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魯迅早期文學救國思想形成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魯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在中國現代文化研究中已經被大家反復論及，這里我們想要研究的是他們早期救國思想的形成以及這一思想呈現的面貌和意義。因為“救國”這樣一個關鍵詞，無論對于他們二人，還是對于現代中國，都是百說不厭的論題，也是有著重要意義的論題。

一人生道路的選擇

魯迅與周作人作為同胞兄弟，早期的人生經歷是基本一致的，他們出生在同樣的家庭，有著基本相同的求學經歷，同樣在日本接受了西方文學的熏陶，歸國后不久從事新文化運動。二人早年人生道路的選擇與中華民族的命運是緊密相關的，這正是他們不斷被人們關注，而且不斷得到人們稱贊的重要原因。特別是魯迅，他之所以成為偉大的作家，這是一個不能忽視的視角。周氏兄弟離開故鄉紹興，“走異路，逃異地”，他們不僅僅是為了“尋求別樣的人們”，也是為了尋求“別樣的知識”和“別樣的人生”。魯迅說過，他看慣了故鄉人們的臉，決定走出紹興，即使尋找到了“野獸和魔鬼”，也并不想回頭。因為他已經感覺到，舊式讀書人的人生道路是走不通了。人生的道路上知道應該放棄什么，也就從而知道了應該選擇什么。作為一個破落家庭的后代，他沒有選擇經商，也沒有幻想做“幕友”，放棄了掙錢發財、光宗耀祖的臆想，這不僅是選擇了崇高，同時也是選擇了明智。二周走出紹興，南京時期是追求的開始，他們共同走過了從科學救國到文學救國的過程，特別是魯迅，還走過了從相信科學救國、軍事救國，到相信醫學救國，最終執著于文學救國的一個變化過程。我們說魯迅是偉人，最重要的證據表現為：他將自己的人生追求與祖國和人民的需要聯系為一個整體，也就是愛默生所說的“，誰生活在一個更高的思想境界，我們就把誰看作偉人。”然而，二周在接受東方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影響上呈現出不同的趨向：魯迅主要接受了積極入世的儒家文化，并自覺吸納了西方文化的現實性和批判性；而周作人顯然接受了淡然處世的道家文化，并深入到西方文化的內在，感受了風俗人情等文化因子，因此兩人后來選擇了不同的道路。說到救國，必須回到晚清的歷史背景。鴉片戰爭以前，中國閉關自守，不知道西洋還有所謂的文明。鴉片戰爭的失敗，一部分先進的知識分子單純地認為是敗于軍事，于是認為中國需要“船堅炮利”，需要科學，需要維新。他們深厚的民族主義精神和救國意識是建立在民族自信基礎上的：我們的科學落后了，只要趕上來，中國的古老文明仍然可以煥發光彩。為此，晚清很多文化人開始翻譯介紹自然科學知識，著重學習西洋的物質文明。甲午戰爭中日議和以后，各國相繼在中國劃定勢力范圍，清廷的腐敗日甚一日，進步知識分子也發現清政府的政治存在著缺點，西洋還有先進的政治文化。這樣一來，對西方文化的引入，涉及到了科學，也涉及到了思想文化。正如胡適詩中寫的“關不住了”，只要一開閘，洪水就一涌而來。對西方文化、思想的譯介影響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救國方略，20世紀之初的中國風起云涌，紛亂的思想界影響到青年周氏兄弟，使他們的思想一度處于徘徊狀態中。在《知堂回想錄》中，周作人也說他此時的思想“有外國的人道主義、革命思想，也有傳統的虛無主義，金圣嘆、梁任公的新舊文章的影響混雜地拼在一起”。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周氏兄弟在受到各種思想的洗禮之后，做出了吸收、繼承、超越的選擇。我們不難發現，魯迅到了南京學新學，與其說是對科學技術有熱情，不如說是對西學產生了興趣。他如此熱情地讀嚴復翻譯的赫胥黎的《天演論》即是個證明，因為這部書就是啟發我們自強的書。從某種意義上說，魯迅對于學軍事、學開礦的放棄是必然的，我們不能片面地說原來的選擇是一種錯誤，而是應該看到他選擇的動機中有著怎樣的指導思想。魯迅赴日本留學的目的，抱定了醫學救國的認識。這里有魯迅思想的轉折，他說自己是為了醫治像他父親那樣的不能治的病，當然打起仗來也可以當軍醫，將救國與救民合為一個整體，在于改造中國、改造國民的“東亞病夫”形象。但是他在“幻燈片”事件后發現了中國人的身體有病是次要的，主要應該看到中國人的精神疾病，中國人的“弱”是與“愚”連在一起的，這是他棄醫學文的關鍵。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清楚地告訴我們：“從那一回以后，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魯迅決定以畢生的精力從事文學活動，這是他整個人生的最光輝的起點。我們當然不能認為“改造國民性”是魯迅最早提出來的強國之策，因在他之前的近代思想家梁啟超的《仁學》《新民說》、嚴復的“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的說法都直接影響了魯迅。魯迅和周作人主要是從精神革命即思想啟蒙的角度考慮問題，在諸種要素中，精神是最重要的。在魯迅看來，西方的精神是優于中國的，所以就要吸取西方的長處和普遍行之有效的精神，以促進民族精神的蓬勃發展。周氏兄弟批判西方物質文明，選擇精神革命，主要源于尼采的影響。基于20世紀初西方人本思潮和世界性的民族主義思潮，周氏兄弟繪制了通過“立人”達到“立國”的建國方略，兩人選擇的是人的解放和人的健全發展。

