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議國家意識與英語教育的聯系
時間:2022-01-20 04:4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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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外語教育在意識形態上存在重大失誤
中國當前的外語教育在大戰略上實行的是全民普及政策,其中主要是英語普及教育。從純經濟學的角度來說,我們搭上了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經濟的“順風車”,英語普及教育有效提高了我們在國際舞臺上的競爭力;但從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乃至政治學的角度來說,我們似乎有些得不償失,搬起“金子”砸了自己的腳———從晚清到民國,我們的外語教育一直背著“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沉重包袱,人們來不及思考祖國的精英文化及其未來走向,一頭扎進了對西方的頂禮膜拜中,加上對國粹肆無忌憚的踐踏,人們突然失去了幾千年的“根”基,變得輕浮和虛無。其后改革開放初期的懵懂無知又讓我們在抵御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文化入侵上缺少足夠的經驗。從國際規則制定到技術性術語的定義盡為西方所掌控,我們在意識形態上幾乎被西方劫持了。(一)語言與文化語言是文化的主要載體,是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根基,“語言的弱勢將導致民族的弱勢”。在多語言國家,小語言區(包括非主流方言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總會受制于語言問題。然而,當英語成為廣大民族地區和偏遠落后地區必修課,并作為升學和職場門檻的時候,“外語實質上已在某種程度上剝奪了一些人的受教育權并且影響到了其人生的發展”,更多的學生因為英語成績被迫止步于繼續深造的大門外,進一步惡化了當地本就薄弱的人才水平,并導致經濟和文化的連鎖反應。此外,自從文化教學理念傳入中國,我們就在概念上被綁架了。漢語的“身份”和“認同”在英語中都是identity(閻嘉,2006),身份投入情景教學被認為是學習者學會適應和認同目的語文化的重要途徑。問題就在于“認同”不僅僅意味“確認或承認”,更可理解為“贊同,或者是承認并接受”,包含“信任與承諾”之意。一旦學習者真的認同了目的語文化,就會努力使自我身份向目標文化中心靠攏,同時也會對原有的母語文化認同產生質疑和動搖。由于學生“對母語文化大多停留在感性認知的層面,缺少足夠的理解與堅守”,被同化就勢所難免。(二)語言與人“語言即人,人即語言”,語言是“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心理素質”,是民族認同的基礎。歷史上每個民族語言消失的同時,又會產生新的語言認同。德國尚且允許移民學生和外國留學生將自己的母語作為必修外語或第二外語,中國普及英語教育的同時卻“容不下”自己的語言。在四川,羌族聚居地小學開設英語課和羌語課被取締在時間上就存在重疊;藏區開設英語課的同時,國文課又被大幅壓縮。教育上對少數民族語言的“歧視”和外語地位非理性的提高日復一日地蹂躪著少數民族人民的意志,他們對中華文明尚且認知不夠,何談在外語文化和國家文化間作出正確的取舍?舉例來說,汶川縣水磨中學從青海、甘肅借調的藏英雙語教師更善于使用英語而不是國語來表達思想,而該校從偏遠牧區招收的藏漢雙語學生入校時對達賴喇嘛也具有一定的認可度,相反國家意識卻比較模糊,雖然目前還不能確定兩者之間是否存在關聯,但任其發展必將導致民族和國家認同的混亂以及意識形態的被動。(三)語言與話語力語言是哲學的語言,哲學是語言的哲學。哲學是國家和民族的思想源泉,是語言邏輯和思維模式的原始形態,哲學的倒退將直接導致民族靈魂的墮落。