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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的轉型進入了快車道，中國鄉村社會也同樣經歷著巨變，由經濟轉型引發的鄉村社會結構變遷、利益的調整和觀念的轉變等一系列因素迅速蔓延到鄉村社會各角落，構成鄉村學校教育的復雜社會生態，影響著鄉村青少年道德發展和鄉村學校德育的實施。為適應鄉村社會轉型帶來的挑戰，鄉村學校德育的理念和方法亟待更新和優化。

一、鄉村社會轉型與鄉村學校德育

近年來，媒體報道了大量鄉村學校學生道德失范甚至是違法亂紀的新聞，讀來駭人聽聞，2017年湖南沅江學生弒師事件，2018年12月又一12歲男孩弒母……而日常校園生活中，鄉村學校學生沉迷手機、吸煙喝酒、打架斗毆等道德失范行為時有發生，理想信念缺失和自信缺乏的問題也尤為嚴重。這些問題產生的直接原因既包括學校、家長監管的缺位，也包括學生自身性格和心理的缺陷，但鄉村學校身處鄉村社會轉型的復雜生態背景之下，學校德育問題的產生與社會生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社會轉型所帶來的思想觀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變遷，是鄉村學校德育困境生成更深層次的因素。1.市場化的經濟轉型與鄉村學校遭遇的德育難題。（1）“農業內卷化”對鄉村道德生成基礎的不利影響在市場經濟開放以及戶籍制度松動的背景下，城市勞動力市場吸引了大量“離鄉又離土”的農民工。尤其是自2001年入世以來，面對全球化的挑戰，我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國際競爭力薄弱，農民收入增長空間受限，出現“農業內卷化”趨勢[1]。農業剩余勞動力被迫向城鎮非農產業轉移，加速了鄉村中堅力量的流失，損耗了鄉村發展的內部動力。“鄉土中國”轉變為“市場中國”，鄉村也由“熟人社會”轉變為“半熟人社會”，人際關系逐漸經濟理性化，構成農村內生秩序基礎的社會基礎結構快速解體[2]，傳統的鄉村道德倫理越來越難以規范村民的行為。（2）市場化經濟與鄉村學校教育的邊緣化鄉村學校教育在經濟轉型中逐級邊緣化。一方面，市場化經濟加劇了城鄉教育的不公，在市場經濟規律作用下，鄉村學校中的物質資源、教師資源，甚至是學生，都成為生產鏈條的一部分，按照優化配置流動，致使鄉村學校處于社會資源分配的低端，這直接影響著鄉村學校的德育工作開展。另一方面，集約型經濟思路下鄉村學校內部也出現分化，以“經濟理性”為單一向度的鄉村學校布局調整，加速了文字的上移，對偏遠地區學校而言，《一個人的課堂》已不是個案，“小而美”的小規模鄉村學校也難逃生源、師資、基礎設施等持續劣化的厄運；對中心學校而言，教師資源的。集中遠未適應學生集中帶來的教育困擾，大班額問題、輟學現象、寄宿制缺陷等，滋生各種反學校文化，導致鄉村學校德育工作不堪重負。2.政治轉型與鄉村學校德育現實的矛盾（1）民主化的政治轉型與鄉村基層治理困境從專制走向民主，也是社會轉型的重要內容，表現為社會大眾對政治的主動和普遍的參與。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釋放出巨大活力，經濟上的自由激發了農民的發展熱情，包括對民主權利的維護和民主政治的需求，轉型期出現的新的階層“個體工商業戶”“精英階層”“外出務工農民”在鄉村基層治理中也表現出越來越強烈的利益維護要求[3]。