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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類的藝術史上，史前考古發現的巖繪、壁畫等向我們證明了動物是最早進入人類審美視野的形象，但是，在文學研究中，動物形象長期被忽略。“文學是人學”，但并不意味著文學在題材上只能寫人。許多為人們熟知的著名作品主要是描寫動物形象的，例如：拉封丹的《寓言詩》、阿里斯托芬的《鳥》、阿普列尤斯的《金驢記》、維尼的《狼之死》、波德萊爾的《貓》、麥爾維爾的《白鯨》、高爾基的《海燕》、卡夫卡《變形記》、海明威《老人與海》等等，不勝枚舉。可以說動物形象的塑造，已經成為文學世界中一個不可輕忽的現象。就我閱讀所及，認為文學世界中的動物形象主要有以下四種類型：

一、“象征型”動物形象

恩格斯曾說過：“人在自己的發展中得到了其它實體的支持，但是這些實體不是高級的實體，不是天使，而是低級的實體，是動物，由此產生了動物崇拜。”［1］動物崇拜是遠古時期地球上任何一個民族都有的一種古老的情感，如狼是古代羅馬的象征。這種情感投射到藝術上就形成了動物神話和動物圖騰。在這兩種藝術形式中，動物都“不是以現實的形象出現的”，而是“作為象征意象塑造的。”文學作品中特別是詩歌中的動物形象很多都是“象征型”形象，如維尼的《狼之死》。《狼之死》是維尼的著名詩集《命運集》里的一首詩。這首詩1838年10月寫于他的莊園梅納－吉魯特堡，發表于1843年。這時的詩人生活上愛情上正遭受不幸。他郁郁寡歡，離開社交界，退居自己的莊園過著孤獨寂寞的生活，特別是詩人對當時資本主義社會中人欲橫流、趨炎附勢的社會風氣感到窒息和不滿，因而他用象征化的手法，塑造了“狼”的形象，來表達自己對生活的感受和看法。

二、“獸形人格型”的復合動物形象

“獸形人格型”動物形象的文學典型是“動物的物種＋人的意識、思想、情感”的復合體。它是人和動物的統—，是現實和幻想的統一。文學作品中有許多這種“獸形人格型”的復合動物形象。西方最早的寓言集《伊索寓言》、法國17世紀著名的詩人拉•封丹的《寓言詩》、還有萊辛、克雷洛夫的寓言作品、《列那狐傳奇》、阿普列尤斯的《金驢記》、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記》、卡夫卡的《變形記》、夏目漱石的《我是貓》、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農莊》等；戲劇方面只有阿里斯托芬的《鳥》等少數杰作。在創作中，它們可以是人變身為獸的荒誕形象，當然最常見的當然是現實中的特定的動物形象。人變身為獸的荒誕形象在卡夫卡《變形記》中可以看到，卡夫卡有意讓人無端地變成蟲子，從而啟發人以新的眼光看待世界、人生，揭示了人在西方現代文明中的異化。他筆下的甲蟲，是人變身為獸的荒誕形象。現實中特定的動物形象，就是指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動物，不是憑空捏造的。在此基礎上，作家塑造了“獸形人格”的動物形象。這種動物形象的例子數不勝舉。阿里斯托芬的《鳥》一劇以離奇形式講述了一個包含嚴肅內容的故事。兩個雅典人不滿生活的混亂，逃至鳥的國度。珀斯忒泰洛斯設計建造鳥城（“云中鵓鴣國”），使飛鳥成為宇宙的主人，接受了眾多來訪者，最后天神終于將王權交給鳥國的故事。《鳥》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和強烈的現實批判色彩。這種返璞歸真的社會政治理想帶有明顯的烏托邦色彩，同時也蘊涵著步入文明不久的先民對人類文明的深刻反思。作品中的鳥類，像斑鳩、云雀、啄木鳥、沙雞、貓頭鷹、八哥等，均能像人一樣談話，有思想，是“獸形人格”的形象。還有喬治•奧威爾的《動物農莊》，小說中農莊里的動物都是“獸形人格”的復合形象。

