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波普爾歷史非決定論思想產生影響探析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論歷史唯物主義視閾下的波普爾歷史哲學》一書，是譚揚芳同志在馬捷莎教授悉心指導下，通過刻苦鉆研寫出的較優秀的博士論文。我有幸主持了她的博士論文答辯。現在，她又在我們所做博士后研究。她正式出版此書，請我寫序，對我來說，幾乎成了義不容辭的事。

更重要的是，早在20世紀80年代初，在一次全國唯物辯證法研討會上，我有幸接觸過在我國研究波普爾很早的舒煒光先生。他對波普爾的介紹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當時我即下決心要集中一段時間把波普爾的思想全面、系統、深入地了解一下，為此，我甚至仿效他的學術路子花了不少時間認真鉆研了愛因斯坦的狹義相對論和廣義相對論。但這種想法由于諸多原因終未能完全實現，但也始終未放棄。后來，我在先后為江蘇人民出版社主編《現代世界十大思想家》和給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現代思想的冒險家們》(叢書)審讀波普爾的書稿過程中又強化了這一思想。譚揚芳同志請我寫序，我所以欣然允諾，也是想以此為契機，逼著自己利用這個不短的暑假至少把波普爾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有關著作再認真研讀一遍，然后在此基礎上好好寫一篇。當我開始這樣做不久，假期已剩不多。譚揚芳同志告訴我，她的稿子出版社已排定。這樣，我只好把正看著的波普爾的著作放下，趕緊把譚揚芳的書稿本身再細讀一遍，寫出一篇，以兌現承諾。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是不具備為剖析世界著名思想家波普爾的重要思想的著作寫序的資格的。

卡爾·波普爾，批判理性主義的代表人物，當代世界著名哲學家、思想家。提到他，幾乎沒有一個學習哲學、研究世界思想的人不知道他曾提出過區分科學、非科學的界限的可證偽原則；提出過三個世界理論；還提出過以推測和反駁為中心的科學研究方法等大量大膽、新穎的思想的。由于其中有許多不完善之處，因此在國際學術界也是毀譽參半。

某個方面的領軍人物，由于他的特殊的社會地位，做得好的方面，正面影響大；其錯誤，同樣對社會負面影響也大。

波普爾在維也納大學旁聽期間，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他接受了社會、共產黨關于戰爭殘酷及其所造成的危害的正確宣傳，一度傾向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1919年春，波普爾還自以為自己已經是一個共產主義者了。但不久，如他在回憶錄中所寫的：“在我17歲的時候，已成為一個反馬克思主義者”。其實，引起這一立場上根本變化的不過是一次政治事件。1919年某天，在波普爾17歲生日前不久，在維也納，一群赤手空拳的社會主義者，在共產黨領導下舉行示威游行時遭到了槍擊，他們本想幫助被拘禁在維也納警察局的共產黨人越獄。波普爾對這一事件根本不作具體分析，僅從人道主義出發就得出了否定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論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結論，并從此決定了他終身的思想傾向，奠定了他一生兩大事業的一個重要方面的基礎撰寫《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哲學作系統的分析批判。在這種情況下，他的批判自然帶有嚴重輕率和偏見的成分。

波普爾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總的說來是站不住腳的，錯誤的。但毋庸諱言，這一批判在全世界產生了極大的破壞性影響。一些人對波普爾在這方面所做工作的高度頌揚即是證明。布賴恩·馬吉在其《“開放社會之父”：波普爾》一書中曾講：“我必須承認，我不明白任何具有理性的人如何能理解了波普爾對馬克思的批判之后仍然是一位馬克思主義者。”[1]波普爾接受意大利記者賈恩卡洛·博塞莘采訪匯集成的訪談講演錄《二十世紀的教訓》中譯本的導言也講：“從絕對真理(以及各種決定論)的普遍至信，到對其根本性的質疑和警惕，這是20世紀人類思想史上一個最為重大的事件。而波普爾的學說，特別是他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篇作中闡發的觀點，對這一歷史性的轉折做出了無可替代的重要貢獻。”[2]有的西方學者為《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出版拍手叫好，把它稱之為“20世紀劃時代的巨著”。