然而與民主需求相對應的是農民利益表達機制組織的空白和自身精神的匱乏，農民的利益要求大多被治理階層“穩定壓倒一切”的定勢思維給捂住[4]，或者在持久戰中銷聲匿跡，農民利益表達與維護的迫切需求與現實的無力狀況形成一對復雜而難解的矛盾。（2）政治的正義與鄉村教育的民主遮蔽“民主、平等”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鄉村社會和學校中被積極倡導，然而鄉村自身教育的需求卻在不平等的關系中遮蔽。一是教育政策的鄉村民意遮蔽，面對鄉村學校布局調整、高考改革等決策，鄉村學校呈現被動狀態，久之，形成“失去鄉村的中國教育”和“失去教育的中國鄉村”的尬尷境遇。二是農民與學校組織之間的不平等交互關系，由于自身精神的匱乏，以及經濟、文化資本的稀缺，鄉村家庭的教育需求難以整合到城市化導向的學校教育管理和決策中。三是鄉村學校內部的非民主化，目前學校管理和班級管理普遍具有明顯的科層制特征，在權威的等級制度下，廣大學生群體的利益需求被少數特權遮蔽，滋生反學校文化的道德失范行為。鄉村學校教科書式的民主價值觀念與學生道德實踐之間的矛盾，即政治正義與個體道德之間的矛盾的縮影。3.文化轉型與鄉村學校德育遭遇的困境。（1）虛假的文化“繁榮”對農民道德認知和價值觀的消極影響鄉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和基層治理的變革不僅本身構成物質文化和制度文化，也為鄉村文化的轉型提供了經濟支撐和新的活力，引起精神和價值觀念層面的文化領域的革新，一時，新舊觀念、思想和口號異彩紛呈，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然而，文化“繁榮”背后是鄉村新舊文化變更的斷裂與失衡，由于鄉村主要勞動力的轉移以及鄉村社會建設較之經濟發展的滯后性，鄉村文化因內生動力不足，逐步走向瓦解，新生的現代物質、制度和精神的文明又未能很好地植入鄉村社會倫理當中，因而，面對強勢地位的市場文化、城市文明和網絡信息，農民無法加以辨別、選擇和批判利用，被動地習得其表面的、膚淺的概念和價值導向，產生拜金主義、利己主義、倫理失序等許多負面的影響[5]。（2）鄉村社會文化的失衡與鄉村學校德育的價值錯亂鄉村社會文化的失衡，為鄉村學校營造了不良的文化環境和錯亂的價值導向。首先，市場文化的滲透誘導農民對物質和金錢的非理性逐求，功利主義的價值觀直接影響著農民對子女的教育選擇，學生則在功利化和消費主義的理念中模糊了學習的價值理性目的和自身的理想信念。其二，城市文明與鄉土文化的失衡致使鄉村丟失了文化的自信而產生身份認同的危機，這在鄉村學校德育中表現為鄉村文化隱匿化，不利于鄉村兒童自我價值和健全人格的形成。其三，信息化和電子媒介對學生道德認知產生巨大的沖擊，網絡世界的自由、虛擬、獵奇特征使鄉村兒童極易習得不良的榜樣，不對稱性的消逝也使學校淪為“非中心”地位[6]，適應網絡時代的挑戰，避免道德的滑坡，是鄉村學校德育的艱巨任務之一。鄉村社會全面轉型背景之下，鄉村學校德育困境的消解基于兩個更加基礎的問題：鄉村學校教育該如何發展？鄉村建設該往何處去？走向現代化，是轉型的必然趨勢！然而，“城市化”并非鄉村社會現代化以及教育現代化的唯一路徑，其多種面向的存在決定了鄉村教育的特殊使命。因此，鄉村學校德育優化宜注重學生民主意識、批判意識的養成，正視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的矛盾，培養道德的自覺精神。

