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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話語分析是一門涉及哲學、社會學、認知科學的語言學分支，而批評話語分析的形成強調了“批評性”，即提示社會生活中習以為常的權力關系和意識形態。本文就“批語性”的產生、目的、定義，及其發展、應用，以及實現“批語性”最初目的的理論框架進行綜述，也提出了其中的局限性。

關鍵詞：話語分析批評性目的理論框架

一、引言

話語分析形成于20世紀50年代，理論框架上受到諸如語用學、應用語言學各語言學分支的影響，同時從哲學、社會學、認知科學等許多學科上吸收了許多有益的理論和方法。1979年R.Fowler，B.Hodge，G.Kress和T.Trew出版了《語言和控制》（LanguageandControl）一書，第一次提出“批評語言學”（CriticalLinguistics）的語篇分析方法。批評語言學這一概念，揭開了批評語篇分析研究的序幕。

從批評的視角對話語進行研究，是話語分析的新的探索，在近30年的發展中形成獨特的理論框架。為什么提出“批評性”視角，其目的、定義、發展，以及由些建立的理論框架能否達到批評目的？本文將對此進行初步探討。

二、“批評性”的提出

批評語言學家最初提出批評性是在70年代末受到文學批評學家們將語篇被評為一種話語方式，考察語言如何在社會環境下運作的思潮下引導下開始的，認為傳統的語篇分析方法忽視了語篇與社會的關系以及語篇生成和解釋過程的社會和歷史條件。批評話語分析從“批判”、“揭露”、“否定”的立場揭示話語和權力以及意識形態的聯系，目的在于消除不平等現象，解構現有的社會體制。批評話語分析的哲學基礎是解構主義，因而其后果含消極成分。

如果從哲學基礎上來考察，可以從Habermas和Faucoult找到批評話語分析中批評性的來源。Habermas在1973年發表了《理論與實踐》一書，主張話語分析應該拿起批評的武器,把語言研究與人類的生活世界結合起來,為人類的平等而奮斗。這就使一般的話語分析增加了“批評”的內涵。事實上，在西方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發展中，許多學者歷來提倡“懷疑”、“批評”或“批判”的精神。另外是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School)的批評理論（代表人物之一是Faucoult）及其后繼者新法蘭克福學派(Neo-Frankfurtians)所倡導的“批評性社會理論”。批評性社會理論認為社會中的電視、報刊等是幫助社會對大眾進行統治和操縱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批評語言學因而認為，作為電視報刊中介的語言也是為意識形態服務的,因此可以從語言分析的角度研究語言與意識形態的關系。該學派給批評性下了十分精辟的定義：不把任何東西想成理所當然，通過文本中的線索進行多角度的解讀，在研究過程中不斷自省，揭示文本中隱含的意識形態（Nottakinganythingforgranted,openingupalternativereadings(justifiablethroughcuesinthetexts);self-reflectionoftheresearchprocess;makingideologicalpositionsmanifestedintherespectivetexttransparent，etc.）。

自1989年后，批評語言學漸漸轉向批評話語分析(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簡稱)。作為批評語言學一個分支，CDA同樣關注社會現實中不平等和不公正現象以及話語呈現權力和意識形態的方式,同時致力于發現改進這種不平等的方法(Martin2000a)。和主流語言學家不同，CDA認為語言是一種社會實踐，語篇作為語言的存在形式是具體化的社會實踐，“表達社會機構的意義和價值”（Fowler,1991）。批評語篇分析學家主張“語篇是社會結構固有的一部分，受到社會結構的影響，并在社會的互動作用中產生”（TeunA.vanDijk,1998）。“話語是是社會實踐的語言（Discourseislanguageassocialpractice）”(Fairclough,1989)。其含義是，語言是一種社會實踐而話語則是語言這種社會實踐的一個實例。表明語言本身是一種社會社會行為，語言與社會實踐關系緊密。語言使用者的行為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受到更大社會和意識形態條件所制約的。CDA在發展過程中,積極吸收語言學、社會學和認知科學理論,逐漸形成了分析模式和理論基礎多樣性和跨學科性的特點。批評性話語分析較多集中在政治、新聞媒體、廣告、醫患交流等比較傳統的分析領域。對話語分析，各學派有自己獨特的闡述。

從話語的含義可以看出，話語結構（discoursestructures）與社會意識結構（socio-ideologicalstructures）具有辯證關系，后者是前者的條件也是其結果。具體的，一方面從廣泛意義上以及各個語言層次上來講，話語是由社會結構構成并受其影響，如社會階級關系，或諸如法律、教育系統的特殊機構，或各種話語及非話語的規約習俗對話語都有很大的影響作用；另一方面話語具有社會建構性，即話語對社會結構有反作用，直接或間接的反作用于具體的社會結構，如上文提到的各種社會關系，社會機構，社會規約。

