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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一位作家來說，文字猶如血液，書本即是肉身，對待自己的作品更視之似骨肉親眷一般，若將自己的作品轉由他手代譯，注重精神世界的文人自然心下難免生出子嗣被拐、至親間離的別樣情感，因此，掌握一門或多門外語的作家通常會選擇自己對作品進行翻譯。泰戈爾自譯英文版《吉檀迦利》，并因此獲得文學界頂級榮譽———諾貝爾文學獎的殊榮，從此也一躍登上世界文壇的頂峰；又如才女張愛玲自譯《更衣記》與《金鎖記》，魯迅、林語堂、蕭乾等現、當代名家都有對其作品自譯的現象存在。雖然文學界并不乏這種現象的存在，但對比而言還是占其少數，乃至人們對作家自譯的現象關注程度仍然不高，對自譯研究的學者也是少數。大部分讀者對作品也多為賞讀單一版本，鮮有進行雙語對照研究。故此，現代多數人仍將自譯歸結為翻譯之一種，其不同只在于譯者與作者均系一人，于是便單純的將其歸為一類。下面，通過幾個方面對文學翻譯當中的自譯應如何理解作進一步分析。

如果將自譯算作翻譯的范疇之內，自譯就應在遵守翻譯的基本準則下完成。所謂翻譯的基本準則，即是譯者在對作品進行翻譯的過程中所必須遵守的道德、行為規范，亦是評定翻譯作品價值的標尺。就這個問題，古今中外說法不一，但不論我國還是西方國家，對翻譯作品的忠實都是其立論基礎，是每個譯者都應遵循的基本規范。我國譯者曾賦予翻譯不違、不越與勿失為其基本準則，直到嚴復提出信、達、雅三字準則后才將“信”字作為標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翻譯標準逐步向著國際化發展，“忠實”才逐步取代了“信”字。雖然在翻譯界各學者專家對翻譯的原則眾說紛紜，但都跳不出忠實二字。隨翻譯研究文化取向的轉變，翻譯界學者也開始對作品本身之外的諸多因素進行深入研究，如贊助商、意識形態以及價值取向等等，強調了譯者在翻譯過程的主觀作用。自譯之所以會被稱作譯，其原因顯然因其與翻譯存有共同點而得名。和翻譯一樣，在自譯當中也涉及到不同語種的共同一部作品，且二者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對于譯者來說，兩個版本間的關系即是后者要對原版本的翻譯做出最大限度的忠實。而對作者本身來說，自譯的過程是否也應一并遵從忠實原著的基本準則，學術界尚未定論。自譯與翻譯在很大程度上迥然不同是因為譯者與著者均系一人，其對原著作品擁有著作權，因而在自譯過程中較為活絡，在翻譯當中又對自己的作品進行了藝術再加工，便超出了翻譯定義的底線，由譯變成了對著作的二次加工，甚至可稱重著。無論我國還是西方國家，隨意篡改或增刪原文的自譯作者大有人在，不忠實原著的現象比比皆是。印度詩人泰戈爾在自譯英文版《吉檀迦利》后，因此著作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但其在翻譯過程當中也對自己的詩進行了藝術在加工，并不是逐字逐句的忠實于原作進行翻譯，在其摘自孟加拉國國文原著的多首格律詩上大刀闊斧的修改，時而縮短語句，時而增加釋文，甚至會將兩首甚至多首詩精簡成一首，使原本的格律詩改頭換面，變成了自由詩。

張愛玲在對自己作品進行自譯時，將多部著作采用節譯的辦法，《ChineseLifeandFashions》原文共四十段，在自譯后將原文中十二個段落完全刪去，將文末又添加了四個段落。大角度如此，小修改不斷，多處因語境需要而調整的原文順序更是數見不鮮。在她的《五四遺事》自譯版本當中，雖未有大量增刪原英文版本，但也不乏小范圍增補與削減，英文版本的標題為“StaleMates—AShortStorySetintheTimeWhenLoveCametoChina”;自譯成英文時，標題則改為“五四遺事—羅文濤三美團圓”。難以想象一個譯者竟可對著作進行翻譯的過程中掌有如此生殺大權。如前文述，翻譯中譯者雖占主體，但是并不能不忠于對原著本身，這是最基本的底線。如果將這種翻譯也稱作翻譯，那么翻譯即失去了其本身的文化走向。某些特殊歷史時期，的確是有極少數的特例會產生，不忠實原著也情有可原，但那些譯作也未被人當成翻譯范本來推廣效仿。在《輪回轉生:試論作者自譯之得失》當中劉紹銘通過對一些實例進行對比分析，得出了多方面自譯與翻譯的區別。

自譯即是作者對自己作品進行翻譯的一種行為結果。翻譯界對于自譯是否算作翻譯中的一種形式向來說法不一，自譯的性質和泛指的翻譯還是有所區別的，其主要在于自譯是由創作主體以及翻譯主體相結合的一種狀態，作者在對自己著作進行翻譯時往往會采用更為直接的翻譯策略，從而使翻譯的延展性增強。自譯這類與主體翻譯及創作的獨特概念，其本身定義并非是雙語寫作，可稱之為雙語的文本性體現。它因憑借主觀回溯及視覺傳達等認知方式，結合了發散性思維與聚合思維、習慣性思維與創新思維，對翻譯策略有著獨特的實用性。自譯的理論模式在宏觀理論指導下，發展到微觀翻譯策略，從而改變了原有的翻譯策略研究形式，使得譯者從被動接受者成為了主觀能動者，利于將翻譯策略的自主性有效發揮出來。譯者通過對自己作品的翻譯，能夠充分對兩種語言間距離進行感知，達到真正的理解第二語言與母語間相互轉換過程的感知能力與策略的影響。通過自譯，譯者能建立一種自我對話的立體情境模式，達到更有能力將信息存儲，更加能夠將語言表達的貼切，將所指的表達誤差最小化的目的，這種在語言內部形成的對比，可使譯者能夠更好的將翻譯的基本涵義延伸并發展，并將之拓展到翻譯他人作品的活動當中。在當代描述翻譯學理論的背景下，描述翻譯的過程與描述翻譯的結果處于同等地位。

這些通過自譯所產生的溫故式翻譯將成為翻譯過程當中來自譯者本人的經驗與基礎，彌足珍貴。將自譯與代譯通過結合對比，充分的證明且拓展了翻譯研究策略的含義。同時，將二者相結合也可更進一步的揭示翻譯活動的具體信息，充分發揮創作與翻譯間的隔斷空間，完美的展現兩種不同文化與不同語言之間的斷層與重疊地段，為二者架橋鋪路。從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被動性兩種層面對翻譯研究策略進行完善與發展。

自譯在譯文的生產與解決、潤色等問題上在文學翻譯策略當中表現出色，其中最能顯示其優勢的便是自譯者與代譯者的協同合作。納博科夫與兒子迪米特里共同翻譯他的俄文小說，貝克特與他在法國的朋友共同翻譯他的英文小說，林語堂與徐誠斌供同行翻譯了他的中文作品《啼笑皆非》、日本翻譯家山上正義在魯迅的幫助下完成了其中文作品《阿Q正傳》的翻譯。可見，自譯與他譯二者間如果能夠正確加以結合，對翻譯策略的發展有百利而無一害。自譯在翻譯當中是一個特例，雖然我國對此并沒有明確的界定，同時也鮮有專家對此進行專項研究，但是其對文學翻譯的質量影響可算深遠，希望通過此文能對文學翻譯的發展提供參考與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