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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國族文學的是,比較文學的確需要明晰、準確且自洽的學科理論意識。對于一位從事比較文學教學與研究的學者來說,你可以在現有比較文學的多種學科理論體系中擇取自己的立場,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觀點,然而,你必然曾經遭遇過關于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沖突與對話。在這種沖突與對話中思考過與沉淀過,這樣才可能獲有一種學科的專業意識支撐你的表達與研究,不至于一開口、一落筆讓學界感到你是專業外的學者。

前一段時間,因一次偶然的學術交流,我翻閱了一部關于中韓比較文學研究的書稿,①這部書稿把中國當代作家張承志的《黑駿馬》與韓國現代作家金承鈺的《霧津紀行》進行了比較研究。憑心而論,我對中韓比較文學沒有多少感性的學術體驗,只是在編寫《比較詩學概論》時曾向從事中韓比較文學研究的學者請教過“中韓比較詩學”一章如何撰寫而已。但無論如何,這一選題卻引起我對比較文學及其相關學科理論的一些思考。近幾年來,我在復旦大學一直給中文系的本科生開設《比較文學概論》的基礎課,同時也開設《中西比較詩學》的理論課;這里的同學非常優秀,在課上及課后,有許多同學曾就比較文學與比較詩學的學科理論問題不斷向我提問。坦誠地講,同學們提出的許多問題是有相當學理深度的,所以也激發了我對他們所提問題的思考與回答的興趣。在某種程度上,同學們所提出的問題與這部書稿的選題及研究觀念有著邏輯上的聯系,所以在這里,我想不妨寫出若干片段性的思考,也算是對同學們所提出的部分問題給予一種即興的回答。眾所周知,準確的比較文學研究者不自覺地獲有一種命定,他們在跨界的閱讀與書寫中匯通兩種以上的語言文化及其相關文學藝術現象,并以此來整合自己的思考,這里的“跨界”行動已經被比較文學教科書濃縮為一個暫且不可更改的學理性規范:即跨語言、跨民族、跨文化與跨學科。

國族文學與比較文學這兩個學科方向的重要分界點之一,①就在于研究方面對語言所提出的不同要求。國族文學研究者是在本土的立場上對母語書寫的文學現象給出自己的閱讀與思考,而這種閱讀及思考的邏輯是與本民族語言背后的思維觀念及思維慣性鏈接在一起的,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ChakravortySpivak,1942-)在《一門學科的死亡》(DeathofaDiscipline)中言舉解構主義哲學家雅克•德里達(JacquesDerrida,1930-2004)時說明了這一點:“雅克•德里達是哲學家中的天才,他認為,‘哲學觀念不可能超越習慣的差異。’這種領悟力不僅僅適用于法語、德語,或者希臘語和拉丁語。”②因此,從國族語言及其思維觀念的鏈接邏輯來看,閱讀與思考的文化親緣性及無障礙性則是國族文學研究的顯在特點。實際上,我們必須承認文學研究一旦跨出了本土語言,走向國際化,與另外一種國族語言書寫的文學現象遭遇,問題就復雜且豐富了起來;在兩種語言的思維觀念形成的各自慣性系統中,比較文學研究者必須在雙項匯通中尋找共生的平衡與生存的第三種立場,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③