意識形態包括社會偏見、社會歧視以及對事實的歪曲等,是“隱含在常規中的一些前提和假設”。話語中的意識形態成分往往具有不透明性，以非意識形態的常識出現并贏得主體的接受，這就是主體將意識形態自然化(naturalize)，這時其控制能力也最強。批評話語分析者的目的是要揭露話語中的不平等現象,號召人們為爭取平等而斗爭。這些觀點主要來自Habermas和Foucault。他們在分析話語時始終把語言與社會問題聯系在一起,鋒芒直指社會生活中權力失衡、社會不平等、不民主的行為和其他不公正的現象。向大眾灌輸其所要表達的意識形態，正如批評性社會理論反對的，社會中的電視、報刊，互聯網等新聞媒體是幫助社會對大眾進行統治和操縱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他們認為，作為新聞媒體中介的語言有很強的選擇性，它是為意識形態服務的，從語言分析的角度研究語言與意識形態的關系是解讀新聞以及提示其中意識形態作用有用的工具，即體現了“社會結構決定話語特性，話語又反過來影響社會結構”。

在DiscourseandSocialChange中Fairclough(1992a:12)將語篇分析方法分為兩類：非批評性的(或描述性的)和批評性的方法。非批評性的(或描述性的)語篇分析方法非批評性語篇分析的目的是描述，而不是解釋，因而忽視了語篇的效果和語篇中的權力。而批評性語篇分析的目標是要具有廣泛的解釋性，尋找社會機構和社會結構的成因，并發現語篇在社會宏觀結構再生中的作用，提示語篇和權力的關系，以及反映隱藏的意識形態。

Fowler(1991)認為批評語篇分析是一種“工具語言學”(InstrumentalLinguistics)，旨在把語言和語言使用與其意識形態意義聯系起來的一種分析，使讀者認識到語言和社會實踐的辯證關系。批評語篇分析本質上是對語篇特別是大眾語篇和官方話語進行的一種社會分析，以提高讀者對語言的敏感程度，使他們認識到語言和現代社會生活之間微妙的關系以及語言運用和不平等的社會權力關系之間錯綜復雜的聯系，促使讀者實現批評閱讀(criticalreading)。

作為維也納學派（ViennaSchool）的代表Wodak指出critical就是指不把任何語言理所當然化，就深入分析文本蘊含的復雜性，去除簡化論，教條主義，二歧論乖影響，在研究中不斷自省，使權力關系結構和透明化。三、理論框架

正如黃國文指出的，話語分析雖然沒有公認的分析步驟，但語篇分析者都會運用一定的分析方法，遵循一定的步驟進行研究。同樣的，批評話語分析的研究者們也往往會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在不同的理論框架下進行分析。

CDA最初都是對西方主流語言學和早期社會語言學的批判，將文本分析和社會理論相結合，但因為語言學基礎不同，分析的理論框架也不盡相同，國外批評語篇分析的主要流派包括以Fairclough為代表的蘭卡斯特學派(LancasterSchool)的社會變革論,以Wodak為代表的維也納學派(ViennaSchool)的語篇歷史法，以Kress和VanLeeuwen為代表的社會符號學，以VanDijk為代表的社會認知法等等。國內代表有辛斌，陳中竺，丁建新，廖益清，田海龍，張邁曾，徐立新等，多是引進理論，并積極結合中國社會現狀進行分析。

雖然各學派的語言學甚而不同，但共同的目標都是實現話語分析的批評性，以其中最有影響的Fairclough為代表的社會變革論。Fairclough(1995)提出三維分析框架（three-dimentionalframework），將包括系統功能語法在內的多種語言學、符號學理論與社會學理論結合起來。他認為任何話語都是三維的：（1）語篇(text)，口語或書面語；（2）話語實踐(discoursepractice)，包括語篇的生成與解釋；（3）社會文化實踐（social-culturaldiscourse）。話語的這一性質要求話語分析也必須是三維的，一般應包括:(a)對語篇的語言學描述(description)。在語言學理論和分析方法上Fairclough吸收了M.A.K.Halliday的系統功能語法（SystemicFunctionalGrammar,簡稱SFL）的觀點。(b)對語篇與話語過程之間的關系作出解釋(interpretation)。(c)對話語過程與社會過程之間的關系作出解釋(explantation)，如圖一所示：

