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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批評在“文學”中的地位頗為尷尬：雖然它被稱為“文學”批評，但在“文學”中似乎并沒有它妥貼存在的位置，總是被直觀地看作文學創作的附庸為理解和闡釋文學作品的意義而存在，被文學創作所規定；或者被朦朧地歸之于相鄰學科，使批評家被看作外在于文學的另一種存在，寄生于創作，被創作所規定。如果只是依據對“文學”的批評，就確定文學批評的“文學”品質，其實其自身的屬性并沒有得到合理的規定。文學批評正在從尷尬的角色之中脫身而出，這仿佛是20世紀的一個理論杰作：20世紀被稱之為“批評的時代”。

近幾年來，關于文學批評的研究再次成為熱點把文學批評作為獨立的研究對象表示著一種理論訴求：試圖發現和描述出它作為一門真正的學科而具有的特殊領域，使之不再被看作處于附屬地位的工具性附屬品。總之，要確定文學批評之作為文學批評，而不是什么其它的社會批評、文化批評、政治批評，從而能夠遵循文學批評的規律健康地開展批評。

批評話語具有極為紛繁的形式，紛繁的形式證明了這個話語類型的容量，其有許多共同之處。我們要去追溯批評話語的歷史本源，考察其初始的文化動機。我們沒有必要為文學下一個面面俱到的定義，但是，鑒別、判斷、分析和闡釋無疑有理由成為批評話語的母題。這樣的母題同樣可以在cirticism這個詞語的歷史之中得到證實。按照韋勒克的考證，希臘文的“批評”這個詞意為“判斷者”；同時，“批評”也與文本和詞義的闡釋有關。到了中世紀，文法家、批評家和語言學家這些詞語幾乎可以互換，他們是那些弘揚古代文化的人，例如《圣經》的闡釋或者古代文本的編纂和校勘。l7世紀，這個術語的涵義逐漸擴大，批評不僅指一系列實踐性批評，同時還指傳統稱之為“詩學”或者“修辭學”的文學理論；而在20世紀的英語世界里，“批評成了像是整個世界觀甚至哲學體系這樣的東西。”文學批評的學科化經歷了漫長過程，作為一門現代學科形成晚在20世紀上半葉。下面主要研究文學批評的過渡性發展和未來。

一、過渡性發展

文學批評在20世紀形成，繁榮背后掩蓋著危機。沒有一門學科像文學批評這樣混亂，其作為一門學科是存在的，但有許多內在的問題存在著，在其脆弱的共識剛剛達成之時，就進入了過渡性發展。文學批評似乎關注一切，理論話語比19世紀復雜得多。今天的文學批評用高深的用語，掩蓋在其背后的是，它仍牢固地立在20世紀初的學科基礎上，高度的學科化，非經驗主義。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文化工業形成、知識分子轉型、文學學術體制化以及文化研究興起的歷史語境中，作為“分析”和“判斷”活動的文學批評，其學科身份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進入了過渡性發展。其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學科研究對象的擴張。文學批評研究的對象擴張到一切，一切都可以當作文學來看，將整個世界看成了一個需要分析的大型文本。今天，文學批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即“文學研究”。20世紀90年代是文化研究盛行的時期。霍加特的《文化的用途》、雷蒙·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漫長的革命》和湯普遜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均是文化研究奠基之作。在文化思想上，文化研究與英國的新左派一脈相承。這些理論家之中，威廉斯的觀點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傳統觀念之中，文化時常被想象為某種超功利的文學、藝術、學術，這些文化只能掌握在精英手里，與蕓蕓眾生無關。威廉斯考察了工業革命至當代“文化”概念的種種涵義。在他看來，各種形式的知識、制度、風俗、習慣都應當視為文化的內容。文化與人們的日常生活幾乎是同義的。

