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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本文基于價值鏈視角，運用制造業行業面板數據，實證檢驗市場和技術兩個中介變量在高技術服務業提升制造業效率傳導機制的存在性，并針對不同要素類型和不同區域制造業進行相應分析。研究表明：高技術服務業的發展對不同要素制造業升級起到推動作用，市場在過程中起到中介作用，技術中介變量不顯著。

關鍵詞：高技術服務業；制造業升級；中介效應；價值鏈

一、引言

中美貿易戰使我國低端制造業陷入了困境，盡管從外因上講是由于政治經濟等原因帶來外部需求減少、生產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以及國內宏觀政策調整等多重壓力疊加導致的，但究其根本原因，主要還是因為我國制造業內部自身結構上存在較大問題。因此，中國制造業要走出困境，必須從過去片面注重生產環節向“研發”、“服務”與“生產”相結合的戰略轉變，必須高度認識高技術服務作為知識創新的創造者、傳播者，通過與制造企業的相互接觸，增強制造業創新能力的作用。

二、文獻綜述

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價值鏈后的發展軌跡主要有兩條，而兩條路徑的起點和終點一致，都是從OEM最終走向OBM。OBM被認為是最有利可圖的部分，相對于OEM，其位置決定了OBM需要更強的市場開拓能力和技術能力。對于市場開拓能力較強的國家或地區，其路徑一般從貼牌加工（OEM）開始，再通過全球物流契約（GLC）的發展，實現市場擴張，提升到自主品牌的制造（OBM）。對于技術能力較強的國家或地區，從貼牌加工開始，通過逐漸加入自行設計制造（ODM）模式，技術能力達到一定水平后通過市場的擴張，最終實現自主品牌的制造（OBM）。目前，從價值鏈視角看待服務業與制造業之間的推動關系的文獻并不多，劉明宇等（2010）通過MRO和CRO的案例分析發現，企業以關系性和結構性兩種方式嵌入到制造業價值鏈中，形成生產性服務業和制造業的協同發展，最終實現產業升級。關系性通過信息交換和知識分享提高價值鏈的整體效率。結構性嵌入生產服務的效率提升也與技術水平相關，同時也需要一個政策的推動。劉斌等（2016）從微觀層面運用投入-產出法考察制造業服務化對企業價值鏈升級的影響，制造業服務化提高了企業在價值鏈體系中的分工地位。（圖1）為檢驗相應的路徑研究，本文在面板數據模型中引入市場與技術兩個中介變量，試圖對目前細分產業提出有效促進產業升級的路徑。

三、研究方法、計量模型與變量

（一）研究方法。現實中，自變量除了對因變量有直接影響外，還有可能通過第三變量間接地影響因變量，即自變量X通過中間變量M來影響Y，則M為中介變量。當存在一個中介變量時，這種中介效應被稱為簡單或者單一的中介效應。隨著科學研究的拓展，越來越多學者研究多重中介效應模型，如一元多重中介效應，把簡單中介效應作為分析的基礎，在一個自變量和一個因變量中存在多個中介變量，由圖2所示圖2中介變量示意圖的路徑圖和相應方程說明變量之間的關系。本文應用一元多重中介效應檢驗。（圖2）（二）指標選取及數據來源說明。為了檢驗高技術服務業通過全球價值鏈中市場、技術兩條路徑促進制造業的升級，選取制造業升級（制造業平均利潤率）為因變量（IV），高技術服務業（高技術服務業法人數）為自變量（DV）。為了比較中介效應在不同要素密集類型之間的存在和傳導路徑的差異性，借鑒相關文獻研究成果結合行業屬性將制造業分為：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三大類。另外，關于影響制造業升級因素研究，以往學者主要認為規模、社會創新體系、綜合交易成本、所有制、要素稟賦、政策環境等影響了制造業升級，因此本研究將規模（工業銷售產值）、所有制結構（國有資本占比）、要素稟賦（國有新增建設用地面積）、政策環境（R&D經費中的政府投入）設置為控制變量（cv）。兩個中介變量（mv）分別是市場（工業銷售產值增長率）和技術（techch1）。本研究觀察期為2012～2016年。基于國家層面的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第三產業統計年鑒》。為消除價格變動影響，所有面板數據均調整為2000年不變價，同時對部分數據取對數，為滿足正態分布的假設，通過Hausman檢驗，模型選定為雙重固定效應模型，固定時間與省份。

