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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郭文斌作為寧夏當代文壇的代表作家，在文學創作中提出的“安詳詩學”對當今這個浮躁、被物欲充斥的社會有著極大意義，“安詳詩學”深處蘊含的文化道德觀念和理想主義情境激勵著無數人積極快樂地活著。在很多方面，郭文斌的“安詳”與古希伯來文明的“智慧文學”都有著不小的相似性，卻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性。筆者試圖通過對兩者的道德觀、人生觀和苦難觀的比較，為理解郭文斌“安詳詩學”提供另一個可探查的角度。

關鍵詞：“安詳詩學”；“智慧文學”

郭文斌郭文斌是寧夏當代文壇最為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長篇小說《農歷》曾獲第八屆“茅盾文學獎”題名，《吉祥如意》作為寧夏短篇小說的佼佼者，先后獲得“人民文學獎”“魯迅文學獎”等多個獎項。除了文學創作上的輝煌成就之外，郭文斌還提出“安詳”概念，在文學評論界產生很大影響，被多位文學評論者稱為“安詳詩學”“安詳哲學”。郭文斌“安詳詩學”有著深刻的時代現實意義，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入飛速發展階段，隨著物質生產的極度豐富，文化危機也隨之而來。社會和個體價值的創造與擁有在很大程度上壓倒了精神價值的創造與滿足，人被自己創造的工具所支配。個體的功利主義占據了主流，幸福不再是集體的富足而表現為個人物質欲望的滿足，自由也不再是人的選擇而只是這種滿足的不受干擾。文學創作也開始趨向于先鋒化，馬原、余華、殘雪等人在形式上的創新，敘事迷宮、意識流寫法的大量應用，從文學形式上給人以不同的審美體驗。莫言、閻連科等作家對人性惡與原罪的書寫也給人展現了人性的黑暗面，但這些敘述主題，與人的心靈始終有隔閡，如何讓文學走進大眾內心成為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正是在這個時候，郭文斌站了出來，找到一條貼近讀者內心的重要方式，那就是“安詳詩學”。在郭文斌看來，讀者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體，都透露著各自的人性而存在，如果一部作品不能給讀者提供與其生命相適應的質料，不能與讀者產生共鳴，那么文學的教育功能、認識功能就完全成為一種無意義的所在。“安詳詩學”首先要求書寫人性美，把筆觸對準人性，展現人與人之間、人與自然之間、人與“天地”之間的和諧共處和愛的溫馨，像《農歷》這部作品中，言傳身教的父親正是傳統儒家文化圣賢的民間化和當代化的極佳體現，他對子女的教化，自然引起人們對家庭倫理和親情的懷念，據此觸動讀者內心。其次，郭文斌還希望文學作品能夠讓人回歸到心靈的安詳，把人從眾多的負面情緒中拯救出來，所以在他看來，那些把負面情緒強化到極致并且將諸如人性惡、絕望、孤獨等審美化的作品都屬于危險文學。我們在閱讀文學作品時總是無時無刻不在受到一種心靈暗示，而心靈暗示會影響人的行為。因此，過多的“危險文學”閱讀勢必會影響人的心靈，并對心理產生不好的影響，“安詳詩學”正是為應對“危險文學”的滲透和社會變遷應運而生的。郭文斌將人性美滲入文學作品深處，通過安詳的復歸達到與讀者內心的共鳴，使讀者內心情緒得到凈化，最終達到一種心靈療愈的目的，在創作功用上來說正與希伯來文明的“智慧文學”有異曲同工之妙。本文試以郭文斌的“安詳詩學”與希伯來文明由《圣經》提取的“智慧文學”進行比較，通過對兩種理論蘊含的道德觀、人生觀和苦難觀的對比探尋二者的差異性，希望能為理解郭文斌“安詳詩學”提供另一思路。

