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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成華裔文學回譯特殊性的原因

華裔美國文學的回譯之所以特殊關鍵在于華裔美國文學作家的雙重文化身份背景。華裔美國文學是特定時代的產物，是19世紀華人到達美洲大陸后的產物。華裔美國文學作家大致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出生在中國，后移居美國的華人。他們直接地接觸中美兩國文化，對于兩國文化的沖突與融合之處有著最切身的體會。《花鼓戲》的作者黎錦揚，《等待》的作者哈金皆屬于這一類作家。第二類是生于美國長于美國的華人。他們對于中國文化的接觸并不那么直接，大多是通過其父輩的講述，受其父輩們具有中國傳統特色的家庭生活所影響來了解中國傳統文化。這一類作家包括湯亭亭、譚恩美、趙健秀、黃哲倫等。相對于第一類而言，第二類華裔美國文學作家的成就更為顯著，受到的關注也更加廣泛。不論是第一類作家還是第二類作家其擁有的雙重文化身份都對文本本身，尤其是對其翻譯工作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近十幾年來，我國翻譯事業蓬勃發展，有人甚至將其稱為第四次翻譯高潮。然而，對于這種邊界文化或流散文學的翻譯研究還處于萌芽階段。華裔美國文學作家本身是兩種文化的結合體，也是兩種文化沖突與融合的最佳表現者，這也就使得他們的作品與在一般單一文化中成長的作者的作品，在風格與表達方式上大相徑庭。這樣一種具有雙重文化底蘊的作品也給翻譯帶來了另一種挑戰，也就造就了其回譯的特殊性。

二、華裔美國文學回譯的特殊性

1、原文的隱形為什么這里原文是隱形的呢？原文文本不就是好好的擺放放在那的英文文本嗎？這里我們有必要強調回譯的問題。回譯是指將已譯成特定語言的文本譯回原語的過程。如果按上述問題的邏輯來思考，那么華裔美國文學是不存在回譯現象的。一般文本的回譯會擁有三個文本，即原文文本、譯入語文本、回譯后的原文文本。然而，華裔美國文學只有兩個文本，即英語文本與漢語文本。我們之所以說華裔美國文學存在回譯問題是因為還有一個最初的原文文本并不是實際存在的，而是客觀存在于華裔作家腦中的文本。下面我們要將單一文化作家與華裔作家進行對比：單一文化作家（以美國本土作家為例）華裔作家頭腦創作中英文中文/英文寫作英文英文從上圖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創作過程中兩種作家的思維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很明顯的從華裔作家的作品中看出其中文的思維軌跡。絕大多數華裔美國文學作品所體現的都是中美兩國文化的碰撞，他們都是雙語的習得者，我們先撇開其遇見美國文化時用英語創作不說，在預先思維中遇到中國文化時，他們是不可避免會用到中文思維邏輯的。在《喜福會》中就有很明顯的例子，媽媽們在一些情況下會說中文，在英語文本中的體現便是那支離破碎的英語句子。作者在這樣的情況下腦海中所想到的必定是中文句式。這也就是華裔美國文學回譯特殊的存在形式。在回譯的過程中我們參照的是一個對作者腦中原文的主觀臆測，而非客觀存在。所以我們說其原文是隱形的。

2、文化的獨特性在華裔美國文學作家的筆下，其作品往往是具有中美兩國雙重文化特色的。不論這兩種文化是沖突還是融合，都為作品增加了其獨特的視角與品味。在吳冰教授所編寫的《華裔美國作家研究》一書中曾指出：前一個時期，國內曾有評論試圖或“爭取”把華裔美國文學，尤其是其中的華文文學作為中國文學的一部分。我認為華裔美國文學作家無論是用英文或是華文寫作的華人在美經歷的作品，都不屬于中國文學的一部分。她指出華裔美國文學是美國文學的分支，并告誡讀者不應以中國文化視角來評論華裔美國文學譯介的不足。我認為華裔美國文學既不可以完全地從中國文化視角來鑒賞，同樣也不能夠片面的以美國文化視角來評論。所以這里我們必須要看到的是一種具有中國文化與美國文化相互雜糅的特定歷史所產生的華裔文化。吳冰教授說：“華裔美國作家筆下的中國文化便是他們的再創作，他們傳達的就不是原汁原味的中國文化”。按照這樣的推演關系，我們是否也可以認為受其中國文化的影響，其所體現的美國文化也不是完全本土化的。因為華裔美國作家不僅改寫了中國故事，同時也對外國故事進行了改寫。在面對華裔美國文學回譯的問題時，譯者僅僅擁有中、美兩國的文化知識是不夠的，更為重要的是要掌握特定的華裔文化知識。譯者對這種夾縫中生存的文化了解程度也決定了在回譯過程中文化傳播的準確程度。這里我們要強調的是華裔文化雖然是中美兩國文化相互結合，是中美兩國歷史相互作用的產物。但是華裔文化絕不等于美國文化或是中國文化。所以在回譯時，我們應將文本置于相對獨立的位置，有利的轉換三種文化在回譯過程中的作用力。

三、結論

既然華裔文學作品與其他一般文學作品而言是比較特殊的，那么我們該如何處理這些特殊點呢？譯者首先應考慮自身的知識構成，是否適合或者說有足夠的能力對華裔文學文本進行翻譯。其次，應該明確翻譯目的。根據翻譯目的的不同選擇不同的翻譯策略。最后，盡可能地達到動態對等的結果。本文對華裔文學的特殊性分析仍有不足之處，但希望可以為華裔文學回譯問題的解決獻出一點力量，為華裔文學的譯介添磚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