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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學從誕生的那一天起，就不得不面對一系列復雜的矛盾結合體，從晚清到“五四”，從抗戰到新中國，啟蒙、專制、救亡、翻身、個體、民族等話題一直是新文學的核心主題，它們之間頡頏對立、互動共生的結構形式不僅呈現了新文學的紛雜面貌，也規約了新文學的基本走向。

一、啟蒙與專制的尖銳對立

啟蒙主題高舉民主、科學大旗，把人從“吃人”和“被人吃”的狀態下解放出來。在陳獨秀、胡適、、魯迅等啟蒙先驅那里，民主、科學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是照亮我們走出黑暗的明燈，人的自由和權利不再通過其他東西而獲得合法性，而是相反，無論政治制度、道德規范，還是生活方式、風俗習慣，都要通過保障人的自由和權利而獲得合法性；國家的合法性不再是無須證明的，而是需要通過保護個人的自由和公民的權利而獲得。陳獨秀認為“舉一切倫理、道德、政治、法律、社會之所向往，國家之所祈求，擁護個人自由權力與幸福而已。個人之自由權利，載諸憲章，國法不得而剝奪之，所謂人權是也”【J】。說：“我們應該承認愛人的運動比愛國的運動更重要。”【2胡適倡導“易b生主義”，告誡人們“信任天不如信任人，靠上帝不如靠自己”。魯迅喊出“人之子醒了”的呼聲【。從“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言論中。可以看到一系列相互對立的范疇：人的生活與非人的生活、人的文學與非人的文學、人的道德與吃人的道德……而區分這一切的尺度則是人的發現和覺醒。毫無疑問，“五四”啟蒙的最強音是“我是我自己的，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g-迅：《傷逝》)。這種完全自覺的主體意識在理論上的表現，即是胡適、周作人所提出的“個體本位主義”。胡適說：“社會最大的罪惡莫過于摧折個人的天性，不使他自由發展”，我們的責任就是“使個人有自由意志。”周作人則說：“我所說的人道主義，并非世間所謂‘悲天憫人’或‘博施濟眾’的慈悲主義，乃是一種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這里，人的個體價值不再消融于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近代知識分子為“強國”而“維新”、為“維新”而“新民”的國民思維。“知識我不要，名譽我不要，我所要的就是愛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異性的愛情”(郁達夫：《沉淪》)。如此這般地追求愛情，肯定自我，足以說明個性解放、婚姻自由觀念在當時青年心目中的至高地位。于此，我們說，“五四”啟蒙在人的發現和覺醒方面超越了歷史上任何一次思想運動，它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并在新時期得到了接續和發展。盡管這中間有著太多的波折和延宕。新時期之初，人學標準的重新確立是從傷痕文學開始的。傷痕文學之于新時期啟蒙的意義，首先便在于恢復了“人”在文學中的地位，寫人的命運也好，傷痛也好，其實都是在倡導人的覺醒。其次，恢復了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將文學從個人迷信和造神運動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不過，此一時期啟蒙的局限也是明顯的，當它把人從專制暗影和造神運動中喚醒的時候，尚未意識到新形勢下人的生存危機與價值悖論，尤其是物質需求與精神詩意、當下關懷與終極眷顧、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背離問題。換言之，傷痕、反思文學只是將人從權威迷信中解放出來，未能向人們提供化解危機的備選方案，面對光怪陸離的歐風美雨，覺醒了的人們表現出異常的迷茫，這也為上世紀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失落、私人化敘事盛行埋下了伏筆。