四、實證結果分析

模型一、模型二、模型三和模型四分別對應檢驗中介效應的四個回歸模型。首先以模型一對高技術服務業發展對制造業產業轉型升級進行實證回歸（模型一），當回歸系數通過一定的顯著性水平檢驗時，則可以進一步檢驗中介效應的顯著性。進一步中介效應檢驗需要兩個步驟：一是進行以高技術服務業為自變量、市場指標或技術指標為因變量的回歸分析（模型二、模型三）；二是要進行以產業轉型升級為因變量、市場指標、技術指標和高技術服務業為自變量的回歸（模型四）。如果模型二中高技術服務業對市場的回歸系數和模型四的市場中介變量回歸系數（或模型三中高技術服務業對技術的回歸系數和模型四的技術中介變量回歸系數）均顯著，則說明市場（或技術）中介效應顯著。如果至少有一個不顯著，則需要進一步使用bootstrap法檢驗中介效應的顯著性。表1給出了高技術服務業對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產業升級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從中可知：高技術服務業對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升級產生正效應；在高技術服務業促進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過程中，市場起到了正向作用，技術中介效應不存在。（表1）表2給出了高技術服務業對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產業升級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從中可知：高技術服務業對資本密集型制造業升級產生正效應；高技術服務業促進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的過程中，市場起到了正向作用，技術中介效應不存在。（表2）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改革開放40多年以來，我國制造業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整體而言大而不強、發展質量不夠高的問題仍然十分突出。近年來，我國雖然提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但前期科學技術積累薄弱，發展資本密集型制造業所需的機床設備以及發展技術密集型制造業所需的關鍵技術對外依存度依然較高，現階段我國技術創新能力依然不強，仍未能給制造業、尤其是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升級提供足夠的動能。因此，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升級路徑是從貼牌加工（OEM）開始，通過市場擴張達到提升到自主品牌制造（OBM）的目的。表3給出了高技術服務業對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產業升級中介效應的檢驗結果。從中可知：高技術服務業對技術密集型制造業升級產生正效應；高技術服務業促進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的過程中，市場起到了正向作用，技術中介效應不存在。（表3）我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以市場驅動型產業為主，大部分是以貿促工，同時國內勞動密集型產業主要以民營企業為主，大多采取家族式經營，管理水平落后，對技術和知識等資源的需求較低，主要依靠自然資源以及低廉的勞動力。勞動力密集型制造業升級以市場拓展為主要動力，出口產品主要向東南亞、歐美發達地區、港澳臺等地流動。資源導向性的產業性質、粗放式經濟增長帶來的規模優勢以及人口紅利決定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價格低廉，憑借著比較優勢迅速占領國際市場。但也局限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特征，目前仍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低端，不具備研發設計、品牌、銷售渠道等高端投入要素，因此產品同質化嚴重，創新能力不足。因此，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升級路徑同樣是從貼牌加工（OEM）開始，通過市場擴張達到提升到自主品牌的制造（OBM）的目的。

參考文獻：

［1］Mathews，JAandCho，DS.Tigertechnology：thecreationofsemiconductorindustryinEastAsia［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0.

［2］劉明宇，芮明杰，姚凱.生產性服務價值鏈嵌入與制造業升級的協同演進關系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0（08）.

［3］劉斌，魏倩，呂越，祝坤福.制造業服務化與價值鏈升級［J］.經濟研究，2016.51（03）.

［4］溫忠麟，張雷，侯杰泰，等.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及其應用［J］.心理學報，2004.36（05）.

作者:黃家燎 單位:廣東工業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