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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帶一路”是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平臺。然而，“一帶一路”沿線經濟體多為發展中國家，處于工業發展的中前期階段，中國企業投資過程中可能會面臨宏觀經濟不穩定、主權信用風險高、產業發展配套設施不完善、企業生產經營風險高等諸多經濟風險。應從政府、企業、民間多個層面著手，合理規避經濟風險，做好預案和應對措施，提高對外投資質量。

[關鍵詞]“一帶一路”;對外直接投資;經濟風險;應對策略

近些年來，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持續增長，對外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對外投資結構持續優化，對外投資區位更加多元。根據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統計數據顯示，中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額，由2003年的17.38億美元增長到了2018年的1205億美元，對外投資的國家（地區）達到161個，對外投資的企業數量達到5735家。尤其“一帶一路”為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重要途徑和通道，然而，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政治、文化處于工業發展的中前期階段，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可能會面臨不少經濟風險，如何合理規避及應對，提高對外投資質量，需要認真研究。

一、東道國經濟風險主要類型

1.宏觀經濟風險。宏觀經濟風險集中反映了東道國經濟增長的動態變化狀況，是與政治、制度和社會環境等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容易產生交叉風險進而影響對外直接投資。國內外實證研究表明，對東道國吸引FDI流入具有顯著促進作用的經濟要素包括：市場規模、經濟增速、國民收入、資源狀況、勞動力數量、對外開放程度等一系列宏觀經濟變量。如果東道國在這些方面沒有顯著的優勢，那么以上因素就成為抑制FDI流入的經濟風險，如經濟增速緩慢、市場空間狹小、國民收入水平低往往意味著產業發展落后、有效需求不足；基礎設施落后往往意味著流通難度大、物流成本高；對外開放程度低則往往意味著準入壁壘高、交易成本高，等等。東道國宏觀經濟狀況越好，越有利于創造一個穩定的經濟社會發展局面，能夠為外國直接投資創造良好外部環境。2.金融和債務風險。金融和債務風險主要是指東道國無法償還債權人債務，進而導致債權人可能面臨損失的風險，即東道國的主權信用風險。在國際資本流動形式中，對外直接投資受東道國政治經濟波動影響最大，在發生風險時很難撤回，容易造成較大損失。Hayakawaetal（2013）認為與短期的銀行貸款或組合投資不同，對外直接投資很難從發生金融風險的東道國撤出，一旦東道國的外債/GDP比率上升，東道國償債能力下降、金融和債務風險上升，將會給企業帶來巨大沖擊。金融和債務風險主要包括通貨膨脹狀況、利率和匯率水平、金融系統穩定性，以及東道國的主權信用狀況，如外債水平、赤字狀況、貿易條件，等等。如果東道國的金融風險較高或者債務償還出現困難，就會極大沖擊宏觀經濟和其他領域，引發系統性風險，無論是20世紀80年生的拉美債務危機，還是21世紀的歐洲債務危機，都是金融債務風險引起了東道國的國際資本流動巨大波動，進而影響宏觀經濟穩定健康發展。東道國的外債水平、償債能力、國際收支狀況、財政赤字水平等主權信用狀況，也會影響經濟穩定性。3.微觀主體經營環境風險。作為市場微觀主體，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除了面臨東道國的宏觀經濟風險外，還面臨中觀、微觀的經營環境風險。這一類風險具體體現在東道國的工業化水平、基礎設施狀況、市場結構、上下游配套，以及與企業經營管理直接相關的員工素質、工會組織、企業文化等內容上。從中觀層面來看，工業化水平、基礎設施狀況、市場結構、上下游配套等因素應作為經營風險的內容。落后的基礎設施會制約企業生產經營活動，提高運輸物流成本和運營成本；缺乏足夠的上下游配套企業支持，不僅難以獲得知識和技術溢出的集聚效應，更不利于企業提高生產效率；滯后的工業化進程一方面反映了市場規模空間有限，也反映了產業配套狀況。企業經營管理層面既包括生產運營、研發等經濟因素，也包括勞動力罷工、雇員安全等社會文化因素以及社會責任方面的管理因素。這些微觀層面的因素也會給企業對外投資經營帶來風險。