二為人性重造的文學

魯迅認為，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最有力的方法是提倡文學。而提倡文學的路徑雖然很多，他卻也有自己的思路。首先，“別求新聲于異邦”，譯介國外的文學思想、文學創作，抨擊中國的傳統文化。這表明魯迅對于中國的舊文學也并不抱有多大的希望。我們特別應該看到，魯迅的選擇中已經包含有啟動新文學的意識。因為對舊詩、舊詞、舊散文，那些濫俗的聲調他讀厭煩了，連屈原的《離騷》他也認為“反抗社會，威力非強”，最終也是以自沉保全了自己的名節，對國家的作用不大。傳統文學無法改變中國人的精神現狀，就要“別求新聲于異邦”。周氏兄弟懂得要用文學的力量改變人性，改變人生。1907年夏創辦《新生》雜志是周氏兄弟文學救國實踐活動的第一步，這次失敗后，周氏兄弟又邁出了文學救國的第二步———在《河南》雜志上和譯書。周氏兄弟在《河南》雜志上發表的論文，從理論上把文學救國概括為“不用之用”的文學觀。由于救亡的迫切需要，強調文學的社會功用是那個時代文藝思想的主流，早在周氏兄弟之前，梁啟超等人就提出了“小說界革命”，把文學視為救國的利器，高揚“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的口號。從表面上看，周氏兄弟與梁啟超等人在推崇文學的社會作用上似乎是一致的，但實質上卻有根本的不同。梁啟超等人仍然受到封建正統文學觀念的束縛，雖然他們在表面上把文學的地位捧得很高，但小說在他們心目中仍然是一種“載道之器”，仍然是“道”的附庸，并未取得自己應有的獨立性。周作人批評了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實用之說既深中于心，不可復去……今言小說者，莫不多立名色，強比附于正大之名，謂足以益世道人心，為治化之助。”輕視小說的藝術規律、偏重實用主義是其思想根源。魯迅和周作人著眼于民族的存亡和發展，注重思想啟蒙，試圖通過文藝的“新聲”來重建“國民精神”。魯迅從純文學觀角度出發，認為文章有利于國民精神，“文章之用益神”，“以能涵養吾人之神思耳。涵養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職與用也”。周作人也認為文章為精神的依托，是發自內心的，“特文章為物，獨隔外塵，托質至微，與心靈直接，故其用亦至神”。而且文章還有科學所達不到的用處。基于這種思想，魯迅和周作人對中國傳統文化對人的精神的麻痹作用都進行了批判。其次，二周的文學救國之策在于相信文學能夠改變人的精神。魯迅和周作人都認為，文學可以重建“國民精神”。此時的周氏兄弟已經由文章啟蒙發展為文學救國。鴉片戰爭之后，在慘重的失敗之后，中國人痛定思痛，才開始反思自己對待西方的態度及其得失，認識到單純學習西方的“技術”性學術，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落后挨打的屈辱境地，還必須更加注重對西方“思想”性學術的吸收和借鑒，勢必要打破舊的習慣勢力與傳統觀念。而這種借鑒也是基于當時中國國力日益式微、國民精神萎靡不振的現實。“本根剝喪，神氣旁皇，華國將自槁于子孫之攻伐，而舉天下無違言，寂漠為政，天地閉矣”，這是周氏兄弟對當時國情的共同認識。這就成為近代文藝啟蒙的重要歷史背景和精神內涵，即民族的生存和發展，是周氏兄弟早期文化選擇的思想起點，周作人也把他們這一階段的思想概括為民族主義，“豫才那時的思想我想差不多可以民族主義包括之，如所介紹的文學亦以被壓迫的民族為主，俄則取其反抗壓制也”。在《摩羅詩力說》文章開篇前，魯迅引用了尼采的話：“求古源盡者將求方來之泉，將求新源。嗟我昆弟，新生之作，新泉之涌于淵深，其非遠矣。”從而提出了對域外文化的選擇，即“今且置古事不道，別求新聲于異邦，而其因即動于懷古”。

翻譯介紹外國文學成為周氏兄弟借文藝改造社會的一種希望，兄弟二人共同編選了《域外小說集》，選擇的特點一是偏重斯拉夫系統，二是偏重被壓迫民族。在談到為什么翻譯介紹被壓迫民族的文學時，魯迅說：“因為那時正盛行著排滿論，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為同調的。”周作人也說：“一面又因為《民報》在東京發刊，中國革命運動正在發達，我們也受了民族思想的影響，對于所謂被損害與侮辱的國民的文學更比強國的表示尊重與親近。”周氏兄弟早期的翻譯是深深扎根于中國現實社會的土壤，是與時代的脈搏相一致的，符合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的要求。但他們的這種做法并不都為時人認可，林語堂就曾諷刺魯迅“今日介紹波蘭，明日介紹捷克文豪”。兄弟二人工作十分辛勤，選擇也非常精當，可是社會的反映非常冷漠。總結起來，第二次文藝救國失敗的原因：一是譯本只有兩冊，而且所選各國作家偏而不全。二是文體不被人們所接受，當時文壇盛行的依然是章回小說、筆記小說，短篇小說雖已嶄露頭角，但小說界的主將們還沒有以提倡短篇小說為己任。基于此，讀者反映冷淡也是必然的事情。

周氏兄弟早期文學救國思想的形成是與20世紀的民族命運相隨的，深深熔鑄著民族的失望與希望，他們懷著知識分子的愛國良知，從世紀初民族的苦難中走來。在魯迅和周作人的早期文學名篇中，我們讀出了他們作為愛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與責任心。通過對二周的早期思想研究，我們至少能夠發現近現代文化人的“歷史主動精神”，這是一個時代里最為可貴的精神；還可以看到一個作家是如何使自己的人生與國家和民族的事業相關聯，以及這種關聯的意義，從而可以讓我們清醒地對待歷史與現實，更加清醒地認識文學創作和文學思潮的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