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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今，傳播中的話語研究作為媒介研究、分析的重要方法，日益受到關注，其研究課題也涉及到傳播學探索的各個領域。比如男女性閱讀是要產生差異的，“女人的經驗，將會引導她們從與男性不同的角度來估評作品，而男人們對女性讀者聚精會神的問題往往是索然無味?！雹?a href="http://m.alizhichou3.cn/lunwen/xwchbxlw/chbbylw/201003/349566.html" target="_blank">話語研究可以作為受眾研究的一個重要視角。

女性話語的范疇有一個潛在的前提，即男性話語，因而一切談論女性話語的問題都繞不開男權中心主義。這里，話語一詞除通常認為的言語形式之外，重要的是人類生活中的一切規范形式。例如福柯的權力話語，薩義德的東方后殖民話語理論都是從一切生活中的規范形式入手。我們分析中國傳播中的女性話語，也是除言語之外重點立足在她們生活中的規范形式，是從文化、歷史、人類學等深層心理因素去探索問題的癥結。

一般說來，中國當代傳播中的女性話語常出現的幾個問題為：誤讀、偏移、取悅等現象，即便當代中國有一批女權主義運動，她們也未必能真正正確地解決女權問題。這并不在于中國男權如何強大，而在于女性視覺中對這一問題的立論偏頗，認識上的誤置。本文想擬就幾個問題作出粗淺的探索。

二．傳播中的女性話語研究，本文想分虛構與非虛構兩組進行。非虛構性的是指新聞報道、娛樂業、廣告等傳播中的女性狀況；虛構性的則指文學作品、影視文化、繪畫設計等與創作相關的傳播形式中的女性形象。

虛構與非虛構已構成傳播媒介中女性的全部語境，也是中國女權全部的直接現實。因為中國還沒有以女權為中心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所以無法從運動、事件等概念談中國的女性話語，這也許是中國女權就其自身的一個局限。同時在中國也沒有像西方的波伏娃、伍爾芙、克里絲蒂娃那樣強有力的女性形象；文學作品中也沒有具國際影響的女權形象，例如易卜生的娜拉，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因這些嚴重缺失，使我們談女性話語顯得異常困難，這種無直接實例，又無參照序列的討論便會顯得空洞，力量不足，但它顯示了問題，即偽女性話語，或偽女權運動。

我們習慣性的說法是在男權中心主義的現實世界中，女權主義運動認定的標志是女性居于什么位置，從位置而定女權。女人在何種程度上從男權藩籬中解放出來取代男權的中心位置，以此認定女性話語的本質，這是一種以女性為主要視角的閱讀中的誤讀。最簡單的例子是我們不能說武則天、慈禧時代就是中國的女權時代。

另一種誤讀便是我們針對西方文化語境中的女權，來指認凡談女權便強調女性生活形態的解放，例如認為性開放，生活方式上女性要抽煙、喝酒、吸毒、放浪形骸便是女性解放。女大款能養一個小白臉兒為女人的中心位置，男人成為附庸就是女性解放。

這兩種誤讀極大地妨礙了中國女權。

在新聞報道中，關于中國女性的報道低于男性，女性作者及照片也都少于男性②，據1996年3月首都女性新聞工作者協會所屬的婦女媒介監測網絡對首都8家中央級大報（《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中國日報》、《法制日報》、《工人日報》、《農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的要聞版監測結果發現：在要聞版報道的主要新聞人物中男性占83%，女性僅占17%；在新聞照片拍攝的主要新聞人物中，男性占71%，女性占29%。8家報紙的女記者在要聞版上發稿的比例以《中國日報》最高，占26%。8家報紙要聞版有關婦女的報道，以《工人日報》為多，占19%③。這自然可以推測女性話語在中國受到抑制?？墒俏覀兛疵绹?992年20家報紙頭版內容分析結果，提及女性的報道為13%，有女性出現的照片為32%，女記者署名的文章為34%④。再看久有女權主義運動傳統并富有成果的北歐社會，今天女性仍是新聞報道中被輕視的對象，婦女在傳媒中的作用也受到很多限制，女記者通常被派去采訪有關家庭、健康、兒童、藝術、教育、消費等“軟新聞”報道；從事國際新聞報道的記者也多為男性，并且婦女在傳媒的領導階層的地位也相對較低。北歐傳播研究者們將此稱之為“媒介壓抑婦女現象”⑤。