一種文學現象及其作家作品被國族文學研究持續關注了多年后,往往研究者在材料與義理兩個方面對其投入的研究是窮盡式的或終結式的,很多文學現象及其作家作品在研究方面往往被宣判為一種相對性的終結,其在相當長的時段內不再具有研究的選擇性與熱點性。這種情況在國族文學研究領域中很普遍,至少我知道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張承志的《黑駿馬》就是一例。《黑駿馬》獲得了1981-1982年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后,曾在20世紀80年代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界所討論的熱點文學現象,許多優秀的當代文學研究者都曾以自己的批評與研究來深度地詮釋過這部中篇小說,最終,張承志及其《騎手為什么歌唱母親》、《黑駿馬》、《北方的河》、《黃泥小屋》、《金牧場》等作品也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碩士生與博士生選題的熱點。但是,時值上個世紀的90年代,學界關于張承志及《黑駿馬》的研究不斷地在選題上撞車、在結論上重復,從某種程度上客觀地講,至少張承志的《黑駿馬》已經處于過度研究的飽和狀態。H.R.姚斯(HansRobertJauss,1921-)和W.伊澤爾(WolfgangLser,1922—2007)曾以接受美學(ReceptionalAesthetic)的邏輯力量來論證小說文本的無限敞開性,讓閱讀者在小說文本的空白點中盡可能地提取無限的意義,以反對文學研究的歷史客觀主義。④我在這里借用接受美學的理論,在陳述上制造一個反諷的話語:有趣的是,《黑駿馬》作為一個文本,已經向那個時段的過度研究給出了封閉的姿態,其不再具有意義提取的空白點,這部小說文本因過度研究向學界宣布了關閉。當然,我們在這里所言說“過度研究”,絕對不是意大利符號學與詮釋學研究者安貝托•艾柯(UmbertoEco,1932-)所論述的“過度詮釋”,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筆者在這里想表達的是,以過度研究使一部小說跌向文本的關閉,這一定是學術時代的產物。并且時值21世紀,在后現代國際大眾傳媒及后數碼工業文明制造的大眾文化的娛樂性與媚俗性中,《黑駿馬》更為70后、80后與90后的生存者所無知,沉寂為一部孤獨已久的經典。筆者始終堅持一個信念:從文學藝術的歷史性美學品質上來評判,經典一定是孤獨的,并且經典再孤獨也必然存留在歷史的記憶中。當然,歷史是一種記憶的形式。

筆者在這里并不希望奢談歷史記憶理論、文化記憶理論及其在價值選擇中呈現的史學功能問題,更不想多談歷史記憶理論、文化記憶理論對文學研究應該有著怎樣的可能性推動,而是想說,把中國當代作家張承志的《黑駿馬》與韓國現代作家金承鈺的《霧津紀行》進行比較研究,研究者是立足于比較文學研究的視域上,讓自己的研究從本土語境跨出去,在一個跨語際的閱讀與思考中再度激活了《黑駿馬》。當然,我們在這里需要提及的是,這里的研究者在文化身份上應該是一位在漢語語境下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的中國學者。這位研究者不一定是一位純粹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但是,他是把韓國現代偶像派作家金承鈺的《霧津紀行》帶入自己的研究中,與張承志的《黑駿馬》形成一種跨語際的參照性思考,同時,這種跨語際的參照性思考也再度激活了《霧津紀行》。當然,比較文學研究對兩部以上不同國族的經典文學作品的激活,一定是互動性同步的,所以,比較文學視域在這里不可或缺地生成了。我們知道,《霧津紀行》創作于60年代,在韓國現代文學史上有著很高的聲譽,這部小說曾被韓國本土文學批評者評價為那個時代小說創作的一次“感受性的革命”,金承鈺也被稱譽為韓國20世紀60年代文壇上的“icon”——偶像。需要說明的是,“現代文學”與“當代文學”這兩個術語在中韓兩國學界有著各自文學史觀的時限性界定,如果我們走向一種世界文學史觀,放大了來講,《霧津紀行》與《黑駿馬》是在全球史觀下同期先后創作的兩部小說。從中韓兩個國族文學發展史幾乎同期的時空對位上來看,這個選題把這兩部小說及其敘述的相關歷史事件、社會政治、民族風俗與人物形象整合在研究者的比較視域中,從比較文學研究的視域對《黑駿馬》與《霧津紀行》給出不同于各自國族文學批評下的結論。