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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許多研究已證明抑郁癥是高患病率、高慢性復發率、高疾病負擔及高自殺死亡率的精神疾患[1,2]，但過去常局限于精神病學范疇，習慣強調病人的精神癥狀，即“三低癥狀”——情感低落、思維遲緩和意志活動減退。然而，相當一部分的抑郁癥病人就診的主訴并非情感或精神癥狀，而是軀體方面的癥狀，對這樣的病人近半數以上將會被臨床醫師漏診[3-6]。近年來國內外有許多學者提出中國抑郁癥診斷率較國外低的假設之一是軀體癥狀主訴高于心境障礙的主訴[7-10]。為比較以情感障礙為主訴和以軀體不適為主訴的抑郁病人的差異，作者對62例抑郁癥病人進行了深入訪談評定，以期為臨床醫生對抑郁癥的早期識別及治療提供幫助。

對象與方法

一、樣本來源及入組標準

自1998年1月到1999年12月就診于上海市心理咨詢中心和上海中山醫院咨詢門診的抑郁癥病人62例（住院30例，門診32例），均符合中國精神疾病診斷標準(CCMD-2-R)的抑郁發作診斷，且漢密頓抑郁量表(HAND)評分≥21分；住院病人經兩個主治醫師明確診斷，門診病人經主治醫師二次以上連續門診明確診斷；排除器質性精神疾病和由軀體疾病導致的身體癥狀和情感障礙。入組病人若首診以情感癥狀為主，且軀體不適癥狀≤3項者列為情感癥狀組，共33例（門診12例，住院21例）；若病人首診以各種軀體不適為主要主訴，且軀體不適癥狀≥4項者列為軀體癥狀，共29例（門診20例，住院9例）。

二、評估工具

采用漢密爾頓抑郁（24項）和焦慮（14項）量表(HAMD、HAMA)和自編“抑郁癥患者深入訪談提綱”由作者對每例病人進行檢查和會談，每例病人會談30-40分鐘。深入訪談提綱的主要內容包括：一般人口學資料、首診主訴、軀體癥狀、求醫方式、自身對疾病的認識、治療藥物的使用、診斷標簽的接受性等。有關婚姻、工作和生活能力影響的評估采用0-100（10cm直線自劃）的百分等級評估（直線或劃線法）；為避免文字暗示，直線兩端僅以0和100標出，由病人根據自身狀況在適當部位劃線，最后由工作人員測量直線的數據得出相應評分，如67mm代表67%。

三、統計

應用SPSS/PC[+]軟件包對數據進行處理，采用t檢驗，X[2]檢驗和Iogistic回歸分析等統計方法。

結果

一、一般人口學資料

情感癥狀組33例，男性11例，女性22例，男：女為1:2；年齡16-68歲（平均40±15歲）；文化程度：大學18例(54.5%)、高中10例(30.3%)、初中5例15.1%)；婚姻：已婚25例(75.8%)、未婚5例(15.1%)、喪偶2例(6.1%)、離婚1例(3.0%)；職業：工人15例(45.5%)、行政管理人員9例(27.3%)、教師4例(12.1%)、營銷人員3例(9.1%)、科研人員2例(6.1%)；性格特征：外向型22例(66.7%)、內向型11例(33.3%)。

軀體癥狀組29例，男性10例、女性19例，男：女為1:1.9；年齡17-70歲（平均41±14歲）；文化程度：小學11例(37.9%)、初中10例(34.5%)、高中5例(17.2%)、大學3例(10.3%)；婚姻：已婚21例(72.4%)、未婚3例(10.3%)、離婚3例(10.3%)、再婚2例(6.9%)；職業：工人18例(62.1%)、行政管理人員5例(17.2%)、教師3例(10.3%)、無業3例(10.3%)；性格特征：內向型23例(79.3%)、外向型6例(20.7%)。

兩組間比較發現，情感癥狀組抑郁癥病人文化教育程度高于軀體癥狀組病人（X[2]=13.46,P＜0.01），而軀體癥狀組病人性格偏內向者較情感癥狀組更多見（X[2]=13.175,P＜0.01）。而在其他一般人口學資料方面，兩組間未見顯著差異。“公務員之家有”版權所

二、情感癥狀組與軀體癥狀組抑郁病人的軀體癥狀出現頻度比較

深入訪談問卷中共包括13項軀體不適癥狀，情感癥狀組抑郁癥病人最常見的軀體不適主訴為：食欲下降（24例，72.7%）和入睡困難（20例，60.6%）；軀體癥狀組最常見的軀體不適主訴為：胸悶（28例，96.6%）和肢體乏力（22例，75.9%）。值得注意的是，有10項軀體不適主訴在半數以上的軀體癥狀組病人中存在，而在情感癥狀組只有2項軀體不適主訴存在于半數以上的病人中。表1比較了這兩組病人軀體不適主訴的出現頻度，發現胸悶、肢體乏力、心動過速、頭昏、四肢疼痛、尿頻、頭痛、頭昏、尿頻、胸痛、呼吸困難和腹部不適等在兩組間有統計學上差異（X[2]檢驗，P＜0.05或0.01），即情感癥狀組抑郁癥病人的軀體不適主訴明顯少見。

表1軀體癥狀組與情感癥狀組抑郁癥病人的軀體主訴不適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