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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裔追尋不同于以往的種族身份時期，族裔追尋期是華裔美國人的族裔身份已經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同，而華裔的文化身份卻未曾建立。美國華裔作家通過描寫華裔美國人追尋族裔內外的身份，來凸顯身份建構的矛盾性和模糊性，試圖在多元文化語境下瓦解以往的文化身份，實現身份的自我轉型和再轉型，突破中國性和美國性的二元對立模式而建構一種新型文化身份。這種追尋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美國夢的追尋、雙重身份的困惑和優越及身份建構之矛盾、身份追尋的新建構。

一、實現美國夢中的文化身份建構

美國夢一直是華裔作家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大都描寫華裔在追逐美國夢的過程中如何從華裔轉變為真正的美國人，擁有真正的“美國性”是大多數華裔的渴望。“美國人”這一概念“不僅使生長在美利堅合眾國這片土地上的人民，也使這片土地之外的人民困惑不已”[1]。不同族裔由于其所處文化母基因的不同，對美國夢的闡釋也不同。美國人對美國夢的闡釋為開發自我、實現自我，而華裔由于受到母體文化的影響則把美國夢闡釋為在多大程度上對家庭、國家做出了貢獻。因此，不同的文化闡釋就產生了不同的文化身份建構觀，不同的建構觀就決定了其在文化適應期如何處理由于文化沖突所帶來的心理沖突。任碧蓮的《典型美國佬》就以描述主人公拉爾夫?張的美國夢來實現文化身份建構。“通過描繪主人公對美國夢的盲目追尋到傳統價值觀的失落到再覺醒，作家表現了新一代移民在美國這片大陸上重新尋找并定位自我身份、重新調整價值觀念的過程。”[2]主人公張一峰懷著美好的夢想，成為一個工程學博士，然后學成回國。在這種美國夢中融匯著濃厚的中國文化精神。但在實現美國夢的過程中，他遭受了巨大的文化沖擊，美國的生活漸漸地改變著他那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觀念，他逐漸被美國文化同化，也不斷地對自己的文化身份進行重建。每一次文化身份建構都是對族裔身份的超越，但在無意識中總會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如主人公在每次受挫后，總是不自覺地想起一些中國典故，如東山再起、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等，并用這些成語和典故來激勵自己。“這樣，這些經典的語句無論是在美國讀者或是中國讀者的頭腦中都產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仿佛讀者也身臨其境地在主人公的雙重語言、雙重文化和雙重思想的旅程中前進。”[3]但隨著夢想的改變，拉爾夫開始用西方式的精神來鼓勵自己，比如他放棄大學職位后，辦公桌上放滿了《成為你自己的老板》、《賺大錢》等書，他還把葛洛夫所總結的成功三部曲“去祈禱、去聯想、去實現”視為成功的至理名言。同時他對葛洛夫的揮霍無度崇拜到迷信的地步，堅信敢冒險是男人的信條。在其后追尋美國夢的過程中，金錢的誘惑使他從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轉變為一個投機商人，所有傳統中國學者的德行都被其拋到九霄云外。美國夢的誘惑使他的價值觀發生了極大的轉折，傳統的中國價值觀被其拋棄，他甚至內化了美國人對中國人的固定化偏見“有錢，就是一切；沒錢，就是中國人”。可見其自我心理認同和信心的增長日益美國化。但在其美國夢遭受巨大挫折之時，“只有在夢想幻滅時，他們才感覺到家庭的重要”[4]。“對于拉爾夫而言，只有重新認識自己，找到自己在這夾縫中的位置，才能走出失落的低谷，重新建構幸福的生活。盲目地模仿主流社會的一切觀念和思想，而摒棄自身文化價值中的精華，是注定會碰壁的。”[5]這則暗示了“在多元的文化景觀中，不同民族與文化身份的人應該‘互為主體’，以便破除偏見，反省自我，豐富自我，從批評戰場走向建設性途徑”[6]。對華裔而言，在美國這片新大陸上不但要重新尋找并定位自我身份，進行文化身份建構，而且這種建構必須是在不斷的沖突和交融中進行動態的平衡式的多層次建構。也即是通過對美國夢的追尋，主人公加深了對典型的美國人文化身份的認識以及對本民族潛在的文化基因和其隱蔽的文化歷史達到一種新認識：“在塑造文化身份中的作用，認為文化身份既是一種存在，又是一種變化，它在聯系中存在著差異，而在差異中又伴隨著連續性持續的存在。”

