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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師德存在的問題不容忽視。如有的教師工作中不注重個人修養對學生產生不良影響，有的教師在課堂上不負責地宣揚西方“普世價值”、片面夸大社會負面現象，有的教師弄虛作假甚至學術腐敗……這些行為抹黑了教師隊伍，對教育事業的發展極為不利。《關于全面深化新時代教師隊伍建設改革的意見》提出要弘揚高尚師德，實施師德師風建設工程，表明國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視師德建設。為了使教師更好地勝任立德樹人、教書育人之重任，創新師德養成機制，提升教師師德水平，已迫在眉睫。陶行知先生作為師德楷模，以其師德思想為核心的行知文化對新時代師德養成具有重要意義。

一、行知文化及其內涵

行知文化是基于陶行知教育思想、教育理論、教育方法、教育實踐、教育創新形成的一系列價值觀念、精神取向、思維意識及行為方式等的綜合，其核心為陶行知的精神文化，即行知精神，行知文化的內涵可以概括為4個方面。1.敬業奉獻。陶行知認為“教育者應當知道教育是無名無利且沒有尊榮的事”[1]，但他還是堅持“為一大事來，做一大事去”[2]的敬業精神，以教為榮，以教為樂。他指出“不要名，不要利，只要教育好；不怕難，不怕死，只怕教育不好”[1]，還說“教師的服務精神，系教育的命脈。金錢主義，最足破壞教師職業的尊貴”[1]，以此來引導廣大教師兢兢業業，無私奉獻。2.求真好學。陶行知將求真務實作為人生信念，他說：“教師只能說真話。說假話便是騙子，怎么能做教師呢？”[3]他教育教師要“學習，學習，學習，學到人所不知，人所不能……我們要虛心的跟一切人學：跟先生學，跟大眾學，跟小孩學，跟朋友學，也跟敵人學，跟大自然學，也跟大社會學，要學的專，也學的博”[4]。“我們深信教師必須學而不厭，才能誨人不倦”[1]。這些都體現了教師必須好學上進的觀點。3.大愛師表。陶行知“愛滿天下”的育人理念為世人所熟知，他認為教育只有從心里發出來，才能打到心的深處，并以此教育廣大教師要無微不至地關愛學生。他主張教師應當以身作則，“要學生做的事，教職員躬親共做；要學生學的知識，教職員躬親共學；要學生守的規矩，教職員躬親共守”[1]，教師對學生具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學生的品格取決于教師的德才。4.實踐創新。陶行知一生奉行“生活即教育”理論，認為“思想與行動結合而產生的知識是真知識，真知識的根是安在經驗里的”[1]，因而教師要有實踐精神，在實踐的基礎上獲得“真”知識，而不是故步自封、閉門造車。他還以“處處是創造之地，天天是創造之時，人人是創造之人”[4]來激發廣大教師勇于創新、大膽探索。行知文化的這些內涵對于新時代教育、教師、師德均產生著不可估量的影響，尤其是在師德養成方面。

二、行知文化對新時代師德養成的啟示

1.文化在師德養成中的作用。相比傳統師德建設，師德養成更注重教師自覺地實現師德的內化和提升。借鑒主體間性理論[6]，師德養成是一個主體———客體———主體的過程。人作為認識和實踐主體具有能動性，所有理論、體制機制、管理措施等都要透過人的自我認同作用。具體而言，個體只有清晰地回答“我是誰”這一基本問題實現自我定位，才能真正厘清諸理論、制度、措施之于自身的意義，進而為自己的行為進行定向，回答好“我該怎么做”的問題。從這一意義講，新時代師德養成的關鍵是激發教師的自我認同，使其發自內心地忠誠于黨的教育事業，將全部熱情與激情傾注于立德樹人、教書育人的事業中。教師的自我認同取決于推力、拉力、助力、約束力、壓力等形成的合力，其中推力主要指學校通過滿足教師的個人需要建立的激勵機制，拉力主要指明確對教師的期望和要求形成的牽引機制，助力主要指為教師提供有效指導和幫助而形成的支持機制。在此基礎上學校建立約束機制，對教師的行為進行限定形成約束力，建立競爭與淘汰機制對教師的行為進行獎勵或者懲罰形成壓力，促使教師養成良好的師德。教師對師德的自我認同過程中，牽引機制和支持機制是非常重要又不易實施的。飽含師德思想的行知文化對師德自律的作用不可小覷，它既為新時代師德提供標準即形成牽引機制，也為新時代師德養成提供指導和幫助形成支持機制。2.行知文化對新時代師德的啟示。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教師隊伍建設，明確提出“四有”、“四個相統一”、“四個引路人”等黨和人民滿意的好教師標準，這些標準一脈相承、系統完整，是新時代加強師德建設的行動指南[7]，也與行知文化高度契合。（1）“四有”好老師與行知文化高度契合[8]提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實學識、有仁愛之心”的“四有”好老師標準時，三次引用陶行知名言，體現了行知文化。他提出“做好老師，要有理想信念”時引用“教師是‘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學生是‘千學萬學，學做真人’”；提出“做好老師，要有道德情操”時，引用“好老師要有‘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的奉獻精神”；提出“做好老師，要有扎實學識”時，引用“出世便是破蒙，進棺材才算畢業”；提出“做好老師，要有仁愛之心”，雖未直接引用先生的教育名言，但與先生“愛滿天下”的大愛育人精神異曲同工。（2）“四個引路人”與行知文化高度契合指出：“廣大教師要做學生錘煉品格的引路人，做學生學習知識的引路人，做學生創新思維的引路人，做學生奉獻祖國的引路人。”[9]“四個引路人”是新時代教師角色的定位，與行知文化有許多相通之處。陶行知說“教育就是教人做人，教人做好人”[1]，可見教師不能只教書，還要承擔育人責任，要做學生錘煉品格的引路人；他教育教師“先生的責任不在教，而在教學，而在教學生學”[1]，體現了教師要做學生學習知識的引路人思想；他指出“敢探未發明的新理，即是創造精神”[1]，就是說教師要引導學生創造，這與做學生創新思想的引路人思想是一致的；他說“我們的孩子們……都是受著國家民族的教養，要以他們學得的東西貢獻給整個國家民族，為整個國家民族謀幸福”[4]，這與新時代教師要“做學生奉獻祖國的引路人”是一致的。（3）“四個相統一”與行知文化高度契合提出：“要加強師德師風建設，堅持教書與育人相統一、言傳與身教相統一、潛心問道與關注社會相統一、學術自由與學術規范相統一，引導廣大教師以德立身、以德立學、以德施教。”[10]“四個相統一”是新時代教師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也與行知文化有共同之處。陶行知說“先生不應該專教書，他的責任是教人做人”[5]，體現了教書與育人相統一；他說“各人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要修養到不愧為人師的地步”[2]，是對教師修養的要求，也是教師“身教”的基礎，說明教師不僅要“言傳”，還要與“身教”相統一；他談到教育的最終目的是“把這個原有社會的惡習慣、壞事情，統統把它革除，把我們心中理想的新社會實現出來”[2]，體現了教師不僅要潛心問道，還要關注社會；他還說“大學里最重要的原則是學術自由。這學術自由四個字往往被人誤解為自由主義的學術”[4]，包含學術自由與學術規范相統一的思想。行知文化與“四有”、“四個相統一”、“四個引路人”等新時代師德要求高度契合，用行知文化涵養新時代師德必然會產生積極的效果。