既然波普爾對馬克思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批判從總體上看并不正確，為什么這一批判還能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并在全世界產生了如此巨大的沖擊波呢?分析起來，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本身的實踐與理論方面。

從實踐方面看，斯大林掌權后公然無視馬克思、列寧等人關于社會主義的設想在馬克思的理論體系中，在政治上不僅要消滅剝削和剝削階級，而且要在消滅了工、農等一切階級差別之后才可以說是社會主義；在經濟方面，不僅完成了生產資料為全社會所占有，而且因此可以取消一切商品生產與交換，勞動者之間可以完全實行按勞分配了才算社會主義而斯大林把它們公然篡改為政治上只要消滅了剝削與剝削階級，經濟上只要消滅了生產資料領域的商品生產與交換，在消費領域還有商品生產和交換的情況下就可以說是社會主義。這就是說，斯大林宣布建成的社會主義和當時世界上所有的社會主義制度，其實都還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在這種情況下，他又長期推行一系列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才能實行的政策，這種“左”的、脫離實際的錯誤路線和政策，使社會產生了一系列新的尖銳的矛盾。對此，他為了保持社會穩定，公然背棄要使社會主義比過去任何制度更自由、民主的承諾，采取一系列高壓政策，加強對社會的控制，由排斥異已到社會輿論一律壓制不同聲音，最后直至根本無視基本人權，搞鎮壓，導致肅反嚴重擴大化這種無法無天的事。在這種情況下，權力完全失去了控制，國家權力機關官僚主義嚴重不說，在一定程度上，領袖甚至出現了封建專制獨裁傾向，廣大干部隊伍也逐漸由人民的公仆變成了利用自己掌握的權力不顧老百姓死活為自己撈好處的貪污腐敗階層。在這種情況下，波普爾批判歷史主義所宣揚的下述錯誤思想認為歷史主義與極權主義、專制主義密切相關。他甚至荒唐地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畫等號，認為它們在政治斗爭中表現為“左”、“右”兩翼，它們的理論基礎都是歷史主義。因此把歷史主義作為社會科學的根本方法，會給人類帶來不幸。這種思想在世界上受到不少人的頂禮膜拜、不脛而走，難道還有什么值得奇怪和不好理解的嗎?在經濟方面，社會主義各國根據斯大林模式不顧社會生產力的實際水平和人們覺悟的實際水平走計劃經濟之路，逐步使經濟失去了競爭力，社會喪失了活力。加之后來勃力日涅夫時代的蘇聯把國民經濟收入的很大一部分用于軍事工業和加強國防，與西方搞冷戰對抗，使社會陷入了長期停滯狀態，人民生活始終很艱苦。事實上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與發達資本主義的差距。所有這一切，都敗壞了社會主義的名聲，使當時的人民不僅對社會主義逐漸失去信心，還產生了厭惡。波普爾系統批判歷史決定論的著作《歷史決定論的貧困》和《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于1944年先后分別在哈耶克主編的《經濟學》雜志上發表和在英國正式出版及其在世界范圍內逐漸傳播，正是以前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各國實踐上越來越偏離馬克思主義軌道的過程。而廣大老百姓并不知道斯大林所搞的社會主義，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所設想的和為之奮斗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什么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情況下，就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本能地反感，就認為只要是批判馬克思主義、批判社會主義的東西就一定是好的、正確的，就不加分析地全盤接受。

