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科學和技術關系演變探究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本文探討了科學和技術關系的歷史演變，并在評論各家之說的基礎上指出：科學和技術是有聯系的和有區別的，但是既非一體化，也不是決然對立的。

關鍵詞：科學和技術關系歷史演變

Abstract:Thispaperexploreshistoricalevolutioninrelationofscienceandtechnology,anddiscussesacademicviewsofmanyscholars.Authorthinksthatscienceandtechnologyareinterrelatedanddifferent,butarenotintegratedandopposite.

KeyWords:scienceandtechnology,relation,historicalevolution

早在史前時期，人類就在制造工具的過程中產生了技術，但是長期以來，科學和技術并沒有什么聯系，各自按照自己的邏輯分道揚鑣。現代技術的最大特點是它與科學的密切結合。在古代，科學知識專屬于貴族哲學家，而技術則由制造工匠掌握，二者有截然分明的高低貴賤之分。中世紀，商業蓬勃興旺，社會交換日益活躍，哲學家傳統和工匠傳統開始緩慢接近。特別是在近代科學革命之后，科學以獨立的社會建制和知識體系出現在社會舞臺，加上隨后的工業革命風起云涌，促使科學和技術逐漸接觸。可是，真正以科學作為基礎的現代技術，直到19世紀后期才嶄露頭角，化學合成技術和電氣技術是其典型的代表。1858年和1866年鋪設大西洋海底電纜，1868年德國科學家利伯曼（K.Liebermann）和格雷貝（K.Graebe）合成茜素紅，1876年貝爾發明電話，1878年拜耳（J.F.A.vonBaeyer）合成靛藍，1879年愛迪生發明真空碳絲燈泡，都是現代技術史上光彩奪目的事件——現代化學工業和電氣工業正是伴隨這些技術發明橫空出世的。當代的技術是以微電子技術、計算機技術、信息技術、原子技術、空間技術、生物基因技術，新材料技術等為主干的，這一切技術領域都是20世紀初葉的物理學革命和20世紀中期生物學和遺傳學的進步直接導致的結果。就其本質而言，現代技術完全可以說是科學的副產品或衍生物。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現代技術由于建立在堅實的科學基礎上，加之科學向技術轉化的周期縮短，其進步如虎添翼、突飛猛進。它在規模上相當龐大，在門類上相當齊全，在分工上相當專門，在水準上相當精密，在力量上相當強勁。它給時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推動社會迅猛向前發展，同時也引發了諸多環境問題和社會問題。

關于科學和技術的關系，目前存在兩個對立的觀念：科學和技術獨立說對一體說。前者認為，科學和技術是兩個分離的、分立的或獨立的實體，二者是有本質區別的，每一個都有異于它者的本性，各自按照自身的的邏輯或路徑獨立發展；后者則堅持，科學和技術有許多相同之處，在現代、甚至在很早之前就密不可分，乃至融為一體。這兩種觀點各持己見、見仁見智，至今仍未定于一尊。

關于科學和技術關系的觀念的歷史軌跡，克羅斯和巴克做過專門研究。他們揭橥，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區分深深地根植于西方文化。它在古希臘被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認可，他們的著作在許多方面還在影響西方的思維。在亞里士多德的哲學內，科學在嚴格的意義上（即包括“第一哲學”、自然科學和數學在內的“理論知識”）與為知識而知識相關。科學知識是第一原理和第一因的知識，其他洞察可以從中推導出來；科學具有證明的特征。而且，現象的完備的科學說明總是由特別指明的所包含的四因（質料因、形式因、目的因、動力因）構成。科學知識由永恒的、必然的真理構成，因為科學的對象局限于不可改變的實在。人能夠達到科學真理的方式是沉思，這是人的心靈的官能。另一方面，技術涉及做事情。當然，這也涉及包括被亞里士多德稱為生產知識的知識；但是它不同于理論知識，在理論知識中，它的目標在于行動主體之外，它的對象是不可變化的實在。生產知識原本關注描述如何能夠做成事物的法則。一般地講，理論知識，尤其是物理學知識對技術來說并不相關。其主要理由在于，物理學知識關注實際存在的、獨立于人的干預（理論知識基于沉思）的自然，而人的干預處在技術的基礎上。對亞里士多德來說，科學和技術明確地屬于人的經驗的兩個不同的范圍（沉思對生產行為）。像他的老師柏拉圖等許多其他希臘思想家一樣，他也認為科學是比技術高貴的人類生活形式。

