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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的貢獻正在于他的失敗，他的價值正在于他沒有價值?！雹龠@大概是對曾為革命文學不懈努力的蔣光慈最為苛刻的宣判了。即便是那些承認蔣光慈有革命文學拓荒之功的研究者，也認定“蔣光慈的作品，總覺得其來源不是革命生活實感，而是想象”，②蔣光慈的新寫實主義“極力抬高文學的內容，甚至否定形式的意義，因此也導致了對于基本的藝術規律的忽視”。③但，這些從1930年代因襲至今的主流觀點未必逼近蔣光慈十年文學探索的史實。因為，這些研究至少忽略了蔣光慈文學活動的一個關鍵節點，即1929年8月至11月蔣光慈在日本東京與理論家藏原惟人交游的重要經歷，甚至成為蔣光慈文學生涯的一個分界線，深深影響并推動了蔣光慈革命文學理論的深化與提升。

為回答上述問題，有必要先將旅日日記集《異邦與故國》中的思想交游擇其要實錄如下(引文依日記原貌)。④9月:8日，贊高爾基小說《瑪爾伐》偉大的天才。/9日，讀魯那卡爾斯基《藝術的對話》，贊柯茨基藝術與政治之論點。/13日，與憲章等論浪漫主義、自然主義和寫實主義階級性等。/15日，太陽社東京支部常會，組織自批《麗莎的哀怨》。/26日，批未來派不寫實、不與觀眾美感。10月:1日，訪藏原惟人交流中日俄文壇現狀。受其作《俄國現代文學史》啟示，蔣光慈欲撰《Marxism與文學》，解中國文壇問題。/4日至15日，讀藏原藏書波連斯基《現代批評之諸問題》、哥爾巴切夫《現代俄國文學叢論》、《文學革命的兩年》、列斯涅夫《文學與批評的諸問題》、羅斯芹《藝術家與時代》、費定《城市與年頭》。贊法節也夫《壞滅》康健寫實主義作品，筆調生動，心理描寫精細入微，較《一周間》成熟。/17日，與藏原議文學家與實際工作問題。批左林《為普羅寫實主義而戰》觀點。/22日至23日，贊綺達《文學批評集》應用Marxism批評文學首創者之一。與藏原爭論未來主義與新寫實主義問題;同贊愛蓮堡、葉賢林。同意論盧梭個人主義觀點。/25—28日，讀《馬克思主義對于文學和藝術的闡明》，嘆國內批評之幼稚，思普列漢諾夫“藝術天才論”問題。贊惟馬克思主義可解藝術和文學真價。悟:偉大社會改造者，于藝術中要獲得美學之感覺。/29日，讀普列漢諾夫文集，思別林斯基文藝思想。/30日，與藏原同批翻譯之以訛傳訛現象。讀馬查《文學與西方的無產階級》，析辛克萊之不足。上述提舉雖嫌瑣碎，但至少提供以下三條重要信息:第一，證明了蔣藏思想交游這一基本史實。這種交游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面談，多在藏原家促膝交流，日記載有4次，吳騰凰著《蔣光慈傳》亦曾筆涉兩處;⑤一種神游，蔣光慈研讀大量理論書籍主要是藏原藏書獲取理論養分，這種更內在的精神交游，日記中多達14處，影響蔣光慈也更持久、更深入，但未被吳在內的研究者充分關注。第二，透露了蔣光慈試圖系統總結革命文學理論的宏大志向。10月1日，蔣光慈因藤枝丈夫引薦首次拜訪藏原惟人。這次會面，藏原談到其正在創作《俄國現代文學史》，以補救日本文壇。蔣光慈受此啟示，萌生了一個重要想法:利用藏原書籍，創作一部《Marxism與文學》，因為“這對于現在中國的文壇，不是很要緊的工作嗎?”⑥雖然蔣光慈后來因身體、環境等各種原因并未寫出此書，但可以肯定的是，蔣光慈東京文學活動期間，從創作動機角度，一定會有意識地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基本問題予以特殊關注。不容否認，這種有的放矢地關注與思考有力促成了蔣光慈的革命文學理論趨向成熟。第三，東京游學極大開拓了蔣光慈理論視野。蔣光慈前期文學活動、特別是留蘇生活期間，所受經典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熏染并不充分，并且還部分受到了無產階級文化派和崗位派影響。