在理論方面，隨著無產階級革命先后在世界許多國家取得勝利，馬克思主義包括他的社會主義歷史理論在全世界獲得了廣泛的傳播，并在前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成了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但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的社會歷史理論也被社會主義各國領導人，特別是斯大林教條化或曲解了、庸俗化了。實踐明明證明馬克思主義某些結論過時了甚至是不正確的，也不敢實事求是地承認。不僅如此，還要千方百計地編造各種理由去辯解。他們形而上學地把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歪曲為“經濟決定論”或有時走向另一個極端，宣揚觀念可以超越并取代“經濟力量”。正如譚揚芳同志在她的著作中所正確指出的，在前蘇聯作為大學生和干部必讀教材的，在社會主義各國也作為哲學主要參考書的康斯坦丁諾夫院士主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原理》所講的社會歷史觀，就是這種教條化、曲解與庸俗化的一個典型，而其源頭即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最高權威自居，認為事實上只有他才擁有對馬克思主義的解釋權和發展權的斯大林《論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小冊子。其實，正是斯大林把馬克思主義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同時還是實踐的、歷史的新唯物主義觀歪曲成了馬克思本人所堅決反對的“唯物質論”和“唯客觀主義”，抽去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性、主體能動性的靈魂，實際上是用還原論的觀點說明社會歷史規律，把社會歷史規律的客觀性完全等同于自然規律的客觀性，只講規律的決定作用，無視人的意志、目的、實際努力在社會歷史中所起的作用，這就使馬克思的社會歷史決定論倒退到機械決定論，把社會歷史規律絕對化、神秘化了。與此相聯系的是，把社會歷史的可預測性簡單化、絕對化，完全排除了歷史發展過程中偶然性的作用。在這種思想影響下，有人甚至認為資本主義的末日是“可以精確計算出來”的。這就把馬克思主義本來是完全正確的歷史決定論歪曲成了“宗教宿命論”。這是不折不扣的“理性盲目崇拜”，正是由于有這種“理性自負”，在社會上才出現了“馬克思主義的頂峰”、一句頂一萬句的“絕對真理”這類十分荒謬的東西。

波普爾批判馬克思歷史決定論的錯誤思想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圍內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還與波普爾的批判本身有關。

以往對馬克思歷史決定論的批判和歷史發展趨勢理論的攻擊，往往是明顯地站在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立場上，是非理性的、情緒化的。這種駁難非但改變不了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反而引起了勞動者對它們的強烈不滿，這決定了它們必然要被歷史發展的洪流迅速吞沒。而波普爾的批判不同，至少從表面上看，它是從“純學術”的角度來分析、批判“歷史決定論”的。不僅如此，他的批判還是以類似自然科學的嚴謹態度來進行的，他從現代科學內部現代物理學入手，由“中心顛覆‘科學定律’的絕對正確性和可靠性，然后向外拓展到歷史、社會和政治的種種科學，對各種形式的絕對主義與決定論予以清算”，是以審慎的理性批判“理性自負”[3]，而且并非一點道理也沒有。凡關注過波普爾的人都知道，愛因斯坦對他的一生影響最大，是他青少年時代所崇拜的思想大師中唯一一個后來未成為他懷疑、批判對象的人。1919年日全食的觀測結果竟與愛因斯坦1915年發現的廣義相對論并據此作出的預見一致。這件事震撼了世界科學界和思想界，也使波普爾為之傾倒。當年他還有幸出席了愛因斯坦在維也納的學術報告會，給了波普爾極深的印象：愛因斯坦并沒有把自己的理論作為絕對不變的教條，而是強調要接受實踐檢驗。他看到愛因斯坦在人們對相對論的一片贊揚聲中竟準備隨時否定自己的理論。愛因斯坦的科學精神及此后他對愛因斯坦的研究，不僅使他走上了科學哲學家的道路，而且使他在堅持批判性思維和科學研究方法方面深受愛因斯坦的影響。這一研究方法也體現在他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這部著作中。正如有人曾正確地指出過：波普爾的主要思想是建立在他的知識論之上的，而他在知識論方面批判性的創見則源自他對當代科學發展的深刻洞察和闡釋。在20世紀杰出的思想家中，再沒有人像波普爾熟悉并如此深入地介入到當代科學內部的重要辯論，并與科學家共同體之間保持如此長期親密的聯系[3]。他不僅與羅素、卡爾納普、石里克、哈耶克這些國際著名思想家有過思想上的直接交流，而且與愛因斯坦、玻爾、薛定鍔這些20世紀最知名的自然科學家有過交往，將自己的學術思想請這些自然科學家批評并受到他們的高度賞識與贊揚。愛因斯坦早在1935年讀到波普爾德文版的《研究的邏輯》就寫信給予熱情的支持。1936年末，波普爾在向英國學術資助委員會提出申請，并希望能在英聯邦地區學術機構中得到工作機會，給他寫推薦信的人中就有愛因斯坦。1950年，愛因斯坦對波普爾出色的科學研究再次給予了高度的肯定。1960年，與伯內特一起獲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的梅達華也稱波普爾為“無與倫比的最偉大的科學哲學家”。正是這些世界頂尖級的、在國際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幾乎被視為人類智慧代名詞的大科學家們對波普爾的肯定與贊揚，使他的思想，包括他錯誤地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的思想，引起了人們的關注，在世界上獲得了廣泛的傳播乃至盲目接受。