這兩位作者還認為，至少可以說，近代科學在16世紀和17世紀的興起使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區分變得成問題了。關于科學，幾個根本性的變化發生了。首先，實驗變成近代科學的奠基石之一。近代科學家不再是被動的旁觀者，而在他的實驗室積極干預自然現象的進程。在人工條件下的自然研究被作為獲得關于自然的知識的有效方式被接受了。人的干預變成科學和技術的共同要素，情況不再像在亞里士多德的框架中那樣區分為科學和技術。其次，數學變成研究自然的主要工具。牛頓在《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中對力學的數學分析變成所有物理現象的研究范式，似乎也是其他學科的范式。數學在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中不起任何作用，而數學在古代的某些技藝（arts）中被利用，比如在天文學和力學中（在古代，力學被認為是arts，它在16和17世紀才轉化為科學）。最后，與數學的引入相關，亞里士多德借助四因的科學說明圖式被拋棄了。像運動和引力的物理現象的數學描述比分析這些現象的原因變得更為重要。定量的函數關系日益增長地代替了定性的因果關系。在亞里士多德科學中如此突出的終極因概念從新科學中簡單地消失了。這些發展的全面影響是，近代的科學和技術比在希臘時期有更多的共同之處，相互之間處于密切的關聯之中。近代科學固有地而不是偶然地與技術相關，因為它基于人對自然的干預和控制，反之亦然，科學因為在需要實驗裝備方面依賴技術。近代科學和技術變得相互依賴，主要由于近代科學采用了實驗方法。

相當自相矛盾的是，恰恰是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和睦關系開始并結出果實的時代，即在19世紀下半葉，在西歐出現了一種強烈的傾向，把科學和技術看做是兩種不同的活動。在這個時期，技術以“應用的”、“實踐的”、“工程的”修辭，而科學則以“純粹的”、“為真理而追求真理”、“擺脫所有約束”修辭。工程師把科學家描繪成脫離現實接觸的、研究與實際無關的問題的怪人。相對照，科學家雖然強調人類只能夠從科學進展中獲益，但是無論如何認為他們在科學知識的技術應用之上，認為工程師的事務是“玷污”。到19世紀末，科學和技術的職業的和體制的分離在許多國家或多或少是一個事實。存在針對工程師和科學家的不同的教育體制。工程師和科學家不在一起工作，他們時常相互對立。希臘觀念——科學和技術是本質上不同的活動——不僅是19世紀修辭學的一部分，它在現時代還是十分有影響的，未被代替或改寫。這個觀念屢次被工程師和科學家認可，更多地是在意識形態的基礎上認可，而不是在謹慎地、批判性地分析的基礎上認可。科學和技術的編史學也有助于這種觀念的繼續。直至今日，亞里士多德關于科學和技術的區分的傳統觀念還統治著人們的思想。人們屢屢陳說，科學為實在而研究實在，從而科學的目的是關于關于支配世界的永恒定律的真實知識；在技術中，知識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達到日后的目的的手段，即用以進行人工制品的設計、建造和生產；科學通過揭示現象的真實原因力圖說明現象，而技術的本來目的在于為人的目的控制現象；科學研究自然現象，而技術研究通過人的行為創造的人工制品。克羅斯和巴克堅持科學和技術一體說，他們明確表示：在科學和技術之間的任何區分都是陳腐的，因此關于科學和技術相互影響的問題并不是無意義的。

雷斯蒂沃也明確表示，歐洲人的海上霸權是有意把科學和實踐結合在一起的結果，首先表現在商業精英人物和早期航海冒險者身上。近代科學從16和17世紀在歐洲誕生時，就是社會的主導精英的工具，并且作為資本主義的思想框架和工業化的認知模式逐漸興旺起來。近代科學在它的早期階段作為純粹的“智力追求”的觀念經不起仔細審查，它是“貴族資本家”和在通向統治權力道路上的精英人物的工具。我們能夠把近代科學的根子追溯到產生較早文化的活動的知識。這些活動處處與軍事的、政治的和經濟的利益和強權不可分離。科學和技術的這種融合和一體傾向也體現在下述兩個事實上。其一是，

皇家學會雖然堅持科學應該從宗教、哲學的和政治的思想中分離出來，但是它最初卻沒有把科學同技術、或者把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分離開來；反而傾向于把它們混淆在一起，而不大注意我們今天通常所尋求做出的這類區分。

