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是否應該升值的思考論文

時間:2022-05-31 10:5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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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匯率是否應該升值的思考論文

匯率的實質既然是一國進出口物品與勞務的價格,那它就應該由市場決定,趨向于均衡。不管是一種物品的價格還是如匯率這樣由許多種進出口物品與勞務組成的總價格,都應該由市場決定,應該形成均衡價格。物品與勞務的價格由市場供求關系決定,這是市場經濟的法則,是違背不得的;也只有由市場決定,才容易形成均衡。價格形成均衡的過程,正是市場配置資源的過程。如果價格不是由市場上利益攸關的供求雙方決定,而是由一種外在的力量如政府決定,那么就常常會出現短缺或過剩的非均衡狀態,達到均衡狀態的幾率要低得多。市場處于非均衡狀態時會使資源配置失誤和社會效率降低。涉及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兩國貨幣匯率,本質上也要求由市場決定,形成均衡匯率。如果匯率是均衡的,那么每一種物品的具體價格才能反映出在國內與國外兩個市場上的稀缺程度,一個國家才能在國內與國外兩個市場上優化配置資源。如果匯率不均衡,每一種物品的具體價格便被扭曲了。人民幣匯率是怎樣形成的呢?也就是每天中國人民銀行授權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公布的銀行間外匯市場上的美元對人民幣中間價是怎樣形成的呢?它是在設在上海的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及全國的18個分中心形成的。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是一個交易所類型的市場,實行會員制。在中國有權合法經營外匯業務的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包括外國的同類機構,經央行審查批準,都可以成為該交易中心的會員。進入中國的外匯,首先與商業銀行進行交易,商業銀行再拿這些外匯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競買競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如果美國欲使人民幣升值,只要在這個中心大量地購買人民幣就能達到目的。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的會員中,除了商業銀行這些企業外,還有一個特別會員即央行(或國家外匯管理局)。雖然央行也是按照市場規則行事的,沒有強買強賣、欺行霸市,沒有操縱匯率,沒有阻止任何一個會員的進與出或買與賣,他購買外匯的行為與其他會員一樣必須用貨真價實的人民幣,來不得半點虛假,但我們還是認為他特別。之所以把央行稱為特別會員,不僅是因為他是這個中心的管理者,是中國外匯的最后購買者,購買了中國外匯的絕大部分,實際上在多數情況下他出的價格最高,是人民幣匯率的最后決定者,而且還因為他不是一個企業經濟組織,而是一個政府機構;他購匯的目的不是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是為了人民幣匯率穩定以及與此相關的出口創匯、經濟增長和就業率上升;他購匯的購買力不是來自于自身的財富或盈利,也不是來自于稅收或國有資產收益,而是來自于央行負債。所有持幣人是央行負債的債權人,也就是說,現在中國央行儲備的3萬多億美元是借所有持人民幣的人的錢購買的。央行作為債務人與其他債務人不一樣的地方是借錢不需要征得債權人同意,也不會有債權人上門索債,他是在債權人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借到錢的。由于人民幣外匯市場上有央行這個特殊的會員,所以,人民幣匯率很難形成均衡。什么是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呢?由于匯率的實質是一國進出口物品與勞務的價格,人民幣匯率是中國進出口物品與勞務的價格,因此在對外凈投資不變時,人民幣匯率均衡的標志是中國進出口物品與勞務的平衡。在一個橫軸表示中國進口與出口數量、縱軸表示人民幣匯率的坐標系中,向右下方傾斜的需求曲線表示出口,出口與匯率呈負相關關系;向右上方傾斜的供給曲線表示進口,進口與匯率呈正相關關系。假設對外凈投資不變,那么,在人民幣外匯市場上,人民幣的需求來自于出口,即購買出口物品形成了對人民幣的需求;人民幣的供給來自于進口,即出售進口物品形成了對人民幣的供給。均衡的人民幣匯率是由出口與進口兩種力量決定的。當匯率低于均衡匯率時,出口曲線與進口曲線之間的部分表示了貿易順差。目前,人民幣匯率是否處于均衡狀態呢?有人說,匯率實現了雙向浮動,外貿順差已經從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占GDP10%的高度,降到了2012年3%左右的比重,凈出口已經收窄了,匯率基本穩定在1美元兌6.3元人民幣左右,應該算是人民幣匯率處于均衡水平了。對這個問題要做進一步分析。首先,匯率穩定并不表示匯率均衡。過去我們實行統購統銷時,幾乎所有物品的價格都在長時期中保持穩定,但不能說這些物品的價格就是均衡價格。第二,如果說貿易順差收窄表示匯率均衡,這也只能是一種局部均衡或短期均衡,是增量均衡。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由外匯占款過多所引起的通貨膨脹蔓延證明了人民幣匯率還沒有在長期和全局上實現均衡,沒有在存量上實現均衡。在一個交易雙方為利益攸關方的市場上,市場很容易形成均衡。這是因為供求雙方都是理性的,供給方不愿意低于成本價而供給,需求方也不愿意高于自己的意愿價格而購買。交易雙方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對價格非常敏感。當市場變動到均衡點時,供求雙方都不愿意再改變自己的決策,即不再增加或減少生產量和消費量,使交易價格與數量處于靜止不變狀態。但在有政府參與的市場上,價格雖然有時也是靜止不變的,但卻不是均衡的,例如節假日到一些城市的火車票價格。為什么政府參與價格的決定時市場就難于形成均衡呢?這是因為政府的動機、目的和手段使然。政府難以同時代表供求雙方的利益,他總是偏向某一方,或有供求雙方利益之外的目的。政府常常采取穩定的方法求得價格的平衡,這是大錯特錯的。市場價格是在動蕩變化中趨于均衡的。同時,政府遠離生產第一線,其定價也不能及時反映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由于央行特殊的購匯目的,使人民幣估值過低,再加上財政實施的出口補貼政策,刺激了企業的出口意愿而抑制了進口意愿,便形成了大量的貿易順差,積累了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由于出口與進口是相對立的,所以,匯率變動是一把雙刃劍,對供求雙方的影響是相反的,正如貨幣價值的變動對供求雙方的影響相反一樣。一國匯率高于均衡匯率時,該國物品與勞務的價格變得昂貴,有利于進口而不利于出口,使國內的消費者受益,生產者受損。對貿易國來說,有利于出口而不利于進口,有利于生產者而不利于消費者。相反,如果匯率低于均衡價格,則該國物品與勞務的價格便宜了。匯率變動在兩國之間的出口與進口、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使一方受益的同時必定要使另一方受損。因此,要顧及到兩國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四方的利益,就需要匯率形成均衡,均衡匯率能夠平衡進口與出口兩個方面。有些人按照凱恩斯對外經濟乘數理論,認為凈出口增加有利于國民收入增加,就業率提高,因而片面追求人民幣匯率低值和貿易順差。凱恩斯對外經濟乘數理論是一種短期分析方法,僅適用于經濟衰退之后資源大量閑置的短期。我國從2002年至今,除2009年個別年份外,都處于通貨膨脹的形勢下,說明資源已經被充分利用或接近被充分利用。同時,從微觀一個行業或企業的角度看,出口減少可能會影響出口比重高的一些行業(企業)的就業率。但是,從長期和宏觀角度看,凈出口減少就業卻不會減少。據丁劍平和王璐(2006)的研究,富有彈性的匯率制度有利于緩解匯率波動對就業的影響;日本實際匯率上升凈出口減少時,能夠促進第三產業就業比重上升;在中國,資源在部門間流動壁壘減少時,匯率升值凈出口減少也會推動勞動力向非貿易部門轉移。由頻繁爆發的民間集資案說明,中小微企業急需發展資金。民間的借貸利率常常高達20%—30%,甚至50%,說明中小企業的利潤收入更高。如果能夠進一步開放資本市場,或者銀行能夠改善金融資源的配置,將貿易順差所代表的國內儲蓄更多地貸款給中小微企業,那么將能夠催生更多這類企業并使其做大做強,極大地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和就業率的提升。