一、道德觀的異同

智慧文學是圣經文學的基本文類之一，主題是頌揚“智慧”，尤其指《舊約》中的《箴言》《傳道書》《約伯記》等作品。在舊約《箴言》中則較多對希伯來的道德觀進行了闡釋和說明。《箴言》全書都是對智慧的頌揚，而書的中心內容更是被稱為“實用智慧”，“實用智慧”引導人們追求幸福生活，探討在各種背景下人際關系的處理問題。在作品開篇就寫道：“使人處事，領受智慧、仁義、公平、正直的訓誨；使愚人靈明；使少年人有知識和謀略。”a文中強調智慧、仁義、公平、正直等道德因素是人立身于世的根本性因素。同時，智者們要求人們樹立健康的財富觀念，對急功近利和極端的功利主義進行強烈譴責：“這些人埋伏，是為自流自血；蹲伏，是為自害己命。凡貪戀財利的，所行之路，都是如此；這貪戀之心，乃奪去得財者之命。”b《箴言》還呼吁社會的公平公正，強調平等的理念，在作品中提倡富人慷慨待人，對貧困者進行一定的資助，“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他的善行，耶和華必償還”c。除此之外，《箴言》提出：“你若心中存記，嘴上咬定，這便為美。”d保持內心的純凈在智慧文學看來是值得一生遵循的，《箴言》除了強調個人的自我約束，個人對道德的遵守外，更強調社會公約和公義性，個人行善固然重要，但人總是生活在集體之中的，脫離開集體社會的個人是無法生存的，所以社會公約才是全人類發展繁榮的根基。達到這一終極目標的手段便是人的正直與社會的公正，正如《箴言》所說：“你當為啞巴（或不能自辨的）開口，為一切孤獨的申冤。你當開口按公義判斷，為困苦和窮乏的辨屈。”e而在郭文斌的“安詳詩學”中，安詳是一種“根本快樂、永恒快樂、深度快樂”。安詳的本質目的在于幫助人們找回丟失的幸福，讓人們在平凡樸素的生活中體會生命的歡愉。郭文斌筆下的“安詳”與舊約《箴言》有著共同的目標追求，即人的幸福快樂。除此之外，安詳也是“一條離家最近的路”，這里的“家”便是我們內心的精神家園，也即《箴言》所提到的內心的純凈。所以，為了達到人生的幸福快樂，保持內心的純凈、固守自身的精神家園是最基本的條件，卻不是唯一條件，“智慧文學”中提出利用“智慧、仁義、公平、正直”四個道德要素最終形成“實用智慧”，最終通向幸福之路。而郭文斌在中國典籍中找到了直達幸福的道德答案，也就是“給、信”，“給”就是要求人們奉獻社會，由自我轉向集體；而“信”代表著道德和倫理觀念，它要求人們保持善良，多行善事。從郭文斌“安詳詩學”的道德觀中也可發現，人為了通往自身精神家園，必須有奉獻社會的無私精神，同時也需要自我心靈的純凈，即保持善良。這種奉獻和善良精神與《箴言》所述的仁義、公平、正直互為照應，兩者都強調奉獻社會。《箴言》提倡憐憫、施舍窮人，郭文斌強調由自我轉向集體；《箴言》強調保持內心的純凈，而郭文斌提倡對精神家園的追尋。但兩者同樣存在較大差異，郭文斌的“安詳詩學”更多是建立在我國古典文化的基礎上，強調倫理道德，仁義禮智。而希伯來因其經商傳統，除了強調個人和集體的倫理道德外，更為推崇個人在社會所行的“公約”“公義”。這種公約、公義外在體現為商人之間的公正、誠實，內在體現為個人修養、人與人之間平等公平的社會契約關系。除此之外，希伯來人更強調智慧的重要性，“有智者最富有”，這也是古代猶太民族普遍認同的一個信條。猶太人認為智慧和美德一樣，都是可以經過后天培養得來的，智慧和學識也是唯一能夠隨身攜帶的資產，這從猶太人對教育的熱衷也可看出，而郭文斌并沒有就智慧進行過多說明。所以，“安詳詩學”和“智慧文學”在道德層面雖然都強調以人為善和奉獻社會，都追求人的幸福快樂。但也存在著較大區別，“安詳詩學”更強調宗法社會下人的互助，更帶有一絲烏托邦的理想情節。而“智慧文學”顯得更為功利，它所設立的道德條約更多是為希伯來民族的特性服務的。