他認為這三者是相互影響,但意識形態并不能完全決定語篇。語篇分析應該是多維的、多功能的、歷史的和批評性的。他通過銜接、及物性、詞義、詞序、隱喻等研究了語篇與當今社會變革之間的關系,尤其是語篇在英國社會的民主化、商品化、技術化進程中的作用。Fairclough既重視對微觀層面的新聞語篇的分析，也重視對宏觀層面的方法論的探討和理論框架的構建，重視對語篇與社會變化之間關系的研究。其研究既具有理論意義,又具有實用價值。話語分析離不開語言分析,其主要工具是系統功能語法。語言分析往往在詞語、短語和句子結構以及語篇等層面上分析語言意義，例如，從主位結構(thematicstructure)，名詞化(nominalization)，話語預設，隱喻或修辭手段，語調、語氣、人稱代詞的等。這些文本形式上的選擇都是受到意識形態影響的。

Fairclough不僅就語言與權力的關系(1989)、批評性語言意識(1992b)、新聞語篇(1995)、新資本主義(newcapitalism)社會中的語言(2002)等方面作了精辟的論述，他也在不斷修正自己的理論框架與研究方法，使其適應日新月異的社會，并推動CDA的發展。

而其它學派的學者也有不同的理論框架，并將理論應用到實際，具有實用價值，如Reisigl和Wodak（2001）指出批評性的三維度：以文本為基礎的批評性，以社會審視為主的批評性，以及反省式的批評性。這三個方面表明分析者為達到批評性的目的，應深入把各個層面的語境分析和具體的文本分析結合起來。在研究過程中不斷自我批語式的進行自我修正：從選擇研究對象到選擇研究方法，從取樣到為該樣本建立合適的理論框架，再到對分析結構進行解釋。而社會認知學派的代表人vanDijk（1991）對英國媒體對種族關系的報道進行語言特征和結構上的分析,陳中竺（1995）也分析了兩篇關于罷工英文新聞報道中所使用的語言技巧，以達到心理控制——都是對批評性最好的表現。

四、局限性

在語言學方面，Halliday的SFL很好的提供了描寫(describe)、解釋(interprete)話語的語言學工具，即在微觀層面有比較完善的理論框架,除了結合SFL分析，還有其它語言學理論，如JAGER多運用隱喻（metaphor），Wodak則借鑒了推導理論（argumentation）和修辭（rhetoric），丁建新、瘳益清也嘗試結合語用學理論對語篇進行分析。為了使得CDA體現Critical的本質，在完善固定下一個理論框架時，語言學家在不斷加入新的元素，不至拘泥于一種方法，而是多視角的分析批評。但相應的宏觀層面的社會分析缺乏充足完善的理論框架,而使得社會實踐分析相對薄弱,缺乏說服力。所以正如Wodak表示的，目前CDA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將細致的語言分析和宏觀的各個社會領域的相關理論相結合。顯然，批評語言學家們還需要對不同類型的話語的社會理論加強補充。

Wodak（2007）還提出一個問題：最初所要達到的批評性目的會不會與日益發展的理論框架，方法論，評判標準產生沖突，因為任何傾于程式化的教條主義都是與批評性的目的相違背的？對分析者本身的判斷，肯定需要一定的標準，但這些標準又由誰來定？怎樣的標準才能達到真正批評的目的？Widdowson也質疑CDA的可靠性，CDA的分析本身就帶有意識形態，不是客觀獨立的科學研究，不可能做到中性，不偏不倚。所以，從語料的選擇具意識形態和選擇語篇的語言特征證實分析者自己的偏見看，CDA的說服力都有所削弱。

另外，她也提出，批評前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否定、反對、糾錯、打倒，而是運用語言學知識以及豐富的社會知識，有意識的去認識文本中隱含的意義。Martin提出積極話語分析，即以友善、寬松、和諧的態度,以否定和肯定相結合的方法,以“建設性”為目標對話語作分析,對社會發展具有積極的意義。

五、結語

語言學家最初提出批評性，目的就是為了對語篇（更準確說是話語）進行批評式的審視，揭示其中不平等的權力關系和自然化的意識形態。為此目的，批評語言學家在不同語言學基礎上嘗試提出不同理論框架，主要集中在文本微觀分析結合社會理論宏觀分析的結合上。盡管如此，還是存在問題有待解決，完善以真正達到“批評”的目的。

參考文獻：

[1]Fairclough．N.DiscourseandSocialChange[M]．Cambridge：PolityPress，1992．

[2]Fairclough．N.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theCriticalStudyofLanguage[M]．London:Longman，1995．

[3]HallidayM.A.K．AnIntroductiontoFunctionalGrammar[M]．London：EdwardArnold，1994．

[4]廖益清．批評視野中的語言研究[J]．山東外語教學，1999．1-4．

[5]辛斌．批評語言學與英語新聞語篇的批評性分析[J]．外語教學,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