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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一代法蘭克福學派在美國的主要代表安德魯•費恩伯格在分析以往技術理論不足的基礎上提出了技術批判理論,從傳統法蘭克福學派抽象地批判社會轉向對社會中最為常見的技術現象的批判。從理論基礎、價值目標、理論內核、方法論框架和批判主題等方面對這一理論展開了剖析,其中理論基礎是對傳統技術哲學“接受還是放棄”技術的兩難困境的分析,價值目標是馬克思主義的人的解放,理論內核是民主的理性化,使用的是社會建構論研究技術的方法論框架,批判主題是告別敵托邦。

關鍵詞:費恩伯格;技術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敵托邦

Abstract:AndrewFeenberg,themainrepresentativeofthenewgenerationofFrankfurtschoolintheUnitedStates,broughtuptheCriticalTheoryofTechnologythroughanalyzingtheinsufficiencyofearliertheoriesoftechnologyandturningthefocusoftheFrankfurtschool''''scriticismfromabstractsocialcritiquetocommontechnologicalfacts.Thistheoryisdiscussedintheperspectiveofitsbasis,targetvalue,theoreticalcore,methodologyframeandthemeofcritique.Amongthemthetheoreticalbasisisanalyzedforthatthetechnologyisinadilemmaoverbeingacceptedorbeinggivenupasarguedintraditionalphilosophyoftechnology;thetargetvaluereferstohumanbeing''''sliberationandthetheoreticalcoreistherationalizationofdemocracy;themethodologyframeisthatusedtostudythetechnologyonthebasisofsocialconstructivismandthethemeofcritiqueisfarewelltodystopia.

Keywords:AndrewFeenberg;criticaltheoryoftechnology;Frankfurtschool;dystopia

安德魯•費恩伯格(AndrewFeenberg)是馬爾庫塞的學生,新一代法蘭克福學派在美國的主要代表,他從傳統法蘭克福學派抽象地對社會展開批判轉向對社會中最為常見的技術現象展開批判,提出了技術批判理論,并自1991起在十年中寫下了“技術批判三部曲”:《技術批判理論》(1991,2002年新版本《改造技術》)、《可選擇的現代性》(1994)和《追問技術》(1999)。本文將從理論基礎、價值目標、理論內核、方法論框架和批判主題等方面剖析費恩伯格的技術批判理論的內涵。

一、理論基礎:在“接受”和“放棄”之間

技術理論是對技術的整體認識和系統觀點。學術界存在多種技術理論,如技術工具論、技術價值論、技術樂觀主義、技術悲觀主義等。這些理論相互交叉,其側重點又各有不同。美國技術哲學家阿爾伯特•伯格曼(AlbertBorgmann)在《技術和現代生活的特征》(1984)［1］一書中,把以往的技術理論歸納為技術工具論和技術實體論兩類。技術工具論把技術視為時刻準備服務于它的使用者的“工具”,它自身不包含價值,是價值中立的,在任何環境下都能保持同樣的效率標準。技術實體論則認為,技術構成了一個新的文化系統,將整體社會重構為一個控制對象。這個系統具有擴張性,最終將侵入每一個前技術時代的領域,形成作為整體的社會生活。這樣,技術就不僅是一種手段,還是一種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文化力量,能夠沖破所有傳統的和現存的價值體系,進而變成一種環境和一種生活方式,一種人所無法抗拒的“天命”。在技術面前,人只有兩種選擇,或者退回到傳統,或者接受對技術的盲目崇拜。費恩伯格借鑒了這種分類方法,并在分析這兩種技術理論不足的基礎上提出他的技術批判理論。