另一方面，威廉斯也摒棄了庸俗馬克思主義那種簡單的經濟決定論。威廉斯認為，文化的種種變革不是經濟發展的自發性后果，人們的經驗同樣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經驗同樣是特定歷史時期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威廉斯把文化視為一種整體生活的方式：“文化是對一種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這種描述不僅表現藝術和學問中的某些價值和意義，而且也表現制度和日常行為中的某些意義的價值。”它包括生產組織、家庭結構、表現或制約社會關系的制度的結構、社會成員借以交流的獨特方式。所以，“文化分析就是闡明一種特殊生活方式、一種特殊文化隱含或外顯的意義和價值。”很大程度上，這種觀點將文學批評從傳統定義之中解放出來，并且成為一種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的另一個淵源可以追溯至法國的羅蘭·巴特。巴特的早期著作《神話集》對于日常的許多文化活動進行了一系列獨到的解讀。《神話集》談論過摔跤、洗衣粉廣告、汽車式樣、電影明星、脫衣舞、旅游手冊、愛因斯坦的大腦，等等。巴特的分析說明了日常文化的建構方式。他把這些日常文化稱之為“神話”，巴特試圖揭開這些日常文化的“自然”的偽裝。對于文化研究說來，《神話集》之中的日常性與意義的質疑均產生了巨大的啟示。20世紀的理論體系層出不窮，現在是消費這些理論的時候了。理論不再高高在上地鎖在學術的殿堂里面，理論必須在日常生活的分析之中重新獲得活力。另一方面，從階級、身份、性別、種族不平等到意義生產的操縱與控制，日常生活又有那么多問題有待于闡釋。這時，文化研究應運而生了，這就是傳統的文學批評在今天的過度發展。

2．學科之問界限的混亂。文學批評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跨學科活動。從語言學、心理學、符號學到歷史學的考據、社會學的問卷調查、經濟學的利潤分析，文化研究四處征戰，行蹤不定。人們已經承認，傳統的文學批評范圍早已被沖得七零八落；但是，迄今為止，人們還無法劃定文學批評的確定界限。事實上，文學批評本身就存在一種反學科的傾向。對于某些批評家來說，傳統的學科界限是十分可疑的，學科的形成歷史本身就是一個重要的研究對象。當代文藝研究的思想資源已由哲學、倫理學轉向了社會學、語言學、法學、經濟學等學科知識。也正因如此，文學批評的知識型問題就冒了出來。其實文學批評隸屬于哪種知識系統的問題從來就不曾明確過，只是在古典時代所有的知識都聚合在哲學的名下成其為一個整一性的龐大結構，文學批評從這個結構中分享著知識資源，因而倫理哲學成為文學批評的主導性思想或知識的立足點。近代的美學也許解決了造型藝術理論的知識型問題，但美學至今也未能真正解釋文學問題。進人20世紀以后，文學理論的知識學支點的空白使大批所謂“外在”學科知識侵入文學理論，語言學、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等，蜂擁而至。于是文學批評變得“毫無自知之明”了。“克羅齊在一八九四年就曾抱怨說，‘文學批評’這一術語已經變得只是為一個共同的題材、即文學作品集合攏來的千差萬別的智力活動的集合了。”一種缺乏自有的學科知識基礎的智力活動，其學科身份的獨立性似乎是令人懷疑的。這也是今天的文學批評比傳統的審美批評更具活力的原因，因為文學批評力圖為批評提供一個文化學的知識型作為分析判斷的支撐點，它雖沒有變成其他學科，但卻與這些學科的界限發生了混淆。

3．文學批評的判斷者身份的喪失，以及從事文學批評的人員的社會身份的混雜。文學批評的學科身份的形成是以啟蒙意識為前提的。啟蒙所帶來的思想和知識的等級秩序認定了靠超凡的學識啟迪眾生的啟蒙者的角色，在文學活動中，這個角色就是詩人、小說家、劇作家，而比他們更高的，即學識更加超凡以至于能對這些啟蒙者進行啟蒙的，便是批評家。但是在闡釋學和解構論占據思想舞臺主角的后現代文化中，啟蒙褪色了，由啟蒙設置的等級秩序也被大眾文化摧垮了。在這個時代，文學文本的寫作者不是“靈魂的工程師”，而是與讀者談話的人；同樣批評文本的寫作者也不是文學課程的教師，而是與文學家談話的人。一個談話人，憑什么拿自己的標準高高在上地評判談話對象的高低優劣呢?別林斯基讀到了果戈理的《與友人通信選集》后給果戈理寫了一封信，對果戈理進行了一番“啟蒙”式的評價，這導致果戈理后來無法完成《死魂靈》第二部。那時的文學批評有如此功效全賴于啟蒙交給批評家的權杖，但這樣的事情現在不會出現了。非但作家們不把批評當回事，甚至公眾也不太相信批評家對作品的議論，文學批評今天發展到了特殊過渡性的時期。