20世紀8O年代后期，隨著國內影視文化、大眾傳媒以及后現代思潮的興起，理想、崇高、正義等詞匯在先鋒文學、新寫實文學、后現代主義的敘事中變得面目全非，代之而起的是敘事圈套、欲望表達、語詞迷戀，以及對幻覺、暴力、、逃亡等反常狀態的熱衷。啟蒙話語的終極性、超越性被無情消解，私人化敘事充斥文壇。這個時代可以宣稱“不談愛情”(池莉)；可以直白“過把癮就死”(王朔)；男人的游戲是“請女人猜謎”(孫甘露)；女人的宣言是“你不來與我同居”(伊蕾)。人們對物質和欲望的過度迷戀。不僅表明人文理想的懸置，而且暗示著文學話語的講述者不再把自己當成講述生活、還原歷史的精神主體，他們毋寧說是尋求語言快感的敘述人、話語圈套的制造者。在《什么是啟蒙運動》一文中，康德說：“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么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aude!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Sapereaude”就是“要敢于認識”。在提出“敢于認識”口號之后，康德又強調偏見對人的愚昧和戕害，他說：“種下偏見是那么有害，因為他們終于報復了本來是他們的教唆者或者是他們教唆者的先行者的那些人。通過一場革命或許很可以實現推翻個人專制以及貪婪心和權勢欲的壓迫，但卻絕不能實現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見也正如舊的一樣，將會成為駕馭缺少思想的廣大人群的圈套。”【7這里，我們看到，康德將啟蒙與偏見、認識與批判相提并論，指出了啟蒙的反思一路。啟蒙的反思一路在福柯那里得到了承繼，福柯說：“我不知道是否在今天必須說，批判的任務仍然包含對啟蒙的信念；我繼續認為，這個任務需要研究文明的限度，這是一種耐心的工作，它賦予我們對自由的渴望以形式。”今天，當文學失去轟動效應、知識分子邊緣化已經成為現實，啟蒙將以何種方式存在實在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命題。不過，從對啟蒙要義的歸位來看，未來的啟蒙仍將循著康德、福柯等人的思想前行，在肯定理性、個體、平等的同時，也將理性的批判、選擇的多元等因素考慮進去。英國思想家阿倫•布洛克說過這樣一段發人深思的話，“啟蒙運動沒有最后一幕，如果人類的思想要解放的話，這是一場世世代代都要重新開始的戰斗”【9】。于此，我們說，啟蒙是一個未完成的話語，啟蒙的行進與反思是同步的，也是持久的。與啟蒙相對應的是形形色色的專制。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制要求人們恪守“三綱五常”，不容也不允許“離經叛道”，文人們在“內圣外王”的旗幟下，不敢觸動皇權專制的根基，有的還充當了“存天理，滅人欲”的衛道士。晚清以降，這種情形因為帝國主義的入侵日益加重。為了療治封建沉疴，挽大清于即倒，梁啟超提出“今日之中國，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的主張。應該說。梁氏開明專制思想確有其合理成分，如重視開民之智，包括啟蒙理性之智、參政議政之智、思想解放之智。但是，無論怎樣開明，專制終歸仍是專制。既然是專制，就意味著統治者手中掌握著最高權力，沒有另外一種權力來制約他。開明與否，全仗權力自身，沒有任何一種外在機制的保證。換句話說，欲通過開明專制走向民主，就得把民主的希望寄托在個別強權人物身上。在近代中國，這種強權人物不能不是封建勢力的代表，而他們恰恰又是革命的對象，怎么能作為“開明專制”的動力出現呢?民主與專制的二元對立以及封建軍閥的別有用心，注定梁氏的“開明專制”結局只能是與虎謀皮，播下龍種，收獲跳蚤。新文化運動前后，各種各樣的西方思潮蜂擁而至，尼采、叔本華思想對“五四”知識分子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陳獨秀、、胡適、魯迅……幾乎人人都談尼采，談“重估一切價值”。陳獨秀用生物進化論的生存競爭、優勝劣汰來佐證“人力勝天命”，得出結論：“抵抗力者，萬物各執其避害御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以與天道自然相戰謂也。”n”不僅認為生物進化史是生命為了達到“全生之志”而不斷與環境作斗爭的歷史，而且認為牛頓力學的宇宙“闔辟”兩種力量、叔本華哲學的“意志”、斯賓塞學說的“抵抗”具有“言不必相謀，理實有相通，森羅萬象，各具意志”的力量¨。在一個反封建、反傳統的時代，任何呼喚抵抗、張揚意志的聲音都會起到動搖、顛覆專制主義的作用。一旦這種呼喚與時人的個性解放、婚姻自主等要求相遇合，產生的影響也將是深遠的。也許源于封建思想的根深蒂固，抑或是啟蒙話語的漫長，雖經“五四”大潮的洗禮，但專制主義并沒有就此消失，而是時有反復。新中國成立后，文藝政策搖擺不定，批判運動接連不斷。工農兵作為新社會的主人翁、無產階級專政的體現者，承擔著關于革命的全部想象，文學人物系列中的工農兵形象都是清一色的先進分子、革命英雄，而他們的對立面要么是地、富、反、壞、右分子，要么是有著“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思想”的知識分子。正面／反面、工農兵／知識分子、結合／被結合的敘事模式在為意識形態提供話語支持的同時，也將文藝界的權威主義引向了極致，引發新時期的又一輪啟蒙話語。