在費恩伯格看來,盡管技術實體論和技術工具論有許多不同點,但它們對待技術都采取了“接受或者放棄”的態度。可如果技術僅僅是一種不關心價值的工具,它的設計和結構就不是政治爭執的問題,只是它的應用范圍和效率問題;而如果技術是一種占據主導地位的文化載體,我們就會由于或者追求把技術推進到非理想的狀態或者退化到一種更原始的生活方式而受到譴責,但無論如何我們都不可能改變它,因為在這兩種理論中,技術都是命運。工具理論視技術為其他社會方面所建立的價值的顛覆者,實體理論則把一種自主的文化動力歸因于超越了所有理論傳統中相對抗的價值觀的技術。它們的根本癥結在于把技術看做一種既成的事物,看做不能改變、只有接受或者反對的事物,這正是眾多試圖通過對技術設置道德的或政治的限制以創造出一個有著根本不同形式的工業文明失敗的緣由。

正是以對這兩種技術理論的批判為基礎,費恩伯格提出他的技術批判理論,并聲明其目的是“在一個近乎單向度的技術世界中找尋一種識別并解釋內在張力的方式”［2］106。受早期法蘭克福學派尤其是馬爾庫塞思想的影響和社會建構論的啟發,費恩伯格把技術安排構想為以類似于按海德格爾意義上的“座架”建構一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產生實踐,形成認識的順序。從不同的技術安排中和不同的觀點中涌現出不同的世界,它給人類的某些方面以特權,也使其他方面處于邊緣,這樣,技術既不單純是工具,也不是獨立的工藝系統,而是非中性的社會性產物,是一種懸置于不同的可能性之間的“矛盾的”(ambivalent)發展過程。不僅在技術的使用中,而且在技術系統的設計中就已經滲透進了社會的價值。因此,技術“不是一種命運,而是一個斗爭的場所。它是一個社會的戰場,或者用一個更好的比喻,是各種因素相互爭論的產物(parliamentofthings),各種文明的替換物在它之上,進行著論爭并作出決定”［3］13。技術的生成過程就是技術的價值負荷過程。

費恩伯格把技術的批判理論與工具論和實體論作了比較,認為它與后兩種理論分別都有一致之處,是對后兩種理論的超越。首先,批判理論同工具論都拒斥埃呂爾或海德格爾的宿命論,在技術的勝利面前,它沒有絕望,也沒有要求人的精神從遠離社會的如宗教或自然的領域里復活,而是設計出一條介于放棄和烏托邦之間的道路。當然,它必須跨越將激進知識階層的遺產與當代世界的技術專業知識分離開的文化障礙,并解釋如何重新設計現代技術,以便使它適應一種更自由的社會的需要。其次,技術批判理論認為技術命令(technicalorder)不僅僅是一定量的工具,而實質上以或多或少的“自主的”模式構成這個世界,統治階級和精英們的價值和利益正是在理性化過程中和機器的設計中甚至在這些過程確定一個目標之前就確定好了,從而正如馬爾庫塞早就提出的那樣,技術理性已變成了政治理性,它介于意識形態和技術的界面,代表了一定階層的價值觀和利益。

二、價值目標:人的解放

費恩伯格明確地把技術批判理論定位在馬克思主義的范圍之內,指出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和法蘭克福學派最早確定了這個方向。他同法蘭克福學派的其他思想家一樣,把馬克思作為批判理論的開山,并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景氣的形勢下宣布自己是“新馬克思主義者”。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一以貫之的目標就是“人類解放”,而他在對技術的批判中始終貫徹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這個價值目標。

這種理解與馬克思哲學的傳統是一致的。人的解放是馬克思終生為之奮斗的目標。在馬克思那里,盡管“任何一種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關系還給人自己”［4］,但“人類解放”絕不僅僅是“政治解放”,它不僅僅使人成為“物的依賴關系”下的自由個體,而是指人類最終擺脫心靈的束縛和階級壓迫后的全面的解放。在《論猶太人問題》一文中,馬克思批判了當時把“人類解放”等同于“政治解放”的觀點,認為“政治解放”只是從形式上獲得自由,這是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而“人類解放”則包括擺脫思想束縛,打碎精神枷鎖,必須消滅私有制,以獲得“建立在個人的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之上的自由個性”［5］?？梢?馬克思之“自由”同鮑威爾等人所說的政治解放并不相同。