其二是，在狄德羅的《百科全書》中，科學和技術是相混的，沒有指出這些是人的努力的分開的范疇。更多的人被吸引到技術過程的敘述，而不是純粹科學、哲學或歷史的敘述。在18世紀，在知識的科學和實用的科學之間沒有區分。

克拉馬克斯著重分析了20世紀后半葉關于科學和技術的關系觀念的重要進化。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占統治地位的模型把技術描繪為應用科學。這種模型設想一種等級的、幾乎寄生的科學和技術之間的關系。它假定技術發展遵循和依賴科學變革的路線，而科學遵循它自己的內在的發展路線，大體上獨立于技術。到1970年代，應用科學模型的局限變得日益明顯。萊頓（EdwinLayton）和其他人提出了另一種模型：科學和技術是兩個不同的、但卻相互作用的共同體，每一個都具有它自己的傳統、目標和價值，以及它自己的知識和技巧本體。兩個共同體相互借用，但是按照它自己的措辭普遍地改造借用的知識，以便適應不同的目的。

可以肯定，工匠的技術傳統是孕育科學的源泉之一；自從近代科學誕生以來，科學和技術就逐漸發生一定的聯系，而且這種聯系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緊密。海森伯言之有理：“在最近兩百年的發展過程中，技術一直既是自然科學的出發點又是其后果。技術是科學的出發點，因為科學的發展和闡明常常是因為觀察工具的改進而引起的。（我們可提醒讀者注意望遠鏡、顯微鏡的發明，或者甚至X射線的發展。）技術是科學的后果，因為只有在深入理解某一特定領域的基礎上，自然力的技術開發才具有普遍的可能性。”其實，馬赫早就敏銳地看到：

科學如何從手工的技能和行業中發展起來，逐漸地，物質和技術需要的原動力為純粹的理智興趣讓路。現在，事實范圍的理智指令反作用于它起源的有教益的技術，從而使它轉化為科學的技術，科學的技術不再依靠偶然的發現，而能夠系統地追求它的問題的答案。在這方面，理論思維和實踐思維，科學經驗和技術經驗，依然處于永恒的和相互增進的接觸中。

萊文森則從更深的層次揭示出二者的關系：進化、知識和技術的相交，是人類生存的驅動力——而且就我們所知，還是宇宙的驅動力。技術總是在增長知識，有時在限制知識，隨時在影響知識。豈只如此呢。實際上，技術構成知識，給我們的思想和知識提供物質表現，把我們的知識使節派駐到世界上去，派駐到整個宇宙中去。他進而一針見血地指出：“技術是中介。憑借技術，我們給思想賦予物質表現，并改變構成我們人和世界的物質。通過技術，我們體現和延伸自己的思想，把自己的思想注入客觀世界，把我們的理論擴散到宇宙遙遠的角落。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按照自己的設計來塑造世界。”

誠然，科學和技術在歷史上的絕大多數時間是分離的，科學大規模地轉化為技術的高峰時期也寥寥可數，特別是科學和技術在諸多方面確實有天淵之別，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在現代，科學趨于技術化和技術趨于科學化也是不爭的事實。正如哈貝馬斯所說：

19世紀末葉以來，標志著晚期資本主義特點的另一種發展趨勢，即技術的科學化（dieVerwissenschaftlichungderTechnik）趨勢日益明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始終存在通過新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制度上的壓力。但是，革新卻依賴于零零星星的發明創造，這些發明和創造雖然想在經濟上收到成效，但仍具有自發的性質。當技術的發展隨著現代科學的進步產生了反饋作用時，情況就起了變化。隨著大規模的工業研究，科學、技術及其運用結成了一個體系。在這個過程中，工業研究是同國家委托的研究任務聯系在一起的，而國家委托的任務首先促進了軍事領域的科學技術的進步。科學情報資料從軍事領域流回到民用商品生產部門。于是，技術和科學便成了第一位的生產力。

多爾比也表示，進入20世紀，科學和技術作為創造新知識的方式，重疊也是二者的特征。科學在技術中日益增長的重要性從基于科學的技術訓練的興起可以明顯看出。新技術知識的創造從手藝實踐的偶爾改進，延伸到有可能基于科學原理有意識地構造新技術。兩種知識創造形式的模糊也便于吸引最多的科學研究基金。