上述新聞媒介中有關女性位置的狀況，反映了當代中西方社會，女性仍處于與男性不平等地位的社會現實。當然位置在中國固然重要，更重要的還是要從實質上進行分析。據筆者所知，在官方報刊系統中，傳播的主管者是經常有意識地突出提高女性話語的比例，但在統計學顯示的結果卻是抑制比例。前幾年報刊中對軍嫂韓素云的報道，對北京公交車李素麗的報道可謂連篇累牘，而且在政治生活中盡量提高他們的位置，如被選為人大代表或勞模。在中國政界女部長也不算少。但這一切都沒有顯示女性話語在其位置上發揮的獨特作用，意即女性在其位置而不具有實質意義。也就是說中國女性話語占據的位置只是功能性的，她只作為男權中的一個循環節，這引來我們根本的思索，女性如果要從附屬的地位成為主導，決定性的是解決女性自身的問題。

首先應從作為男性的附屬中解放出來，她們應該是個性解放的、不受任何束縛的、開放的女性形象，這時的女性話語有自己的策略、特色、作用。其次，女性話語要有獨立精神，成為一個運作系統，以體現女性話語的權力力量。最后女性話語還應該成為一個反思批判的形象。這是因為男權歷史太久遠太牢固，她始終要保持警覺，具有先鋒者的批判姿態，簡言之，是一個叛逆者的形象。

現實中的娛樂業和廣告業的女性話語則更糟一些。在這兩個系統中女性無疑是占主導地位的，她們獨領風騷，從位置上說女性具有獨一無二的優勢，但我們深入分析個中的奧秘便會發現些問題。在娛樂業和廣告中，它的動力系統最根本的是金錢，這里玩的是一個獲取與付出的游戲，女性用自身的優勢換取的不是獨立、反叛、解放，而是一種巨額的經濟報酬。一個走紅女星的一次出場費可高達數十萬。各種性質的通俗演出，純商業性的或公共關系性的，諸如慶典、推銷公司形象等，沒有女星，尤其是走紅女星的出場，似乎票房價值和贊助金額就要被打折扣。近年來在林林總總的廣告中也大量地選擇美女作為誘惑視覺的工具。我們的娛樂業和廣告業雖是女性為主導，而幕后潛在的心理因素卻是男性中心視覺。娛樂取悅誰？以女性為取悅對象的是男性，廣告中的美女誘惑的也是男性，這是從男性口袋里把錢掏出來的策略，這里便看出形式上的女性主導而實質上則是女性悲劇。

非虛構的傳播中的女性話語，是直接透視社會現實中女性境遇的最好實例。問題是這些現象的形成機制，當然首當其沖的與男性社會有關，與整個社會現存體制有關，更多的也許我們還看到女性本身的局限。

在非虛構性語境中，女性話語的權力重要的不是位置問題，在中國歧視婦女的現象比例并不一定高于當下某些家庭或機構中女人說了算男性反而退居其后的現象。男女同工同酬在中國也是解決得比較好，問題還是一個女性獨立意識的解決、自由奮斗精神的缺失，還是一個深層的文化問題。

三．在虛構語境中女性話語危機似乎更加嚴重。

這里以兩部影視劇為例：一部是北京80年代轟動一時的《渴望》，其收視率達到97%，其間最為人津津樂道的女性形象是劉慧芳；另一部是90年代影響很大的廣東沿海的《情滿珠江》，也是部大眾與評論界交口稱頌的精品，其間最重要的女主人公形象是淑貞。這一南一北，一個在北京古老的四合院，一個在改革開放的前沿，一部80年代，一部90年代。