在蔣光慈1929年前的幾篇重要論文中，藝術的定義這個文學理論基本問題，就顯示了蔣光慈的思想傾向。蔣光慈指出無產階級藝術特質有四個方面:第一是對于革命的關系，第二是集體主義者，第三是地上的歌者，第四是城市的歌者，這一定義完全來自波格丹諾夫在《單純與優美》中和波梁斯基在《無產階級文化雜志》上關于這個問題的回答。⑦但旅日期間，1929年前的藏原還未完全向左轉，據日本學者研究，藏原惟人1926年10月自蘇俄歸國，之所以在較短時間一躍成為日本無產階級文藝理論指導者，主要得力于1925年俄共中央《關于黨在文藝方面的政策》及《政策》所肯定的盧那察爾斯基的文藝理論，對極左和無政府主義文藝觀進行了批判。⑧在與藏原惟人的思想交游中，蔣光慈除直接受到藏原的理論影響，還大量接觸到馬克思、恩格斯、別林斯基、普列漢諾夫、盧那察爾斯基等人的經典理論著作，使蔣光慈開拓了理論視野，汲取到了純正的理論養分，對以往左傾冒進的文藝思想作了清算。這種清算，蔣光慈通過對文學本質、文學創作理論的系統思考最終完成。

蔣光慈向來重視革命文學的理論建設，早在1923年前后，他就開始了革命文學理論的宣傳。這種高度自覺的理論意識，使得蔣光慈在東京游學期間，在正確堅持文學反映論的基礎上，又提出和發展了文學能動反映論、文學美學屬性和文學人民性三個重要觀點，從而使蔣光慈對文學本質的認識呈現出豐富的深刻性。第一，文學能動反映論問題。這個問題，9月9日在讀到盧那察爾斯基的《藝術的對話》時，蔣光慈通過對藝術和政治關系的探討作了回答:無論政治或藝術都非盡量地用力使人類震撼及向上不可;無論政治或藝術都非盡量地努力著深刻地追尋人類的精神不可。“政治文學———是壞的文學”，這句話是不真實的，政治和藝術能夠種種樣樣地，有效果地，造成相互的關系。政治能夠把最高的材料，最強烈的沖動提供給藝術家;而藝術家在最大的程度里使政治的斗士底力量鞏固起來的。⑨這說明，蔣光慈既繼承了前期“文學是生活的表現，真正的文學作品沒有不含時代性的”⑩正確觀點，要求藝術與政治的深刻聯系，同時在對這種聯系復雜性的揭示過程中又產生了文學能動反映論的新認識。這種看法，相比較那些“‘文學價值’要受‘政治價值’的統治”的戰友們，是何等的清醒!瑏瑡具體來說:1、在蔣光慈這里，藝術與政治能夠“有效果地，造成相互的關系”，“相互”的概念表明藝術與政治是一種并列而非從屬的關系，藝術非政治附庸。2、無論政治或藝術都“努力著深刻地追尋人類的精神”，說明藝術與政治的并列關系并非截然對立而是共存共生，高尚的政治理想能給予藝術家最強烈的創作沖動，而藝術家蘊含審美感染力的創作又能有效鼓動政治理想，“使人類震撼及向上”。3、政治和藝術的相互關系是“種種樣樣地”，說明藝術可不受制于政治的具體指定而自主表達政治態度，或歌頌，或暴露，或啟蒙，形成藝術與政治的復調關系。第二，文學的美學屬性問題。與文學能動反映論直接相關的是文學的審美特殊本質問題，對文學美學屬性的關注是蔣光慈這一時期的重大收獲。首先，“內容”與“形式”的統一。蔣光慈在10月25日、26日讀《馬克思主義對于文學和藝術的闡明》時，借普列漢諾夫關于藝術天才的話題，具體表達了他的看法:思想必須溶解在他的血肉里，如被一個藝術家所表現出來的一樣。即內容必須溶解在作品形式之中，而不是自說自話。這種對作品歷史分析和美學分析應該統一起來的要求，正是從別林斯基、普列漢諾夫那里承繼來的現實主義批評原則。蔣光慈為此鄭重宣稱:在無產階級文學的運動中，高喊著口號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基于如是標準，蔣光慈在對待同路人和文學遺產的問題上表現出了他的開放姿態。蔣光慈毫不掩飾對葉賽林的喜愛:葉賽林的意識與我們的完全不同，然而他的詩卻令我們這樣的心醉!瑏瑣不僅如此，蔣光慈還坦承無產階級詩人在詩形風格語句等方面尚處未完成狀態，藝術水準與同路人作家相比還是很幼稚的。為此，蔣光慈要求:無產階級對于舊的文化，應盡量采取其中有價值的東西，用之為新文化建設的材料。