如果說,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在本土對《黑駿馬》進行的研究是一種本土文學批評,同樣,韓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在本土對《霧津紀行》進行的研究也是一種本土文學批評;那么,一位研究者在跨語際中對《黑駿馬》與《霧津紀行》所給出的整合性思考,在中韓比較文學研究中形成了第三種文學批評。勒內•韋勒克(ReneWellek,1903-1995)與奧斯汀•沃倫(AustinWarren,1899-1986)在他們的《文學理論》(TheoryofLiterature)讀本中,把文學研究界分為三個層面:文學史、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實際上,比較文學在總體的研究面向上也可以相應地界分為這三個層面:國際文學關系史、國際文學批評與國際文學理論。首先,我們在這里指出:國際文學理論就是比較詩學。筆者提請學界注意的是,我們在這里使用了一個嶄新的概念,即“第三種文學批評”。

在國際文學批評的面向上,第三種文學批評就是基于兩種以上國族文學研究所形成的比較文學批評;需要進一步詮釋的是,我們在這里啟用了“比較文學批評”這樣一個概念,以此在細微的差異上區別于“比較文學研究”。如果我們再度精細地劃分“比較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批評”這兩個術語,它們是包涵與被包涵的邏輯關系。比較文學批評就是文學批評的國際化或國際化的文學批評,也就是說,比較文學研究的第二個面向就是跨語際的第三種文學批評。2003年,筆者在北京工作時,全國一批優秀的學者曾集結在一起編撰《比較詩學概論》。在撰寫《比較詩學概論》的大綱時,筆者曾第一次提出過“第三種詩學”這個概念,這個概念的提出也是源于筆者對“跨界的文學理論國際化研究”的反思。在本質上,第三種文學批評與第三種詩學在學理的邏輯上是一脈相承的,前者歸屬勒內•韋勒克與奧斯汀•沃倫劃定的文學批評,后者歸屬文學理論。當然,比較文學研究者在語際的跨界中的確不可遏制地獲取了一種全球化的研究視域,同時,這也必然加大了文學研究的難度。當下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全球化進一步推動了文學研究的國際化,所以,比較文學研究也必然攜帶著諸種爭議,成為這個時代的顯學,并且比較文學為守護自身顯學的前衛性,又不得不持有一種防守性姿態,處處捍衛與解釋自己學科的合法性。提及跨界與雙語的問題,筆者又想起了美國的科學哲學家托馬斯•S.庫恩(ThomasS.Kuhn,1922-1996)。在1962年推出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一書中,托馬斯•S.庫恩以“范式”(paradigm)與“不可通約性”(incommensurability)兩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求證,闡明了科學革命的顯著特征在舊范式與新范式之間存有的不可通約性,托馬斯•S.庫恩的理論曾在國際學界產生了觀念性革命的地震。當然,還有一位重要的同期學者給予托馬斯•S.庫恩于理論上的推波助瀾,他就是被稱之為“科學理論界的肆無忌憚者”的美國科學哲學家P.費耶阿本德(PaulFeyerabend,1924-1994)。多年來,筆者一直在持續地閱讀上述兩位科學哲學家的理論,并不時地在閱讀中體驗因思維觀念的革命而帶來的啟示。我深切地感受到,倘若把他們的理論帶入到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建設及翻譯研究的理論建設,其可以讓我們站在一個嶄新的思維觀念上,重新審視我們現在所正在從事的研究領域及其學科理論。從歷史的歷時性來看,在國族文學與比較文學之間存在著范式革命的沖突與對話,在歷史的某一共時性上,這種沖突與對話是相當緊張的,兩者之間的確存在著不可通約性。