我們已經深陷西方哲學的囹圄,即使解讀古代哲學經典也只能借用西方的術語和辯證,最后發現在西方的學術框架下,老子、荀子等都缺少嚴密的范疇推演和邏輯推理,尤其缺乏明確的結論———原來中國幾乎沒有真正的哲學———這種以“器”論“道”的“形而下”制度學派作風是典型的學術綁架,直接削弱了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力和話語權,是對五千年文明的極大諷刺。與哲學對應的是文學。過去有一種說法認為中國的文學缺乏人類學的哲學視野與普世精神,所以才遲遲拿不到諾貝爾文學獎。且不論這種說法有沒有道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西方人按照西方的概念和邏輯制定了具有霸權性質的規則,我們要想參與游戲就必須遵守規則,或者憑借自己的學術權威更改規則,而后者就要求我們必須建立起自己的概念和邏輯體系,增強世界話語力。
二、外語教育的國家戰略
劉躍進(2004)把語言文字看作“國家文化安全”的第一個構成要素,指出文化安全雖然包括了多方面的內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語言文字安全、風俗習慣安全、價值觀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四個基本方面。“隨著英語及其標準的輸出,英語國家成功實現了文化擴張,其宗教、習俗、文學、藝術、體育,特別是青年文化,正在成為世界文化的主流,英語國家的價值觀逐漸成為其他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價值取向?!弊栽倿槲幕髧闹袊舱媾R著這樣的尷尬,我們必須對現有外語教育體系作出新的戰略上的審視和調整。(一)從語言領域看西方文化入侵首先,強行推廣英語普及教育有操之過急之嫌。老百姓是世俗的,他們只會把上學和個人前程聯系在一起,而外語教育界之淺薄就在于過分迎合了這種功利化的需求,美其名曰市場引導教育,并直接影響了國家戰略的制定。國家和民族地方之過就在于外語和民族語教育投資力度的嚴重不平衡,這種犧牲民族語換取世界語的做法無異于犧牲環境換取經濟發展,是飲鴆止渴。我們不能放任自己的理智迷失在好大喜功的虛榮和所謂的經濟需求中,新的國家戰略必須從類似盧曉東“三里屯”的認識中走出來,結合地區差異大的國情,將語言生態平衡納入語言規劃,并作為外語教育戰略的前提條件。而在政策制定和學術研究上,我們也必須從對學術權威的迷信中走出來,更加重視基層工作者的意見———盡管這些意見有時候看起來似乎缺乏宏觀視野和研究深度。其次,文化自主產品及其對大眾的吸引力嚴重不足。圖書“對歐美的逆差則達100∶1以上。2004年,從美國引進圖書版權4068種,輸出14種;從英國引進2030種,輸出16種……2005年,對美版權貿易是4000∶24。”為什么茶文化大國出版的介紹茶文化的著作還不如西方人的熱銷?王銀泉(2013)沒有給出答案,但本文至少可以從語言產品的角度認為,問題不在書里寫了什么,而在于那是足夠話語力的英語國家的作品,就算作為參考文獻也很有分量。學術心理的變態會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心理的變態,并在文化市場上得到連鎖反應。老百姓心甘情愿地接納了西方文化,國家語言戰略和語言產品戰線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社會主義市場化改革不能任由市場“公平”競爭,至少在語言和文化霸權面前,相關產品沒有公平競爭的可能。我們應該從國家的層面加強語言產品的研發與市場運作,而不能任由文化人在所謂的市場經濟中自生自滅。(二)重新審視外語教育的戰略目標外語戰略到底目的何在?我們必須重新回答這個基本問題。筆者對國家層面的初衷是懷有敬意的,普及英語教育,學習西方先進知識,提高國際競爭力,這是大智慧,并且在當前國際經濟一體化中得到了驗證。但在廣大民族地區和偏遠落后地區,不但走出去的可能性很低,外資外企走進來也幾無可能,相反英語卻成為學生升學的致命短板,讓他們失去了接收更好教育的機會,繼而進一步擴大了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經濟文化發展的差距,更談不上獲取先進知識了———無論是過去還是可以預見的將來,在這些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上真正起到積極作用的只有而且只能是國語和民族語。