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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獻綜述

1.金融化促進產業結構升級

（1）需求角度。CostasLapavitsas（2011）認為金融危機之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將金融化與一蹶不振的經濟生產強制聯系在一起，但這并不代表金融化是致使經濟衰退的主導因素。金融化現象的產生標志著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體正在進行系統的轉變，這是以企業、銀行、居民活動的轉變為特征的。楊琳、李建偉（2002）對中國金融結構升級與實體經濟結構升級的關聯機制進行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指出中國正處在金融結構轉型的攻堅階段，實體經濟結構升級需要良好的金融結構相配套。

（2）資源配置角度。Panitch和Gindin（2005）認為資本在金融領域的過度集中是資本主義本質屬性的體現。他們反對金融化擠出實業投資的觀點，認為雖然金融利潤的份額增長了，但總利潤的增加為企業再投資提供了更多資金。金融化實際上增加了風險資金的流動性，促進高新技術在不同部門間擴散，資金配置由低盈利部門流向高盈利部門。避免產業空心化的關鍵不在于去金融化，而是合理安排生產投資計劃，較好地利用金融利潤。王芳（2004），陳峰（1996），范方志、張立軍（2003），惠曉峰、沈靜（2006）通過實證分析證明了這一結論。

2.金融化阻礙產業結構升級

國外大多數學者認為經濟金融化雖然短期內實現了利潤快速積累，形成了經濟繁榮發展的表象，最終卻從負面影響了產業結構升級。

（1）投資角度。Lazonick（2010）對美國非金融企業的研究表明，金融化現象在美國的實體經濟部門已經比較普遍，造成了實體經濟的投資被擠出，這會壓縮實體經濟的創新空間，減緩產業結構升級。HeeYoungShin（2012）從亞洲金融危機的起因和后果出發，以韓國為例，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進行實證研究，發現金融化確實降低了非金融企業和制造業的固定資產投資量。趙玉敏（2008）認為世界經濟金融化的趨勢增加了我國制造業對外部市場的依賴程度，同時增加了全球經濟的系統性風險。

（2）資本積累角度。OzgurOrhangazi（2006）深入研究了美國經濟的金融化及其對資本積累的影響，指出經濟金融化對資本積累產生負面影響，非金融企業金融投資和金融利潤的增加提高了這些企業潛在的脆弱性。管理層和員工的收入差異進一步拉大，這一現象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值得研究。大多數研究關注美國的金融化現象，而CaglaOzgur則將研究的對象轉向土耳其，認為20世紀80年代以后，土耳其的市場化行為導致了金融化現象，結果是導致了較高的財政赤字，高通貨膨脹和高利率，繼而改變了股東結構、市場結構和社會結構。

（3）價值鏈角度。從價值鏈角度研究金融化的學者多從金融化的微觀定義出發，從兩個層面解釋了金融化的含義：一是非金融部門以金融而非產品作為利潤主要來源以及主要用途，表現為公司金融資產占總資產的份額不斷增長；二是公司采取分紅、股份回購甚至并購的方式將盈利用于增加股東回報，表現為股東財富中金融資產的份額增長。Milberg（2013）認為20世紀80年代興起的“股東價值導向”促成了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企業為了維持核心競爭力，將附加值低的生產工序外包給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全球價值鏈。產品的國際化生產與為實現股東短期價值的金融化相互促進，而通過離岸外包帶來的利潤更多地被用于金融投資領域，產品部門投資占比不斷下降。張慕瀕（2010）進一步研究了這種現象對產業結構的危害。他認為產業資本轉化為金融資本，擠占實體經濟的發展空間，加大產業調整的難度。