多年來,比較文學為自己與其他學科之間所產生的觀念上的不可通約性,做出了最大張力的解釋與努力。實際上,我認為對于文學研究來說,每一個國族都因自身獨特語言的操用而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自律性文化系統,每一個國族的語言文化系統在歷史的記憶中沉積為一種“圖式化阻力”(patternedresistance),這種圖式化阻力是以本國族的語言、文化、歷史、宗教、風俗、社會、政治、倫理及經濟等形成的結構化與模式化的范式,并對另外一個國族沉積的范式給予自發性的阻抗,最終凸現出這個國族的唯一性與自主性。

一種文學的國族風格就是區別于另一種文學國族風格的阻抗性與自主性的范式,并且兩者之間有著不可通約性。當然,我們在這里是從文化相對論的視域來談文學國族風格的不可通約性的,我們不是一位民族孤立主義者,我們只是希望從學理上求證,國族與國族之間的確存在著范式的阻抗,在范式的阻抗之間存在著不可通約性。當然,在此,我們是在歷史的共時性上來談文學民族風格的不可通約性的。當然,托馬斯•S.庫恩和P.費耶阿本德是在歷史的歷時性上指涉科學革命前后的范式之間存在著絕然不同的價值標準,因此在“革命”(revolution)與“后革命”(afterrevolution)之間的范式中存在著不可通約性。我們化用特里•伊格爾頓(TerryEagleton,1943-)的觀念言稱:即在“理論”的范式與“后理論”的范式之間存在著“向這一切說再見”的不可通約性,不可通約性劃分出了兩個時代。其實,我們不是在這里把范式與不可通約性的理論拿過來,硬性地詮釋比較文學的學科理論與翻譯研究的學科理論,而是在我們的使用中再度豐富與改寫這一理論,讓西方托馬斯•S.庫恩和P.費耶阿本德的不可通約性理論與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可以通約(commensurability),以形成一個具有互文性的科學共同體(scientificcommunity)。①我們在這里使用范式與不可通約的理論,無疑是在反諷中與托馬斯•S.庫恩和P.費耶阿本德進行對話。不幸的是,1983年,托馬斯•S.庫恩發表了《可通約性,可比較性,可交流性》(“Commensurability,Comparability,Communicability”)一文對他前期的立場進行了修正與調整。其實,比較文學在其學科理論本質上一定是反對不可通約性的,不可通約性的宣稱在歷史的歷時性與共時性兩個面向上,過于強調了一方時空的自足性與孤立性。的確,中國當代文學批評體系中的《黑駿馬》與韓國現代文學批評體系中的《霧津紀行》在各自的批評體系中有著自己本土的“范式”,如果我們強調兩者之間沒有可以進行比較研究的可能性,兩者是在研究中不可通約的,我們一定會墜落于文化孤立主義的泥沼中,成為一位文化原教旨主義者。對《黑駿馬》與《霧津紀行》進行比較研究,正是突圍于這兩部小說文本的各自的文化“范式”,在可通約性中達到兩種文化范式知識的匯通性對話與積累,這種知識的匯通性對話與積累,呈現在比較文學研究者跨界于兩種以上的國族文學研究領域,給出一種整合式的第三種比較文學批評。①我們在這里無意僅談《黑駿馬》與《霧津紀行》的比較研究,任何對兩個國族以上的文學現象進行跨界研究,只要能夠做到達向兩種文化范式知識的匯通性對話與積累,我們在這里都可以給予比較文學學科理論上的合法化解釋。正因為比較文學的學科邊界在遭遇全球化態勢的敞開中消失,所以從事比較文學研究特別需要準確的學科意識,這一點是我們反復需要強調的,也是比較文學研究不同于國族文學研究的關鍵點所在。從純正的法國學派研究方法論來看,《黑駿馬》與《霧津紀行》這兩部小說依憑的創作背景都是純粹本土性的,兩部文本之間沒有發生過歷史、文化、風俗與社會等元素的影響性,直接碰撞與對話,也就是說,這兩部小說絕對不是法國學派意義上的間性文本(intertext),所以操用法國學派跨語際性的材料考據方法論對這兩部小說進行研究,在這里是不奏效的。有趣的是,在全球化時代,在國際文學批評的面向上,批評者面對的跨語際詮釋對象往往由于沒有遭遇直接的碰撞與對話,材料的整理、校勘、輯佚、注釋的考據方法論無法奏效,因此,在兩部文本的間際中追尋具有人類審美共通性的義理,也必須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方法論,美國學派的平行研究就是如此。

