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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十二五,中國經濟,發展環境

“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的條件更好了，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時期，我們應該充滿信心。但我們要堅持高標準發展經濟，在好的基礎上追求速度，我國經濟過五年又可以躍上一個新的大臺階。經過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逐漸趨于完善，以前很難做成的事情現在都可以做了。

這次金融危機過后，全世界都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看到了中國出色地應對了金融危機，誠心誠意地認為中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值得欽佩，這跟以前那種“口服心不服”大為不同。

“十二五”時期，我們面臨的發展環境比以往更好，但并不是說“十二五”時期我們要追求更快的增長速度。

當前，很多人都在討論“十二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面臨怎樣的形勢。在我看來，未來五年，中國發展經濟的條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好，我們面臨著一個非常好的發展環境。之所以這樣判斷，有五點理由：

第一，我國的經濟體系比以往更加完整。以前，由于我國市場經濟體系不完整，我們想做許多事情，有很多要素是不具備的。現在這些要素大都具備了。舉我熟悉的金融體系的例子，比如大學畢業生創業，以前由于缺少風險投資資金支持，畢業生自主創業很難；如今像風險投資基金（VC）、天使資金（AngelCapital）這類機構不少，只要一個大學生有好的創業項目和雄心壯志，他能比較容易地得到資金的支持。再比如，這幾年上海和其他地方一樣，股權投資基金（PE）發展很快，而且越來越專業化，一個好的企業想通過增資和收購兼并發展壯大就比較容易了。又如，以前PE、VC投資后通過國內證券市場退出很難，現在有了創業板，馬上還會有三板市場，退出渠道暢通了很多。經過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逐漸趨于完善，以前很難做成的事情現在都可以做了。這還會產生網絡效應，一件事情能做，導致另一件事情也能做，這些事情又會互相促進，形成了一個更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綜合環境。

第二，我國市場很大，規模效應愈發顯著。我國的市場是一個統一的巨大市場，這個優勢全世界只有美國可以和我們媲美，歐盟的市場還沒有真正統一。以前，我們的規模效應主要體現在中低端產品上，比如一般服裝、鞋類、消費類電子產品等。最近，高端產品市場的規模效應也顯著體現出來了，比如高檔汽車、先進醫療設備、高端制造裝備、高檔消費品等。高端產品規模效應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會更加明顯，因為國內企業向價值鏈的上端延伸有了內需市場的良好基礎，而高端產品市場創造的價值要比中低端市場多。比如吉利汽車，在并購Volvo后，它有望利用國內巨大的高端汽車市場短期內發展成為一家世界級的汽車制造商。又比如，我了解的一家由歸國留學生在成都創立的生產核磁共振儀（MRI）的公司，由于內需市場的巨大，使得其能迅速達產，降低了單臺成本，與同類進口產品相比具備了明顯的價格優勢。該公司的產品近期內還將出口到國外市場。

第三，我國的宏觀調控能力明顯增強，積累了許多成功的經驗和領導管理人才。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靈活性大大提高，確保了經濟較長時間的持續快速發展。許多國家在宏觀經濟管理方面并不成功，導致其經濟出現很大問題，比如不久前的美國次貸危機和當下的希臘、葡萄牙主權債務危機。可以說，近15年來宏觀調控的成功經驗是我們應對今后各種復雜形勢的一筆寶貴財富。更重要的是，在長期的宏觀管理實踐和改革開放中，我國積累了一批優秀的領導和管理人才，他們不僅擁有專業知識和在實踐中歷練出來的才干，而且年富力強，多數是改革開放以后參加工作的，他們對于改革開放的認識更加深刻，對于改革開放的信念更加執著。他們在“十二五”期間將走向更重要的領導崗位。

第四，我國的國際地位空前提升。這次金融危機過后，全世界都改變了對中國的看法，看到了中國出色地應對了金融危機，誠心誠意地認為中國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值得欽佩，這跟以前那種“口服心不服”大為不同。這幾年我國還成功舉辦了奧運會和世博會，給全世界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隨著我國國際地位的空前提升，全世界的資金、技術、人才都會在中國匯集，這給我們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優秀的資源，也給中國參與世界經濟金融體系的再造、使得其朝著有利于我們的方向發展提供了可能。前面提到的高端產品市場的規模效應使得海外主要廠家無一敢舍棄中國市場，因為中國幾乎都是它們所在領域全球增長最大的市場。這不僅為中國帶來源源不斷的先進技術，也為中國在“十二五”期間避免破壞性的貿易摩擦提供了利益博弈的條件。

國際地位提升和快速增長的巨大國內市場還為我國企業實行跨國并購聯姻、實現跨越式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與中國企業結伴發展，分享中國的增長，是當今世界許多企業夢寐以求的事。吉利若不是中國的企業，Volvo恐怕不會賣給它。里昂信貸證券（CLSA）與中信證券聯姻，也是因為中信證券是我國的一家大型券商。抓住這個機遇，把別人現成的領先技術利用起來發展自己，就能實現超常規的發展。

第五，我國的發展模式在一些方面開始彰顯優勢。

最近關于“中國模式”的討論多了起來。所謂發展模式講到底就是處理好兩個關系，一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二是執政黨和民眾的關系。就處理政府和市場關系而言，我國已經摸到了一些門道。在我國近十幾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并不是沒有遇到外部沖擊和內部資產泡沫的危險，有時候這沖擊和泡沫危險還非常大，但是政府采取了比較及時的措施，避免了大的動蕩，從而保持了經濟的平穩增長。這里的關鍵是政府采取措施不能為市場利益所制約，從而延誤時機。就這點而言，美國的體制就存在很大問題，次貸危機的爆發充分證明了這一點。不是沒有看到危機將要降臨，而是商業利益，特別是華爾街的利益，極大地阻止了政府采取及時有效的措施。

就處理執政黨和民眾的關系而言，很難說任何一個國家的模式就是完美的。這里的關鍵是執政黨既要讓民眾充分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又不能使決策完全聽憑時髦的民意。新加坡是這個關系處理得最好的國家。在一人一票多黨選舉模式下，許多不太發達的國家，甚至有些發達的國家，都犯了民粹主義（Popularism）的錯誤，執政黨為了選票，迫使政府以巨額負債維持福利開支，最終導致經濟不穩定。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沒有出現這種情況。

上述體制優勢在全球化深度推進的今天顯得更為重要，因為政府在經濟中的作用大大增加了。

“十二五”時期，我們面臨的發展環境比以往更好，但并不是說“十二五”時期我們要追求更快的增長速度。相反，中央關于“十二五”規劃的建議，淡化了對GDP增長的追求，三月份人代會將要通過的“十二五”規劃還會調低增長速度目標。這如何理解？總書記要求我們又好又快地發展，“又好又快”不是簡單地指經濟發展既要好又要快，而是要在好的基礎上，能快則快。因此，確定判斷經濟發展“好壞”的標準就非常重要。在確定“好”這個標準的時候，我認為要有一個高的要求，那就是要有利于中國發展成為未來幾百年甚至更長時間內世界一流強國這個目標的實現，凡是符合這個標準，就是“好”的發展，就是符合科學發展觀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