二、救亡與翻身的協同一致

救亡主題由來已久，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爭取獨立而不做亡國奴的呼聲不絕于耳，緊迫的民族危機催生排外心理，排外心理反過來強化救亡主題。即使在“五四”，啟蒙大潮風起云涌，民族主義也是一個響亮的音符。2O年代后期的革命文學、30年代的左翼文學、抗戰文學都自覺地把救亡置于中心地位，思想啟蒙還未來得及深入展開，便讓位給全民參與的社會革命。從“國防文學”、“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之爭到“文章下鄉、文章入伍”口號的提出，從“左聯”解散到“文協”成立，救亡成為各時期文學的主聲調。抗戰初期，大批知識分子走出書齋，走向戰地的前后方，戰時文化環境在促使他們從思索轉向行動的同時，也改變著他們的身份——從知識分子轉變為文藝戰士。戰爭改變了“五四”以來啟蒙、專制、救亡、翻身、個體與民族主題并存的生態場，面對內憂外患的嚴峻國勢，救亡主題尤為緊迫。文學不再是一種當然的職業，作家必須正視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和神圣使命。翻身主題的核心是勞苦大眾的身份改變——從被剝削者成長為主人翁。“五四”時期，啟蒙知識分子們就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為勞工大眾鳴不平。《貧民的哭聲》中，陳獨秀寫道：“這十幾萬人何以到了這樣苦惱的境遇?懶惰，沒有能力，并不是他們造成苦惱的唯一原因。有些享福的老爺太太，能力不比他們高，而且比有些貧苦的人還要懶惰十倍。這到底是什么緣故呢?”“今天這樣捐，明天那樣稅，弄得民窮財盡，錢用到哪里去了?……養了議員去嫖賭，恭維督軍；養了文官去刮地皮，借外債賣路礦得回扣；養了武官去殺人，搶劫，販賣煙土；養了法官警官去捉拿那貧苦的煙犯賭犯來罰錢。”【l指出官吏腐敗。要求社會公正的階級意識，在劉半農的詩歌《相隔一層紙》、《學徒苦》，劉大白的《賣布謠》、《田主來》中也都有鮮明體現。如果說“五四”文學中翻身主題尚停留在同情、呼號階段，指向仍是思想的公平、正義，那么解放區文學不僅把它提升到土地革命的高度，而且把工農身份的改變從理想變成了現實。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孫犁的《荷花淀》，馬烽、西戎的《呂梁英雄傳》，孔厥、袁靜的《新兒女英雄傳》，賀敬之、丁毅的《白毛女》，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向解放區工農大眾。這些作品圍繞、移風易俗、政權建設、對敵斗爭等中心事件，全方位表現解放區人民的新生活、新風貌，其中，尤以婚姻戀愛與革命斗爭題材為盛。婚戀題材因為展現的是一幅安寧祥和、男耕女織的田園風光，契合了千百年來工農大眾對“耕者有其田”、“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自由生活的向往，深為解放區人民所喜愛。從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到王雁的《劉巧兒》再到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不僅取材相近，而且故事結構、人物設置、矛盾沖突等都極其相似，巧兒的那段表露心跡的唱詞基本上就是小芹那段《清粼粼的水來藍格瑩瑩的天>的翻版。這類作品因為在“才子佳人”、“英雄美女”結構安排上迎合了解放區工農大眾的接受習慣，極大地滿足了青年男女傾心相愛的心理訴求。革命斗爭題材在抒寫國內戰爭和抗日戰爭的同時，也將翻身主題孕育其間。兩者互為比照，互為動力。一方面戰爭改變了人們的生活軌跡，打破了僵化的階級秩序，實現了農民分田、分物的愿望，運動前農民郁積多年的仇恨感來了個集中爆發。另一方面家國興亡的責任感也激勵著工農大眾積極參戰、援戰，鞏固成果，并跨越式地實現“農民一主人—英雄”的身份提升。《呂梁英雄傳》中的武得民、雷石桂，《新兒女英雄傳》中的牛大水、楊小梅，《荷花淀》的水生、水生嫂……有的在中國共產黨引領下，從貧弱農民成長為堅強的革命戰士；有的經過革命熔爐煅燒，從苦大仇深的佃農成長為戰斗英雄；有的甚至在戰斗中建立了深厚感情，結為終身伴侶。與婚戀題材相比，這類小說以回腸蕩氣的英雄氣概、絲絲入扣的情節脈絡、傳奇般的人物經歷見長，作家把創造生活的激情宣泄了出來，讀者心中潛在的創造歷史的要求也對象化到英雄人物身上。新中國成立后，一掃欺凌陰霾的中國人民空前振奮，歡呼新中國的誕生，心理上、情緒上完全為“站起來”的喜悅所溢滿，詩句“滿眶熱淚陡漲，周身血沸千度”盡管手法上夸張了點，卻道出了民族解放的欣慰與自豪之情。寬泛地說，“十七年文學”都與“翻身”主題有關——強調表現工農兵生活，強調歌頌光明，強調文藝反映的生活要比現實更高、更美、更典型。與提倡“翻身”主題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對描寫日常生活、表現個人欲望、情感題材的蔑視和批判。1951年蕭也牧的小說《我們夫婦之間》遭到批判，“依據小資產階級觀點、趣味來觀察生活、表現生活”，“流露出輕浮和不誠實的低級趣味”……在這些充滿火藥味的夸張判詞背后，隱藏著對表現個人日常生活、按照生活本來面目進行創作的文學類型的拒絕，對表現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內心世界和情感波瀾的忌諱。