如果我們對《黑駿馬》與《霧津紀行》這兩部小說進行比較研究,這一定是在美國學派平行研究的邏輯結構方法論上展開的,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當代文壇上,張承志占據一個文風如鐵的硬漢角色,他是一位在青少年時代經歷過“”及“上山下鄉”運動的知青作家;金承鈺是20世紀60年代韓國現代文壇上崛起的“icon”,他是幼年經歷過“6•25”戰爭的“4•19一代作家”;《黑駿馬》的白音寶力格是從草原走出的“知識分子”,《霧津紀行》的尹熙重是從鄉村走入都市的“知識分子”,兩人都生存在各自本土語境鑄就的傳統與現代的夾縫中、愚昧與文明的張力中;這部書稿的撰寫者啟用“疏離感”與“回歸母體意識”兩個重要的理論陳述,把白音寶力格與尹熙重置放于對兩種差異性文化的匯通性思考中,把兩個人物形象歸屬到一個具有共同類型的結論中,那就是中韓“歸鄉小說”中的同類型人物。也正因如此,這一比較研究促成了具有濃烈中國鄉土氣息的文學作品與毗鄰的韓國文學作品的一次跨國對話,這種跨國對話把這兩部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及他們背負的歷史與命運置放在整個東亞現代化進程的視角中去觀察和探討。通過這種中韓比較文學研究,中國讀者可以憑借自己所熟悉的《黑駿馬》及白音寶力格走向《霧津紀行》及尹熙重,進而走向對韓國那個年代的歷史與命運的了解,即那批知識分子無論是在記憶與現實中所經歷的一系列歷史事件:“6•25戰爭”、“4•19革命”、“5•16軍事政變”以及樸正熙軍事獨裁政權與經濟開發政策等;韓國讀者也可以憑借自己所熟悉的《霧津紀行》及尹熙重走向《黑駿馬》與白音寶力格,進而走向對中國那個年代的歷史與命運的了解,即那批知識青年在信仰與精神雙重維度壓迫于紅色政治的權力話語下,他們怎樣遭遇了“”、“上山下鄉”等極左的紅色風暴等。平行研究的確不在于對兩部小說一眼看上去具有相似性的敘事情節、人物形象等元素進行X+Y的類比,更在于透過兩部小說敘事表象背后的歷史、文化與風情,給出比較文學研究者的匯通性與深度性思考,以形成第三種文學批評。

第三種文學批評就是比較文學研究者駐足于跨界的立場上,對兩個以上的國族文學進行匯通性思考所形成的一個嶄新的共同體空間,我們在這里具體地說,這個共同體空間是在兩種不同國族文學各自獨立的立場上,以整合而構建起來的學術研究領域,在這方學術研究領域中,兩種國族文學語言背后的思維觀念及思維慣性在邏輯上鏈接在一起了。非常有趣的是,這里潛在著一個關于比較文學研究的重要學科理論,對《黑駿馬》與《霧津紀行》的平行研究,讓這兩部小說跨越中韓語際遭遇了,對話了,在中韓比較文學研究史上,這是一個學術事件。如果若干年后,再有其他學者對這兩部小說進行比較研究,這個時代關于這兩部小說的平行研究,為后來這兩部小說的影響研究提供了雙項接觸的歷史依據。我們注意到,關于中韓這兩部小說的平行比較研究,也被同期的韓國青年學者所關注,2006年12月30日,“復旦大學—韓國外大‘BK21新韓中文化戰略事業團’國際學術會議”在復旦大學中文系召開,這也是第一屆中韓青年比較文學研究者共同參與的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次研討會上,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的一位碩士生發表的論題就是:“金承鈺《霧津紀行》與張承志《黑駿馬》中的‘還鄉’主題對比研究”。也就是說,從比較文學研究的學科理論來看,前一個時代關于兩部國族文學的平行研究,一定是后一個時代關于兩部國族文學影響研究的材料依據;因此,切不要在一個簡單的邏輯上小視了比較文學的平行研究。