慧芳和淑貞兩個形象頗能揭示中國女性話語更深層的心理和文化歷史含量。劉慧芳是平民文化的象征，其形象特點是秀外慧中，人情醇厚，與傳統文化理想的女性形象是一致的，即賢惠。她在丈夫、公婆、鄰里之間都處理得游刃有余，她處理問題的結果帶來的話語環境是安順、祥和?？梢哉f《渴望》以忍讓、寬容、自我犧牲和奉獻的傳統女性話語完成了“安定團結”新時期特定的社會政治主題。

《情滿珠江》中淑貞的形象或許更意味深長一些。她當知青時被人強奸，帶上了濃厚的心理陰影。她要取得男權社會的一種認定，因而在丈夫、婆婆、小姑、鄰里中顯示一種賢惠形象。即使丈夫最后離開了她，她對丈夫的離異無怨無悔，賢惠依然，且獨立撫育孩子；更甚者多次替丈夫解圍，承擔更大的壓力。她在走上了女強人的道路后，還是擺脫不了人情禮儀的認定和束縛，致使四面八方各種勢力的代表人物最后都稱頌她，完成了一個忍辱負重的賢惠女性形象。

這兩個形象的精神內核不是偶然的一種巧合，它明確地反映了中國男權視覺中對女性形象的一種期待，一種理想構造。如儒家傳統文化對婦女的規范：三從四德（“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婦德、婦言、婦容、婦功”）⑥，即要求婦女屈從男權，謹守取悅于男子的品德、辭令、儀態和手藝。因而傳統文化中最重女性的是賢惠這一核心概念，這是男權意識的一種歷史性構造。問題的關鍵是女性以把自己完成這種文化塑造作為己任。時下可證的例子是在大多數女性受眾中，依然不喜歡有個性的所謂蕩婦，或風風火火的女強人。在日常生活中許多女性愿意接受男性的轄制而不喜歡女性的壓制。這便透視出一個深層的問題。

無可否認，幾千年來，在中國是男權中心主義占統治地位，當下語境也是如此，這可以從

所有的傳播媒介中獲得一個較為清晰的比例，相對的女性話語是受壓制的。

研究女性話語可以說是個結構性話題，即在二元關系中定位。有研究者在分析《簡·愛》時，便是從家庭和反家庭的對立關系中提出一個圖解。羅徹斯特有一個合法家庭，而羅與簡要從對立的反家庭狀態相互征服推進情節，然后簡爭取進到合法家庭的集團中。這給我們提出了一個新的研究點，即轉換性話語領域。

劉慧芳由平民進入高干知識分子家庭，淑貞由一個小媳婦到一家合資股份集團公司經理，開始她們都是被動語境，慢慢為合法化而奮斗。她們有一套特殊的話語策略，那就是傳統文化的忍讓、賢惠策略。漸漸地她們在話語領域的地位發生變化，最后移位于話語中心。這一系列過程便是轉換性的，其轉換機制就是一套話語策略。如果女性有意識地使用轉換性話語領域，我們則認為中國女權有了良好的開始，而偏偏從虛構性語境中我們看到這種轉換更多的是外力給予，而不是女人內心追追逼逼的自主愿望，因為這樣女人便構不成賢惠了。

這里要揭示的是一個深層而深刻的文化心理現象。那就是說，女性話語中心不是在明確的反男權的意識下獲得的，而是女性使用的另一套話語策略，是用迂回而取悅的方式得到男權的認可而獲得有限的位置。也就是說，她反對男權又離不開男權，最終完成了轉換性話語領域的權力之后，依然是取悅男權的。這就是女性話語中的后殖民現象，這種后殖民現象的依附現象又是與中國傳統文化中女性形象的構造是完全一致的。