三、“本體型”動物形象

總體上看，“本體型”動物形象有下述兩種情況：一是帶“擬人化”特征的“動物性”形象。有些作品如列•托爾斯泰的《霍爾斯特梅爾》、安娜•休厄爾的《黑美人》（又名《黑駿馬》）、艾爾弗雷德•奧列文《鮑勃，勝利之子》等等，還沿用了“動物看世界”的敘述傳統———動物依然是故事的講述者，動物能夠在它們的世界中像人類一樣開口講話。這些小說中的動物依然帶有“擬人化”的特征，但是作家塑造出來的動物形象并不等于那些“獸形人格”的復合形象，它是對動物自身命運的思考和關注。另外，還有這樣一種是典型的“動物性”形象。首先，作家筆下的動物形象其根本的特征就是其動物的本性，讓其動物真實的面貌得以還原，對動物形象的描寫嚴格符合生物學上的動物習性和生活方式。以西頓的《紅毛領》為例，文中有一段描寫松雞覓食的文字，其中“啄起來”、“扔下去”、“吞下去”等動詞的連續使用展現給了讀者一幅真實客觀的畫面，動物的“動物性”得到了保持。這種“動物性”形象的文學典型是“動物形體十動物的理性、行為及生存方式”，還動物以本來的面目，是典型的“動物性”形象。總之，在這些作品中，動物本身的命運、動物和人的現實關系成為他們關注的焦點。在形態特征上，這些形象盡量不作超常的亦即超越本體特征的處理，盡量從客觀現實的角度去呈現。即便出現心理描寫，也“通常冠之以似乎、仿佛、大概、可能等推測性和虛擬性詞語”，從而弱化擬人色彩。我們把這類形象稱為本體型（或曰擬實型）動物。雖說這類形象的動物性很強。它也是創作主體某些思想觀念的對應物和載體。作家把目標聚焦于動物自身，最常見的是投以人道主義關懷。這類作品中，作家與讀者一道對動物的生存遭遇投以人道關注。如在《黑美人》中，作家把人道主義延伸到動物身上，對馬一生的悲苦遭遇傾注了莫大的同情。

四、“純粹動物型”動物形象

文學作品中還有這樣一種動物形象———“純粹動物型”形象。它就是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的動物，動物性最強。但是它服從于作家的寫作目的。純粹動物型形象在文學作品中不多見。魯迅《傷逝》中的阿隨，是子君買來的一條花白的叭兒狗。文章中，先是四只油雞被殺，后來阿隨也留不住了，被涓生帶到偏僻的地方賣掉了。油雞和阿隨的遭遇反映了涓生和子君在經濟上陷入了困境。最后，子君“不能回來了”，阿隨卻回來了，以此來增強悲劇氣氛。在此，阿隨是作為人物陪襯和渲染環境因素的動物形象。文學世界中的動物形象，我認為主要有這四類。當然，文學作品中的動物形象往往并不簡單，而是復雜的。在杰克•倫敦《野性的呼喚》中，動物的特征是“動物性”。“狗的小說”的背景是阿拉斯加，在這塊受文明浸染較少的蠻荒土地上，生存競爭的自然法則仍以原始的方式演繹著。巴克在爭斗中自然地遵守了優勝劣汰的自然法則。它在“犬牙和法律下”變得兇悍、機智、勇敢。它是強者和征服者的象征。它又是野性和自由的象征。所以說，巴克既是動物性的，又是象征性的形象。正是由于有了這些豐富的動物形象，文學世界的景觀才更多姿多彩。

綜上所述，“象征型”動物形象幾乎只是徒具外形，不包含動物自身的本質和動物文化，其動物性最弱；創作主體用它來隱喻另一類事物，人為化色彩最濃。作品中多少對動物的基本生活習性進行描寫，創作主體就以這種“獸形”與“人格”相統一，間接反映世情常理，人為化色彩濃。而“本體型”動物形象，動物本身的命運、動物和人的現實關系成為他們關注的焦點，顯示了動物的本體意義和主體地位，動物性很強；但實際上它也是創作主體某些思想觀念的對應物和載體，人為化色彩弱。“純粹動物型”動物形象，其動物性最強，但它服從于作家的寫作目的。而“本體型”動物形象，動物本身的命運、動物和人的現實關系成為他們關注的焦點，顯示了動物的本體意義和主體地位，動物性很強；但實際上它也是創作主體某些思想觀念的對應物和載體，人為化色彩弱。“純粹動物型”動物形象，其動物性最強，但它服從于作家的寫作目的。由此可見，“文學就是人學”，文學世界中的動物形象或多或少都受創作主體的作用，是人為化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