波普爾批判歷史決定論的錯誤思想之所以影響大，還與下述情況有關：其批判鋒芒所指雖然也包括真正的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本身，但主要是指17—18世紀的歷史決定論，特別是被教條化、庸俗化、被曲解了的社會歷史發展理論。不僅如此，他對作為思想家馬克思本人及其社會主義中關于人類平等與自由的道德理想不僅未批判，還抱有深深的認同。波普爾對馬克思主義雖然懷有偏見，對馬克思本人卻懷有深深的敬意，認為馬克思是一位天才的哲學家，他把自己的理論與“空想社會主義”區別開來是十分正確的，而且認為馬克思的理論在當時的確是科學的，提出了大量可被經驗事實檢驗的預言。不過在波普爾看來，其中有許多重要的預言已經被歷史證偽了。他后來在自傳中還曾寫道：“甚至在否棄了馬克思之后的若干年內，我還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而且如果能有一種與個人自由相結合的社會主義的話，我現在仍然算一個社會主義者。因為在一個平均主義的社會中過一種適度、簡樸而自由的生活，是再好不過的了。”[4]

在我看來，波普爾反對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思想所以能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并為很多人接受，還有一個更深刻的社會原因：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用辯證邏輯分析人類社會本質，揭示其發展規律和趨勢的結果。它無非是說：“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但人們所預期的東西在大多數場合都互相干擾，彼此沖突，很少能如愿以償，這就使表面上好像由偶然性支配的社會歷史進程，其實“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5]，它同樣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這個歷史過程表現為，從現實的人出發，即從人的物質生活條件和為生活需要而進行的實踐活動出發，把人類社會看做是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交互作用的產物，把社會歷史又看作是在這種復雜的交互作用過程中不斷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的過程。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是一種并不否認偶然性作用的辯證決定論。而波普爾對歷史決定論的反駁受自然科學、特別是物理學的影響很深。他自己就講過：“我雖然主要關心的是物理學的方法……但多年來我也關心社會科學，特別是看到社會科學的基礎不能令人滿意的狀態”，又說：“我的方法對于所有社會科學，包括歷史科學在內，都是普遍適用的”[6]。事實上，由于在他看來，社會科學應具有與自然科學統一的科學研究方法，并且他又認為，當代自然科學的非決定論主要是由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原則支撐起來的，自然科學的非決定論又給社會科學中的非決定論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持，因而他從自然科學的非決定論出發提出了社會科學中非決定論的歷史觀。他不知道，量子力學并非完全不受因果規律的支配，只不過支配它的不是那種單義的因果決定論，而是一種以統計規律為基礎的決定論。這表明，波普爾用以分析批判歷史決定論的主要工具還是形式邏輯。而形式邏輯是人們比較容易接受和掌握的東西，“對于日常生活”和“科學的小買賣”不僅是客觀的，而且是必要的(恩格斯語)，對于復雜的社會生活它就顯得不夠了。而辯證邏輯是遠比形式邏輯要復雜高級得多的思維形式，沒有通過系統的思維訓練，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缺乏必要的基礎是很難理解和接受的。這就是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明明是正確的，卻沒有被人們一致認同；而波普爾批判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即他的“歷史非決定論”思想從總體上來說是不正確的，不少人卻反而覺得有道理的重要原因之一。這就好像托勒密的地心說由于與我們的日常經驗接近容易被人們接受，而哥白尼的日心說反而讓人理解起來費勁一樣。