瑏瑤其次，10月28日，蔣光慈在深入閱讀《馬克思主義對于文學和藝術的闡明》一書基礎上，進一步思考了形式的問題。蔣光慈認真研讀了馬克思評海涅、列寧評高爾基的具體觀點，并特別提及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拉薩爾悲劇《弗蘭茨•馮•濟金根》的通信。這些通信集中體現了馬克思恩格斯文藝觀，蔣光慈受益匪淺。蔣光慈看到:“偉大的社會改造者，不但要在藝術中找出社會學的資料，而且要在藝術中得著美學的感覺”，蔣光慈發現馬克思恩格斯從藝術自身體系開始分析作品的方式，已經把形式的批評提高到文藝學方法論根本原理的高度。瑏瑥并且，從在日期間所閱書籍來看，蔣光慈較多受到盧那察爾斯基影響，盧氏雖繼承了普列漢諾夫社會學與美學的批評思想，但對藝術的審美特征有著更為細膩精辟的分析。第三，革命文學的人民性問題。在10月23日讀綺達《文學批評集》時，蔣光慈專門征引了論盧梭的一節文字:“盧梭的個人主義乃是對于高等階級特權的反抗，亦就是對于下等階級之受非人性的剝削的反抗”，“盧梭的這一種個人主義是傾向于反抗強有力者，而保護被壓迫者，受痛苦者”，瑏瑦這讓蔣光慈引為知音，也透露了蔣光慈的心跡———對“人的解放”的全面訴求?！叭嗣裥浴钡膯栴}，從蔣光慈1928年定義革命文學時提出，到經由東京游學最終形成，存在一個由強調集體性向集體與個人相統一的發展過程?！蛾P于革命文學》一文中，蔣光慈要求“在革命的作品中，當然也有英雄，也有很可貴的個性，但他們只是群眾的服務者”。瑏瑧這種一切為了群眾的觀點，是蔣光慈對文學意識形態性的人民歷史觀回答，也是別林斯基文學人民性概念的具體表達。但，這時的“群眾”是一個集體概念，正如蔣光慈所述“革命文學是反個人主義的文學”。然而在論及綺達對盧梭的評價時，蔣光慈非但沒有否定盧梭的個人主義，更是高度贊同這種個人主義的重要意義:對每一個體權利和平等的保護。盧梭《社會契約論》篇首即寫到“人是生而自由的”，這樣，蔣光慈的人民性概念就被擴充為兩個層面:社會人與個體人的統一。在回國后的1930年，蔣光慈又對此作了極為抒情的表達，他在為《童年》中譯本撰寫前言時，因為直接傾聽到了高爾基“自覺了的人類的良心的聲音”，而主張“活生生的人類個性的強有力的愛”?，伂拸摹凹w概念的群眾”，到“階級的反抗”與“個體的權利”，再到“人類的良心”和“個性的愛”，蔣光慈對革命文學人民性的認識，已經逐漸接近了馬克思“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的光輝觀點。

由于蔣光慈首先是一位勤勉的革命文學作家，在反思自身創作實踐的基礎上去探討文學創作基本規律，也就更深刻、更具指導性。這一時期的蔣光慈，從前期形成的“生活體驗層次論”出發，在肯定藝術形式多樣化的基礎上，又深入思考了典型形象、創作個性的問題，使得他的文學創作理論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生活體驗層次論是蔣光慈在1928年《論新舊作家與革命文學》中提出的觀點。他認為作家創作要按照“親近生活”、“明白生活”、“生活態度”的遞進層次體驗生活，才能具有“時代生活的實感”。并且，這個生活并不是階級本質化，蔣光慈提出:革命文學的范圍很廣，它的題材不僅只限于農工群眾的生活。不能只承認描寫農工群眾的文學?，伂撨@種題材廣泛論也是別林斯基“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詩”的理論傳承。然而，當蔣光慈試圖把作家客觀的生活態度與認識在作品中呈現出來的時候，他遇到了問題。這個問題就是蔣光慈在日記中提出的:如何“藝術地將某一期間之社會生活的主要的脈搏，根本的源泉，表現出來”?瑐瑠即革命文學如何避免“政治宣傳大綱”加“公式主義的結構或臉譜主義的人物”的弊端?第一，蔣光慈首先注意到了藝術表現形式的多樣化。9月15日，蔣光慈在太陽社東京支部常會上組織批評《麗莎的哀怨》。在國內對《麗》一片批評指責聲中，馮憲章比較正確地評價了《麗》的形式探索。