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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什么是文明？

海德格爾講：從詞根上找。現在，我們就從詞根上看“文明”是什么。“文明”和“文化”是兩個詞義相近的概念。文化-culture一詞來自拉丁文的cultura，本指“耕作，居住，，尊重”的意思。文明-civicization一詞來自拉丁文civivs，原是“城市國家的，公民的，國家的”意思。

從詞根上可以看出，文化主要指人的生活，文明則是針對人的“性”而言的。梁漱溟先生講，所謂文化，“不過是人們生活的樣法罷了”一語可謂切中要害。較之“文化”一詞，“文明”一詞的內涵要少，“文化”一詞涵蓋了“文明”一詞的。人是社會化才能生存的動物，而“文明”則是對人的“社會性”的描述，它與“野蠻”一詞是對立的。關于“文化”、“文明”的定義多種多樣，僅“文化”一詞，正式出版物中，定義就有160種之多，其間不免存在歧義。在本文里，我們是從詞根上理解“文化”與“文明”一詞的，關于“文化”我們作梁漱溟先生的理解，而“文明”，在我看來，則是對人的“社會性”的描述。

2、人類二元文明的生物學原因。

以膚色等外在標識來劃分，我們人類劃分為三大種群。即黃種人、白種人、黑種人。盡管種族不同，但我們人類之間可以混血。單從可以混血這一點看，即可說明我們人類是同源的。我們人類是一個整體，人類的文化、文明應從這個整體來把握。

生命的基本意義有四。一曰“生存”，二曰“延續”，三曰“提高”，四曰“永恒”。所謂“生存”，就是每個個體生命都有維護他生命的本能。當然，要“生存”，必須獲得一定的物質支持，沒有一定的物質條件，生命是不能存活的。馬克思主義講：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足見經濟基礎的重要。所謂“延續”就是生命繁延的能力，此與“性”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故弗洛伊德視“性”為文化的主要動力。所謂“提高”，就是泛指人類的活動。藝術活動是生命提升的重要手段。藝術審美有二。一是創作本身，二是欣賞。藝術化的創作本身與人的生命機體有一種契合感，從而使人產生美感。一切出乎其類，拔乎其粹的東西都具有欣賞的價值，人們之所以欣賞，是滿足了人們“提高”的欲望，從而產生一種美感。在此，我們所言的藝術是一個寬泛的概念，不單指給畫，、舞蹈等狹義藝術本身，其它如比賽、冒險、英雄崇拜等等，都屬于藝術審美的范圍。我們從事一項活動，這項活動與我們生命機體有一種契合感，使我們感到美，即可視為藝術審美。凡是他人強之我們的東西，我們對此欣賞，贊嘆，崇拜也是一種藝術審美。美國是一個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國家，在人們的“生存”基本解決以后，人們更多地是追求“成功”。所以，在美國，億萬富翁并不是人們的偶象，人們更多地是追求個人的成功，人們更崇拜英雄，這事實上是一種藝術審美。

人類是萬物之靈，我們之所以進化成一種高級的動物，是我們人類自身有一套促進生命進化的機制。我們為什么反對“克隆”人，因為“克隆”是違反生命倫理的。所謂“克隆”，只是生命的機械重復。而兩性繁殖是通過兩性基因的重新排列組合，這種排列組合是多種多樣的，從而使每一個個體生命都有他的獨特性，生命就是在這種多樣性的選擇中實現了他的提高。

人類作為一種高級的生命形式，他不僅慈幼，而且敬老。而動物僅有慈幼的一面，敬老是生命的高級階段。人類作為一種高級生命，他還有永生的欲望。這就是宗教產生的原因。宗教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一個基本要素，因為只有人類這樣一種高級生命形式，他才有永生的欲望，而宗教則能給人類提供這樣一種終極關懷。

“冷戰”結束以后，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來界定未來世界的格局。無論是“冷戰”，還是“沖突”，都是強調了一種對立性，而這種對立性正是促進我們人類進化的有效機制。亨廷頓在他<<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有一段話。也強調了這種對立的天然合理性。“憎恨是人之常情。為了確定自我和找到動力，我們需要敵人。”(135頁)

人類文化(文明)的二元結構形式是基于人類自身的生物學原因。人是不同的。人的不同，不僅在膚色的不同，人的性格，氣質也是不同的。而人的性格，氣質的不同又導致了人的價值觀，審美觀，生存方式的不同，而這又導致了文化(文明)的不同。

大量的歸納研究表明，人的性格、氣質與“血型”之間存在一種對應關系，就是說，人的性格、氣質的不同可以歸結為“血型”的不同。這主要是日本學者大量歸納研究的結果。

人類的“血型”可分為四種，A、B、O、AB。其中A、B兩種血型是基本血型。有了這兩種血型，即可生成四種基本血型。而大量的研究揭示了一個基本，就是A血型和B血型剛好是兩種性格相反的人，從而使人類形成了兩種不同的文化(文明)路向。

B型文化：感性的、形象的、情緒化的、動感審美。始創性強，善于嘗試新生物，是文化的始創者。其社會性(“文明”)方面，追求大一統，暴力原則。個人能力偏重于治“物”。

A型文化：理性的、邏輯的、抽象的、情思審美。善于吸納，累積，是文化的成型者。其社會性(“文明”)方面，宗血，契約觀念。個人能力偏重于治“事”。

孔子講“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動，仁者靜，智者樂，仁者壽。”亦可作為兩種血型在性格上的大致分野。“智者”代表了B型人，“仁者”代表了A型人。