二、雙重身份和族裔身份建構之矛盾

華裔在進行文化身份建構時，常常面臨著一種否定：對自己的族裔身份采取文化疏離的方法來否定自我，試圖清空頭腦中固有的文化母基因；對自己的族裔身份進行否定，崇拜美國，渴望成為美國人，為自己的族裔身份而感到深深地自卑，渴望在美國的大熔爐中被同化。如譚恩美在其小說《喜福會》中就生動地描繪了四個女兒否定自我族裔身份，試圖融入美國主流文化的經歷。她們一方面自我歧視，一方面對有相同族裔身份的團體進行歧視。但是當她們面對美國主流社會的歧視和偏見之時，她們則處于兩難的矛盾境地、邊緣化境地，只能在兩種文化之間痛苦掙扎。如任碧蓮在《典型的美國人》中描寫了華裔第二代努力融美國教育和中國傳統于一體的掙扎情形。拉爾夫張、海倫和麗莎接受了他們所鄙夷的美國價值觀和文化，他們所面對的文化雙重性以及心理上的騷動不安。作品超越了單純的族裔描寫，解釋了族裔人群在面對兩種文化、兩種語言間的成對張力沖突。因此作家筆下的華裔美國人既不是美國人，也不是中國人；既不是本土居民，也不是外來移民。他們始終處于一種新舊世界之間的矛盾沖突之中。而在《應許之地的夢娜》中作者又把這種矛盾的雙重性延伸到多重性的深層矛盾，如拉爾夫的女兒夢娜皈依猶太教。一方面他們要跨越兩種文化，另一方面還要面對現實，正視自己的族裔文化。在三方合力的作用下，主人公經歷著文化心理沖突的煎熬。不論是作品中的主人公還是華裔作家，他們必須把歷史和現狀協調起來，把兩種文化進行雜糅，平衡好第一自我和第二自我，開啟一條超越自身族裔文化、居住國文化的新道路。正如杜波依斯在《黑人的靈魂》所認為的美國黑人與美國人的身份沖突中，既將美國身份意識內化，同時又透過它來辨認自己的黑人身份，捕捉非洲文化的舊影殘疾。“他既是美國人，又是非洲人。統一黑人身體內存在兩個靈魂，兩種思想，兩股相互沖突的力量，兩種矛盾的理想”[8]。這一說法同樣也適合于華裔。這兩種相互沖突的思想和力量形成了華裔美國文學的獨特特點：“一個有著矛盾情結的文化身份和將自己和諧融入美國文化的困難形成了作品在美國神話中別具一格的特征”[9]。這一矛盾情結是指文化身份建構的雙重性，是超越民族學的文化繼承的雙重性和族裔影子映照下所構成的建構張力。由矛盾情結所形成的文化建構張力在華裔美國文學作品中突顯為美國華裔作家作品中所描繪的文化沖突，如譚恩美、任碧蓮和黃玉雪等作家。他們在創作中一方面要凸破狹隘地描寫族裔生活經歷的寫作壓力，成為一個能超越族裔主題的作家；另一方面，還要凸顯作為本族裔群體在文化身份建構時所具備的基本特征。因此，文本寫作中所體現的文化身份建構不斷地在分離、沖突、張力、矛盾等形式下，以顯在的方式呈現出來。小說里不斷地把兩種文化的不同文化價值觀念和生活方式進行比較，但又對這種比較感到失望，最終得不到一個明確的觀點，找不到真正的自我，而她又不斷地尋找自我，試圖建構一個確定的文化身份，減少跨文化生活中的心理焦慮感和不確定性因素。因此其文化身份的建構具有一種雙重性和矛盾性，這種雙重性體現為華裔的美國生活遭遇了中國情結。新崛起的美國華裔作家努力在文本表達中撒播這種雙重性，如任碧蓮在《地道的美國人》中，試圖把第二代華裔的中國傳統和美國教育進行融合。文本中的地道美國人既不是美國人，也不是中國人；既不是本土居民，也不是外來移民。他們的文化身份建構必須超越族裔身份，卻又通過族裔影子返照自我，將族裔性投射到文化身份建構中，特別是自己的族裔被壓抑和否認時，被壓抑和否認的族裔自我變成了瘋狂的確是一種自尊的反抗。

