價格傳遞機制模型

理論與實證分析結果的不同可能源于研究過程中并沒有考慮不同國家的經濟結構與進出口結構特點。也就是說，匯率對進出口傳導機制對不同產業結構特點的產品的影響力是不一樣的。MauriceObstfeld就曾經提到，相關系數和數據都表明，對于貨幣貶值在產品相對價格上的影響，在工業產品分類之間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在現實中，發達國家的浮動匯率制度并不一定成為其貿易的阻礙，而實行出口導向戰略的亞洲國家卻更偏愛于匯率的穩定。這與其出口產品結構是極其相關的，不同的出口產品結構的匯率對出口價格傳導機制是不同的。這里選用Feenstra（1996）、Yang（1997）、Bodnar（1998）與Dekle(2001)的固定替代彈性出口價格傳導公式：

從此公式可知，出口國貨幣升值（de<0），會使以外幣衡量的價格上升，但是其上升并不是成比例的，即傳導是不完全的。這源于兩個原因：一是當本幣升值時，進口投入成本下降，對于固定的溢價來說，出口價格不需要充分升值；當由于進口投入成本γ變大時，這種效應會更為明顯；二是價格彈性與溢價會隨著價格改變。如果γ=0，溢價是一個常數，本幣的升值對出口價格傳導彈性為1。但在這種情況下，本幣升值引起溢價下降，匯率傳遞是部分的。當本幣升值時，出口商相對于外國競爭廠商來說成本上升，引起出口商減少市場份額，如（8）式，從而減少了出口商在外國的市場能力與出口者的溢價。

從公式（9）中，可以看到產品可替代性越高（ρ越大），匯率傳導給本幣價格機制越低。原因是更高的ρ與兩國產品更激烈的競爭有關。如果兩國產品高度替代，競爭性越強，這時本幣貶值，出口廠商更加容易失去外國市場的份額，為了保護市場份額，出口廠商會降低其溢價，對出口價格傳遞機制減弱。所以，在下列兩種情況下，匯率對出口價格傳遞會較低，一是進口的投入品比例高的情況，另一則是與外國產品相似、競爭激烈的產品。這意味著，面臨著更少競爭的產品對匯率傳導更為敏感：如競爭行業產品比壟斷行業產品的匯率傳導機制敏感程度不強，工業體所面臨的匯率傳導對出口產品反應更大，交通設備等工業品比紡織工業品的匯率傳導機制更小等。

二、新興市場體的出口結構與匯率制度選擇

80年代以來，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選擇了外向型經濟策略。整個東亞各國（地區）更是以低估匯率為基礎、保持匯率穩定來促進外向型經濟發展，從而帶來高速經濟增長的典范。

1．東亞國家匯率穩定的選擇

對于東亞匯率制度的經驗觀測一般選用外部貨幣法（Frankel-Wei，1994），以瑞士法郎作為計值貨幣，測算各國匯率對三種主要貨幣——美元、日元與歐元（或其前身歐洲貨幣單位ECU）的以天為單位的匯率運動。

Kawai(2002)與MicKinnon對亞洲外向型國家1990年1月到1997年1月的匯率回歸結果都表明，香港、韓國、印度尼西亞與泰國明顯釘住美元，臺灣、泰國、中國大陸、新加坡與馬來西亞也是以正式或非正式形式釘住的一籃子。不過MicKinnon的94年后的回歸結果也大致提示了亞洲外向經濟體實際上保持著與美元釘住的穩定匯率制度。

97年貨幣危機沖跨了穩定的釘住匯率制度。但危機幾年之后，經濟學者通過實證檢驗觀測了東亞國家危機后的匯率變化趨勢。大部分學者發現危機后采取獨立浮動的國家實際上也沒有真正“浮動”起來。Calvo與Reinhart(2000)與MasahiroKawai（2004）等都采取外部貨幣法，認為這些國家危機之后已經回到了危機之間的美元本位的安排，RonaldI.McKinnon（2005）更是提出了“東亞重新回到了明顯地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至少在以每日為基礎的高頻率水平上是這樣的；東亞國家和地區共同維持了本幣對美元的穩定。”

2．東亞國家匯率穩定的出口結構因素

以外向型經濟戰略為主的東亞各國有著對釘住匯率的偏愛本質，這主要由各國與地區的出口特點與結構所決定。最初，東亞經濟體很大程度上依賴對美國、日本與其他工業國的進出口，與這些國家的出口顯示為比較優勢，產品上競爭不明顯，而且出口貿易集中于初級與勞動密集型產品，進口中間品數量有限，即ρ、γ較小，這一時期的匯率穩定主要是出于遠期匯率市場缺失與穩定物價名義錨的考慮。但近二十年來，東亞出口發生了很大變化：

第一，金融危機前東亞經濟快速增長得益于一個共識的因素-梯形貿易結構的雁形模式。85年的“廣場協議”迫使日元升值后，日本加快了對東亞區域內的直接投資，投資額外從1985年的10.32億平均增至1995年178.91億美元，這種以生產為導向的直接投資帶動了東亞區域內產業結構的相應升級，東亞其他國家或地區利用后發優勢繼起追趕，產業結構不斷趨近。“四小龍”產業結構日益呈現知識與技術密集態勢，同時高層次服務業不斷完善；東盟各國則開始注重由勞動密集為主，向勞動密集、資本密集及技術密集并存的結構升級。不過在此過程中，出現了東亞各國產業結構的偏頗，造成了該地區產品結構的同化（如表），出口競爭的激烈及經濟發展戰略的單一化，加深了經濟增長的對外依附性。從表中可以看出，新加坡、韓國等在消費類電子產品、電子元件行業的比較優勢異常突出，而東盟國家與中國正加速進行產業結構升級，其比較優勢產業正逐漸從勞動密集行業轉為資本密集行業，在電子產品行業的比較優勢也十分明顯，同時部分行業已呈現出技術資本密集特征。比較上表，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各國的電子產業發展迅速，韓國、中國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電子產品出口在世界高科技產業發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支撐該地區出口的最主要支柱產業。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出，東亞各國普遍在消費類電子產品和電子元件行業具有比較優勢，這必會導致競爭愈加激烈，產品出口替代彈性較大。