在虛構和非虛構的傳播中東方和西方似乎差異較大。如前所述，北歐研究者發現新聞報道中的女性話語是受壓抑被歧視的，美國的資料也顯示了這一點。而在歐洲和美國的影視中女性形象多是獨立的，開放自強的。這表明西方社會現實傳播主要是男性視角。那些虛構性的女性形象既與現實有一定的距離；但又反映了當今時代婦女社會生活的變遷和社會影響，也多少反映了時代的審美特征和趨勢。而在中國，虛構和非虛構語境中女性話語基本上是同步的，觀念、行為、形象方式等都保持同一性?？梢?，與西方相比，中國虛構性傳播中女性話語壓抑更嚴重一些，似乎絕對地顯示為一種男性視覺。

四．在傳播中女性話語的受壓抑，一般而言是因為男權中心主義的結果，如果結論如此簡單，那我們只要打倒男權便可以使女性話語得到獨立解放。要完成這種打倒只要實行政治權力的顛覆便可以了。事實并非如此。英國是女王伊麗莎白為象征，晚清是慈禧的專制，僅女人掌權，并不能解決女性話語的自由獨立，這里面包含很深的文化因由。

在當下的中國，一般地說來男性不能公開地壓制、虐待女性，這樣公開地歧視女性不僅將遭到女性的強烈反抗，男性也會有很激烈的反對行為，道義聲援將不用說。既然這樣，為什么女性話語還處于壓抑狀態呢？這就是文化的因素了。以普通的女性命名為例，從非虛構傳播與現實中，我們都可以羅列一串，如：淑、惠、珍、花、賢、美、佳、麗、艷等等，這都是從男性視角對女性的構造，因而離不開賢惠形象，或取悅于男性的心理，追尋到中國傳統文化中則是夫為妻綱的結果。這種命名權來自男性而文化歷史積淀久遠，女性便習慣了這種香軟溫柔的名稱，主動接受賢惠（心理意識）而拒絕那種剛強勇猛的名字符號，這種主動認同接受的心理便是一種殖民的心態。

再如女性的一些行為與道德準則，女性的羞恥感也是從男權意識出發的。傳統文化心理中認為女性是紅顏禍水，守節乃是傳統女性道德之首，因此女性在歷史積淀中對失節等性話語通常表示極大的抗拒?！肚闈M珠江》中的淑貞青年時代遭強暴一直成為她沉重的心理負擔，一度都認定自己終生不嫁。無論在虛構作品和現實生活中都把那種紅杏出墻的現象視為不道德。顯而易見，這種文化傳統對中國女性話語影響至深，甚至比政治、經濟、軍事上對女性影響的力量還大。要害的文化因素一般比較隱蔽，因而女性要克服來自文化的局限難度更大。我們可以把文化的因素視為一種特別的力量，個人人格的塑造、自我意識的覺醒都要重視文化的力量。有一種說法：文化不是一種力量，不是造成社會事件、行為、制度或過程的原因，它是一種這些社會現象可以在其中得到清晰描述，即深描的描脈。⑦針對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變革，文化或許不是一種直接的動力。如果我們從潛在的心理因素，人格漸成因素，價值觀思想體系而言，文化的確是一種隱在的力量。文化在左右人們的行為方式時，構成行為動因，促成話語論爭，應該視為一種力量。只不過它的表現方式不同于政治軍事斗爭的直接沖突罷了。在女性話語的發散過程中，我們一點也不能忽視這些文化因素。

①[美]卡勒著：《論解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第34頁

②陳崇山：《婦女媒介檢測網絡在行動》，載《新聞記者》1998年第5期

③④首都女新聞工作者協會：《全國主要報紙有關女性報道的內容分析報告》，載《新聞與傳播研究》1995年第2期

⑤楊端明：《北歐傳播研究中的女性主義視角》，載《國際新聞界》1998年第3期

⑥《辭海》第20頁“三從四德”條，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年版

⑦參見[美]克利福德•格爾茲著：《文化的解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