斯平納進一步揭橥，在20世紀，科學和技術有三個最重要的發展。第一，自17世紀科學革命以來，科學知識呈現指數增長，從而導致大科學（BigScience）的出現。第二，當代的信息革命不僅影響了科學，而且影響了整個社會，并產生所謂的信息社會。第三，與第二個增長重合產生信息內爆，結果是信息幾乎卷入幾乎每一事物，從日常的過程、程序直至最高類型的智能技術。這些發展的共同結果導致認知-技術合成體（cognitive-technicalcomplex）的出現。這是由科學的信息和技術的制造物密切混合構成的。這是大規模的現實化的科學（realizedscience），尤其是在高度發達的社會的工業部門中發現的。現實化的科學首先使得知識和財產的分離不再成立了，因為技術的實現（即大規模生產的制造物）從一開始就服從“常規的”財產條件。其次，觀念和利益的分離不再成立了，因為應用科學在某種程度上、現實化的科學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科學加效用，而不是對真理的“無功利性的追求”。第三，理論和實踐的分離不再成立了，因為在理論的技術實現中二者不可分割地混合在一起。于是，默頓的科學的精神氣質給其他規范讓路，純粹科學的伊甸園喪失了。拜爾茨舉例說明，分子生物學發展的后果不僅涉及研究過程中認識論的結構，而且還使人們對認識世界的科學與改造世界的技術之間沿襲已久的區別產生了疑問，如同對基礎研究和應用科學之間的區別產生疑問一樣。“基礎研究中的發展不可能同應用生物技術脫節。……原則上，誰肯定了基礎研究，誰就會容忍潛在的生物技術的應用。”（霍夫施耐德）確實，基礎研究、應用研究、技術進步以及工業化應用之間的聯系從來沒有這樣緊密，它們相互之間的轉化也從來沒有這樣迅速，就像在分子生物學中發生的那樣。隨著“合成生物學”的建立，不僅科學領域內部以獲得認識為目的的實踐活動的意義發生了變化，而且與外部實踐活動之關系的構成也發生了變化。近40年來，生物學中的理論突破，是隨著生物工程的的根本變革一起發生的，而不是以前那種科學革命直接影響技術實踐。

斯平納和拜爾茨的觀點雖然有些言過其實——因為純粹科學及其精神氣質的理想并未泯滅，仍然是一種現實存在，科學和技術的分野在一般情況下依然涇渭分明——但是畢竟道出了20世紀以來科學和技術關系愈來愈密切的事實，即科學的技術化傾向和技術的科學化傾向日益加強。也許正是出于對現實狀況的過激反應和過度考慮，拉圖爾和盤托出了“技科學”或“技術科學”（technoscience）的生硬概念，平奇（Pinch）和比吉克（Bijker）提出消除“科學”和“技術”之間的區別的原則。這種科學技術一體化的思想是后現代主義的主題思想之一，誠如福曼（P.Forman）所言，技術取向的科學（technologicallyorientedscience）以及科學取向的技術（scientificallyorientedtechnology）其范圍之廣和力量之大是眾所周知的。這是后現代性之結果。對于這類科學與技術乃至社會政治不可分的觀點，在科學大戰中挺身而出的科學衛士列維特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很清楚，我拒絕這樣一個提法，即我們所關注的對象是“技科學”。這種假想的怪物被認為是與晚期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意識形態）需要相一致的。據斷言，真正的本質被掩蓋在“純粹”的、非應用科學的虛飾之下，利用了“純粹”科學帶來的無私的、超出塵世的、公正的科學家的形象，為了使所有的自私、追逐名利以及遠非公正的那些事情合法化。據認為，“科學客觀性”僅僅是掩蓋性的故事，在它下面隱藏著技治主義的利爪對褫奪了科學權利的大眾的毀滅。

不管怎樣，在科學和技術之間存在關聯，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里普把二者的關聯概括為三種類型：實驗室的結果被另外的意圖開拓，像在DNA技術或雜種細胞中那樣；或者在實驗室中打開了自然的新領域，然后也適合于技術開拓，倫琴射線和核輻射就是如此；科學可以是技術探索過程的強有力的啟發源泉。波蘭尼則表明：“至今依然構成現代工業之大部分的較老的手工藝是通過純粹試錯而被創建的，沒有得到過科學的幫助。與此適成對照，電工技術和化工技術的大部分則源自純粹科學在實際問題中的應用。這樣，科學和技術有了如下的相互關系。就技術過程是科學知識的一種應用這一點來說，它對科學是毫無貢獻的；但是經驗性技術本身就是非科學的，所以，正是由于這一原因，它極有可能給科學研究提供重要的素材。”