二、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應對經濟風險需要關注的幾個方面

（一）全面考察東道國的宏觀經濟與金融債務狀況。根據相關統計數據，當前中國海外企業承建的項目主要涉及房建、水電、道路、機場、通訊等多個行業。從承建海外工程的市場分布來看，主要集中在亞洲、拉美和非洲等地區，其中，亞洲約占45%，非洲占35%，拉美占10%。這些海外投資的大型基礎設施項目投資金額大、周期長，對東道國的經濟實力和財政狀況要求高，而且從風險水平看，發展中國家的國家經濟風險明顯要高于發達國家。因此，要重點考察東道國的債務水平、財政赤字水平、外匯儲備等能否在財政上支持重大工程項目的開支需求，一旦重大工程項目給東道國帶來巨大的財政負擔，很容易引發信用違約事件，給投資企業帶來巨大的經濟風險。如拉丁美洲地區的經濟波動性較大，在短暫的經濟增長之后容易出現大幅下滑，同時這些地區的價格會頻繁波動干擾企業正常穩定的投資生產，因此，需要從靜態與動態幾個維度全面考察東道國經濟發展狀況，避免經濟波動帶來巨大風險。（二）關注東道國的營商環境。營商環境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政商關系的重要標志，是衡量經濟風險與其他風險相互疊加的交叉風險的重要方面。自2003年以來世界銀行每年全球營商環境報告，通過十大評價體系指標，量化反映私營企業建立、運營和發展壯大的制度環境和法治環境。營商環境包括政府誠信狀況、經濟改革、申請審批等經濟領域的事項。近些年，中國企業在“走出去”過程中遇到缺乏誠信的政府案例時有發生。因此，對外投資一定要重點關注和審慎評估東道國的政府誠信狀況、政務環境，在投資決策時可以參考每年的全球營商環境報告。（三）關注東道國產業發展配套設施。東道國的上下游配套產業鏈是否完善，也是對外直接投資經濟風險的重要內容。“一帶一路”沿線很多國家都處在發展的起步階段，處于工業化的中前期階段，甚至是初期階段，很多產業配套設施跟不上，與國內完善的產業鏈配套設施相差甚遠。如果按照國內標準建設大型工程項目，如高鐵、城軌、地鐵、水利設施、電力工程等，可能面臨上游投入品短缺、下游產品需求不足的狀況，不僅會造成工程投資成本很高，還可能導致項目擱淺和中止。產業配套設施問題，還體現在軟件配套方面。思想觀念、發展理念、文化習俗不一，也會導致企業對外投資面臨風險。如當前部分發展中國家參考借鑒中國成功的工業園區發展模式，將工業園區模式引入國內，并吸引中資及海外企業到園區投資興業，但是這些國家只看到中國園區建設的表面，沒有學習背后的一整套經營管理模式，他們認為只要工業園區竣工立馬可以產生經濟效益，給當地帶來經濟發展和稅收收入，殊不知工業園區竣工只是個開端，后續還要通過提供優質的軟性服務吸引各類要素在園區內聚集，經過苦心經營和精心運營才能真正推動帶動當地經濟發展。部分國家政府急功近利的短視做法，與中國經營園區理念的差別，也給中國企業“走出去”投資建設海外工業園區帶來一定困擾和合作障礙。（四）關注東道國經濟體制改革進展。經濟體制是影響中資企業海外投資的重要因素之一。國外不同州之間的法律、經濟體制差異很大，如果政府缺乏全面綜合性的配套改革，就可能面臨單憑個人無法撼動整體體制改革，從而影響外資企業生產經營的問題。以海外某中資皮制品生產企業為例，該企業負責人談到所在國有關皮革制品出口的限制問題時表示，該國法律規定只允許皮革產品以最終產品形式出口，不允許皮革中間產品出口。當中資企業與當地政府部門交涉時，政府工作人員表示以皮革中間品出口在情理上說得通，但是在法律法規還未廢除前仍需要書面提出申請層層審批，以后每次遇到此類情況都要辦理復雜的流程和手續，給企業的生產經營帶來極大的不便利，無形中增加了交易成本。根源就在于該國缺乏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頂層設計，缺乏配套的綜合性改革，造成一些具體操作層面的障礙和掣肘，導致政府辦事效率低下，增加了制度性成本。（五）關注東道國的特殊管制政策。由于經濟發展落后、外匯稀缺，很多發展中國家匯率極不穩定，所以會實行匯率管制政策，中資企業需要十分關注東道國的匯率管制政策。譬如非洲某發展中國家實施嚴格的外匯管制措施，不允許外資企業將外匯轉入母國，導致中資企業在海外的投資收益無法匯回國內，只能用于繼續投資或購買東道國本土商品，資金只能在東道國的商業活動內循環，導致中資企業在東道國的投資發展意愿下降。不僅如此，還存在由于外匯稀缺導致中資企業無法獲得足夠的外匯用于購買企業生產經營所需產品的現象。如在非洲某國運營當地城市軌道的中資公司，近些年只獲得了為數較少的幾百萬美元外匯配額用于購買日常零部件，與城軌運營的實際需求相差甚遠，況且投資所在國缺乏配套零部件生產基地，給企業的正常生產運營造成了極大影響。（六）關注東道國生產經營風險。近些年，由于中國土地、勞動力等要素成本不斷上升，而東南亞、非洲等欠發達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優勢十分明顯，這也是當前中國很多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因素之一。不過，盡管東道國的勞動力廉價，但是與國內成熟的產業工人相比，當地的勞動力素質普遍不高，并且存在著法律體系與勞動力素質“倒掛”的問題，即勞動力法律制度參照西方發達國家標準，政府法律法規及工會保護勞動者，然而，企業一方面需要花費很大的成本培訓勞動力，另一方面卻面臨著員工經常性地罷工、工作報酬超過其勞動貢獻的不合理訴求，導致中資企業日常生產經營困難、經營管理成本不斷攀升等問題，極大地影響了中資生產經營和海外投資信心。