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繼承了馬克思關于“人的解放”思想,對在高度發達的工業社會中表現出來的人對物的全面依賴展開激烈批判?；艨撕Ｄ瑥囊婚_始就把“批判理論”稱為“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認為這種理論源自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其目標并非僅指增長知識,還在于把人從奴役中解放出來。在馬爾庫塞看來,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實現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使人獲得解放,馬克思的基本觀念是人的實現,由此才產生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但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把革命的目的看做是改變下層大眾的貧困生活狀況,使工人獲得今天資本家所擁有的財富,在馬爾庫塞那里,革命是要解放在工業社會被壓抑的人的否定向度,恢復原本屬于人的本能的方面,使人得到全面發展,從而改變人的需要及其滿足的性質,建立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由于馬爾庫塞的革命的動因不同于傳統馬克思主義,他的革命理論中也就有著不同于前者的革命主體和革命道路。

費恩伯格曾于20世紀60年代師從馬爾庫塞并研讀海德格爾的思想,在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后一起探尋社會革命的組織和道路問題,他直接承繼了法蘭克福學派的價值理念,試圖尋找使工業社會發生激進變革的方式,以實現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被壓抑的人的潛能。具體說,就是通過技術理性的重構,重現技術的解放潛能,使那些受到壓抑的人的利益得以實現,這樣,費恩伯格的技術批判理論就從技術哲學轉向技術政治學,從技術的民主化引出社會的民主化問題。

三、理論內核:民主的理性化

盡管技術成為現代問題之源,但技術問題的始作俑者卻是理性的分化導致的技術理性對現代社會的統治,由此對理性的批判不僅是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共同的主題,而且是整個西方馬克思主義甚至是整個現代西方人文主義思潮的批判主題。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等人受韋伯的影響,他們對“理性”的理解始終處于分裂狀態,哈貝馬斯“技術理性”和“交往理性”的二分法也未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費恩伯格同樣以對“理性”的批判與改造為基礎展開其技術批判理論,進而建構起他的技術民主化和可選擇的現代性理論。不同的是,費恩伯格對“理性”的批判與改造既不像早期法蘭克福學派那樣在純粹的思辨哲學領域中進行,也不像哈貝馬斯那樣在語言哲學的領域中進行,而是在技術政治學的視域內展開的。他提出,傳統技術哲學認為技術理性只關注效率,從而人為地造成客觀理性與主觀理性、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對立。其實,現實世界的多樣性注定了理性的分化具有相對性。

在費恩伯格看來,技術理性并非只包含單純的效率(即科學理性),而且包含了社會意義和文化視域兩個方面,技術并非既定的事實,而是等待確定的未成事物,它既可能保護等級制度,也可能用來建立民主制度,費恩伯格把后者稱為“民主的理性化”［6］或“顛覆的理性化”［7］131,以取其對現實社會的否定與顛覆之意。這種否定與顛覆恰是理性的本質功能,與馬爾庫塞所說的技術理性的“單向度”形成鮮明的對比。“民主的理性化”始于技術本身的后果,始于圍繞技術媒介而推動人類活動的各種方式。正是這種行動堅守技術民主化的許諾。技術政治學預示了這樣一個世界:在其中,技術作為影響我們生活的各個方面的一種社會“法規”,將從這些新型的公眾的協商中產生?！懊裰鞯睦硇曰笔菍崿F那些被系統忽略或拒絕了的技術潛能的附屬方案的結果,為使技術民主化提供了可能性。“技術民主化”就是擴大技術行為參與者的利益范圍,要求對那些缺乏金融資本、文化資本或政治資本的社會角色開放技術設計過程。技術的民主化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技術設計上的民主化,另一個是在技術行為中的外行和專家、客體和主體間權力分配上的民主化,費恩伯格稱其為“深層民主化”［7］142,以區別在法律程序中僅僅是形式上的變化,并不改變技術領域中現實的權力關系的變化。