三、個體與民族的左右搖擺

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個體一直是受壓抑的，皇權思想左右著社會心理走向，等級觀念、群治綱常不僅是人們日常的行為規范，而且也滲透到文人的創作中，具有人民性、人本性的詩文少而又少，張揚個性、肯定個體的更是鳳毛麟角。及至近代，西方現代文明在用堅船利炮打開國門、給國人帶來莫大的恥辱感的同時，也通過翻譯、傳教、交流等方式把各種現代思潮帶入國內，形成中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進而引發民族國家和價值秩序的雙重危機。顯而易見，比照老中國兒女遭受的封建專制、愚昧來說，西方現代的科學、民主思想具有極強的吸引力，個體浮出地表的沖動被空前地激發出來。呼應于此的個性主義在新文學中占有重要位置，即使是戰爭年代，林語堂式的“幽默”書寫、沈從文式的“人性”書寫，張天翼式的“暴露”書寫、錢鐘書式的“諷刺”書寫也沒有中斷，從“五四”時期郭沫若追求“絕端的自由，絕端的自主”的《女神》、郁達夫發現自我、呼號自我的《沉淪》，到40年代路翎在和環境、存在搏斗中“舉起整個生命的呼喚”的《財主的兒女們》，再到新時期殘雪、馬原、蘇童、余華等的人性惡追問，個體自我的發現之路不是越走越窄，而是越走越寬，內涵也從“五四”時期國民話語的中間狀態超拔出來，具有更多的自我成分，如人性的善良、溫暖、變異、扭曲。象征強權、專制的“瘋狗”早已跑遠(食指《瘋狗》)，“做一個人”的目標在穿越近半個世紀的迷亂煙云之后逐漸清晰，用詩人北島的話來說，就是“詩人應該通過作品建立一個自己的世界，這是一個真誠而獨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義和人性的世界”【】引。疏遠宏大敘事，放逐群體意志，“一個自己的世界”的確為新時期文學打開了巨大的想象空間，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小說、新歷史小說無不把個體奉為圭桌，極力書寫人性的復雜和幽暗。當然，這之問也出現了粗鄙化、庸俗化傾向，私人話語過度放大“欲望”在人性中的存在，專注于“怎樣寫”的技巧展示，忽視了“寫什么”的意義生成，在本能、死亡的強力裹挾下。出現了福柯所言的“人之死”現象。

