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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時期女性文學自上個世紀80年端以來，一直以特立獨行的姿態屹立于文壇，其女性主義的張揚和對男權的反抗，引起了世人對女性生存狀態的關注，正是這種關注，讓我們更加深刻地看到新時期女性文學的性別之痛。

一、性的陷阱：男性統治下的愛欲關系

在傳統文本中，我們形成了才子佳人的傳統觀念，還認為“英雄救美”之后，必然應該是美人以身相許，女人似乎只需要男人一次或有心或無意的搭救，便可以或者說是應該奉送上自己的終生。在兩性關系上，女性應該“從一而終”，應該“守身明志”，否則就會遭到世人的唾棄。在當代女性文學作品中，兩性關系似乎得到了和諧的統一，女性在性關系上獲得了主動，在不少女作家的筆下，也出現了女性在性方面的快樂和滿足，將兩性關系中女性的快樂和滿足擺在主導地位，以對抗傳統文學。但是如果仔細看來，我們卻還是能看到女性在兩性關系中的悲劇地位。

首先，女性無法擺脫由男性占統治地位的兩性關系所帶來的生理上的悲劇色彩。在兩性關系中，男性往往是出于對女性身體的好奇而接近女性，他們打著愛情的旗幟，既是一個好奇的探險家，又是一個斗志昂揚的騎士，對開發女性的身體充滿了濃厚的興趣。然而探險結束之后，除了留下了所謂的“愛情”痕跡之外，剩下的全都不堪回憶。比如盛可以《火宅》中的球球，她是一個天真爛漫、單純無邪的女孩子，在鎮上的白粒丸店里辛勤工作，愛上了老板娘的兒子傅寒。她是那么愛他，以至于愛上他以后，平時往日磨得很細的白粒丸粉竟然有一整粒的米。她貪戀他身上的青蘋果味道，整日魂不守舍，又無法向別人言說，只是苦苦地暗暗地和他相戀著。而他呢，中秋節和幾個朋友出去玩也沒有告訴她，從來不承認她是自己的女朋友，還告訴她不要將他們的戀情公之于眾。他常和她在小樹林里約會，她每次都覺得那么地興奮、那么地幸福。終于“他忽然失去控制，像不愿拉犁的牛，拼命想擺脫肩上的軛。她被他突如其來的激情沖得暈頭轉向，她感覺到他強烈的愛，霎時間也失去了理智……她已經騎虎難下，不忍潑滅他的激情……因而惶惶地同意了他”。可是她還沒來得及明白一切是怎么回事，身體就發生了變化———她懷孕了。老板娘知道后，為了自己兒子的美好前程，還是帶她去打了胎，她對老板娘千恩萬謝，卻忘了怪罪始作俑者。老板娘一直沒敢告訴她的是：她以后再也不能生育了。而此時，她日盼夜盼的情人寄來了一封分手信。自然，信中都是敷衍塞責的托詞。