從“民主的理性化”到“技術的民主化”是一個從理論到現實的過程?！懊裰鞯睦硇曰北憩F在技術的設計過程中,是對技術理性的修正與改造,這是思想上的改造,而“技術的民主化”則是技術方案的實施過程,是把理論物化的實踐過程,是具有民主特征的技術現實化的過程。理論的先在性反映出人類行為的能動性。

四、方法論框架:社會建構論

的技術研究方法

20世紀80年代以后,批判理論經過了60年代的“秘密希望”和1968年法國“五月風暴”之后由于左派力量的減弱而出現“新的冷靜”,進入了社會建構主義的新時代。社會建構主義對技術的經驗研究給予費恩伯格以啟發,使他在總結哈貝馬斯和馬爾庫塞的爭論后意識到,盡管馬爾庫塞的許多觀點仍然很有道理,但哈貝馬斯對他的思辨基礎的懷疑卻也表明馬爾庫塞的理論基礎即“技術合理性的兩個方面”的理論過于抽象。這樣,“與其簡單地回到馬爾庫塞最初的闡述,或許,不如在一個更可信賴的框架內重新建構他的批判理論的各個要素”［2］70。社會建構論的技術研究正給費恩伯格提供了這樣一個方法論框架［8］。

技術研究提供了許多操作性很強的方法論原則,如技術設計的“待確定”原則、人工物解釋的靈活性原則、對稱性原則等,這些原則內含于費恩伯格對技術的理性批判、本質批判、民主政治批判和整合現代性的全過程。研究費恩伯格的技術批判理論,會感受到他的理論體系中處處充斥著濃濃的建構論色彩。他的整個理論體系貫穿的就是一種“批判”與“建構”共存的框架模式,而他批判理論的每一部分都運用了建構論的方法。比如,費恩伯格在對技術的理性批判中運用了拉圖爾的“待確定”、“授權”、“社會圖景”和“技術圖景”等概念;在對技術本質的批判與建構過程中,他提出了揭示技術本質的“技術解釋學”,并以技術人工物的“待確定”原則和行為者—網絡理論的“對稱性原則”為方法把技術本質分為兩個相對獨立又不可分割的層次;在對技術的民主政治展開批判時,他改造了社會建構論不涉及政治問題的局限,將其改造成為一種“政治學的建構論”,與西蒙棟的“具體化”理論整合在一起,提出了“第三種對稱”作為其“民主的理性化”的理論基礎,以“深層民主化”的綱領替代技術統治論;在構建“可選擇的現代性”的過程中,他運用“人工物解釋的靈活性”原則,提出了技術與文化之間關系的辯證法。

從總體上看,費恩伯格對技術的理解貫穿的是普遍性與特殊性相統一的原則,面對別人對他的理論框架的質疑,費恩伯格聲稱自己并非完全放棄對技術的本質追問,而只是要避免技術本質主義者的局限。他在對技術本質主義的批判中借鑒了社會建構論的方法,但這并不意味著他的整個理論都轉向社會建構論。他認為建構論對技術的研究也存在不足,這主要表現在其狹隘的經驗論以及對技術的本質,對政黨、階級以及現代性等宏大問題的忽視,對技術問題的研究需要把本質主義的技術觀與社會建構論的技術觀整合到一起。

五、批判主題:告別敵托邦

費恩伯格的技術批判理論肩負著一個重要使命,這就是在蘇東劇變和因特網在全球的興起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探索工業社會進行激進變革的可能性。以往的批判理論對技術的理解基本上屬于一種敵托邦(dystopia)的觀點,其技術態度過于悲觀,從而出現“渴望成為原始人”的文化病癥［9］。費恩伯格提出,不能從技術之外去尋找走出敵托邦的途徑,因為如今技術無所不在,它已構成我們的生活方式,“必須從技術文化的內部向前”才能推進這個問題的解決［10］。他通過思考傳統批判理論的得失,同時也是受馬爾庫塞理論和社會建構論理論的啟發,提出應當對技術理性的生成過程進行經驗分析,才能準確把握它的構成要素,進而把握其本質內涵。