個體價值秩序的重建之路曲折而漫長，民族國家的群體訴求又將如何實現?從“五四”前后的東西文化論戰到20年代“科學與玄學”論爭，再到30年代“兩個口號”之爭，以致新中國成立后的多次思想批判運動，民族主義并沒有因為啟蒙的西來、個體的倡導而喪失領地，而是相反，民族主義成為眾多思想中最具影響力和號召力的一面旗幟。陳獨秀、胡適、魯迅等人主張的“德先生與賽先生”，陳序經的激進主義“全盤西化論”，國粹派、學衡派的保守主義“國故新知論”，張東蓀的自由主義“多元文化論”，梁漱溟、張君勱標舉中國文化主體論的“現代新儒學”，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民主主義論”……最終走向都是從“個人主體”轉向“民族群體”。套用郭沫若的一段話來說，就是“在大眾未得發展其個性，未得生活于自由之時，少數先覺者毋寧犧牲自己的個性，犧牲自己的自由，以為大眾人請命，以爭回大眾人的個性與自由。……這兒是新思想的出發點，這兒是新文藝的生命”【J。梳理革命文學、左翼文學、抗戰文學、十七年文學，我們可以清楚地找到這條線索——民族主義。李歐梵認為，“現代中國的大部分詩人確實將藝術不僅看作目的本身，而且經常同時(或主要)將它看作一種將中國從黑暗的過去導致光明的未來的集體工程的一部分”“。十七年文學中關于戰爭的史詩書寫和新時期的尋根文學即是代表。前者如《紅旗譜》、《創業史》、<紅巖》、《青春之歌》等，凸顯民族國家建立過程的艱難曲折，賦予民族以神圣的主體性；后者如韓少功、賈平凹、阿城、鄭義、張承志、張煒等人的小說，通過對民族文化進行反思，試圖激活其中的積極因子，重塑民族自信力。應當說，在全球化語境下，文化尋根極大地豐富了民族、本土等范疇，彰顯民族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同時，也讓我們認識到傳統與現代不是截然對立的，現代性有多張面孔，民族性是其應有之義。新世紀以來的《中國可以說不》、《中國站起來》、“中國形象”、“中國模式”等討論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民族話語，是這一主題的延續和發展。