在兩性關系中，男性可以在事后百般為自己開脫，女性卻無法輕輕松松地將此事置之度外。在這中間，被侵犯、被占據和被羞辱的，除了愛情，恐怕更多的是女性自身。身體的傷害已不可修復，而一時沖動為所謂的“愛”而付出的代價給女性帶來的卻是一生的遺憾。不僅如此，在一些作品中還透露了男性的處女情結，即女性為某個男性所付出的并不能得到其他男性的認同，即使女性當時認為自己為了愛，是多么偉大、多么勇于犧牲。這些男性執拗的處女情結不僅是中國女性的悲哀，更是中國男性的悲哀。其次，男性總是把握著男女關系的操縱權，而女性在男女愛欲關系中總是盲目陷入，不可自拔，從而陷入精神上的悲劇。尼采曾經說過，“迄今為止，男人像對待鳥兒一樣對待婦女，鳥兒由于在高空迷路而下降到男人的懷里，作為某種較纖巧的東西，較敏感的東西，較野性的東西，較奇特的東西，較甜蜜的東西，較富于感情的東西———但是作為人們必須加以囚禁的某種東西，不能讓它從這里飛走。”比如說徐小斌《天生麗質》中的蘿蘿，她就像鳥兒一樣渴望飛翔，渴望完美的愛情，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和一個自己并不愛的書商生活在一起。書商僅僅把她當作一件財產、一件物品，將她視為自己可以占有、可以把玩的寵物，可是蘿蘿無奈仍然和他生活在一起。《詩經》中《衛風?氓》中也曾經說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女性一旦陷入到與男欲關系的糾纏中就很難脫身。好在有外力的幫助，蘿蘿擺脫了書商，恢復了自由。這個外力就是于碩，于碩是討蘿蘿喜歡的，兩人的愛欲生活也是非常動人的。表面上看來，蘿蘿似乎擺脫了悲劇的命運，進入了喜劇的角色，然而，于碩并沒有真正把蘿蘿當作一個知心愛人來看待，“女人就像一只較脆弱的、特別野的和常常令人愉快的家庭寵物一樣，必須得到撫養、照料、保護和愛護”。在于碩的眼中，蘿蘿仍然只是寵物而已，而蘿蘿卻將他視為生命的全部，從此心滿意足。可是于碩卻不幸在一次車禍中喪生了，蘿蘿痛哭一場之后，又開始了新的戀情———與偶然遇見的陽光男孩生活在一起。對于這段戀情，小說是這么結尾的：“漂亮有什么好？少似觀音老似猴，歲數大了都一樣。看這女孩兒，哪還有剛來的時候靚？折騰吧，折騰不了幾年！”從這個結尾中，我們似乎也隱隱能夠看到蘿蘿在陽光男孩那里可能的悲劇。總之，與這些男權世界的愛欲糾纏往往帶給女性痛苦和酸楚、不可挽回的損失、致命的流血，甚至是終生的遺憾。在生理和心理的一時快感背后，我們常常能看見女性在暗夜里悲傷的淚水。

二、性暴力：婚后可能的悲劇

在中國文學史上，良好的女性形象在性方面始終處于一種被動地位，女性只能夠由男性主宰和支配，更多的作品則對性只字未提，而一直以男性形象出現在公眾面前。沈從文、巴金等文學大家也未深入到女性的性意識，而僅僅以一種男性的姿態描述著少女的天真模樣或者是他們心目中理想化、純潔化了的女性形象，因此女性在世人心中的形象朦朧而美好。然而，這種朦朧的光環掩蓋了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所遭受的苦難。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女性文學開始關注女性，著重描寫女性的家庭生活與工作情況，其中涉及到女性的性生活，一時間“身體寫作”風起云涌，而女性身體的神秘性也由此得以揭開，女性在婚姻生活中所不為人知的另一面也漸漸顯露了冰山一角。從生理上來說，女性比男性柔弱，與生俱來的體魄她們無法改變，無論在體力上或是生理結構上，女性總是處于一種被侵犯的位置，這使得女性必須具有強烈的自我保護意識。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文化傳統中，從未關注過女性在家庭中的性保護問題，無論丈夫何時何地提出何種要求，女性都不得拒絕，也不應該拒絕。而女性柔弱的性格以及她們的不善反抗和無力反抗也使得女性只能逆來順受，默默忍受著丈夫對她們的蹂躪。女性在家庭中卑下的地位和悲慘的狀況一直持續了數千年。新時期以來，女性文學異軍突起，在文壇上占據了重要地位，女性在家庭中的性保護問題才得以被關注。