對于從事批評的學者，蒂博代曾經總結過三種文學批評：“有教養者的批評，專業工作者的批評和藝術家的批評。”在他的眼中，三種批評各有優劣。問題就發生在這里，一種需要不同社會身份的人群來操作才能彰顯其全部功能的知識活動，它自身的獨立性又何在呢?如果說沒有哪一種人能夠完整地進行文學批評，那文學批評就是一樁缺乏職業基礎的事情。

文學批評史上并沒有出現過真正意義上的職業文學批評家，現代西方的那些著名批評家，諸如戴維·洛奇、希利斯·米勒等，大都是大學教授，其謀生方式是教書。在中國，從事文學批評工作的大概以這三種人為主：一是大學或研究院的教授、研究員；二是報刊編輯；三是政府的文化管理機構的官員。就文學批評而言，這三種人都并未以之為職業。靠教學和研究吃飯的教授、研究員們倡導的學院派批評，力圖把文學批評變成文學理論的附庸，這樣才能在文學批評領域里捍衛他們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靠學術體制化所獲得的高雅身份(諸如《十博士直擊中國文壇》一類的書就十分值得玩昧)；報刊編輯們的批評帶有太多為寫家們“賣書”作廣告的痕跡；而政府官員的批評的主旨則在于宣傳國家的文化政策。這三種批評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批評，但所謂真正意義上的文學批評又為什么無法與這些異化的批評相抗衡呢?文學批評本身的發展表現的形式，本身的界線都難以確定，其與文學理論也沒有明顯的界限。文學批評的三種人員相互補充，共同促進著文學批評的過渡性發展。那么，它的未來走向又如何呢?

二、文學批評的未來

文學批評是一門現代學科，文學本身如果長存，那么文學批評會長存嗎?一種現象的存在，一種事物本身的存在，與把這種事物、現象作為一種知識的存在又是另一回事，如：睡眠是我們生活中的很大一部分，但是至今卻沒有“睡眠學”。l8世紀和19世紀的文學批評沒有研究文學，而是研究與文學相關的一切。文學有未來嗎?文學批評有未來嗎?今天我們必須把它提到紀事日程上來，并討論其存在的的合法性問題。

文學批評的未來將會遇到哪些問題呢?以文本為中心的文學批評會消亡嗎?顯然，倉促地對這些事關重大的問題作出預言是魯莽的。盡管如此，人們還是可以就今天的文學研究與以往文學批評之間的差異進行一些觀察。差異的焦點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第一，什么是文學經典；第二，文學批評的研究方法是否有益于文學研究。

首先，文學批評對于大眾文化的青睞是否會沖擊傳統的文學經典?——后者通常是大學或者中學文學教育的范本。如果流行歌曲代替了李白，電視劇淹沒了魯迅，或者，《流星花園》壓倒了《三國演義》，那么，文學批評是不是會游離于這個學科本身的對象之外?文學經典并沒有在文學批評之中退席—盡席的僅僅是那些無足輕重的作品。換言之，經典仍然充當了文學批評之中的主要話題。文學批評不是踢開經典，相反，文學批評開辟了分析經典的語境：從來沒有過如此之多的關于歌德的論文，人們從任何一個可以想象得出的視角在研究《紅樓夢》。這種現象表明，文學理論正在打開傳統的界限而闖入一個新的領域；與此同時，后結構主義以來的眾多思想家——例如，德里達、福柯、巴特、哈貝馬斯、鮑德里亞等的一系列觀點都匯聚到文學理論之中。當然，除了文學經典，文學批評繼續將大量的大眾文化以及一些邊緣性的作品引人課堂。這種做法的背后的確隱藏了文學標準的改變。許多人認為，應該給予那些邊緣群體、弱勢群體公正的社會待遇；但是，這并不是說這些群體的文學具有多么高的文學價值。文學批評是否用政治的公正代替文學的判斷呢?