其實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兩部不同國族的小說在各自的本土都曾被本國族的前衛電影導演所關注過,并把其作為腳本,依借電影的鏡頭藝術語言再度詮釋。一種文學藝術的創作及改編的現象,可能會在絕然不同的國族歷史中驚人地重復,這是全球歷史的共通性。金洙容是韓國著名的電影導演,被稱譽為韓國的安東尼奧尼。1967年,在小說《霧津紀行》的基礎上,他以歐洲現代主義電影的鏡頭語言拍攝了《霧津》這部電影,揭示了在韓國社會與經濟近代化進程中男性心理的不可承受之重及復雜性,也表現了尹熙重因心理勞頓所遭遇的精神錯裂等文化心理因素。謝飛是中國第四代著名電影導演,他曾以曇花的瞬間綻放在第三代導演與第五代導演的代際轉型中,留下了自己的美麗與高傲。1995年,在小說《黑駿馬》的基礎上,他曾以蒙古民歌長調的敘事風格書寫了《愛在草原的天空》這部電影詩,并榮獲第蒙特利爾電影節“最佳導演”及“最佳音樂藝術成就獎”,這部詩性的電影結構在抒情的大遠景與空鏡頭等鏡頭語言中,讓白音寶力格背負著感恩的鄉愁與苦澀的緬懷,凝重且舒緩地行走在大草原的音畫敘事中。《霧津》與《愛在草原的天空》兩部電影都在執著于各自本土小說創作的基礎上投射出迷人的魅力。也就是說,無論是小說本身,還是從小說到電影,把這兩部小說帶向比較文學平行研究的視域中,給出互為參照式的閱讀與思考,其必然有這一課題成立的學理依據,也具有在審美邏輯上維系兩者的普遍學理性。同時,在某種程度上也證明了比較文學研究對當代文學研究可能是一種有效的推動。我也注意到,以往中韓比較文學研究的選題,主要定位在兩個國族的古代文學領域,當然,韓國無論是作為一個國家還是民族,其在逝去的歷史進程上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這是無可爭議的,至今中國儒家文化依然為當下生存在后現代文明語境下的韓國人所敷衍。我們把問題進一步擴大化來分析,從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選題來看,漢語語境下的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曾大量涉獵到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但是,很少有研究者把中國當代文學帶入比較文學研究中給予跨界的閱讀與思考。實際上,在創作、批評與理論的三個面向上,中國當代文學受外來文化及文學藝術思潮的影響與滲透,遠遠超過了中國古代文學,甚至中國現代文學,尤其是“”結束后,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尋根文學至現代派文學崛起后,一路刷新到當下的網絡文學,的確如此。學界的確也存有一種研究的偏見,好像一部文學藝術作品及其伴生的思潮只有從當下的眾聲喧嘩中退去之后,才能夠于忘卻的寂寞中經過歷史的陶冶沉淀為經典,因此,學界也就合法化地推出一個堅持以久的學術觀念:研究歷史上逝去的缺席者比研究歷史上鮮活的在場者更具有學術價值,也更容易給出相對穩定且不容易引起爭議的評價,因此,古典研究永遠以面對著死人向面對著活人的當代研究炫耀自己的學問及合法性。我們無意在這里深入地討論:是評價死人容易,還是評價活人難;是研究死人有學問,還是研究活人有學問。眾所周知,其中潛在的問題、爭議以及學術心態不會是如此簡單。我只想說,我們應該推動比較文學介入當代文學,讓比較文學研究成為一種鮮活且在場的第三種文學批評,這又有什么不好呢?何況當下的中國當代文學創作、批評及其理論的操用已經在相當程度上國際化了,以至于中國當代文學創作及其研究已經開始淡化其國族文學的學術身份,不錯,現在已經到了不得不從比較文學關照中國當代文學的時候了。