3.文獻評述

從現有研究觀點來看，關于金融化與產業結構關系的不同論述，歸根結底是所研究的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國外文獻大多關注金融化對產業發展的危害，雖然研究視角多樣，但論述的核心都是非金融企業的金融化行為擠占了實體經濟領域投資，從而造成實業空心化，危害國家產業發展；國內只有少量學者持此觀點，部分學者雖然認為金融化惡化了國際市場環境，也承認金融化導致的金融危機使中國制造業損失慘重，但是他們更加強調金融化對我國產業升級的正面影響，即迫使產業結構升級，通過提高產品附加值，提升我國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根據現有研究成果，金融化這一全球性的趨勢，在我國表現出了不同的影響，這是由我國金融業、制造業發展的特殊階段決定的。從國內外文獻對比來看，國外的文獻關于金融化的理論探討更加深入和全面，歸納并探索出了金融化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路徑，但是國外的研究幾乎都是以美國為主的發達國家為研究對象，即使有少量研究發展中國家金融化現象的文章，也只關注金融自由化國家，如ElianeAraujo（2012）深入研究了巴西金融化現象。國內文獻關于金融化影響產業結構升級的機制剖析極為簡單，許多重要環節都是一筆掠過，研究深度不足。同時，已有文獻基本是從金融化與經濟發展的角度入手，折射出金融化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經濟發展的論題固然重要，但是產業結構升級是經濟發展中最核心的要素，有必要進行針對性的研究。當前我國十分強調金融體制改革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研究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升級的關系，具有極強的現實性和指導性。本文立足中國的現實情況，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深入分析了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的影響。

二、經濟金融化影響產業結構優化的機制分析

經濟金融化定義為金融市場、金融交易和金融結構在規模和地位上的提高。具體來說，金融化描述了非金融部門與金融市場之間關系的轉變。這種變化首先表現在非金融部門在金融領域投資的增多，其次表現在總收入中金融收入所占比重的提升。這種金融投資和收入的增加表現為金融總資產占經濟總產出比例的增加，也就是經濟金融化的量化衡量指標———金融相關率。產業結構指國民經濟中各產業的組成及其相互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主要指第一、第二、第三產業之間的聯系和比例關系。第一產業包括農業和畜牧業，第二產業主要指制造業，第三產業主要指服務業。產業結構的變化規律表現為第一產業產值在三次產業總產值中所占比例下降，而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比例逐漸上升。產業結構優化是一個動態的概念，指通過產業調整，使各產業協調發展，實現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高級化，并最終達到產業結構均衡化的過程。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機制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方面：

1.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合理化的作用機制

產業結構合理化主要是指產業類型結構與產業比例結構配置的科學化。即要求在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上，根據消費需求和資源條件，對初始不理想的產業結構進行有關變量的調整，理順結構，使資源在產業間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金融對產業結構的合理化調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至少兩次優化的過程。一方面，現存產業中存在部分劣質產業，需要金融資源的優化配置使劣質資源因無法獲得資金而被淘汰，或者將其轉化為優質資源；另一方面，某些優質資源發展過慢而導致產業配置比例的失衡，必須通過金融資源的二次優化配置，來扶持這些發展較慢的優質產業。經濟金融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產業類型結構和產業比例結構的合理化。

2.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高級化的作用機制

產業結構高級化是指產業結構由低水平產業狀態向高水平產值狀態的動態發展過程。通過產業結構的高級化過程，實現產業結構的整體產值狀態由低水平逐步向高水平的動態演進，實現產業結構高級化的根本動力是科技創新。金融發展支持產業結構高級化的過程主要包括了以銀行信貸為主導的間接金融支持和以資本市場為主導的直接金融支持，其核心目的是為企業的創新活動提供充足資金。間接金融支持主要是由政策性與補貼性信貸機制和市場性間接金融中的商業性信貸機制組成。

3.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均衡化的作用機制

產業結構優化的最終目的是達到產業結構系統中各個產業之間，以及產業發展與地區資源稟賦達到相互協調的和諧狀態。產業結構均衡化的核心是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避免資源浪費，使產業發展達到穩定狀態。一方面，市場競爭機制有利于資金的有效配給，使資金向優質產業流動和集中。另一方面，政府對市場性金融活動的干預有利于調節資金在不同產業間的配置，使資金使用達到帕累托最優。