費恩伯格通過對“利益”概念的分析指出,技術活動中不同參與者的利益要求不同,他們對技術的形成都能產生影響。這樣,在眾多可能的構成基礎能夠產生出有效履行其職能的作業裝置的意義上,技術是“待確定的”(underdetermined)。包含在設計中的不同行為者的利益表現出細微的差別,因此效率不是一個能夠解釋所有可選擇設計的成功或失敗的標準。那么是什么制造了差異呢?答案是在問題的界定及它的解決中的社會選擇干預。技術具有社會相關性,技術選擇的結果是一個支撐一種或另一種有影響的社會集團的生活方式的世界。因此,技術的合理性不僅包含了普遍性的因素,還有特定歷史時期的具體內容,這正是馬爾庫塞想表達的,技術合理性的概念不能等同于效率和控制的形式概念(“技術圖景”),而是必須有一種作為一個特定社會的目標指向模式的內容(“社會圖景”)的思想。這兩個方面構成了技術理性即費恩伯格創造的“技術編碼”范疇。技術的“社會圖景”因不同的社會而異,從而理性化的普遍原則是不存在的,“特定的理性化一直受到偶然的利益而不是普遍原則的推動。它是從不同的理性延續下來的,而且理性化總是可能的,這就是說,理性化在當前社會中采取的形式并非它們的唯一的形式”［11］。既然技術的效率原則本身不足以確定一個獨立的技術設計,社會的利益在技術發展中起到持續的作用,因而其他的選擇也是可能的,就是說,技術編碼的社會建構性導致其變動性,甚至在一個物質的設計完成之后亦然。隨著社會的變化,技術編碼也會不停地與社會相整合,它導向不同的使用,甚至可能導向對材料的重新設計。

技術編碼就是技術(合)理性。費恩伯格通過對“技術理性”內涵的重新闡釋,批判了傳統技術哲學將“理性”抽象化、神秘化的不足,不僅揭示了技術理性的現實根源,還打開技術黑箱,揭示了“技術理性”成分的多樣性。這就為改造技術并進而使技術民主化提供了可能。這同樣意味著,要改造技術,必須首先改造技術理性,而要改造技術理性,首要的是使人的思想發生改變。因為技術是人設計、使用的,反映了特定歷史時期的特定集團的利益。從這個意義上講,費恩伯格和海德格爾在思想上有相同之處,這就是都強調人的思想改變的先在性。先有技術思維的改變才能導致現實技術的改變。這樣,先有技術理性的民主化,才能使技術本身實現民主化。

當代西方包括法蘭克福學派在內的社會批判理論的基本思路,是承認啟蒙理性的分化對現代社會的基礎地位,并由對“理性”的否定和懷疑直指對現代社會的根本特征[CD2]現代性。費恩伯格技術批判理論的目的不在于單純地批判,而是以他對技術本質、技術理性的理解為基礎,建構更加合理的現代性理論。這樣,盡管他的理論側重于技術批判,但并未局限于技術本身的改造,而是要擴大人和人之間的交流,以發揮人的創造性,進行創新性對話并創造性地使用技術。他明確指出,民主的技術政治學的本質在于擴大設計過程中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就是說,在技術的設計和使用過程中,處于不同社會地位的設計者和使用者相互交流對技術的需要和設想,以使技術反映更廣泛的人的利益,從而建立一個使技術的進步服務于交流的進步的民主社會。這正是費恩伯格所構想的新的民主的技術政治學的本質?？梢?費恩伯格關注的是“以技術為媒介的制度的民主化”［3］153,這與傳統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甚至包括哈貝馬斯對建立規范制度的強調這一理論特色都具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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