二、人生觀的異同

人生觀，顧名思義，就是人在實踐和經驗中形成的對人生目的和意義、對人生道路選擇和生活方式的總體看法和根本觀點，代表著人行為選擇的價值取向和對待人生的態度。舊約《傳道書》正是對猶太人人生觀的具體闡釋。《傳道書》用正反兩個方面對人生觀進行論述。反方面來說，人不能僅僅在世俗范圍內尋求生命真諦，一個人在世間忙碌，追名逐利，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擺脫命運的束縛，然而到頭來“我見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虛空，都是捕風”f。世上的萬物都不是永恒的，不能給人最真實的滿足感，更不能賦予人生命的意義。單純從物欲或短暫的生命享受中尋找滿足，注定會失敗。《傳道書》進一步指出正方向，人生是不能完全通過理性思維來進行認知的，人不能僅僅存在于物質層面上，而應該跳出這種周而復始的空虛人生，躍進到思想層面上，過有信仰的生活。這些猶太智者認為俗世的智慧狹隘膚淺，有信仰才能凈化智慧，形成美好的德行，最終實現人生意義。針對人生觀的選擇，郭文斌在《尋找安詳》中也給了具體說明，他認為“守、勤、靜”能引導人們更好地走進安詳。守是讓人心回歸本位，達到一種知行合一的和諧統一，也是一種“現場感”的回歸。郭文斌在《尋找安詳》中說：“安詳本質上是讓人們回到現場，在體味現場感中體味幸福。現場感是幸福的充分必要條件。”這種現場感無疑是提倡對現實生活的回歸，讓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當下所行的事件中，人在場域內感知世界，而時空也與自己的身心和感受產生聯系，正是通過這種情感移位和“在場感”，讓人與自然達到質的和諧統一，最終達到安詳的最終目的。“勤”在郭文斌看來，是個體行動力的表現，強調細節和行動。“靜”是一種跟蹤力、觀照力和覺察力，更是一種生命力，正是通過靜來對自然萬物進行體認的。郭文斌對于自己的“安詳詩學”理論，也并非只是停留在語言層面，而是身體力行地踐行自己的理念，這在他的人生態度上尤為明顯。他能頂著三十多度高溫給學生講授“安詳”卻不喝一口水；也常常把兩小時的課“拖堂”到三個多小時。郭文斌常說,如果一件事放在一百年后去看,或者說對一百年后沒有意義,他就不去做。如果一件事別人能做并且能夠做好,他就不去爭那塊蛋糕。他要做的,是別人做不了的,做不好的,或者不愿意做的。正是在這種“守、勤、靜”理念的支撐下，郭文斌完成了自己的文學事業，并將安詳詩學散播四處，為大眾所熟知。智慧文學和安詳詩學在對待人生的觀點上，都強調實踐和信仰的重要意義，二者缺一不可，都是走向幸福快樂的必經之路。但智慧文學作為《舊約》的一部分，更傾向于人的信仰層面，單純依賴行動最終會導致人的“虛空，捕風”，強調信仰在實現人生價值時的重要意義。而郭文斌則是立足當下，強調“在場感”，更是身體力行地踐行自己的理念，從當下做起，從小事做起，做別人所不愿意做的，別人做不了的事情。更強調現實、實踐。智慧文學基于猶太人的宗教意識，強調信仰和思想層面的超脫與自我救贖，而郭文斌則是立足在我國傳統文化強調腳踏實地地踐行自己的行為主張，兩者的這種差異也正是建立在中西方文化差異的基礎之上。