波普爾的歷史非決定論從總體上講是不正確的，但它在世界上的影響卻如此巨大。在這種情況下，真正深入到波普爾歷史非決定論內部，對它作實事求是的科學分析，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唯物主義觀，幫助人們重新堅定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堅定對社會主義的信念，成為每個信仰、研究馬克思主義，特別是信仰、研究唯物史觀的人義不容辭的神圣職責。

波普爾的思想，在我國早就有人關注和介紹，他的主要著作基本上也都譯成了中文，在中國得到了相當廣泛的流傳。僅《歷史決定論的貧困》一書在中國就出版過兩種譯本，發行近千萬冊，它在我國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對波普爾的思想，特別是他反對歷史決定論的思想，國內雖然也發表了一些論文，但大多數僅抓住其中一個觀點進行評析，且主要集中在政治批判上，能從學理上作深入分析的還不多，而能將其放到波普爾整個思想體系中作全面、深入、細致剖析的專著更是少見。譚揚芳作為一個青年馬克思主義研究者，為自己選擇了這一艱巨任務，希望能在這個重大理論問題上，在撥亂反正、以正視聽方面做出自己的努力。這不僅反映出她高度的理論自覺，也充分表現了她的歷史使命感、時代責任心與擔當。

譚揚芳同志這部著作，在充分吸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緊緊圍繞歷史規律、歷史預測、歷史意義等問題，抓住波普爾歷史非決定論，特別是他批駁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基本觀點和主要論據，深入到他的思想邏輯的內部，把他的歷史哲學的理論基礎、方法論依據及基本內容等諸方面綜合起來加以研究，通過長期艱苦的思索，最后從學理上充分地對它們逐一加以實事求是的剖析，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極有見地的獨到的正確看法，從而大大深化、推進了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譚揚芳的闡述令人信服地表明，波普爾對歷史決定論的非難，有許多根本就不是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本身的內容，而是后人對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教條化和庸俗化主要是針對20世紀40—60年代前后把社會規律還原為自然規律并將其絕對化的傾向；另有一些是波普爾本人對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誤解，是他強加到馬克思主義頭上的。由于波普爾對馬克思歷史決定論本身的分析批判大多運用了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和形式邏輯的方法，使他無法理解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性。因而波普爾對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批判，他本人的歷史非決定論思想，從總體上講是不科學的，雖然其中也不乏真理性的顆粒，有些思想甚至是深刻而且具有啟發性的。即使是對機械決定論的批判，對促使我們思考社會歷史規律到底具有怎樣的特點，社會歷史規律到底應該如何正確認識等這些由于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闡述得還不夠充分的方面，并促使我們繼續深入研究，進一步豐富、發展它，也是有積極意義的。

在我看來，本書的下述章節論述得尤為出色：如作者在反駁波普爾認為歷史發展無規律可言時，對社會規律的重復性是一種本質的、必然聯系的、重復性的闡述；關于歷史人物、事件和過程的多樣性、差異性和不可重復性，并不必然導致對歷史的規律性和同一性的否定的論述；在反駁波普爾以趨勢不是全稱命題否定歷史規律存在時，提出波普爾否定統計趨勢也是規律，實質上也就否定了量子力學等現代科學在規律觀上取得的巨大進展，否認了自然界規律的一種基本類型的分析；在反駁波普爾以歷史過程的偶然性否定歷史規律存在時，關于歷史規律的社會選擇性特征并沒有否定歷史規律存在的論述；在提示波普爾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在方法論上的錯誤時，認為對如何把科學哲學理論運用于對社會科學的研究上的看法不同，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和波普爾“反歷史決定論”的又一根本分歧以及對“后思索法”是認識歷史的重要方法的論述，等等。