人民幣匯率被低估所產生的弊端

過低的人民幣匯率以及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帶給我們的是利是弊?應該說,更多的是弊,這是因為:第一,央行購置大量外匯造成了我國城鄉居民巨額經濟利益的損失。央行購匯形成的外匯儲備是有成本的。央行購匯使用的人民幣或者被央票(包括提高法定準備金率)對沖,或者形成基礎貨幣。如果對沖,用債券購回人民幣,則要對這部分人民幣付息,形成持有的成本。利息由央行出,買單者卻是所有消費者。如果形成基礎貨幣,便要產生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形成的成本同樣是由所有消費者承擔的。近年來我國通貨膨脹居高不下,按央行官員的話說,是由于被動發行了基礎貨幣,即兌換外匯的人民幣。央行每收回1美元外匯,就要按照當時的匯率發放若干元人民幣。以目前3.2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和1􀏑6.3的匯率水平計算,共發行了20.16萬億元的人民幣外匯占款。據央行資料,其中的80%已經通過發行的央票和債券對沖,實際發行的基礎貨幣大約4萬億元。有專家估算我國的貨幣乘數為4,那么,4萬億元基礎貨幣通過各商業銀行的貨幣創造工作,造成了16萬億元的貨幣在流通中漫游,是2011年GDP47萬億元的34%。如此巨量的貨幣往哪種物品聚集,哪種物品的價格便飛漲。資產價格、房地產價格、農產品價格飛漲,其根源就在這里。通貨膨脹造成了我國居民的巨額利益損失。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11年全年,我國CPI比上年上漲5.4%;而最新調整的銀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為3.5%,百姓實際存款利息收益為-1.9%。也就是說,把錢存一年定期,一萬元會“縮水”190元。根據央行數據,截止到2011年底,金融機構居民存款余額達到35.2萬億元,如果按照這個規模計算,全國居民一年存款財富縮水達6600多億元,相當于全國居民人均財富縮水了500余元。第二,用人民幣換回的外匯可以投資于外國,但是,我國對外投資主要是債權投資,收益率約為3%—5%,有時低至2%。外來投資主要是股權投資,收益率約為20%,兩者相差巨大。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末,我國對外金融資產47182億美元,對外金融負債29434億美元,對外金融凈資產17747億美元,這其中儲備資產占比近七成。2004—2009年間,中國對外資產中儲備資產平均占比為66.73%,比美國高出63.56個百分點;對外負債中,FDI占比高達59.96%,高出美國55.21個百分點。3.2萬多億美元的儲備資產年收益約1013億美元,1.53萬億美元的外國直接投資的年收益為3060億美元,相差3倍,凸顯出我國“負債高成本、資產低收益”的嚴重失衡局面。①第三,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面臨著大幅縮水的嚴重風險。據黃劍和李石凱(2011)的研究,美元外匯儲備面臨著匯率、通脹和信用三重風險。有數據顯示,美聯儲自1913年建立以來的100年中,美元已貶值97%。20世紀70年代儲備的美元,其實際購買力已損失超過3/4。從2005年到2011年,美國的CPI上漲了17.76%。本輪經濟危機以來,美國已經實施的兩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有可能在未來導致嚴重的通貨膨脹。美國發生通貨膨脹,美元必定貶值。從2005年人民幣匯率改革至今,美元對人民幣已貶值約30%。由于美國放棄了強勢美元政策而選擇弱勢美元政策,再加上要減低巨額外債,未來美元匯率必定還要進一步走低。第四,造成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的原因除了匯率因素外,另一個原因是出口補貼。出口補貼也造成了我國經濟利益的巨大損失。世界很多國家長期實行出口補貼政策,鼓勵本國企業出口創匯,我國也是這樣。但是,據彭美秀(2005)的研究,出口補貼會導致國內價格上升,消費減少,生產和出口增加,財政支出增加,貿易條件惡化,社會總福利下降。也就是說,財政用納稅人的錢補貼出口企業不僅直接減少了國內公共福利,而且使得國內價格上升,也損害了消費者的福利。不僅如此,中國出口總額的大頭是海外跨國公司和從事加工貿易的外資企業制造的,貿易順差也主要是由這些企業帶來的,因此,享受到較多財政補貼的也主要是這些外資企業。據國家統計局統計,2008年,中國商品出口總額為14285億美元,其中外資企業出口達7906億美元,占出口總額的55.3%,另外加工貿易出口6752億美元。