三、身份新追尋中的新建構

身份新追尋是指在自我轉變、現代生活的新模式下的追尋。在族裔范疇下，所進行的文化碰撞、交融、相互適應與同化，同時這一追尋還具有典型的美國風格，如任碧蓮的小說《地道的美國人》中的夢娜對不同族裔文化身份差異的困惑。夢娜試圖融猶太文化、美國文化、中國文化于一體，但其在各種文化的困惑中，在族裔內外的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微妙關系中，體驗到新的文化沖擊，并試圖在新的追尋中建構新的文化身份。這一新建構在《應許之地的夢娜》中得到了全新的探尋與詮釋。在美國多元文化的沖突中，散居族裔猶如散播的種子，在新的土壤中發生自我轉型和自我變異。夢娜一方面對美國文化進行自我肯定，逐漸適應美國的社會文化環境，自信恰如美國人；另一方面，夢娜還超越了中國文化中的自謙內涵，更加關注自己的生活與文化認同，并以此來顛覆美國華裔的套式形象觀念。其身份不是單一的文化身份建構，而是在不同社會、文化、宗教背景下的身份改變和建構。按照海德格爾的存在觀，存在是特定時間內的存在，是時間維度之內的存在，是為我們的存在，“存在的意義首先在于我們人的存在對自身存在的意義以及自身與周圍世界的關系的理解之中”[10]。在這種情況下，嚴格意義上的明確的自我文化身份建構則是不可能的。華裔的文化身份建構和其所生存的周圍世界的關系密不可分，這種關系可分為華裔后代與自己先輩的關系、華裔的文化背景同其所生存處境的文化背景之關系。這些關系一直處于不斷的矛盾變化之中。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美國，個人身份的追尋比自我建構更為重要。

實際上，身份的追尋是虛構與現實的自我、壓抑與顯在的自我、多重自我，這些矛盾的自我一直是動態的矛盾存在，是人的身體的此在與思想幻想中的理想身份之間的矛盾差距，因此他們總是生活在生活的想象空間之外，同時又生活在充滿異質同構的生活之中。主人公夢娜所面對的不僅僅是種族的差異，還必須面對被主流社會所框定的概念化形象的現實之中。作為散居的族裔群體，華裔不可能享受抽象意義上的美國公民所具有的各項權利和待遇，因此新身份追求中的文化身份建構與身份建構者對其在的存在關系是須臾不可離的，如同周圍多樣的社會關系。在《應許之地的夢娜》中，夢娜思考她和母親海倫之間的文化關系，海倫深受中國文化的影響，而夢娜受美國文化的同化程度較深，她看待中國文化的態度必然和其母截然不同，這種新身份的追尋和建構還和時代的變遷以及性別相關。如海倫與拉爾夫在《地道的美國佬》中的困惑和《應許之地的夢娜》中的夢娜就截然不同。老一代移民對故國文化有著一種鄉愁般的深深眷戀，而年輕的美國華裔后代已融入主流文化之中，但在大多數散居族裔中還透露出顯在的中國意識。這種新的族裔散居身份建構不是和故國起源和回歸故國的單純兩級運動觀念，而是一種縫合身份的認同建構，超越了傳統身份概念與辯證思維的“差異解釋學”，此差異在全球化時期，感覺自己已融入主流文化，是主流文化的一份子，但依然有種邊緣化的無根歸宿與漂泊感，“無根的族裔群體所擁有的認同新結構一直像鐘擺一樣在祖國與移民國之間不停來回，并成為了族裔文學的重要主題，這在美國華裔文學也不例外”[11]。因此新身份的追尋與建構不同于早期移民的過客型的“落葉歸根”式移民心理，也不同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落葉生根”心理，它是一種“漂泊離散”心理，這種新型建構突破了傳統的樹狀型模式。所謂樹狀型模式是指文化身份的建構必須以樹狀形式來建構。

首先樹有根、干、枝、葉等層次分明，井然有序的層級系統，是以主干為基礎所建構起來的中心化、總體化、層級化的身份建構，這一主干要么是中國文化，要么是西方文化，或是中西融合。新的文化身份建構是漂泊離散心理基礎上的塊莖式建構。塊莖式建構思想起源于德魯茲的塊莖理論，概括而言，這一理論具有異質混合特征，塊莖的任何一點都能與其他各點相連，但塊莖的成分都是異質的多樣性。這種多樣性既無中心也無整體，多樣性處于一種逃逸線的建構之中，不同逃逸線之間斷裂后可以重新隨意連接，重新與異質因素運作，可以隨意與其他元素結合形成新的異質。“它去除了一（總體性、整體性、統一性）的多樣性；它解除了根———樹結構的中心化和層級化限制，自由伸展，不斷制造新的連接；它不斷衍生差異，形成多元化撒播。”[12]這一身份建構方式在華裔小說家任碧蓮的小說《典型的美國佬》中得到了具體體現。“在多元化的文化景觀中，不同民族與文化身份的人應該互為主體性，以便破除偏見，反省自我，豐富自我，從批評戰場走向建設性途徑”[13]這一建設性途徑就是通過雜糅各種現存的文化元素，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通過塊莖連接方式建構新的、變動不居的文化身份，突破非中就西的文化身份建構模式。華裔族裔追尋中的文化身份建構打破了傳統的落葉歸根式的單維度。以中國文化為核心的建構，突破了落地生根式的雙重文化身份建構模式，而是以一種塊莖式的、隨風飄散式的多元文化身份新建構，這種建構模式呈根須化的不斷衍生、差異性的主體間際的互補模式，是基于建構主體反省基礎上的自我豐富，是從批評走向建設性的新型建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