四、英雄與民粹的分分合合

匆匆百年走過，新文學承載著太多的社會學、政治學、倫理學內涵，觀念先行印痕十分明顯，不光是啟蒙、專制、救亡、翻身、個體、民族等主題，還有許多伴生性主題，如英雄與民粹。思想啟蒙的艱巨、專制主義的根深蒂固、救亡圖存的迫切使得我們的文學從晚清開始，就一直在呼喚英雄、戰士。“五四”時期，狂人揭示“吃人”歷史，喊出“救救孩子”的呼聲，魯迅筆下的狂人、瘋子，郭沫若筆下的匪徒等堪稱這類英雄的代表——狂人英雄。“五四”以后，工農兵開始走上前臺，擔負起民族獨立、社會解放的使命，丁玲筆下的張裕民、程仁，周立波筆下的趙玉林、郭全海，柳青筆下的梁生寶等堪稱是這類英雄的典范——革命英雄。新文學選擇狂^英雄作為現代化訴求的載體是意味深長的。從狂人的言語中，我們知道，狂人之“狂”，一方面迫于傳統文化惰性的存在及其強大，現代化代言人只能被逼為“狂”，以狂人、狂語進行反叛。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現代化進程本身的困惑沒有西方近現代文化的輸入，延續二千余年之久的傳統文化不可能從自身中獲得新的再生資源，而輸入現代化同時又意味著承認殖民主義的若干邏輯，意味著武力侵略而造成的對抗心理的隱藏和因文化輸入而造成的奴化心態的暴露。因此，20世紀初年中國知識分子普遍陷入現實層面反抗西方、文化層面又不得不接受西方的兩難窘境，狂人正是這類知識分子自身的寫照。革命英雄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五四”前后茅盾、胡適、魯迅、郁達夫、葉圣陶、丁玲等人筆下的車夫、農民、戴舊氈帽的朋友，之后，革命作家和左翼知識分子用馬克思主義武裝他們，使其成為現代化訴求的新載體——革命戰士。革命英雄在解決知識分子現代化困境方面是有效的，首先，他們是反帝的先鋒，對殖民統治、經濟掠奪深惡痛絕，用階級斗爭理論對抗腐朽墮落的資產階級思想。其次，他們是反封建的中堅，反對任何形式的剝削和壓迫，高舉鐮刀和斧頭，砸碎套在他們頭上的枷鎖。他們要在批判傳統與反對西方之外，建立一個以馬克思主義為主導的現代化國家，這個國家的雛形在1949年以前是解放區，1949年以后是新中國。在解放區，火熱的戰斗生活、軍民一體的魚水深情、對未來的無限憧憬，使他們由衷地唱出“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的贊歌。在新中國，翻身做主的人們用最熱烈的方式贊美新生活，“凡是泉水潺潺流過的地方，就有荷花和稻花一齊飄香”(公木：《難老泉》)；“沒有的都將會有，美好的希望都不會落空”(邵燕祥：《到遠方去》)。正是因為擁有這樣一個充滿獻身精神的英雄群體，我們的現代化訴求才邁出堅實的一步建立了新中國。與英雄對應的是民眾，在中國革命史上，工農兵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新文學史上，民粹主義占有很大比重。“五四”時期，蔡元培、喊出“勞工神圣”、“庶民勝利”口號，在文學界產生廣泛影響，以致成為作家“到農村去”、“到民間去”的行動綱領。革命文學興起后，圍繞大眾化問題，左翼文藝界進行了三次大討論，要求有志青年到群眾中去。抗戰時期，為了動員民眾，提出“文章下鄉，文章入伍”口號。新中國成立后，“與工農兵結合”成為知識分子或主動或被動的唯一選擇，新生活、新秩序的君臨使他們忘記了自我，投入到思想改造運動中，一變而為“準工農兵”。就這樣，從“五四”時期的“勞工神圣”，中經抗戰期間的“全民動員”、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直到“”期間的知青“上山下鄉”，民粹主義在中國走出了一條從信念到價值的道路。作為一種價值取向，民粹主義表現出來的作家主體缺失、藝術水平降低問題是顯而易見的，但是，考慮到百年中國的社會處境和知識分子的情感要求，這一取向能夠不斷傳承又具有某種歷史的合理性。首先，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整個過程中，工農大眾無疑是革命的主力軍，雖然革命的發起者、領導者多為知識分子，但清醒的領導者都會認識到革命所必須依靠的是工農大眾。沒有他們的積極參與，革命就不可能取得勝利。其次，革命隊伍中，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之間存在差別與矛盾，如何調處兩者關系的確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在革命形勢由城市轉向農村之后，工農兵的重要性進一步凸顯。為了保護工農大眾的革命熱情，激發他們參戰、備戰的決心，在指導思想上必然會適度地抑制知識分子而遷就大眾，宣傳戰線尤其如此。無論是革命隊伍的數量構成，還是對敵作戰的勇猛剛烈，知識分子都明顯不如工農大眾，何況武裝斗爭是那么迫切，改變國民劣根性以啟蒙思想照亮他們進程緩慢不說，而且在嚴峻的革命形勢下，進行魯迅式國民性批判也是不可想象的，倒是郭沫若的“不是我，而是我們”的詩人式吶喊最容易成為時代的主調。在戰時文化語境下，要求作家和文學的，不是自由民主的宣言，而是服從抗戰救亡的行動。這既是革命的功利需要，也是歷史的無奈選擇。

不過，知識分子的工農化進程充滿著矛盾和糾結。一方面，為工農的獻身精神感召，他們有一種找到“家”的歸屬感，不然，就無法在心理層面解釋為什么有那么多知識青年放棄優裕的城市生活，千辛萬苦奔赴延安，為什么有那么多知識分子口口聲聲宣稱，要與工農兵結合。另一方面，與工農相結合是主流意識形態不容拒絕的要求，這又和知識分子長于理論而疏于實踐的人生選擇相互出入。于是，無論他們出于哪一方面的需要投身工農，都失去了退路。由此。在新文學史上便衍生出一系列懸而未決的問題。如知識分子怎樣與工農結合?角色轉化的臨界點在哪里?思想立場上的同化與文本實踐中的回歸兩者能否一致?思想改造到何種程度才算完成?……這些在主流話語那里通過小組學習、思想匯報、下鄉鍛煉、批評與自我批評等方式似乎解決了問題，一旦面對創作實踐，又卷土重來，重新成為問題，甚至釀成不斷重臨起點的話題循環。當然，知識分子的個人話語與工農大眾的集體話語也不是完全排斥的。《小二黑結婚》、《荷花淀》、《百合花》等表現工農大眾生活的作品，因為做到了作家自我與工農大眾的有機統一，就成為新文學史上的佳作。不過，這也從反面告訴我們，文學的生命在于真實的自我呈示，作家無論是出于自愿還是被迫，放棄自己的生活而去體驗他者的生活、放棄自己的立場而去獲得他者的立場都是難以取得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