為了說明科學和技術之間的關系，人們提出了諸多說明模型。一種模型是所謂的“線性模型”，即技術革新導源于科學發現，就像它處于線性序列。里普開門見山地批評說，這是神話，而且是流行的神話。作為神話，它是頑強的，因為它與科學是豐饒的、技術作為魔杖的重要合法性聯系在一起。線性模型固然有某種真理，但是它與其說是幫助，毋寧說是遮掩我們的理解。這個模型給人以生金蛋的鵝的印象：只要把鵝自由地放牧在科學的草地，它將源源不斷地生出金蛋。亥姆霍茲在1862年就講出了這個意思：“科學家——為整個民族的利益幾乎總是處于請求和付出之中——正在力圖增多能夠服務于工業生長、健康和生活之美、政治組織的改善和個人道德發展的知識。可是，并不是尋求即刻的用處，這如此經常地由未被告知者完成。告知我們自然力或人的精神之力的一切東西是有價值的，遲早可以證明是有用的，通常在人們期望這一點的地方可以證明。”此外，這個模型也造成另一個神話：人類能夠夢想什么，技術就能夠達到什么。把技術視為科學的應用的老一套形象，實際上是把科學在現代技術中的十分真實的和日益增長的作用與從科學到技術的因果序列錯誤地等同起來。要知道，技術革新并不必然是科學發現開始的軌道的結果，拉鏈和盤尼西林的發明就是這樣。普賴斯（D.deS.Price）在1965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舞伴模型”認為，科學和技術作為相對獨立的、但卻是密切互動的圖像，仿佛是舞伴。他傾向于作為分離的、統一整體的科學和技術，而不是作為不斷發展的過程及其互動的科學和技術，后者以各種方式集成一束，也以多樣性的方式貼上“科學”和“技術”的標簽。

克拉馬克斯構造的“雜交模型”相信，為了對科學和技術密切配合的本性的進化獲得新的洞察，把科學和技術不是視為間歇地相互作用的不同的共同體，而寧可看做是社會活動的部分包含的領域，也許是有幫助的。該模型假定，在科學和技術共同體中，以及在組織機構、知識本體、實踐傳統、價值系統和獎勵體制方面有部分重合。兩個領域之間也有主要的差異：首要的科學活動是關于自然界的正式的公共的知識的創造、篩選、整理和傳播，而技術首先取向社會物質的基礎結構的生產和維修。該模型有這樣幾個好處。首先，通過喚起對科學和技術相互密切配合的范圍的注意，它鼓勵我們更仔細地審查這些領域如何聯系。第二，它假定科學和技術之間的交叉是多維的，可以借助這些重合定義它。第三，它與科學和技術之間的關系的動力學觀點一致。最后，它顧及到科學和技術不可能保留分明的邊界和分離的特性，它暗示我們應該找到混合雜交現象的發生。萊頓就他所謂的“雜交職業”（hybridcareers）提出兩個觀點，它們分別涉及科學和技術的社會組織根源以及二者對實踐和知識生產的影響。第一點是，雜交職業創造了科學界和技術界之間的結構聯系的交互組織網絡的養育。第二點是，雜交職業不僅導致了兩個世界之間知識和信息的擴散，而且也導致可以命名為雜交實踐的全部組成部分的創造。在科學和技術二者中的實踐傳統依賴于知識和特定的技藝、方法、概念、價值、意識形態、優先權等庫存。個人（以及科學和技術實踐者）也具有這些要素的特定組成部分。在雜交職業的例子中發生的東西，是把來自兩個領域的要素結合起來形成的新組成部分。他以法國工程師、在數學和理論力學方面有出色研究的納維葉（C.L.Navier），畢生把卓越的科學生涯與對工程和技術的革新結合起來的開爾文勛爵，挪威理論物理學家、后轉為實踐的氣象學家的皮耶克尼斯（V.Bjerknes）為例，證明他的見解是有道理的。

以上各個模型都有可取之處，也道出了部分真理。但是，線性模型似乎簡單化了一些，把科學和技術復雜、多變的關系描繪得過于徑直，而且易于引起技術神話。舞伴模型亦有把科學和技術互動過程簡單化之嫌，同時它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科學和技術不僅可以跳雙人舞，而且有時也獨舞。雜交模型把科學和技術視為一個新的綜合體，這實際上已經使二者一體化了——這是我們絕對不能同意的——盡管這種一體化是部分的一體化而非整體的一體化。我覺得，可以接受的比較周全的觀點也許是：