三、苦難觀的異同

眾所周知，歷史上的希伯來人久經磨難，經歷長久的被奴役和漫長的漂泊之旅，他們對苦難的理解無疑是深刻和細致入微的，當然也有著自身民族獨特的苦難觀，而《約伯記》正是這個堅強民族對苦難艱辛的最好解釋。《約伯記》講述正直、善良、富有的長者約伯的悲慘遭遇：他幾乎在一夜間盡失所有，子女意外死亡，牛羊被搶走，而他自己也長滿毒瘡。面對自己的幾位朋友，他最終表露疑惑：上帝既然賞罰分明，正直無辜的人為何會受大苦？朋友們認為是他自身罪孽導致災難臨身，認為苦難是一種警示和教育。這些都沒能讓約伯信服，最終他的信仰指引他脫離渺小的自我轉向造物主的偉大榮耀，從內心獲得寧靜。希伯來人在面對苦難時往往表現出驚人的豁達與堅定：“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愁苦;后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g《約伯記》所要傳達的“受苦有意”的信條正是希伯來人自始至終所保持的信念，同時也是智慧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經過嚴苛的試煉、苦難的逼迫，經歷絕望，人才能真正與信仰相通，戰勝脆弱，凈化自我，從苦難中脫離出來，達到人生的救贖，最終收獲幸福與快樂。對于苦難的認識，郭文斌與智慧文學也有著一定的相似性，郭文斌出生于貧瘠、落后的西海固地區，對于苦難可謂感慨頗多，但他并不以此為書寫對象，他的作品中更多是西海固人對生活美好的詩意追求，通過對故鄉記憶的“提純”，用優美、詩意的筆調來滋潤故鄉，把西海固構建為自己的精神家園和安詳的所在。盡管處在那種艱苦、貧瘠的地理環境之中，人們卻并沒有抱怨和仇恨，人們追求美好，于天人合一中體會安詳。就像郭文斌曾說的：“對于西海固，大多數人只抓住了它‘尖銳’的一面，‘苦’和‘烈’的一面，卻沒有認識到西海固的‘寓言’性，沒有看到她深藏不露的‘微笑’。當然也就不能表達她的博大、神秘、寧靜和安詳。培育了西海固連同西海固文學的，不是‘尖銳’，也不是‘苦’和‘烈’，而是一種動態的寧靜和安詳。”他以自己平和的心態感受著生活中的溫暖與真切，在苦難和困頓中發現美好，在貧乏和窘迫中尋覓真誠和詩意，苦中作樂，從生活的點滴中發現美好，這正是郭文斌安詳詩學下的苦難觀。在智慧文學中，希伯來人在面對苦難時，保持一種“受苦有意”的心態，人生在世所經歷的苦難在他們看來是神圣的信仰降臨的考驗，面對上天的考驗必要保持堅定的信念與決心，依靠堅定的信仰來通過這種考驗。猶太人的這種苦難觀頗有些孟子“故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的味道。兩者都把自己所經歷的苦難看作上天的考驗，而寄希望于通過考驗獲得幸福。同是面對苦難的境地，郭文斌則在安詳詩學中提倡苦中作樂，在苦難中體會生活的安詳、體會生活的美，從苦難中發掘美的存在，并以此為導向實現另一種方式的幸福。雖然所走的路線不同，但安詳詩學和智慧文學在面對苦難時，都是保持一種積極態度，而最終目的也都是為了達到幸福而存在的，雖然方法不同，卻起到了類似的效果。

四、結語

盡管中希在文化上、民族性上都存在著較大差異，郭文斌的“安詳詩學”與“智慧文學”殊途同歸，但兩者的人生觀、道德觀、苦難觀都存在著很大的相通性。不同的是，郭文斌多了三分“豁達”與“在場”，而智慧文學多了三分信仰之力，也正是這種信仰之力支撐著猶太人生存至今，也正是這種“豁達”與“在場”讓郭文斌的“安詳詩學”得以廣為流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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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孟新 呂穎 單位：北方民族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