這樣的地區占據了半壁江山,而且切實關系到國家的長治久安,因此國家戰略對此就不能不有所考慮。不得不說,當前外語在中國的地位已經變態了———盧曉東認為全民英語“不會影響中國人的中文水平”確實過于樂觀了,前述水磨中學的情況至少在四川、甘肅和青海的藏區就有不同程度的存在。那么多殖民地國家將英語作為官方通用語也沒見他們占盡先機,何況地區經濟文化差異懸殊的偌大一個中國“。門修斯”(Mencius)和“常凱申”(ChiangKai-shek)事件在學術界引發的地震似乎仍然沒有警醒學究與渾噩的外語教育界,看來我們只能寄希望于跨學科的研究來促進語言文化危機的覺醒,至少在全民學外語的問題上我們一定要把握好“度”的問題,在學術概念和邏輯體系上要重新找回民族文化的根本,找回文化自信。(三)教材中的國家戰略繼續回到問題的出發點———外語教育的主要目標究竟是培養學習者閱讀外文書刊,獲取先進知識的能力,還是關注語用得體,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很顯然國家更偏向于前者,但學習者和教育界似乎更關心后者,這種矛盾在外語教育教學實踐中碰撞交織,并將主要矛頭直指教材和教法。國家統編教材往往是根據“一般原則”和全國平均水平而設計的,可以說是一種通識教育。為了體現國家的戰略目標,教材文本以語言文學和科普類內容為主,因而被很多人指責為學術性和文學性太重,實用性不強(趙洪瑋,2004),遠離生活體驗的弊端也讓學習者看不到考試之外的其他用處。而且“,由國家或地區主編的教材一般來說更新周期較長,其內容難以跟上時代的步伐”,在地區和人群適應性上存在許多自身難以克服的弊端(如葉小軍,2013)。然而,即便是時下流行的各種《交際英語》教材,表面看似滿足了以交際為目的的外語學習需要,但中國的學生其實并沒有多少機會直接進行跨文化交際,因而也備受詬?。▌⒋簭?,2011)。爭來爭去,人們始終無法達成共識,與此同時卻忽略了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外語教育“理解其他民族”的同時,也要“被其他民族理解”,如果我們的學生連“一國兩制”“、人民代表大會”,甚至經常吃的油條、鍋盔(肉夾饃)都不知道該怎么用英文表達,又怎能指望他們向世界展示中國的話語力呢?
三、英語人文教育的幾點研究
英語的世界霸權地位已經確立,并且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仍將得到繼續鞏固。既然必須要學英語,我們就應該考慮一下如何在確保國家語言和文化安全的前提下教英語。學習者往往是懷有明顯的功利性目的的,但教師不能落入俗“套”,或者必須盡快從陷阱里爬出來。下面筆者就英語人文教育談一點體會。(一)教材開發與課程設計校本課程開發早在1973年就已經被菲呂馬克(FurumarkA.M.)和麥克米倫(McMullenI)提出來,中國較早的官方認定是《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中發[1999]9號),然而時至今日,校本課程開發在基礎教育領域仍然難以破冰?,F有外語教材除了在少數民族文化上缺少足夠的觀照,對鄉土情結和國家意識也缺乏積極引導,更談不上支撐模塊的開發了。我們在這些方面做了一些大膽的嘗試:在汶川縣水磨中學,我們保留了統編教材中“通識”的成分,取消了對藏族學生來說生僻難懂的單詞和文化現象,融入了更多的藏族文化元素,再以英語小導游等支撐模塊為基本框架,搜集了一些涉及本地餐飲、服飾、建筑、民間藝術等旅游資源的英文資料,作為擴展閱讀之需。材料本身已經讓學生倍感真實和親切,而且他們還可以在街上給外國游客當小導游,學以致用,因此這些藏漢雙語學生對英語校本教材的興趣遠遠超過了政治課。在阿壩師專的文化教學實證研究中,筆者將英文版國務院工作報告作為《英美報刊文章選讀》和《商貿英語》等課程的必讀材料,隨時從NewYorkTimes和ChinaDaily官網上摘選突發時事熱點,著重就同一事件下兩種文化的視角進行課堂學習討論等等,在學生學習興趣和國家意識培養上均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配套的理論研究中,我們將“鄉土文化優越感效應”升華到了國家意識的層面,也就是石堅(2012)所謂的“用中國的觀點和立場,用國際接受的表述形式講好、講透、講深中國故事”,這才是合作共贏。