三、中國企業規避對外直接投資經濟風險的策略選擇

中國政府作為“一帶一路”的發起者，是總體框架和機制設計的主導者，企業作為“一帶一路”“走出去”的微觀主體，是實際的參與者和踐行者，在推進過程中政府與企業應該相互配合、相互補充、相得益彰，同時，鼓勵民間各類組織積極參與其中，構建“一帶一路”建設命運共同體。本著“效益優先、風險可控”的原則，審慎推進，穩扎穩打，不急功近利，不追求一蹴而就，盡可能規避對外直接投資中面臨的各類經濟風險。（一）政府間構建雙邊投資協定，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制度性保障。雙邊投資協定作為一種保障國家間商貿往來和企業投資經營活動的制度設計，有利于推動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通過簽訂雙邊投資協定（BIT）可以有效地降低政治、經濟風險對OFDI的不利沖擊，提高企業抵御對外投資經濟風險能力。中國需要積極推進與主要投資國的雙邊投資協定的簽署、更新或延長，爭取使BIT中相關待遇能涵蓋國有企業的合法投資經營，有序穩妥促進國有、民營、私人資本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從具體操作層面，還可以探索建立國家間專屬經濟合作區。設計一套適合兩國國情，不受海外國政權、黨派更替影響的經濟領域的合作框架。可借鑒蘇州的新加坡工業園區模式，由兩國政府高層商定簽署協議，在一個穩定的政策體系和經營框架范圍內，持續引進合適的項目，長期穩定地合作，分享收益、共擔風險，打造中外合作產業園典范，為“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塑造名片。（二）建立東道國投資經濟風險預警與評估機制。建立政府引導、智庫主導、企業參與的國家經濟風險評估系統以及風險預警機制，覆蓋對外直接投資國家經濟風險的預測、監控與評估體系，重點評估“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風險，以及發達國家的金融風險。鼓勵官方和民間智庫共同加強研究，構建經濟風險評估指標體系，根據國別主權信用風險、宏觀經濟風險等類別及時專題信息，提高信息針對性和時效性，讓企業能夠及時準確地掌握東道國的經濟風險信息。同時，企業在對外投資時也要進行充分的經濟風險評估。一是要充分評估東道國的宏觀經濟發展、基礎設施配套、經濟政策等情況，二是應及早與海外投資的中資企業溝通聯系，了解海外實際情況，掌握充分信息，在信息充分對稱的情況下做出決策。（三）成立海外企業經濟聯合會，分享海外中資企業經濟信息。海外的中資企業應該加強交流與合作，信息互通有無，形成抵御對外直接投資經濟風險的合力。通過政府統籌安排在海外某國成立中資企業海外聯合會，制定聯席會議制度，定期召開會議，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一方面，向國內集中反饋信息，便于政府及時掌握“一帶一路”的相關情況，以便獲得國內的政策支持；另一方面，在海外國遭遇不合理的境遇時，可以通過企業聯合會的名義與所在國政府進行談判，維護自身的權益；最后，還可以發揮海外聯合會作為企業溝通交流的平臺作用，架構起海外企業分享經營管理經驗的橋梁，共同提高生產管理水平和經濟效益。（四）提高技術標準輸出優質產能，化解海外市場風險。在“一帶一路”產能輸出過程中，無論是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還是工業制造加工，打造標準化的技術流程，形成行業的技術標準是最重要的。即使是在欠發達的非洲，中國企業“走出去”最重要的方面是要定下技術標準，輸出高技術產能。（五）根植本土文化，加強企業文化建設。從企業微觀層面而言，內部的管理制度、文化建設和員工培訓管理等方面也是決定企業海外投資經營成敗的重要因素。由于人的觀念與理念是根深蒂固的，根植于當地的文化風俗、宗教、法律法規，適用于中國的管理和激勵制度有可能水土不服。因此，企業管理者要十分熟悉海外國的文化、宗教、法律法規等情況。加強溝通和企業文化建設，設計雙方都能夠接受的方案，構建恰當的激勵機制，化解勞資雙方矛盾，才能達到雙贏的局面。

作者:汪彬 單位:中共中央黨校