3、何為人類文明的二元結構形式。

首先從“奴隸制”說起。人類的“文明”(有組織的性)起源于“奴隸制”。人類文化的亦得益于“奴隸制”。對此，恩格斯、尼采都有過闡述。恩格斯：“只有奴隸制才使農業和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從而為古代文化的繁榮，即為希臘文化創造了條件。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和。”(《反杜林論》)，同時，尼采也認為“任何真正的文明都需要奴隸制”。

奴隸制體現了“暴力原則”，是B型文化的產物。四大文明古國(、印度、巴比倫、埃及)都是奴隸制文明。當然，獨中國文明延續至今，為什么呢？就是因為中國文明一開始就形成了一種二元文明的結構形式。B型文化的夏人孕育了法、墨的思想。A型文化的商人孕育了儒、道的思想，正是這兩種文明交替支配著中國的，使得中華文明延續至今。

古埃及、巴比倫的奴隸制文明創造了燦爛的文化，希臘文明(文化)正是在古埃及、巴比倫的基礎上孕育形成的。

希臘文明孕育了科學思想。什么是科學？有兩點，一是的。“科學”之“科”字即含有“分”的意思；二是理性的精神。應當說，科學的分析方法源于B型文化，科學的理性精神源于A型文化，科學思想是人類二元文化相融合的產物，而這正是我們人類自身的完美性。

真正過科學的人，都知道數學對于科學的。科學的分析方法源于數學精神。科學的數學精神源于古希臘的畢達哥拉斯學派。畢達哥拉斯學派同中國古代的墨家學派在精神上有共同之處，是一種B型文化。(當然，對此需要有專門論述，在此我們只作這個結論，因為篇幅所限。)

B型文化對本體的把握，正如畢達哥拉斯所言：“一切都是數。”

A型文化對自然本體的把握，正如《易經》所言：“一陰一陽之謂道。”

當然，所以在此談及“科學”，是有感于“數學公理化”在科學界的曼延，這是片面的，也是非理性的，科學必須回到“理性”。

我們知道，代表當今科學文化最高成就的是西歐(包括北美)和日本。而日爾曼民族、大和民族恰恰是沒有創立過奴隸制文明的人，他們今日的文化恰恰是吸收他人文化的結果，無非是更善于吸納、累積、成型罷了，這是一種典型的A型文化。面對這樣的文化優勢、盛氣凌人，唯我獨尊，是淺浮的，短見的。須知，人類文化是一種二元結構，離開了這種二元結構，文化就失去了前進的動力。面對薩拉姆的專制，美國人委實看不下去。但是，沒有奴隸制文明，也許日爾曼人仍處于蠻族狀態，他們的開化，曾得益于這種專制。但是，二元文明的對立性，也決定了沖突的必然性。“為了肯定自己，找到動力，我們需要敵人。”這就是人類不斷進步的理由，也是我們所以為萬物之靈的原因。

“一陰一陽謂之道”。何為“<<易>>”？“易”就是“變化”。“變”是永恒的，關鍵是要知“變”。須知，物或因相異而相吸，亦或因相同而相吸；物或因相異而相斥，亦或因相同而相斥。這就是自然界的辯證法。薩拉姆今天是美國的敵人，或許明天他會成為美國人的朋友。“秦亡而楚漢爭”。.<<易>>之道，在識“變”，正如亞圣所言“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4、展望二十一世紀

如果說十八世紀是“理性”的世紀，那么，在一定程度上，廿世紀是對這種“理性”的反動，廿世紀，在上，則是“數學本體論”思想的泛起，以相對論，量子力學為代表的物確立了“非決定論”的認識論思想。在上，則是普遍對經典傳統的反叛。上，廿世紀則是社會主義蓬勃興起的世紀，公有制的大一統原則和暴力主張，使社會主義具有明顯的非理性色彩。如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新世紀伊始，世界也在悄然發生著改變，雖然現在還聽不到“回到理性”的呼聲，但世界卻在悄悄地“向右轉”，傳統和經典，重又得到了人們的青睞。在美國，保守的共和黨人重掌了政權。在西歐，各種右翼組織紛紛登臺亮相，法國業已實現了右的總統，右的政府的單一政治模式，結束了右、左分治的局面。在德國，左翼的社民黨總統施羅德支持率在下降。在俄羅斯，普京則徹底摒棄了葉利欽極端非理性的為政作風，以穩健的風格向西方靠攏。在日本，則一直是右翼政黨執政，小泉內閣唯一比較左傾的田中女外相，也不知何故去職。唯一比較例外的是的，一貫保守、右傾國民黨人則失去了政權，而有“街頭政治家”之謂的陳氏水扁卻成了“總統”。在此世紀風云交匯之際，不由使人想起百年前孫中山先生的一段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

秦因暴得之，亦因暴失之，但他形成的大一統局面，卻一直澤蔭后世，與當今印度的比較，我們更能體會到這一點。秦以后，兩漢尊孔，魏晉崇“玄”，隋唐禮佛。儒、釋、道實是一也，理性精神持續了近千年。直至唐末黃巢起義，才徹底打倒世家門閥的制度。過五代十國的混亂，到北宋才又有儒學的再度復興，宋、元、明、清，儒學又興盛了近千年。直到“”，對儒學的反動才達到極點。大約是一千年一個周期。

現在，我們又進入了新的世紀，新的千年，伴隨著國際政治形勢的向右轉，作為對廿世紀的反動，“回到理性”，將是廿一世紀的基本主題，人類或許又要步入一段漫長的理性，這不僅是新世紀的主題，也將是新千年的主題。人類就是這樣，有建設就有破壞，然后在廢虛上進行更好地建設，由此，不斷推動著人類的進步。無論是理性，還是非理性，都有他存在的理由。人類需要不斷地進步，因為這是生命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