三、以行知文化推動新時代師德養成

飽含師德思想的行知文化對師德的作用不可小覷，它既為新時代師德提供標準，也為新時代師德養成提供指導和幫助，具體體現在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制度文化、行為文化四個方面。[11]1.打造行知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行知文化的核心。社會發展變化引發的新時代師德新要求、新標準，需要有專人研究，不斷豐富和完善行知精神文化的內涵。在此基礎上，通過舉辦行知文化講堂，編寫相關教材和學習讀本，創設《行知文化》期刊，引導教師增強師德培育的使命感、責任感和自覺性。通過學習行知精神文化，使教師明確師德標準，真心認同并使內心的道德信念與行知文化趨同，激勵教師自我塑造、遵從師德，獲得廣大教師、學生、社會的普遍認同。2.建設行知物質文化。物質文化是行知文化的物質載體。通過在校園內建立陶行知塑像、將陶行知師德名言懸掛在校園各處變成學校的文化標識、以富有陶行知師德思想的名字命名校園建筑和道路、建設陶詩園等多種形式，形成學陶師陶的物質文化環境。建設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館，發揮其文化育人功能，達到涵育德行的目的。發揮行知文化品牌活動的輻射作用，通過排演話劇、創作歌曲、編排舞蹈等文藝形式彰顯行知文化，通過舉辦演講比賽、詩詞誦讀會等活動，將陶行知師德思想廣泛傳播，形成良好的文化育人環境，讓廣大教師身處其中，時刻銘記師德標準、自覺涵養師德。3.構筑行知制度文化。制度文化是行知文化的機制性保障。健全師德評價機制，將行知精神文化中有關師德的內容融入到師德評價體系中，引導教師從制度的他律，逐漸順應、認同、同化為自身內在的一種自覺。在制度中強化師德建設激勵約束機制，健全模范選樹表彰機制，通過評選師德楷模等活動，深入總結和挖掘他們的閃光點，將他們的事跡通過多種媒體和方式廣泛傳播，引導教師崇德向善、見賢思齊，起到引領風尚的示范作用。對于違反師德的教師要堅決予以處理，增強制度的約束力。通過為教師提供正反兩方面的可觸摸、可感知、可學習的鮮活樣本，使廣大教師更加明確師德標準、表現形式以及養成途徑。4.展示行知行為文化。行為文化是行知文化的外在表現，是通過行知精神文化、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的感染、熏陶、激勵、約束，使教師在日常學習、工作、生活中表現出來的行為特征。如教師敬業奉獻、求真好學、以身作則、為人師表，注重實踐創新，教師尊重學生、關愛學生、欣賞學生，師生和諧平等。在這樣的行知文化中，教師受到感染、學生受到熏陶，必然形成良性循環，培養出更多“陶行知”式具有良好師德的教師和良好品德的學生，形成良好的校風、教風、學風。通過行知文化的浸潤，使廣大教師能自覺認識師德的意義，樹立正確的師德觀，自覺踐行新時代師德標準，增強“立德樹人”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推動新時代師德養成。

作者:劉惠珍 程太生 單位:太原師范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