同年,中國出口商品的順差為2954億美元,其中外資企業商品出口的順差為1706億美元,占順差總額的57.7%,另外加工貿易順差達2968億美元。在來料加工貿易上,我們僅能掙到1%的勞務費。第五,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意味著中國向美國的投資,落后國家向發達國家的投資,窮國向富國的投資,是資源配置極不合理的表現。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是由國內儲蓄轉化來的,是貿易順差得來的。按照宏觀經濟學的恒等公式,一國的儲蓄等于國內投資加對外投資。對外投資就是貿易順差,它等于凈出口。在儲蓄既定時,凈出口大,必然減少國內消費和投資。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利用包括超國民待遇等各種優惠政策千方百計吸引國外投資。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從1979年到2010年的30多年間,中國共吸引外資1.25萬億美元。但我們流向國外的資金更多,是國外投向國內資金的2倍多。人們的收入可分為消費與儲蓄兩個方面。大量財富投向國外,必然減少國內的投資和消費。國內投資減少,經濟發展減慢。國內消費減少,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受阻。消費是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減少會使國民受教育減少,勞動力再生產的質量降低,人才匱乏,技術進步延緩,使中國的制造業長期處于產品價值鏈的末端和國際貿易的價值洼地,極不利于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的改變。第六,偏低的人民幣匯率導致中國經濟過度依賴外需,結構失調,發展方式轉變受阻,使一些生產工藝落后、耗能大、污染嚴重的出口企業長期不能被淘汰,同時也抑制了技術先進、處于價值鏈高端的一些企業的產生。這是因為匯率被低估時更多的資源被出口,國內發展受到影響,并使總需求結構即投資、消費、凈出口的結構和對外貿易結構失調。第七,一國貨幣匯率的穩定是以其幣值穩定為基礎的,幣值不穩定,匯率也就不能穩定。長期發生通貨緊縮的國家,其匯率要升值;長期發生通貨膨脹的國家,其匯率則必定貶值。即使采用固定匯率制,名義匯率不變,發生通貨膨脹時實際匯率也是下降的,而實際匯率是決定一國進出口的決定因素。人民幣低于市場均衡的匯率,使中國貿易順差過大,外匯占款過多,基礎貨幣發行過量,通貨膨脹居高不下。貨幣不斷貶值;貨幣貶值反過來又促使匯率貶值,引起貿易順差進一步加大,進入惡性循環之中。央行以穩定匯率為目標的政策,實施的結果使人民幣匯率更加不穩定。只有按實際GDP增長的比例穩定地增加貨幣供給量,使物價水平保持穩定,才能使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第八,人民幣匯率過低不僅造成國內經濟結構失衡,也是中美、中歐貿易失衡和貿易摩擦過多的原因。出口是一國對國際市場的供給,進口則是對國外市場物品與勞務的需求。由于中國是大國,中國的進出口貿易具有大國效應,反映在國際市場上,中國出口什么,什么就降價;中國進口什么,什么就漲價。所以偏低的人民幣匯率,不僅使國內經濟結構失衡,也使國際市場失衡。中美、中歐貿易失衡的主要原因必定在貿易品的價格上,即匯率上。價格是解決貿易失衡問題的關鍵。中美兩國貿易失衡問題只有通過美元與人民幣比價的相對變動,即人民幣升值、美元貶值才能解決。說匯率不是影響一國貿易平衡的主要因素,就如同說價格不是決定供求平衡的主要因素一樣,錯誤顯而易見。有人以20世紀80年代的日元升值不能解決美國的貿易赤字為例,說明匯率不能解決兩國貿易的失衡。這種舉例不能說明問題。因為與美國貿易的國家不僅日本一家,還有其他國家。日元升值了,并不代表所有國家的匯率都升值了。日元僅僅是日本國物品與勞務進出口的價格,日元升值只能解決日本與美國的貿易失衡,不能解決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失衡。美元作為國際貨幣,它能與所有國家的貨幣相交換。因此,解決美國貿易赤字的問題不是像日元這樣一國匯率的問題。第九,人民幣匯率過低加大了中國居民的生活成本,減弱了居民的消費力。中國居民生活成本高的原因不僅有過多的出口造成了國內物質的匱乏、外匯占款過多造成了通貨膨脹以及資源和環境過度透支造成的成本等因素,而且有人民幣匯率過低造成了進口物品的價格過高因素。這些年進口的石油、鐵礦石、大豆等物品價格過高,在中國形成了輸入性通貨膨脹。使用過低的人民幣匯率是在把自己生產的物品低價賣出,把別人生產的物品高價買進,這與生產者利潤最大化的經營行為和消費者效用最大化的購買行為都是相悖的,長期這樣做必定造成國人利益的巨大損失,是不可持續的。