這的確是一個問題。可是，試圖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人們會發現，所謂的“文學價值”或者“文學的判斷”本身就歧義很多。有沒有必要認為，傳統的“文學價值”標準具有某種不可侵犯的神圣性?事實上，諸如階級、種族或者性別的標準總是不斷地介入文學的挑選和評價。從以往的文學史編纂到現今的諾貝爾文學獎或者世界性電影獎，什么時候有過讓所有的人都心悅誠服的“文學的判斷”呢?所以，人們理所當然地考慮到另一面：堅持一種統一的“文學價值”或者“文學的判斷”，它不能把某一種文化神化，好象只有它才是評價文學優劣的唯一標準?不言而喻，這個問題背后所包含的各種政治權力機制本身就是文學批判應該關注的課題，而且已經成為文學批評關注的話題了。

第二個問題是文學批評會不會再度放棄對文本的細讀，從而成為一種非量化的社會學?此刻，作品本身就已變成某種社會學主題——例如，階級壓迫和反抗，民族的獨立和解放——的附庸?中國現當代文學批評之中“庸俗社會學”的幽靈尚未走遠。的確不少文化研究從文本的解讀開始向社會政治分析轉移。喬納森·卡勒言簡意賅地解釋說：“仔細解讀文本就是對每一點敘述結構都保持敏銳的注意，并且著力研究意義的錯綜性；而社會政治分析則認為一個給定時代的所有連續劇目都具有同樣的意義，都是社會結構的表述。”如果這些文化研究的結論試圖說明的是文學問題一無論是說明一部作品的象征意義還是說明一部作品的內在豐富性，那么，文本和形式的研究不可忽視。今天的文學批評可以放大考察的半徑，但是，文本和形式始終是一個不可擺脫的圓心即使在文化研究的名義之下，文學批評仍然要堅持文本和形式的研究。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文學批評考察的是意識形態施加在文本和形式之上的壓力。

今天的文學批評表明，人們不再將文學想象為一個高貴的殿堂，甚至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天國。形形色色的權力和意識形態加入文學的運作，強烈地影響了文學作品的風格以及獲得的社會評價；另一方面，它也表明文學仍然能產生巨大的感召力。文學正在多方面地嵌入社會生活，并對社會人生發生作用。

文學批評在未來的發展，我們的理想是，以審美為中心的，是以文學創作者和社會上大多數文學接受者為對象的，是為著有助于文學創造者藝術思維品格和效率的提高，是為著有助于文學作品接受者審美觀照中快感的強化和深化的；是融合感悟與理性，融合社會歷史的考察與審美估量的，這樣的文學批評，我們稱之為圓形批評。它是一種文學批評觀念、文學批評理想、文學批評原則，它鼓勵批評的多樣化，鼓勵多種文學批評之間的相互和諧。一個文學批評學派或一種批評方法，僅僅是文學批評螺旋發展圓圈上的一個點，一段弧。每個點、弧是孤立的，但整個圓是連貫的、渾然一體的。

文學批評在未來的發展是多元的，我們將20世紀稱之為“批評的時代”，眾多批評學派聯袂而來肯定是一個主要的理由。20世紀的話語生產規模空前，因此，這些批評學派找到了參與文化的最為合適的方式。批評話語選擇什么姿態參與文化，這是不同的歷史語境不斷重復的問題；無論現在還是未來，文學批評都應該參與文化。我們希望未來的文學批評能沿著圓形批評的軌道前進，我們也期望未來的文學能走的更好，而文化研究的前景將更廣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