第二，90年代以來國際產業結構發生重大變革，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制成品生產和貿易中開始轉向加工出口工業制成品；一些出口加工工業發展較早的新興國家和地區已開始與發達國家之間實行高新技術產業內的水平分工和貿易，產業結構迅速向高新技術方向升級。如新加坡利用電子信息產業配套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的優勢，以加工貿易方式同發達國家在IT產業進行水平分工，在部分具有優勢的產品上，與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進行研發、生產的合作，使新加坡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提高到了70％以上，其中80％是以加工貿易方式實現的。而東盟與中國等利用當地勞動力的價格和文化素質優勢，大規模從事技術產品生產的本地化加工。這種進口中間品，并通過加工貿易出口的形勢必定使得匯率的變化對出口價格傳導的機制因為對中間品進口價格反向傳導而減弱。

第三，出口結構的變化還體現在東亞經濟體產業內部貿易上。東亞內部貿易現在顯得更為重要：如2004年中國區內貿易占35%；而對于東亞大多數其它國家或地區，區內貿易所占份額更大。對于大多數國家或地區，與美、日、歐之間的區際貿易占10%以上。一方面，各國產業結構不斷趨近，另一方面，各經濟體通過國際貿易與直接投資參與區域內國際分工和產業結構調整，增加了中間產品的流動規模。

這些因素使得ρ、γ值不斷上升，從而導致匯率傳導η值趨于減小。

三、政策含義與借鑒

匯率波動對各國出口的作用表現是不相同的，與發達國家不同，匯率波動在新興市場體會抵制出口。

1．政策結論

若一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有著較多相似產品、競爭激烈或需進口大量中間品時，此種貿易結構下的出口具有一定剛性，對價格變動不敏感，這意味著匯率的貶值對貿易促進作用是有限的。故我們可以說，匯率不變的成本較小；但新興市場體由于遠期外匯市場的不完全性，為了抵消外匯市場缺失的影響，政府一般提供非正式的套期保值機制，即保持短期和中期匯率的穩定，可以有效地減少貿易商的交易成本，匯率穩定收益較為明顯。從成本收益角度考慮，該國政策會極大地傾向于以每日為基礎的高頻的匯率穩定。

所以多數新興市場國家如果以促進出口為重要目標，可以實施相對固定的匯率制度；當經濟發展水平更高，產業結構更為優化，金融市場更為完善時，采取相對浮動匯率制度則更為合適。

2．對中國的借鑒

中國的外貿從總體上來講一直處于初級產品出口競爭力下降、工業制品出口競爭力持續上升的階段，高新技術產品也取得了長足發展，出口逐年增加，顯示了中國外貿結構的優化。從1999年起,中國電子產品的出口成為第一大類出口產品。據統計，近10年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生產增長迅速，平均每年遞增32.2%。中國的貿易結構日漸與東亞各國趨同。據有關統計，在2003年雙邊貿易中，中國的出口與東盟出口前十位產品中有六位是雷同，主要集中在機械與電子產品上。同時，我國的制成品出口很大部分來源于加工貿易。加工貿易進出口總額在2003年為55.2%。即使高新技術產業也僅從事一些產品的來料加工和裝配，以研究、開發和生產為特征的產業格局還初顯雛形，有著較大的進口依存度。

現行貿易結構下的“出口至上”戰略造就了大量貿易順差，對于匯率穩定無法起到正面效應。近年來隨著國際貿易的磨擦，成為“人民幣升值風波”的起始原由。當前的出口結構與匯率選擇出現了明顯矛盾：從出口狀況來看，由于出口結構還沒有根本性提升，出口越是增加，貿易條件越是惡化，反過來出口就得越多。這種情況決定了中國不具備大幅升值的客觀條件，但增加人民幣匯率彈性是不可回避的趨勢。對于中國這樣的大國而言，需注意的是：（1）提升產業結構及至于貿易結構是匯率最終浮動的基礎；（2）外向型戰略不僅有收益，長期來看具有更大的成本。外向型戰略收益早已是收益遞減，傳統貿易部門并不是生產力的唯一來源，其它非貿易部門如技術、軟件發展、金融與服務同樣具有正的溢出效應。

參考文獻：

1.GordondeBrouwerandMasahiroKawai,"ExchangeRateRegimesinEastAsia"[M],London,RoutledgeCurzon,2004

2.GordonM.Bodnar,BernardDumas,andRichardC.Marston,"Pass-throughandExposure",[J],theJournalofFinance,Vol.LVII,No.1.Feb,2002

3．StefanCollignon,JeanPisani-FerryandYungChulPark,"ExchangeRatePoliciesinEmergingAsianCountries"[M],London,Routledge,1999

4．世界銀行編，東亞的復蘇與超越，[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5.羅納德.I.麥金農：美元本位下的匯率-東亞高儲蓄兩難，[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5

6．史智宇，易行健，唐建偉，東亞產業內貿易的發展趨勢，[J],世界經濟2003第12期

7．宋志剛，丁一兵，新興市場國家的匯率波動與出口：一個經驗分析[J],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05第9期

8．盧向前，戴國強，人民幣實際匯率波動對我國進出口的影響：1994-2003[J],世界經濟2005第5期

9．周小兵，東亞經濟的結構矛盾與解決[J],當代亞太2005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