二、社會轉型背景下鄉村學校德育的反思

由轉型到定型將是一條漫長的征途，鄉村學校德育在提高鄉村新生人口素質、傳承鄉土文化等方面仍然扮演著重要角色，其育人功能和滋養社會功能的有效發揮亟待學校德育理念的更新和德育模式的創新。1.鄉村社會轉型背景下學校德育理念的更新。鄉村學校德育對鄉村社會轉型的主動適應和積極變革，首要在于德育理念的更新。（1）堅持“育人為本、德育為先”學校教育的本質在于育人，而道德的培養是全面發展的現代人的首要目標。2015年我國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第三十六條中“學校應當把德育放在首位……形成學校、家庭、社會相互配合的思想道德教育體系，促進學生養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為習慣。”再次強調了學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地位。然而，在鄉村社會轉型的復雜背景以及鄉村教育城市化發展的戰略指導下，鄉村學校被寄予階層競升、勞動力再生產的重任，遭受著應試化和邊緣化多重復雜境遇，德育淪落到“講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的地位。這已然偏離了學校教育的本質，培養著單向度發展的缺乏生命活力的人，“育人為本、德育為先”的理念堅守為轉型背景下鄉村學校道德教育工作指明了新的方向。（2）創生德育課程，適應社會變遷道德的內涵具有時代性，學校德育課程的設置也應當適應道德內涵的時代變遷，培養適應社會的道德人。當下鄉村基礎教育基本普及，德育課程內容基本完善，主要包括：思想與道德、政治與法律、心理健康等。但是，在社會轉型的復雜背景下，鄉村學校德育失去了原有的社會內生秩序基礎和一致的鄉土邏輯評價標準，鄉村社會內部的分層則產生了不同類型的生活面向和價值取向，這些因素都使得“德育”在鄉村社會具有相當復雜的內涵和要求。因此，鄉村學校宜當有較為強烈的自覺意識，積極創生德育課程和德育課堂，將轉型期內鄉村社會復雜交錯的“鄉土倫理”“市場倫理”“網絡道德”“生態環保”等內容教授于學生，引導其加以辨析和揚棄。（3）改革德育方法，提高德育實效轉型背景下的學校德育目的和內涵更加復雜和多元化，德育的環境和條件也更加艱難，因此，鄉村學校德育的方法宜因地制宜、改革創新。傳統的德育方法忽視學生內部的動機以及道德行為的養成，缺乏整體性思維，由此，鄉村學校德育方法的革新宜從以下三方面進行反思：第一，強化道德實踐，將道德行為從學校拓展到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當中，促進學生道德人格的一致性；第二，尊重學生主體性，鼓勵學生創辦各類學習組織和興趣組織，例如：班級共同體、興趣社團、學生自治組織等，促進學生道德興趣的多方面發展；第三，注重道德的文化基礎和精神根基，在班級文化建設和校園文化建設中傳承鄉土倫理和傳統精神，筑起鄉村學校德育的文化基石。2.鄉村社會轉型背景下學校德育模式的創新。（1）發揮學生德育主體優勢，彌補多方主體缺失在不同的時代環境下，德育的主體也迥然不同。在現代民主思想和人本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學生這一德育主體不斷得到凸顯。于光在其《德育主體論》中分析了多極主體參與“對話”和“實踐”的德育范式[7]，提出新時期德育主體論建構的形態———德育交往實踐主體論，強調師生之間的平等、對話和實踐。反觀鄉村學校德育實踐，家長和社會都存在缺位現象，發揮學生的主體地位，對于彌補轉型中多方德育主體缺失有著關鍵作用，并且能夠更加有效地促進學生道德的內化。（2）發揮制度育德功能，實現學校民主化管理制度何以育德？杜時忠及其博士學生劉超良進行了細致的分析：在理論上，制度因其影響的深刻性、廣泛性和評判的明確性，相較于道德具有優先作用；在實踐中，道德的制度通過民主、平等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促進制度中道德認知的內化和道德行為的產生[8]。在失去社會內生秩序的道德環境中，鄉村學校德育急需合理的制度的外部約束，通過實施民主化管理，讓學生參與制定、學生監督實施，對原有的制度進行合理性論證，即可優化學校管理制度，同時，在道德的制度建設中培養道德的個體。（3）走向生活德育模式，培養學生文化自覺文化與道德之間的緊密關系是由兩者在生活實踐來源、精神本性及其功能上的一致性所決定的[9]。鄉土文化是鄉土人在其特定的環境中經過長期的實踐形成的認知思維模式、道德倫理和價值信仰，它作為鄉村社會土生土長的文明，為鄉村學校德育提供精神支撐。在鄉村社會文化斷裂和失衡的背景下，鄉村學校亟須走向生活的德育模式，意在直面鄉村社會轉型的現實和周遭生活的變化，通過鄉村學校德育的鄉村場域和鄉土邏輯的統一，實現新舊文化的有效銜接，為不同生活面向的新生代提供多樣化的價值選擇和文化引導。

參考文獻

[1]凌云志，鄔志輝.城鎮化背景下農村學校德育困境及其消解———基于H省70名農村德育校長的質性研究[J].教育理論與實踐，2017，37（28）.

[2]賀雪峰.新鄉土中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3]彭澎.基層治理變革:轉型期農村發展的新趨勢[J].四川理工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27（05）.

[4]孫立平.重建社會———轉型社會的秩序再造[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01）.

[5]孫天雨，張素羅.農村勞動力轉移對鄉村文化轉型的影響及對策[J].河北學刊，2014，34（04）.

[6]高德勝.道德教育的時代遭遇[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7]余光.德育主體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8]杜時忠.人文教育與制度德育[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01）.

[9]郭鳳志.德育文化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作者:段冬梅 單位:華中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