馮認為蔣光慈描寫白俄貴族悲慘生活的反面表現手法，使小說形成散文詩的風格———這正是蔣光慈創作《麗》的初衷。蔣光慈早在讀謝廖也夫《都霞》時，即開始反思革命作家自己試做的一些“抱著柱子固定的轉”的笨拙的表現法的可笑，蔣光慈甚至批評了自己的《短褲黨》缺乏小說味。他認為“《都霞》白色圈中所悟到的黨人的崇高，比在‘紅’的環境中覺悟的更有價值”，這種從側面表現的方法感動人的地方，比從正面寫來得深刻。所以，蔣光慈坦承:“我的《麗莎的哀怨》，這一篇就是我的很大膽的嘗試?！爆偓嫸尔悺芬惨驗檫@種大膽，被認為是蔣光慈代表作之一。第二，蔣光慈進一步把典型形象塑造確立為文學創作一般規律。首先，蔣光慈要求作家正確觀察并準確反映人物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正如馬克思在致拉薩爾信中所要求的，要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塑造人物，使人物面貌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征;其次，源于精神分析學派的心理描寫及與之相關的人物真實性問題成為蔣光慈關注的重點。蔣光慈稱贊《一周間》不愧為普羅文學杰作，雖許多描寫并不成熟，但其崇高的價值和意義在于“將革命黨人的心靈的深處給大眾翻露出來。讀者讀了這一部書，將覺得所謂真正的革命黨人并不是簡單的兇狠的野獸，而卻是具著真理性，真感情，真為著偉大的事業而犧牲的人們”?，偓屖Y光慈在這里要求的“真理性、真感情”，即是革命英雄人物的真實性問題，而《一周間》正可看出“真正的革命的個性”?，偓?月8日，讀小說《瑪爾伐》，蔣光慈之所以贊高爾基是偉大的天才，不僅在于寫景物的細膩、寫性格的分明，更在于其展現了“浮浪漢”的堅強的人生觀。在蔣光慈看來，高爾基的“浮浪漢”形象和“浮浪漢”的爭斗，產生了作為一類堅強向上的無產者的示范和啟蒙意義。如果把蔣光慈對英雄人物“真實性”和人物“類示范性”的要求相結合，由于“真實性”自然關聯著人物的個性特征，“類示范性”實際強調人物的類型意義，同時，蔣光慈曾多次稱贊高爾基“不斷地說著直接的經驗，他絕不曾藉哲學化的事，說出話來”，瑐瑤這說明蔣光慈顯然又受到了別林斯基“藝術是形象思維”論斷的影響。這樣，蔣光慈最終形成了他的“形象與環境、共性與個性統一”的馬克思主義藝術典型觀。第三，基于自身創作體驗，蔣光慈要求作家應形成創作個性。這個問題是由10月17日蔣光慈與藏原惟人討論文學家與實際工作的話題開始的。蔣藏二人認為“文學工作并不是很簡單的工作，自有其特殊性”，這個文學自身的特殊性，蔣光慈在1928年也曾提及:“藝術品的創作，雖然由于作家想象之力，但到底總是還要有一點實際生活的根據?！爆偓徥Y光慈在要求文學創作有“實際生活的根據”基礎上，明確創作依賴于“作家想象之力”。這個觀點表明:蔣光慈既強調文學反映生活的客觀性，又首先肯定了作家創作的主體性。即作家反映社會生活，不是刻板地、機械地、恪守統一標準地反映，而是浸潤著作家個體的認識、情感、評價，藉由作家想象之力創造性地反映社會生活。進一步說，蔣光慈不僅認為文學作品應當反映客觀世界，同時也應當真實反映作家內在的主體世界。即他一直所主張的:一部作品“可以看出作者的個性或個人生活”。

在蔣光慈看來，文學創作建立在主體集心理、生理、實踐等于一體的生活體驗基礎上，而這種主體性正是形成作家風格和作品藝術特性的基礎。東京游學為蔣光慈深入思考本質論、創作論等文學理論基本問題提供了重要契機，直接促進了蔣光慈革命文學理論的發展與成熟。對文學能動反映論、審美特性、人民性、典型論、美學與歷史學批評原則等重要問題的正確把握，標志著蔣光慈已經初步成長為一位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者，從而為中國早期無產階級文藝理論發展做出了自己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