三、指標選取及分析方法

1.衡量指標

（1）經濟金融化的衡量指標。英國經濟學家戈爾史密斯在其專著《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1961）中提出了衡量一國金融發展水平的數量指標———金融相關率（FIR），并給出了金融相關率的計算公式：金融相關率=金融活動總量/經濟活動總量。戈爾史密斯歸納出了構成金融相關率的七個因素，即貨幣比率、非金融相關比率、資本形成比率、外部融資比率、金融機構、新發行比率、金融資產價格波動和乘數等。按照他所考慮的諸因素計算金融相關率非常復雜，因此大部分學者采用一國全社會金融資產總值同國民生產總值的比值來表示金融相關率（FIR）。許多學者贊同采用金融相關率定量測度經濟金融化。如張慕瀕（2013）、豐雷（2010）、王芳（2004）等，蔡則祥（2004）在構建經濟金融化的指標體系時，指出金融相關率能夠反映經濟金融化程度和金融發展水平，可以在不同金融發展階段使用。參照前人的研究經驗，本文將采用金融相關率（FIR）作為經濟金融化的量化指標。金融相關率越高，可以認為金融化的程度越深。

（2）產業結構優化的衡量指標。產業結構優化具體可以分為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均衡化，因此本文將從這三個方面構造產業結構優化的衡量指標。

2.實證分析方法

為了避免模型出現偽回歸的現象，在本研究中首先將利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考慮殘差項序列相關的ADF單位根檢驗法，檢驗變量的平穩性，對于非平穩性的變量進行處理使之成為平穩時間序列。如果變量是單整的，那么我們將對相關變量進行協整檢驗（Cointe-grationTest）分別確定經濟金融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均衡化之間的長期關系。

四、結論及政策含義

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機制主要是通過產業結構合理化、產業結構高級化和產業結構均衡化三個方面進行的。實證分析的主要結論有：

①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確實受到經濟金融化水平的影響；

②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高級化表現出正向關系。說明在我國，金融發展拉動了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級化。金融證券化和虛擬化為產業發展提供資金，市場機制下，資金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從而扶持了高盈利產業，淘汰落后產能，構成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形成機制；

③經濟金融化與產業結構均衡化表現出負向關系，產業結構均衡化表現出“去金融化”發展。產業結構均衡化包含了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二是產業發展穩定化。金融化標志著大量金融衍生品出現，資金更容易進入高盈利部門，投機性增強，不可避免地造成產業波動，導致產業結構的均衡性降低；

④近年來，西方國家的金融化趨勢并沒有侵蝕我國的金融發展，而是帶動了我國的金融化。產業結構優化是一個重要的命題，它是政府制定產業結構政策的目標導向。本文從金融支持產業結構優化的視角出發，分析了在當今全球經濟金融化的大背景下，我國經濟金融化對產業結構優化的影響機制及效果。基于實證分析結果，本文針對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協調國民經濟各部門發展，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協整檢驗的結果證明經濟金融化和產業結構合理化是正向關系，而我國1978～2012年經濟金融化上升的同時，產業結構合理化卻表現出相反的趨勢。這說明雖然金融因素支持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其它影響因素卻阻礙了產業結構合理化。國民經濟各部門協調發展是產業結構合理化的重要基準。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將社會勞動總量按社會必要的比例分配在各個生產部門，保證全部產品價值的充分實現，達到國民經濟各部門的協調發展。

第二，擴大完善資本市場功能，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我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瓶頸在于資金的投入與產出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太少，根本問題在于高科技產業資金來源渠道不廣，融資方式單一，融資政策環境不寬松。促進產業結構高級化關鍵要開拓資金來源的渠道，國家財政需予以支持。一是對于一般的高科技產業，制定優惠的融資政策；二是實行超前融資政策，如允許高科技企業直接金融資本市場融資。

第三，改善金融市場環境，減少投機性投資對產業結構均衡化的干擾。需建立與金融工具、金融衍生品相配套的金融監管體系。同時，加強金融監管力度，調整和修正資本市場上內、外資不正當的投機性行為，制定完備的金融市場法律，有效制裁不當違法行為，以減少產業發展中的波動。在促進金融化的過程中，不僅要充分利用其靈活性和高科技性，還要有效防范金融化可能帶來的風險，使其服務于我國的產業結構優化。

作者:齊蘭陳曉雨單位:中央財經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