作為一本學術專著，譚揚芳同志的專著還有一點特別值得稱道的是，從以往我國哲學界發表的有關論文來看，對波普爾反對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批判，大多停留在對其錯誤內容中政治上的反駁上，很少能進一步從學理上探究其錯誤的根源，至于說在作批判性分析的同時也實事求是地肯定，甚至努力挖掘其中的合理因素的就更少見了。譚揚芳同志在論述過程中，則多次對波普爾的合理思想作了不帶偏見的實事求是的肯定。這是一個真正學者的品格，是極其可貴的。

當然，譚揚芳同志的這部著作并不能說已經徹底駁倒了波普爾的錯誤思想，更不能說已經很完美了。事實上，像波普爾這樣的大家，何況他是在深入研究了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和對當代自然科學的成就有著很好把握的基礎上從純粹學術的角度批判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的，對他的學術思想研究的難度決定了這方面的工作還有待進一步深入。不僅如此，在我看來，這部著作本身不少地方還有待進一步斟酌、改進。如有些地方還存在未能把述和評有機地結合到一起的問題；在為論述作理論鋪墊講因果決定論、統計決定論、系統決定論時，對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決定論與它們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的論述也欠充分；個別提法本身是否準確、科學，也還有待進一步推敲。當然，這些都是不能苛求于一位青年學者的。而且我相信，這些不足在她今后繼續研究的過程中是不難克服的。

在要結束這篇序言時，還有一點是我要特別加以強調的：波普爾對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批駁，從總體上是站不住腳的，而這一錯誤思想又在全世界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這一影響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對人們對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信仰起了一種解構的作用。因此，對它是不能不作認真嚴肅的分析和批判的。但是，同時我們又不能讓情緒遮蔽了我們的理智。應當看到，波普爾在當代國際思想界所以能有這樣的地位不是偶然的，不光是因為他批判了馬克思主義。應當看到，他作為一位學者，是一個很有個性，具有很強的批判精神和創新能力的人。他一生潛心研究，為人類思想寶庫增添了許多極有價值的東西，這些都是特別值得我們中國學者認真學習和吸取的。

[摘要]作為批判理性主義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卡爾·波普爾，其一生主要的精力都放在批判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特別是他的歷史決定論上。波普爾對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的駁斥，即他的“歷史非決定論”思想從總體上講是站不住腳的。但他的這些錯誤思想在世界上卻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人們中間得到了相當廣泛的認同。究其原因，我認為這首先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理論與實踐本身存在嚴重問題有關；其次與他批判的特點有關用貌似純科學的方法作純學術的批判；三是其批判鋒芒所指雖然也包括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但主要是指17—18世紀歷史決定論，特別是指被教條化、庸俗化和曲解了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歷史理論；更深層的原因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決定論是在實踐中運用辯證邏輯概括出來的，而波普爾的批判主要運用的是形式邏輯和自然科學的方法，這樣的邏輯和方法是人們通常比較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法。

[關鍵詞]波普爾；歷史非決定論；馬克思主義；歷史決定論

[參考文獻]

[1]布賴恩·馬吉.“開放社會之父”：波普爾[M].南硯，譯.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111.

[2]卡爾·波普爾.二十世紀的教訓[M].王凌霄，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2.

[3]卡爾·波普爾.波普爾的生平[EB/OL].[2006-04-13].http：∥/data/detail.

[4]卡爾·波普爾.波普爾思想自述[M].趙月瑟，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44.

[5]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7.

[6]卡爾·波普爾.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上卷[M].臺北：臺灣桂冠圖書公司，19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