近年來,有兩次規模較大的學術活動特別值得我們提及,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于2008年10月16日至18日舉辦了“‘當代世界文學與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之后,于2011年4月28日至30日又舉辦了“‘中國文學海外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美國俄克拉荷馬大學文理學院作為協作者同時參與了此兩屆研討會的舉辦。然而我們注意到,這兩屆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學科的性質上無疑可以劃歸于比較文學研究的領域,兩屆研討會是由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的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專業、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聯袂舉辦的,并且學術的定位旨在推動當代文學研究的世界性與世界文學研究的當代性。當我們看到這兩個專業在這兩次規模較大的學術活動中進行著有效的學術合作時,感佩不已。我們為什么要強調比較文學是第三種文學批評呢?這種強調不是說比較文學研究沒有當代性,在全球化時代,只是比較文學在其學科邊界的無限擴張中最終跌向了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一時間,文化研究即成為比較文學研究所指向的當代性。文化研究以顯赫且前衛的時尚姿態在取代比較文學時,也開始消解了比較文學研究的文學性。在《邊界的危機與學科的死亡——比較詩學在比較文學的“去邊界化”中領受的本質》一文中,我曾如此陳述比較文學的學科開放性:“因此,早在1825年至1830年,兩位法國教師諾埃爾(Fran•oisNo•l)與拉普拉斯(E.laplace)匯集各國文學作品,使之集成所謂第一部《比較文學教程》之時,比較文學即在全然敞開的‘去邊界化’中陳述著自己的學科開放性,所以‘去邊界化’在比較文學研究的場域中被本質化,成為不可遏制的潛流。”[1](119)最終在20世紀向21世紀過渡的轉折點上,比較文學受動于自身本質主義化的“去邊界化”,在多種跡象上呈現為由于學科邊界的消失而跌向無所不包的文化研究。我必須承認這樣一個跡象,現下紅得發紫的文化研究,在相當的程度上淡化且覆蓋了文學研究,相當一批原來以比較文學起家的學者宣稱這個年頭還做什么比較文學研究,比較文學因其學科邊界的消失淡化在文化研究中,進而他們把文化研究作為自己在學界跟風的時尚,以顯擺自己的主流身份。①我們不妨檢視一下,在國內與國外有多少大學都在成立“文化研究所”、“比較文化研究中心”。臺灣曾是比較文學研究之中國學派提出與討論的發祥地,隨著比較文學的學科邊界在擴張中逐漸消失,輔仁大學還遺存著臺灣學界最后一個具有比較文學博士授予權的比較文學研究所;然而2010年,臺灣輔仁大學對其外國語學院的比較文學研究所、翻譯研究所與語言研究所進行了三所整合,成立了“跨文化研究所”,隨著輔仁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的解體與整合,臺灣比較文學也終于悲壯地迎來了跨文化研究的時代。

學界頗有激進者不失時機地宣稱:一個夏化研究可以取代比較文學研究的時代來臨了,或者放大了理解,文化研究可以取代文學研究。對此,我有些不以為然。文化研究是后現代高科技工業文明操控的全球化時代的階段性衍生物,其作為一個學科的成立多少有些應時性,也多少降解了文學研究的文學性及人文精神;但是,宣稱文化研究是對比較文學研究或文學研究的全面替代物,這一切還要讓歷史來證明。其實,是堅持文學研究還是拒斥文化研究,這多少可以借鑒一位人文學者對文學性及人文精神執著的姿態。讓我們高興的是,對中國當代作家張承志的《黑駿馬》與韓國現代作家金承鈺的《霧津紀行》進行比較研究,這恰恰是比較文學研究而不是文化研究。其實,對于一位國族文學研究者來說,如果在其研究身份上宣稱自己有著自覺的本土意識,他們全然可以不必講求其研究的跨界及其規范性問題,執守一方本土的研究領域完全可以成就自己的學術輝煌。