科學和技術是有聯系的，但并非一體化；科學和技術是有區別的，但并非決然對立；科學和技術有時是互動的，但互動的形式多種多樣，互動的過程錯綜復雜，而不是線性的和一義的。

參考文獻

哈勃就持有這種看法：“技術是科學的副產品。它必然滯后于科學。在過去它滯后得很遠，在較近時期，它急劇地縮小了間隔。”由于工業實驗室的出現，加速了科學成果向技術的轉化過程。參見E.Hubble,TheNatureofScienceandOtherLectures,LosAngles,U.S.A.,1954,pp.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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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文森還說：“有了技術之后，人就變了，人就從進化的產物變成了進化和變革的生產者，就從現存世界的理解者變成了新世界的創造者。技術的故事實際上是三個主人公即進化、思想和技術的故事。思想是進化的產物和結果，它如何產生技術并表現于技術之中，以便反過來駕馭進化——這也是技術的故事。”參見萊文森：《思想無羈》，何道寬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i、x、14、15頁。

普賴斯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科學的正常成長更多地來自科學，而技術的正常成長更多地來自技術。技術專家用的科學大多數是他們在學校學習和大眾知識中的科學，而科學家用的技術大多數是伴隨他們成長起來的那些技術。兩者之間的強有力的相互作用只出現在很少的時候，因而引人注目地形成歷史山脈的高峰。在17世紀的科學革命中，有一種從工匠技藝狀態向新型科學儀器的有力轉換，它使科學從古代狀態突破而獲得爆炸性的增長，并帶來現代的實驗傳統，帶來望遠鏡、顯微鏡、氣壓計、溫度計、抽氣機和各種靜電機械。在我們這一代，工業革命已經達到一個新水平，主要通過物理學——特別是愛迪生的電學——科學找到了它回報技術的方法。在大多數情況下，科學并沒有給技術許多幫助，但偶爾你會遇到像晶體管和青霉素這樣完全相反的反常事件。同樣必須注意的是，這里存在的引人注目的例外而不是規律。高峰不是典型。不能以牛頓和愛因斯坦的標準去判斷科學家。不能以晶體管的特例去判斷科學對技術的影響。承認科學和技術大體上是只有松散聯系的系統，人們的動機目的甚至訓練都非常不同，屬于完全不同的類型，這在理智上是沒有什么困難的。普賴斯：《巴比倫以來的科學》，任元彪譯，石家莊：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70~17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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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圖爾說：我將用“技科學”或“技術科學”（technoscience）來描述與科學內容相關的要素，而不管它顯得多么齷齪、多么不如人意或陌生；同時使用“科學和技術”——加引號——來指明，一旦所有責任歸屬的考驗已然完成，技科學還余下什么。“科學和技術”圈內容納的東西越多，它們在外部的擴展就越遠。因此，“科學和技術”僅僅是個子集，它似乎只是因為一個最佳幻想而占據優先地位。然而，為了把資助者、盟友、雇主、幫手、信任者、贊助者和顧客包括在技科學之中，技科學規模的擴展似乎存在著危險，因為他們也許會依次被視為領導科學的人。一個可能的結論是：倘若科學不是由科學所構成并由科學家來領導，它將由所有的興趣團體構成和領導。由于這種結論正是由所謂“科學的社會研究”所得出的結論，這種危險就更大。當“科學和技術”不能由其內在的動力加以解釋的時候，它將由外在的推動力和需求加以說明。那時，我們的技科學之旅不僅應該充滿微生物、放射性物質、燃料庫和藥品，還應該充滿邪惡的將軍、關系復雜的跨國公司、熱切的消費者、被剝削的婦女、饑餓的兒童和扭曲的意識形態。參見拉圖爾：《科學在行動——怎樣在社會中跟隨科學家和工程師》，劉文旋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289~290頁。

平奇和比吉克爭辯說，應該在相同的社會結構理論的框架中處理技術和科學。這類論據是對拉圖爾所主張的更激進的“技科學”方案的貢獻。科學機器（sciencemachine）和技科學這樣的概念有助于我們看到在科學和技術周圍的邊界之間的關聯，同時也看到科學和其他社會活動之間的關聯。參見S.Restivo,Science,Society,andValues,TowardaSociologyofObjectivity,Bethlehem:LehighUniversityPress,1994,pp.8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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