在鐵凝的作品《午后懸崖》中，就涉及到了性虐待的主題。女主角韓桂心的媽媽張美方因不堪忍受神經質的、人格萎縮的知識分子丈夫的毒打謾罵，憤而拖著懷孕的身體決然離婚。市長奶奶的丈夫是個給地主扛活出身的大老粗紅軍，常常在人前不給妻子應有的尊重，在兩人獨處的夜晚，經常毒打妻子，從中獲取變態的自尊和面子，他的口頭禪就是“白天誰怕咱，晚上咱怕誰”，這些都使女性無可避免地栽進復仇的旋渦，而這復仇并沒能使女人們快樂，而是讓她們不斷地陷入痛苦的惡性循環。母親張美方因受丈夫毒打和精神上的摧殘而砍掉了丈夫的小手指，女兒韓桂心因從母親處繼承來的對男性的憎惡，五歲時將同一幼兒園的小男孩推下滑梯摔死，母親對此卻作了偽證。從此以后，母女之間不再是正常的母女關系，變成了互相牽制又互相扶持：母親以此控制女兒，限制女兒的行為；而女兒則通過不斷模擬當時的場景來刺激母親，使母親滿足她各種各樣的要求，最后她們都因心靈上的過度緊張而變得神經質。張美方逢人便說小男孩從滑梯上摔死的事件是如何如何，以及后來對于寒冷的懼怕，并且到處搜集棉被，一直到連三十平米的房間也裝不下；而韓桂心婚后無法懷孕的肉體折磨仿佛正是她們憎恨男性所得到的“報應”……這些都使她們掉進了一個無法回頭的令人窒息的痛苦深淵。這樣的作品還有姜偉、薛曉路、張靜合著的《不要和陌生人說話》，著名外科醫生、十大杰出青年安嘉和在家中卻是十足的虐待狂、婚內強奸犯。第一任妻子不堪其辱，撞車自殺；第二任妻子因無法忍受他的凌辱也遠走他鄉。為了掩蓋其犯罪事實，安嘉和不惜殺人滅口，但天網恢恢，最后在同胞追捕下跳樓自殺……其中女主角梅湘南的遭遇令人扼腕，搬上銀幕后更是引起了廣泛的反響，女性的性保護議題被提上日程，家庭暴力開始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另外可以作為參考的是，1983年臺灣女作家李昂發表的彰顯女性主義立場的小說《殺夫》，小說書寫了一個叫林市的貧窮女子，由于丈夫長期的性虐待精神逐漸崩潰，最后失去理智，拿起殺豬刀將丈夫宰殺了的故事。《殺夫》表面上看是女性的勝利，但留給我們的是悲劇性的思考：我們越是深入分析這部作品，就越能發現作品中彌漫著的一層又一層揮之不去的悲劇色彩。首先，這篇小說告訴我們，女性在家庭中被性侵犯是非常正常而且理所當然的事，不僅僅是一個家庭如此，千萬個家庭都如此。

女性在男女關系中就應該處于被征服的地位，她的叫聲越痛苦，越是能夠體現男性的尊嚴和能力，女性的痛苦成全了男性光輝高大的形象。很多人都認為，丈夫對妻子的任何性行為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女性在自己的家庭中還會被性侵犯嗎？這簡直就是個笑話。其次，女性的自我保護意識遲鈍而盲目，使得她們的反抗本身就帶著一種悲劇色彩。林市長期被丈夫性虐待，可是她卻從來不反抗，每次都是盡自己的全力去忍受，一直到她實在忍無可忍。她的丈夫明知她看不得殺豬放血的場面，卻偏要帶她去看，結果情節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她看了殺豬場面之后，回來后就用她看到的殺豬的方法將她的丈夫殺了。她的丈夫死了，她卻并沒有獲得新生和自由，由于她的犯罪行為，她將受到法律的制裁。在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周圍的人對她沒有絲毫同情，反而是一片噓聲。林市殺夫雖然解了自己一時的心頭之恨，但是既沒有維護自身的尊嚴，也沒有取得這場戰爭最后的勝利。當然，這并不是林市個人的過錯，她一個人是無力去改變當時整個時代、整個社會的現狀的，也無法靠自己一個人孤軍奮戰去贏得這場由千年文化所沉積下來的女性戰爭的勝利。以她當時的角色、地位及認識而言，她也只能是憑一己之力，泄一時之憤，將自己的滿腔怒火訴諸于殺豬刀而已。中國文學一直羞羞答答，不敢描寫女性的性主題，一旦描寫卻出現了如此丑陋悲涼的畫面。細探其因，首先是中國上千年傳統文化的熏陶，使得中國女性往往自覺或不自覺地以男性的審美觀為自己的審美觀，這讓她們在男女關系中總是習慣處于一種被動地位，反映到性上更是如此，“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即便有什么需求也羞于啟齒，當然就更談不上為自己爭取什么權利，所以她們的性需求也就漸漸被人忽視；其次，男性本身所具備的生理和心理上的優勢和強權意識，也往往使他們無法體會女性自身性的需要。同時，由于女性在社會和家庭中地位卑下，也使得他們更加不會去顧及女性的感受；再次，女性的性保護要求被忽視還因為中國家庭的傳統觀念———結婚是為了生兒育女，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而生兒育女就必須進行性行為，所以中國男性自然是更有理由、更毫無顧忌地想怎么樣就怎么樣了。

總之，新時期女性文學打著盛大的旗號一路走來，為了爭取女性自身的性別權益，保護自己的性權利，披荊斬棘，鮮血淋漓。然而，強調的都是不被重視的，呼喊的都是弱勢的，女性文學在性別的解放之路上還有很長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