人民幣匯率應該升值

綜上所述,人民幣匯率是中國進出口物品與勞務的價格,它本質上要求由市場決定;央行以匯率穩定為目標的操作結果使中國積累了3萬多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反而使匯率更加不穩定;巨額的外匯儲備和由外匯占款過多導致的通貨膨脹說明了人民幣匯率偏低;偏低的人民幣匯率造成了中國經濟的結構失衡、資源配置效率低下、人們的利益損失巨大、發展方式轉變艱難等諸多弊端。這些弊端不消除,中國經濟將難以持續發展。怎樣從人民幣匯率角度出發消除這些弊端呢?首先,人民幣匯率應該升值,以求得其均衡。其次,央行的匯率目標應從穩定轉變為防止金融風險。第三,為了保障中國進口用匯,央行應儲備2—3個月的進口所需外匯;當熱錢過多涌入中國時,再適當增加外匯儲備。外匯儲備以夠用為度。第四,要積極進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要增加人民幣匯率的“市場性”、“浮動性”,減少“管理性”。在保障進口用匯和防止金融風險用匯的前提下,央行要減少外匯干預力度,更多地通過市場攸關方即企業(銀行)之間的交易決定人民幣匯率走向。第五,在國外增加人民幣外匯交易市場,加大人民幣國際化步伐。隨著人民幣走出國門越來越遠越來越多,再酌情減少外匯儲備。

本文作者:趙春榮工作單位:山西管理職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