然而,當下我們所遭遇的是不可遏制的全球化趨勢,這種趨勢對一位人文學者本身內在知識結構與語言能力有著聯動性調整,其自覺或不自覺地推動著國族文學研究者向比較文學研究者的轉型;終于,全球史觀成為當下人文學者成就自身思考的宏大語境,而文化孤立主義及文化原教旨主義又成為當下人文學者小心回避的負面術語。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希臘裔加拿大籍歷史學家L.S.斯塔夫里阿諾斯(LeftenStavrosStavrianos,1913—2004)成就的學術輝煌,也就理解了他以書寫《全球通史:從史前史到21世紀》(AGlobalHistory:FromPrehistorytotie21thCentury)在當下國際人文學界獲取的學術教主地位,也正如他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TheWorldto1500:AGlobalHistory)的第一章《引言:世界的性質》中所宣稱的:“這部書的不同特點即在于它是一部世界史,其所涉及的是整個全球而不是某一個國家或地區,并且其所關注的不僅僅是西方人或非西方人,而是整個人類。本書是以一位棲居月球的觀察者之視角(viewpoint)來整體地俯瞰我們的地球,這與居住倫敦或巴黎、北京或德里的觀察者全然不同。”①其實,這也是國族文學研究與比較文學研究的視域不同點所在——我們現在蝸居于北京來閱讀與批評張承志《黑駿馬》的那個時代已經逝去了,北京較之于世界依然是一個渺小的地域性概念,并且張承志的《黑駿馬》及中國所有的作家作品應該屬于全世界。非常值得文學研究界與比較文學研究界關注的是歷史學界曾經發生且正在發生的一個學案,L.S.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是在1970年出版的,實際上,1955年英國史學家杰夫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Barraclough,1908-1984)在《處于變動世界中的史學》(Historyinachangingworld)的論文集中就提出了“全球史觀”這個重要的學術觀念,對于一位學者或一個時代的學者群體來說,要改變一種既成的且形成思維慣性的學術觀念是非常困難的,這需要長期的思考。我們特別注意到,1978年,G.巴勒克拉夫(GeoffreyBarraclough)推出了《當代史學主要趨勢》(MainTrendsinHistory)一書,在這部著作中,G.巴勒克拉夫的“全球史觀”不僅已經論證成熟,并且他在第五章《探索歷史學的意義:國別史、比較史學和元歷史學》下討論了四個話題。在學科觀念上,這四個話題特別值得我們當下的比較文學研究者閱讀與借鑒:第一節《國別史和地區史》、第二節《世界史的前景》、第三節《歷史哲學和元歷史學》與第四節《比較史學》。②非常有趣的是,早在1988年,L.S.斯塔夫里阿諾斯的《全球通史》就由吳象嬰、梁赤民兩位學者翻譯為漢文,并且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出版。由于當時的中國退出“”僅10年,正處在“溪云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一場動蕩的前奏期,[2](下冊,1346)無論怎樣,生存在那個時段的中國知識分子,還沒有切身地感受后工業文明與后現代主義文化在西方所營造的那種全球化境遇,所以,這部譯著在當時沒有引起國內學界趨之若鶩的反應。說到底,還是觀念的滯后及不可通約性讓這部譯著在中國學界冷落了一個時段。我們想說的是,中國學人終于身陷后現代高科技及其工具理性操控下的后現代文化囹圄時,突然悟到一個不得不大談全球化的時代終于到來了。

在這里,如果讓我們重新設問什么是比較文學?在一種轉喻而不是隱喻的詮釋中,我們可以回答:比較文學就是全球史觀的文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