盡管如此“,一個學派無論怎樣先進,也不可能在任何情況下用同一種方法都會取得相同的效果”。就教材本身而言“,一部嚴肅的外語教材往往是與心理學、語言學、教育學等科學研究成果相聯系的”。校本教材開發不僅僅是在文本內容上盲目迎合學生甚至有些世俗傾向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體現編者在外語教學法,乃至教育心理學、人類語言學、社會學、文化學等方面的學術思想。而就教材的使用來說,教師必須要對教材進行二次改編和開發,完成McDonough&Shaw(2004)所謂的“匹配”(matching)的過程,才能達到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的效果。(二)評價體系國家統編教材往往由各種學術專長的專家共同編寫,并有一套編前預估、試行評估、推廣跟蹤的評價機制,校本教材不可能做到如此精細,但還是應當有一套簡單有效的評價機制。筆者認為評價體系的設計應當同時考慮對學生和教師雙方的適合性,要有利于師生雙方的興趣培養和潛能激發;還要在價值觀層面的基本需要和功利主義的實用性需求(這往往牽涉到學習者的動機)之間謀求平衡。中小學的校本教材應當在兼顧鄉土文化和國家意識的前提下,以語言知識積累為主要目標。大學的校本教材最好能結合學生的專業需求進行,以利于學生接觸更多的國際先進知識和理念。此外,教材應當同時兼具穩定性和靈活性。穩定性是意識形態和升學考試的基本需要,這一點可以從國家或地區層面解決。靈活性是對地區經濟文化乃至教育發展水平的觀照,可以從地區或學校的層面解決,國家、地方、學校各司其職,共同努力才有利于三級管理的課程模式建設。此外,有條件的地方可以參考政治學和社會學的方法,以防止受編者個人學術水平和學術傾向的影響而走偏、走極端。(三)文化教學的方法有了合適的教材還要有合適的教學方法才能達成目標。實驗中,我們一直將外語教學看成是對母語和母語文化的再認識、再學習,“以往理所當然的東西,在學習中被重新審視,重新認識”。雖然我們的立場未必就是客觀公正的,但至少我們在謀求這樣的立場,并為此提出了“語言立場”理論體系。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較中,我們特別注意把握“優勢比”,也就是中西方文化中各有比例相當的精華和糟粕,經常就成對的案例展開廣泛討論,例如,美國人將順路捎人視為一種習慣,但災難時卻很少捐款,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已經納稅了。美國人到底是有情、無情亦或是過于理性,類似的結論應該是學生自己討論得出來的,不應該由教師直接告訴他們。實驗發現,以富有鄉土特色的英語直覺學習代替規則講解,這樣學生就逐漸將英語作為交際的手段和獲取先進知識的媒介,而不是純粹的考試科目,而且真實親切的鄉土文化比空洞乏味的思想政治教育更能激發尋根意識。本著根在家鄉,家鄉在中國的基本思路,我們提出了“鄉土文化優越感效應”理論。盡管國家意識很重要,但真要是把英語課上成了德育課必然會招來學生的反感,這其中潤物無聲的尺度把握非常重要。
四、結束語
中國當前的英語教育是急功近利的,教師往往過分相信學習者對母語文化自然習得的水平,借口課時有限將中西文化比較直接簡化為西方文化背景介紹,長此以往,學生就會將零散接收的西方文化作為一種準則信條,母語的價值觀和道德約束力就被大大弱化了。“教書育人”,“教書”是智育,“育人”是德育,包括外語在內的任何一個科目都應該遵守這一基本要求。雖然筆者本人也反對什么東西都上綱上線,跟政治掛鉤,但國家意識不僅僅是政黨政治,它關系的是民族的根,是個根本性的問題。自從外語成了求學深造和職場的門檻后,國人在外語上耗費的時間從來都不遜于國文,甚至幼兒園里外語都處于優先地位,全社會自愿的和不自愿的都一起走入了魔道,勇往“無”前。作為現代大國,外語普及教育是應該的,但應當有步驟,分階段有序推進,而且要降低外語在升學考試中的權重,這樣才能讓外語教育回歸到應有的理性,也才能恢復母語教育的核心價值。
作者:葉小軍單位:阿壩師范高等??茖W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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